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論青年的修養和教育問題

事情畢竟是青年做的,還記得我當十餘齡時，正是戊戌維新的前後，年少氣盛，對於一切事，都是吾欲雲雲，看得迂拘守舊的老年人，一錢不值了。後來入世漸深，閱曆漸多，覺得青年雖然勇銳，卻觀察多失之浮淺，舉動多失之輕率，漸漸不敢讚同。然而從辛亥革命，以至現在，一切事業，畢竟都是青年幹出來的。中年以上的人，觀察固然較深刻，舉動固然較慎重，而其大多數，思想總不免於落伍，隻會墨守成規，不肯同情變革，假使全國的人，都像他們的樣子，進步不知要遲緩多少？進步一遲緩，環境壓迫的力量就更強，現在不知是何現狀了？

世間的事物，是無一刻不在變動著的，而人每失之於懶惰，不肯留心觀察，懶惰既久，其心思就流於麻木了。外麵的情形，業已大變，而吾人還茫然不知，以致應付無一不誤。青年的所以可貴，就在他胸無成見，所以對於外界的真相，容易認識，合時的見解，容易接受，雖亦不免錯誤，而改變也容易。每一時代之中，轉旋大局的事情，總是由青年幹出來，即由於此。

既如此，青年對於環境，就不可不有真確的認識。如其不然，就和老年人一樣了。

朱子說:“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一人如此，一個社會亦然。任何一種風氣，都失之偏重。中國的讀書人，向來是迂疏的，不足以應世務，而現在的一切事務，又多非有專門技術不行，因此，遂養成一種重技術而輕學問的風氣，多數人認為技術就是學問。

而真正有學問，或從事於學問的人，反而受到人的非笑。其實技術隻是依樣葫蘆，照例應付，外界的情形，已經變動了，而例不可以再照，技術家是不會知道的。譬諸跛盲相助，學問家是跛者，技術家卻是盲人，跛人離盲人，固不能行，盲人無跛人，亦將不知所向。而在社會的分工中，做盲人較易，做跛者較難。所以古人重道而輕藝，其見解並沒有錯。不過後來的所謂道，並不是道，以致以明道自居者，既跛又盲罷了。古人所以分別功狗功人，現代的人之所以重視領袖，亦是為此。

我並不是教個個人都做領袖，亦不是說隻有做領袖的人,方才可貴，構成一所大廈，棟梁與磚石，原是各有其用，而其功績亦相等的。但是做局部工作的人，對於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要通知其原理，而不可如機械般，隻會做呆板的工作，則該是現代的文化,所以不同於往昔的。然一看現在社會上的情形，則此種新文化，絲毫未有端倪，而偏重技術，造成一種刻板機械的人的風氣且更甚，許多青年，就在此中斷送了。古人的錯誤，不在其重道而輕藝，乃在其誤解道的性質，以為過於高深，為一般人所不能解，雖教之亦無益，於是不得不讚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類的議論了。其實人的能力，蘊藏而未用，或錯用之者甚多，普通的原理，絕非普通的人所不能解，愚笨的人所以多，隻是教育的缺陷罷了。

這所謂教育，並非指狹義的學校教育，乃指一般社會的風氣和製度。且如現在：（1）既有輕學問而重技術，又或誤以為技術即學問的見解。（2）而高居人上的人，大都是誌得意滿的，甚或驕奢**逸，隻有頤指氣使之習，更無作育人才之心，所以隻愛護會做機械工作的人。“堂上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倘使對於所做的事情，有深切的了解，因而對於現狀有所不滿,而要倡議改革，那反會遭到忌妒和斥怒的。（3）又因生計艱難，年青的人，都急求經濟上有以自立，而要在經濟上謀自立，則技術易而學問難。或且陷於不可能，輿論的是非，其實隻是他本身的利害,於是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以致宗族交遊之所以相策勵者，無一非謀食之計而已。（4）及其既得之後，有些人遂不免以此自足，不肯深求，到機械工作做慣了之後，就心思漸流於麻木，要圖進取而亦有所不能了。久之，遂至對於環境，毫無認識,雖在年富力強之時，亦與老耋之人無異，此即程子所謂“不學便老而衰”。所以說：現在的社會風氣和製度，把許多有為的人葬送了。不但如此，人是離不開趣味的。一個研究學問的人，看似工作艱苦，其實他所做的事情很有趣味，工作即趣味，所以用不到另尋刺激，作機械工作的人，就不然了。終日束縛之馳騁之於勉強不得已之地，閑暇之時，要尋些刺激，以消耗其有餘而被壓迫著不得宣泄之力，以生心理的要求而論，是很正當的，現代都會之地，**樂之事必多，即由於此。因為都會就是機械工作聚集之所啊！現代的社會或政治製度，實不可不大加改革，其要點：是（1）無論研究何種學問的人，對於一切學問，都不可不有一個普遍的相當程度的認識，尤其是社會科學。（2）對於其所專治的一門，不可隻學技術，而置其原理於不顧。（3）因為如此，所以用人者，不可竭盡其力，當使其仍有餘閑，以從事於學問。依我的愚見，不論公務員或其他團體的職員，皆當使其從半日辦事，半日求學，辦事幾年之後，再令其求學幾年；其所學，當以更求深造或博涉為主，不可但求技術的熟練，或但加習某種技術。如此，仕與學同時並進，再更迭互進，自然公務員階級和職員階級的氣象，和現在大不相同。這才是真正的民主教育。凡物散之則覺其少,聚之則覺其多。把現在坐井觀天的人，都引而置之井上，使其一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的景象，社會的情形，自然煥然改觀了。無論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所要求於大多數人的，總是安分。這所謂分，並不是其人應止之分，隻是統治者所指定的分罷了。這時代所謂安分的人，是受人家的命令而安分的，為什麽那一塊地方是我的分？為什麽我要安於此。他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此乃迷的安分。依我的說法,則是人人明白了全體，從全體中算出自己的分地來的，可謂之智的安分。惟其如此，才能人人各安其分，而不致有爭做領袖的事情，這就是民治主義深根固蒂之道。社會製度，是不易一時改革的，青年在今日環境之中，卻不可不思所以自處，因為現在正是解人難索的時代呀！

孔子以知仁勇為三達德，前篇所言，隻說得一個知字，人本不該以知字足，而且知和勇，都是從仁中生出來的。所以古人說:“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西哲說:“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孔子說：“仁者必有勇。”王陽明說：“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就是這個道理。

如其一個人誌隻在於豐衣足食，大之則驕奢**逸。試問這個人，會懂得經濟學、財政學否？經濟學是替社會打算的，財政學是替國家打算的？誌在豐衣足食，或驕奢**逸的人，對於社會國家的問題，如何會發生興趣呢？如此，經濟學財政學所說的，就都是話不投機的了，你如何會讀得進去？尋常人總以為人是讀了某種書，然後懂得某種道理的，其實人是對於某種道理，先有所懂得，然後對於某種事實，會發生興趣；然後對於某種書籍，才讀得進去的。如其不然,就該同樣研究的人，成績都是同樣的了，安有此理？

學問從來沒有替個人打算的，總是替公家打算的，替公家打算，就是所謂仁。所以不仁的人，決不能有所成就。你曾見真有學問的人，為自私自利的否？你曾見真有學問的人，而陰險刻薄，凶橫霸道的否？這一個問題，世人或亦能悍然應曰：有之。而舉某某某某以對。其實此等人並不是真有學問，不過是世俗所捧罷了。世俗所以捧他，則正由世俗之人未知何者謂之學問之故。所以真的學問，和道德決無二致。

德行的厚薄，似乎是生來的，其實不然，古人說彝秉之良，為人所同具，此言決非欺人。其所以或則僅顧一身一家，或則誌在治國平天下，全是決之於其所受的教育的。不然，為什麽生在私有製度社會中的人，隻知利己，生在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就想兼利社會昵？我們現在的社會，在原則上，其相視，是如秦人視越人的肥瘠，然而雲南南境的猓玀還有保存公產製度的習慣。他們的耕地，是按人數均分的。我們要加入他們的社會，隻要能得到他們的允許，他們便立刻把土地重新分配一下，分一分給我們。而且相率替我們造屋，供給我們居住，這較之我們今日的人情，其厚薄為何如？難道是“天之降才爾殊”麽？仁不仁屬於先天抑後天，可以不待辨而明了。

我們所處的環境，固然不良，然而我們既受到了較良好的教育，斷沒有人能禁止我們不自擇良好的環境。良好的環境安在呢？

還記得清丁酉年(公元1897年），梁任公先生，在湖南時務學堂當教員，他教學生一種觀法。他說:“人誰不怕死？死其實不足為奇，你試閉著眼睛想著：有一個炮彈飛來，把你的身子打得粉碎，又或有利刃直刺你的胸腹，洞穿背脊，鮮血淋漓，此時你的感想如何？你初想時，自然覺得害怕，厭惡，不願意想。想慣了，也就平淡無奇了。操練能改變觀念，久而久之，就使實事來臨，也不過如此。”讀者諸君，這並不是梁先生騙人的話。明末的金正希先生，和人同遊黃山，立於懸崖邊緣，腳底隻有三分之一在山上，三分之二，卻空懸在外，同遊者為股栗，先生卻處之泰然。問他為什麽要弄這狡獪以嚇人？他說:“這並不是弄狡獪，乃所以練習吾心。”他平時有這種功夫，所以後來守徽州時，臨大節而不可奪。讀者諸君，這並不是金先生獨有的功夫，此項方法，乃自佛教中的觀法，承襲變化而來，宋明儒者是看作家常便飯的。所以這一個時代，氣節獨盛。他們在當時，雖不能挽回危局，似乎無濟於事，然其一股剛正之氣，直留詒到現代，遺大放其光輝。此所謂“城濮之北，其報在邲”，正如大川之水，伏流千裏，迂回曲折，而卒達於海，正不能不謂之成功。

讀者諸君！這種議論，你們或還以為迂闊，則請你們看看，現在街頭巷尾，餓死凍死的，共有若幹人，再請你到貧民窟中去看，他們所過的生活是什麽樣子？是不是所謂非人生活？你再回到繁華的都報中，看看驕奢**逸的樣子，你心中作何感想？你還覺得這些事快樂否？你雖不看見，你總還能耳聞，現在有些地方，你的同胞，受人欺淩踐踏，比奴隸牛馬還不如，這些人中，或者有你的親戚朋友，甚而至於父母兄弟妻子在內，你心中作何感想？佛爭一柱香，人爭一口氣，你覺得我們有求一個揚眉吐氣的日子的必要否？還是以在目前你能夠頤指氣使的地方頤指氣使為己足。想到此，不但誌在豐衣足食，或者驕奢**逸，是不成氣候，就是有一絲一毫功名之念，亦豈複成其為人？讀者諸君，人最怕太忙，把性靈都汩沒了，不但馳逐於紛華靡麗之場為不可，就是沉溺於故紙堆中，弄得頭昏腦脹，把我們該怎樣做人的一個問題，反省的功夫，都忙得沒有了，也不是一回事，孟子說得好：“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幾希，則其旦畫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也不遠矣。”從來非常之才，每出於窮僻瘠苦之鄉，而必不生於粉華靡麗之地，就是為此，不可以不猛省啊！

（此篇為作者刊於1940年《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和1941年4月7日《正言報》的兩篇文章的合編，

標題係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