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讀舊史入手處

舊時史部之書，已覺其浩如煙海；而如前文所述，欲治史者，所讀的書，還不能限於史部；而且並沒有一個界限，竟把經、子、集三部的書都拉來了。這更使人何從下手呢？且慢，聽我道來。

欲治史者，所讀的書，因不能限於史部，然仍宜從史部為始；而且在史部之中，要揀出極少數、極緊要的書來。

此事從何著手？

2.1當知舊史之重在理亂興衰和典章經製

舊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1）政治不可偏重，非謂政治可以不重；（2）而政治以外的事項，亦可從政治記載之中見得（如舊史的食貨誌，雖偏重財政，然於社會經濟情形，亦多涉及。又如百官誌，似乎專談政治，然某一朝的政府，對於某種經濟、文化事業，曾設官加以管理，某一朝卻放棄了，亦可於其中見得。舉此兩端為例，其餘可以類推），此二義亦不可不知。所以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仍為今日讀史極重要的部分，而宜先讀。

舊時史家視為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讀馬端臨（貴與）先生的《文獻通考總序》而得到解答。他把史事分為兩大類：一曰理亂興衰，一曰典章經製。前者是政治上隨時發生的事情，今日無從預知明日的；後者則預定一種辦法，以控製未來，非有意加以改變，不會改變（此就形式言，其實際有效與否，另是一回事）。故前者可稱為動的史實，後者可稱為靜的史實。曆史上一切現象，都可包括在這兩個條件之中了。

正史之所以被認為正史：即因其有紀、傳以載前一類的史實；有誌以載後一類的史實。然紀、傳以人為主，把事實尺寸割裂了，不便觀覽。這一點，是不能為太史公咎的。因為後世的曆史，紀、傳所紀之事，多係同一來源，而將其分隸各篇，所以有割裂之弊。若《史記》則各篇之來源各別，如前說，古人本不使其互相羼雜，亦不以之互相訂補也；所以又有編年體，與之並行。

編年體最便於通覽一時代的大勢：任何一件事情，都和其四周的情勢有關係，不考其四周的情勢，則其事為無意義。然欲將四周情勢敘述完備甚難；過求完備，又恐失之過繁；而時間為天然的條理，將各事按其發生之先後排列，則每一事之四周情勢，及其前因、後果，均可一目了然，此編年史之所以似繁雜而實簡易也。現在學生讀史的，往往昧於一時代的大勢，甚至有朝代先後亦弄不清楚的。這固由於其人的荒唐，然亦由所讀的曆史，全係紀事本末體，各事皆分開敘述之故。倘使讀過一種編年史，就不至於此了。此供學習用的曆史，所以貴諸體並行也。編年史在統一的時代要，在列國並立或統一後又暫行分裂的時代為尤要。歐洲曆史分裂時長，又較中國為要。現在世界大通，中外史事互有關係，則追溯從前，亦宜知其相互間之關係；即無直接關係，亦宜將其彼此間的情勢，互相對照。然則合古今、中外，而用編年體作一簡要的新史鈔，實於史學大有裨益也。編年史有兩種體裁：一如《通鑒》，逐事平敘，與單看《左傳》同。一如《綱目》，用簡單之語提綱，其筆法如《春秋》經，事情簡單的，其下即無複文字；繁複的，則於下文詳敘，低一格或雙行書之，謂之目。綱、目合觀，恰如將《春秋》與《左傳》合編一簡。編年史年代長者，一事在於何時，不易檢索。因此，溫公作《通鑒》，曾自撰《目錄》。然《目錄》實不完全，且別為一編，檢索仍覺不便。若《綱目》，則閱覽時可兼看其目；檢索時可但看其綱，而所檢索者即係本書，尤較另編目錄為便利。朱子創此體以救《通鑒》之失，實為後勝於前，不能以其編纂不如《通鑒》之完善而並訾之也。讀《通鑒》時，宜隨意取一兩年之《綱目》，與之並讀，以見其體裁之異同；且最適於作長編：作史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既多，勢必互有異同，互相重複，故必依一定之條理，將其編排，則同一之材料，自然匯合到一處；重複者可去，異同者亦不待考校而是非自見；其或仍不能判，即可兩說並存矣。條理如何，初無一定，要必依其事之性質，實即其事所自具也。時間為最普遍的條理。無他種條理可用時，時間的條理必仍存。即按他種條理分類，每一類之中，時間之先後，仍不可不顧也。

在曆史年代不長時，得此已覺甚便，一長就不然了。一事的始末，往往綿亙數十百年，其伏流且可在數百千年以上，閱至後文，前文已經模糊了，要查檢則極難。所以又必有紀事本末體，以救其弊（必時間長乃覺有此需要，此紀事本末一體，所以必至袁樞因《通鑒》而始出現也）。

有此三者（謂紀傳、編年、紀事本末三體也。紀傳體以人為主，固不免將事實割裂；然人亦自為史事一重要之因素，非謂其能創造時勢，乃謂其能因應時勢，代表時勢之需要耳。故鉤求理亂興衰一類的事實者，非有編年、紀事本末兩體以補經傳體之缺不可，而紀傳體又卒不能廢也），理亂興衰一類的事實，可謂很有條理係統，編纂者都能使之就範了。

然典章經製，亦宜通覽曆代；而正史斷代為書，亦將其尺寸割裂。於是又有政書以彌其憾。有此四者，而舊日史家所重視的政治事項，都能俯就編纂者的範圍了。

2.2讀舊史門徑之門徑：《資治通鑒》和《文獻通考》

讀書宜先博覽而後專精。世界上一切現象，無不互相關聯。萬能博士，在今日固然無人能做，然治學者，（1）於普通知識，必宜完具；（2）與本人專治的學問關係密切的科目，又宜知之較深；（3）至於本科之中各方麵的情形，自更不必說了。所以要治史學者，當其入手之初，必將昔人認為最重要之書，先作一鳥瞰（一切事無不互相關聯，所以專治一事者，於他事亦不可茫無所知。近來有偽造唐初鈔票以欺人者，人亦竟有受其欺者，即由近人之治學門徑太窄之故。若於唐代社會經濟、貨幣、官製、印刷術等方麵的知識稍形廣闊，即知無論從哪一方麵立論，唐初決不能有鈔票也）。然以中國史籍之多，即將最重要的部分作一鳥瞰，已經不容易了。於此，我們就要一個“門徑之門徑，階梯之階梯”（張之洞《輶軒語》中語。《輶軒語》者，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教士子以治學門徑之作也）。

於此，我以為學者應最先閱覽的，有兩部書：

一為《（資治）通鑒》。此書凡二百九十四卷，日讀一卷，不及一年可畢。讀時必須連《注》及《考異》讀。《注》中關係官製、地理之處，更應留心細讀。這兩門，是胡身之（即胡三省）用功最深處，可見得古人治學之細密。凡治史，固不必都講考據，然考據之門徑，是不能不知道的；於注釋亦應留意；否則所據的全係靠不住的材料，甚至連字句都解釋錯了，往往鬧成笑柄。如胡適之，昔年疑井田製度時，稱之為豆腐幹式，將昔人設法之談（設法，謂假設平正之例），認為實事，已可笑矣，猶可說也。後乃誤古書之方幾裏者為幾方裏。不但振振有辭，且於紙角附以算式。逮為胡漢民指出，乃曰：我連《孟子》都忘了。其實此乃根本沒有懂，無所謂忘也。旋又據今日之經緯度而疑《漢書·西域傳》所載各國道裏為不實，作為古書數字不確之證。不知《漢書》所載者，乃人行道裏；經緯度兩點間之直線距離，則昔人謂之天空鳥跡；截然兩事，明見《尚書·禹貢疏》。不讀《禹貢疏》，甚而至於不讀《孟子》，本皆無足為奇；然欲以史學家自居而高談疑古則繆矣。其說皆見昔年之《建設雜誌》。

次為《文獻通考》。論創作的精神，自以《通典》為優；然《通考》所分門類，較《通典》更密，不可謂非後起者勝。且馬君所附考證，議論亦不乏，非徒能排比也。章實齋（即章學誠）譏為策括之流，蓋於此書實未細讀，後人附和之，非知言也。《通誌》二十略中，《六書》《七音》《校讎》《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為舊時史誌及《通典》《通考》所無，然非初學所急。故但就《通考》中裁取若幹門類。可擇讀以下諸門：《田賦考》七卷，《錢幣考》二卷，《戶口考》二卷，《職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糴考》六卷，《土貢考》一卷，《國用考》五卷，《選舉考》十二卷，《學校考》七卷，《職官考》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封建考》十八卷；共一百零四卷，日讀一卷，三個半月可畢。

此外，章實齋在其所著《文史通義》中，竭力強調別編文征，以補後世有關係的文字太多，正史不能備載之缺。此即予所言治史宜兼考集部中不屬於記載部分之理。凡纂輯曆代文字者，如《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固均有此作用。

2.3其他可讀之入門書

然其時代最近，讀之易於了解，且易感覺興味者，要莫如賀耦庚的《經世文編》（此書題賀耦庚之名，實則魏默深先生所輯。續編有數種，內容之豐富，皆不逮之）。可隨意泛覽數卷，以見其體例。前人讀史，能專就一事，貫串今古，並博引史部以外的書籍，以相證明，此可見其取材之廣。

而深求其利弊的，莫如顧亭林的《日知錄》，亭林此書，就所搜集之材料觀之，似尚不如今人所作專題論文之廣，然昔人之為此，意不在於考據，故於材料，必有關論旨者然後取之，餘則在所吐棄，非未曾見也。嚴格論之，必如此，乃可稱為著述；徒能翻檢抄錄，終不離乎比次之業耳。可先讀其第八至第十三卷。

其包孕史事、意在徹底改革，最富於經世致用的精神的，莫如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卷帙無多，可以全讀。

清代考據家之書，錢辛楣的《廿二史考異》，最善校正一事的錯誤；王西莊的《十七史商榷》，長於鉤稽一事的始末；趙甌北的《廿二史劄記》，專搜集一類的事實，將其排比貫串，以見其非孤立的現象而發生意義；均宜隨意泛覽，以知其治學的方法。此等並不費時間。然則我所舉第一步應讀之書，苟能日讀一卷，不使間斷，為時不過一年餘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