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學習曆史的經過

我少時所得於父母師友的，略如上述，然隻在技術方麵；至於學問宗旨，則反以受漠不相識的康南海先生的影響為最深，而梁任公先生次之。這大約是性情相近之故罷！我的感情是強烈的，而我的見解亦尚通達，所以於兩先生的議論，最為投契。我的希望是世界大同，而我亦確信世界大同之可致，這種見解，實植根於髫年讀康先生的著作時，至今未變。至於論事，則極服膺梁先生，而康先生的上書記（康先生上書，共有七次：第一至第四書合刻一本，第五第七，各刻一本，惟第六書未曾刊行），我亦受其影響甚深。當時的風氣，是沒有現在分門別類的科學的，一切政治上社會上的問題，讀書的人都該曉得一個大概，這即是當時的所謂“經濟之學”。我的性質亦是喜歡走這一路的，時時翻閱《經世文編》一類的書，苦於掌故源流不甚明白。十八歲，我的姨丈管淩雲(諱元善)先生，即達如君之父，和湯蟄仙（壽潛）先生同事，得其書《三通考輯要》，勸我閱讀。我讀過一兩卷，大喜，因又求得《通考》原本，和《輯要》對讀，以《輯要》為未足，乃舍《輯要》而讀原本。後來又把《通典》和《通考》對讀，並讀過《通誌》的二十略。此於我的史學，亦極有關係。人家都說我治史喜歡講考據，其實我是喜歡講政治和社會各問題的，不過現在各種社會科學，都極精深，我都是外行，不敢亂談，所以隻好講講考據罷了。

年二十一歲，同邑屠敬山（寄）先生在讀書閱報社講元史，我亦曾往聽，先生為元史專家，考據極精細，我後來好談民族問題，導源於此。

我讀正史，始於十五歲時，初取《史記》，照歸、方評點，用五色筆照錄一次，後又向丁桂征先生借得前後《漢書》評本，照錄一過。《三國誌》則未得評本，僅自己點讀一過，都是當作文章讀的，於史學無甚裨益。我此時並讀《古文辭類纂》和王先謙的《續古文辭類纂》，對於其圈點，相契甚深。我於古文，雖未致力，然亦略知門徑，其根基實植於十五歲、十六歲兩年讀此數書時。所以我覺得要治古典主義文學的人，對於前人良好的圈點，是相需頗殷的。古文評本頗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從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終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點，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見，祛除淨盡，這是枝節，現且不談。四史讀過之後，我又讀《晉書》《南史》《北史》《新唐書》《新五代史》，亦如其讀正續《通鑒》及《明紀》然，僅過目一次而已。聽屠先生講後，始讀遼、金、元史，並將其餘諸史補讀。第一次讀遍，係在二十三歲時，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讀過，並不能有所得，後來用到時，又不能不重讀。人家說我正史讀過遍數很多，其實不然，我於四史，《史記》《漢書》《三國誌》讀得最多，都曾讀過四遍，《後漢書》《新唐書》《遼史》《金史》《元史》三遍，其餘都隻兩遍而已。

我治史的好講考據，受《日知錄》《廿二史劄記》兩部書，和梁任公先生在雜誌中發表的論文，影響最深。章太炎先生的文字，於我亦有相當影響；親炙而受其益的，則為丁桂征、屠敬山兩先生。考據並不甚難，當你相當的看過前人之作，而自己讀史又要去推求某一事件的真相時，隻要你肯下功夫去搜集材料，材料搜集齊全時，排比起來，自然可得一結論。但是對於群書的源流和體例，須有常識。又什麽事件，其中是有問題的，值得考據，需要考據，則是由於你的眼光而決定的。眼光一半由於天資，一半亦由於學力。涉獵的書多了，自然讀一種書時，容易覺得有問題，所以講學問，根基總要相當的廣闊，而考據成績的好壞，並不在於考據的本身。最要不得的，是現在學校中普通做論文的方法，隨意找一個題目，甚而至於是人家所出的題目。自己對於這個題目，本無興趣，自亦不知其意義，材料究在何處，亦茫然不知，於是乎請教先生，而先生亦或是一知半解的，好的還會舉出幾部書名來，差的則不過以類書或近人的著作塞責而已（以類書為線索，原未始不可，若徑據類書撰述，就是笑話了）。不該不備，既無特見，亦無體例，聚集抄撮，不過做一次高等的抄胥工作。做出來的論文，既不成其為一物，而做過一次，於研究方法，亦毫無所得，小之則浪費筆墨，大之則誤以為所謂學問，所謂著述，就是如此而已，則其貽害之巨，有不忍言者已。此亦是枝節，擱過不談（此等弊病，非但中國如此，即外國亦然。抗戰前上海《大公報》載有周太玄先生的通信，曾極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