三、比興傳統

作為《詩經》的表現手法，“賦比興”三者在中國文學發展中產生了重要影響。比與興在《詩經》中常常合用，並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兩者都可以產生含蓄蘊藉的藝術效果，因而常常並稱為“比興”。比興的藝術表現手法成為後代詩人使用最為頻繁的表現手法，也成為後世評論家所推崇的創作法則。

《詩經》所建立的比興傳統指的是運用形象化的思維，塑造鮮明的藝術形象，構成情景交融、含蓄蘊藉的藝術境界。其具體的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由物及情，即欲言情先說物。二是借物而言誌，即不言誌隻寫物。三是借景抒情，作者通過物象來表達情感。這三種方法都可以產生意在言外的含蓄美。因而，比興傳統對中國詩歌影響最為重要的是創造出含蓄蘊藉的詩歌意境。古人對於含蓄蘊藉的詩歌意境頗為重視，並給出了不少精到的解釋。如清人葉燮在《原詩》中指出了“含蓄”的內涵，並給出了極高的評價：

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旨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引人人溟漠恍惚之境，所以為至也。

含蓄指的是“可言不可言”“可解不可解”“言在此而意在彼”，就如我們今天所說的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含蓄乃詩歌的最高境界。

《楚辭》繼承了《詩經》的比興傳統，並有了進一步發展，“香草美人”成為比興的代名詞。如王逸在《楚辭章句》的序言中指出：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托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

王逸明確指出，《離騷》中眾多帶有寄托意味的物象描寫源自於《詩經》的比興傳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並分析了各類物象具體所指。從王逸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楚辭》對《詩經》的傳統是有所發展的，即表現的詩境更為含蓄。

《楚辭》之後，不管是漢樂府民歌，還是建安詩歌，以及唐代詩歌，“比興”一直為詩人所重視。直到宋詞，比興也是重要的表現手法，如辛棄疾的詞常常借助香草美人、山水風月、花鳥蟲魚等來表現其愁苦、悲憤的精神，表現了他對國家、民族的憂慮，塑造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形象。

比興在詩歌中的運用所產生的主要作用是借景抒情。由此，外物被引入詩中，詩歌的組成因素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詩中除了情還有物，客觀物象與主觀情感融合在一起，即情景交融、情景相生。情景交融、情景相生的物我合一就是詩歌最引人注目的境界——“意境”。較早提出“意境”一詞的是相傳為王昌齡所作的《詩格》一書：

詩有三境：一日物境，一日情境，一日意境……意境三，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

這裏將意境作為評價詩歌的最高標準。在此之後，意境理論有了較多的發展。如司空圖的韻味說，嚴羽的興趣說，王士禎的神韻說，以及王國維的境界說。這些理論都是強調詩歌應該以追求意境為妙，都可以追溯到《詩經》的比興傳統。

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詩經》留給我們的財富當然不僅僅是以上三點。係統挖掘《詩經》這座寶庫，也遠遠不是我們這本小書所能做到的。《詩經》的價值，需要廣大讀者一起來慢慢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