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如何為學和做人 1.青年為學應深通、深入

單說研究學術，似乎太空泛了些，我現在，指出青年研究學術應該注意的兩點：

1.1眼光要放大

大不是空廓不著實際之謂，乃是不拘於一局部，則對於所專治的學問，更能深通，而出此範圍以外，亦不至於冥行摘埴。關於這一點，雷海宗先生的話，可謂實獲我心（此篇係《大公報》星期論文，題曰《專家與通人》，今據一九三〇年四月八日《中美日報》每周論選節錄）。他說：

專家的時髦性，可說是今日學術界的最大流弊。學問分門別類，除因人的精力有限之外，乃是為求研究的便利，並非說各門之間，真有深淵相隔。學問全境，就是對於宇宙人生全境的探討與追求。各門各科，不過由各種不同的方向和立場，去研究全部的宇宙和人生而已。人生是整個的，支離破碎之後，就不是真正的人生。為研究的便利，不妨分工，若欲求得徹底的智慧，就必須旁通本門以外的智慧。各種自然科學，對於宇宙的分析，也隻有方法與立場的不同，對象都是同一的，大自然界，在自然科學發展史上，凡是有劃時代的貢獻的人，沒有一個是死抱一隅之見的。他們是專家，但又超過專家。他們是通人。這一點，總是為今日的專家與希望作專家的人所忽略。

一個科學家，終日在實驗室中，與儀器及實驗品為伍，此外不知尚有世界，這樣一個人，可被社會崇拜為大科學家，但實際並非一個全人，他的精神上的殘廢，就與足跛耳聾，沒有多少分別。再進一步，今日學術的專門化，不限於科。一科之內，往往又分許多細目。例如曆史專家，必須為經濟史或漢史，甚或某一時代的經濟史或漢代某一小段。太專之後，不隻對史學以外不感興味，即對所專以外的部分，也漸疏遠，甚至不能了解。此種人本可稱為曆史專家，但不能算曆史家。片斷的研究，無論如何重要，對曆史真要明了，非注意全局不可。我們時常見到喜歡說話的專家，會發出非常幼稚的議論。他們對於所專的科目，在全部學術中所占的地位，完全不知，所以除所專的範圍外，一發言，不是幼稚，就是隔膜。

學術界太專的趨勢，與高等教育製度，有密切的關係。今日大學各係的課程，為求專精與研究的美名，舍本逐末。基本的課程，不是根本不設，就是敷衍塞責。而外國大學研究院的大部課程，在我國隻有本科的大學內，反而都可找到。學生對本門已感應接不暇，當然難以再求旁通。一般學生，因根基太狹，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談不到，廣泛的博通，又無從求得。結果，各大學隻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知識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專門研究，又不能應付複雜的人生。抗戰期間，各部門都感到人才的缺乏。我們所缺乏的人才，主要的不在量而在質。雕蟲小技的人才，並不算少，但無論作學問或作事業，所需要的，都是眼光遠大的人才。

凡人年到三十，人格就已固定，難望再有徹底的變化。要作學問，二十歲前後，是最重要的關鍵。此時若對學問興趣，立下廣泛的基礎，將來工作無論如何專精，也不至於害精神偏枯病。若在大學期間，就造成一個眼光短淺的學究，將來要作由專而博的工夫，其難真如登天。今日各種學術，都過於複雜深奧，無人能再希望做一個活百科全書的亞裏斯多德。但對一門精通一切，對各門略知梗概，仍是學者的最高理想。

這一篇話可謂句句皆如我之所欲言。以我所見，今日的青年，專埋頭於極狹窄的範圍中，而此外茫無所知的，正不在少。此其原因：

（1）由於其生性的謹願，此等人規模本來太狹，不可不亟以人力補其偏。

（2）則由於為現時尊重專家之論所誤，讀雷君此文，不可不瞿然警醒。

（3）亦由迫於生計，亟思學得一技之長，以謀衣食。然一技之長，亦往往與他科有或深或淺的關係。而人也不該隻想謀衣食，而不計及做一個完全的人。而且苟能善於支配，求廣博的知識和求專門的知識技能，也並不相礙，而且還有裨益。

所以現在在校的學生，固應於所專的科目以外，更求廣博的知識。即無機會受學校教育的青年，亦當勉力務求博覽。學問有人指導，固然省力，實無甚不能無師自通的。現在的學生，所以離不開教師，正由其所涉的範圍太狹，以致關涉他方麵的情形，茫然不解。遂非有人為之講解不可。亦由其看慣了教科書講義，要句句看得懂的書，方才能看，肯看，不然就擱起了。如此，天下豈複有可讀之書？若其所涉博，則看此書不能懂的，看到別一部書，自然會懂，屆時不妨回過來再讀這部書，何至於一有不通，全部停頓？須知一章一節，都有先生講解，在當時自以為懂了，其實還不是真懂的。所以求學的初步，總以博涉為貴，而無師正不必引為大戚，況且現在孤島上的學校，能支持到幾時，根本還不可知呢，難道沒有學校，我們就不讀書了麽？

1.2治學問要有相當的深入

曆史上有一件故事：漢宣帝是好法家之學的，其兒子元帝，卻好儒家之學。據《漢書·元帝紀》說：元帝為太子時，“嚐侍燕，從容言：陛下恃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安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後來元帝即位，漢朝的政治，果自此而廢弛。這“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十個字，可謂深中儒家之病。儒家崇尚德化，自係指小國寡民，社會無甚矛盾的時代言之。此時所謂政治，即係社會的公務。為人君者所發的命令，誠能行於其下；而其日常生活，亦為人民所共見共聞，如其持躬整飭，自能使在下的人，相當的感動興起。有許多越軌的事情，在上者果然一本正經，在下者自然不敢做。因為一本正經的在上者，對於在下者的不正經，必經要加以懲治的，而其懲治亦必有效力。舉一個實例：吾鄉有某鄉董，不好賭。當這鄉董受任以前，有一群無賴，年年總是要在該鄉中開賭的，差不多已成為慣例了。某鄉董受任以後，他們依舊前來請求。拒絕他，是要發生很大的糾紛的。某鄉董也就答應了。到開賭之期，某鄉董卻終日坐在賭場上。一班想賭的人，看見他，都望望然去之，這賭場竟無人來，不及期，隻得收歇。古之所謂德化者，大約含有此等成分，而俗儒不察事實，以為所謂德化者，乃係一件神秘的事，不論環境如何，也不必有所作為，隻須在深宮之中，暗然自修，就不論遠邇，都可受其影響了。

還記得中日甲午之戰，中國屢戰屢敗，有兩個私塾學生，乘著先生出去，相與研究其原因。甲學生說不上來，乙學生想了俄頃，說道：“總還要怪皇帝不好，他為什麽不修德呢？”甲學生聽了，甚為佩服。這固然是個極端的例，然而從前的迂儒，其見解大概是這樣的，至多是程度之差，而不是性質之異。此其受病的根源，即在於不察名實，不管眼前的景象如何，書上的學說背景如何，似懂非懂的讀了，就無條件的接受了，以為書上具體的辦法，就可施於今日了。

主張複古的人，至於要恢複井田封建，其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此。即不泥於事實而務推求原理，也還是要陷於同樣的謬誤的。因為原理本是歸納事實而得的，不察事實，就不論怎樣不合實際的原理，也會無條件加以接受了。

譬如一治一亂，是中國士大夫很普遍的信條，為什麽會相信一治一亂，是無可變更的現象；而一盛一衰，遂成為人間世無可彌補的缺陷呢？因為治必須震動恪恭，而他們認人之性是一動一靜，緊張之後，必繼之以懈弛，因而勤勞之後，必繼之以享樂的，而人之所以如此，則實與天道相應，這是從《周易》以來相傳下來的觀念，可說是中國最高的哲學思想。

其實易家此等見解，乃係歸納自然現象而得，根本不能施之於人事。因為人是活的，自然界是死的。即欲推之於人事，亦隻能適用於有機體，而不能適用於超機體。個體是有盛衰生死諸現象的，群體何嚐有此？目今論者，往往指某民族為少壯，某民族為衰老，其實所謂衰老，隻是一種病象罷了。生命既不會斷絕，病就總是要痊愈的。生命既無定限，亦沒有所謂盛壯及衰老！然則《周易》的哲學，根本是不能用之於社會現象的。而從前的人，卻以為其道無不該，正可以說明人事，正應該據之以應付人事，這就是不察名實之過。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把《易經》的哲學和社會現象校勘一番，以定其合不合，而先就無條件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