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讀子書之方法

諸子派別：《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之論，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漢誌·諸子略》，益以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為十家，其中去小說家為九流。此外兵家、數術、方技，《漢·誌》各自為略，而後世亦入子部。案兵家及方技，其為一家之學，與諸子十家同。數術與陰陽家，尤相為表裏。《漢·誌》所以析之諸子之外者，以本劉歆《七略》，《七略》所以別之者，以校書者異其人，《七略》固書目，非論學術派別之作也。

十家之中，陰陽家為專門之學，不易曉。

小說家無關宏旨。九流之學，皆出王官，惟小說家則似起民間。《漢·誌》所謂“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者之所造，閭裏小知者之所及”也。《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幹縣令，其於大達亦難矣。”《荀子·正名篇》：“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所謂“飾小說”及“小家珍說”，似即《漢·誌》之小說家。蓋九流之學，源遠流長，而小說則民間有思想，習世故者之所為；當時平民，不講學術，故雖偶有一得，初不能相與講明，逐漸改正，以蘄進於高深；亦不能同條共貫，有始有卒，以自成一統係；故其說蒙小之名，而其書乃特多。《漢·誌》小說家之《虞初周說》，至九百四十三篇，《百家》至百三十九卷是也。其說固未嚐不為諸家所采，如《禦覽》八百六十八引《風俗通》，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本出《百家書》是。然徒能為小說家言者，則不能如蘇秦之遍說六國，孟子之傳食諸侯；但能飾辭以幹縣令，如後世求仕於郡縣者之所為而已。墨家上說之外，更重下教。今《漢·誌》小說家有《宋子》十八篇，實治墨學者宋鈃所為；蓋采小說家言特多也。古之所謂小說家者如此；後世寄情荒怪之作，已非其倫；近世乃以平話屍小說之名，則益違其本矣。

農家亦專門之學，可暫緩。

縱橫家鬼穀子係偽書。其真者《戰國策》，今已歸入史部。

所最要者，則儒、墨、名、法、道及雜家六家而已。

儒家之書，最要者為《孟子》，又《禮記》中存儒家諸子實最多，今皆已入經部。存於子部者惟一《荀子》。此書真偽，予頗疑之。然其議論，固有精者；且頗能通儒法之郵；固仍為極要之書也。

墨家除《墨子》外，更無傳書（《晏子春秋》雖略有墨家言，而無甚精義）。

名家《經》及《經說》見《墨子》；其餘緒論，散見《莊子》《荀子》及法家書中。

法家《商君書》精義亦少，間有之，實不出《管》《韓》二子之外。

道家又分二派：（1）明“欲取姑與”、“知雄守雌”之術，《老子》為之宗；而法家之《管》《韓》承其流。（2）闡“萬物一體”、“乘化待盡”之旨，其說具於《莊子》。《列子》書晚出，較《莊子》明白易解，然其精深，實不逮《莊子》也。

而雜家之《呂覽》《淮南》，兼綜九流，實為子部瑰寶。《淮南王書》雖出西漢，然所纂皆先秦成說，精卓不讓先秦諸子也。

兵家精義，略具《荀子·議兵》《呂覽·孟秋·仲秋》二紀、《淮南·兵略》及《管子》中言兵法諸篇。

醫經經方，亦專門之學，非急務。

然則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韓》，道家之《老》《莊》，雜家之《呂覽》《淮南》，實諸子書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書，則其餘子部之書，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別其是非真偽，亦昭昭然白黑分矣。

讀此八書之法：宜先《老》，次《莊》，次《管》《韓》，次《墨》，次《荀》，殿以《呂覽》《淮南》。先《老》《莊》者，以道家專言原理，為諸家之學所自出也；次《管》《韓》者，以法家直承道家之流也；次《墨》，以見哲學中之別派也；《荀子》雖隸儒家，然其書晚出，於諸家之學，皆有論難，實兼具雜家之用；以之與《呂覽》《淮南》，相次並讀，可以綜覽眾家，考見其異同得失也。

讀諸子書者，宜留意求其大義。昔時治子者，多注意於名物訓詁、典章製度，而於大義顧罕研求。此由當時偏重治經，取以與經相證；此仍治經，非治子也。諸家固亦有知子之大義足貴，從事表彰者。

然讀古書，固宜先明名物製度；名物製度既通，而義乃可求。自漢以後，儒學專行，諸子之書，治之者少；非特鮮疏注可憑，抑且乏善本足據，校勘訓釋，為力已疲。故於大義，遂罕探討。

善夫章太炎之言曰：“治經治子，校勘訓詁，特最初門徑然。大略言之：經多陳事實，諸子多明義理。校勘訓詁而後，不得不各有所主。故賈、馬不能理諸子，而郭象、張湛不能治經。”（《與章行嚴論墨學第二書》，見《華國月刊》第四期）

胡適之亦謂“治古書之法有三：（1）校勘，（2）訓詁，（3）貫通。清儒精於校勘訓估，於貫通工夫，尚有未逮。”（見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篇）誠知言之選也。

今諸子之要者，經清儒校勘訓釋之後，近人又多有集解之本，初學披覽，已可粗通。若求訓釋更精，及以其所述製度，互相比較，並與群經所述製度相比較（製度以儒家為詳，故以諸子所述製度與經比較尤要）；則非初學所能，故當先求其大義。

諸家大義，有彼此相同者，亦有相異者。相同者無論矣，即相異者，亦仍相反而相成。宜深思而求其會通；然後讀諸子書，可謂能得其要。

至於校勘疏解，偶有所得，亦宜隨時劄記，以備他日之精研。讀書尚未終卷，即已下筆千言；詆排先儒，創立異說，此乃時人習氣，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願學者勿效之也。凡人著書，有可速成者，有宜晚出者。創立新義，發前人所未發；造端宏大，欲求詳密，斷非一人之力所能；隻可姑引其端，而疏通證明，則望諸異人，或俟諸後日；此可早出者也。此等新義之發明，恒曆數百千年而後一見。乃時會為之，非可強求；亦決非人人可得。至於校勘考證之學，正由精詳，乃能得闡。必宜隨時改訂，以求完密；苟為未定之說，不可輕出誤人。今人好言著書，而其所談者，皆校勘考證之事，此則私心期期以為不可者也。

讀古書固宜嚴別真偽，諸子尤甚。秦、漢以後之書，偽者較少，辨別亦較易，古書則不然。古書中之經，治者較多，真偽已大略可睹，子又不然也。然近人辨諸子真偽之術，吾實有不甚敢信者。近人所持之術，大要有二：

（1）據書中事實立論，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斷為偽。如胡適之摘《管子·小稱篇》記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嬙、西施，《立政篇》辟寢兵兼爰之言，為難墨家子論是也。

（2）則就文字立論，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將軍、上將軍之名，謂為戰國人語（見《學術講演集》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又或以文字體製之古近，而辨其書之真偽是。

予謂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專恃。何則？

子為一家之學，與集為一人之書者不同，前已言之。故讀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時人語，忽為戰國人之言，而疑其書之出於偽造；猶之讀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論，而疑其文非出於一人。

先秦諸子，大抵不自著書。今其書之存者，大抵治其學者所為，而其纂輯，則更出於後之人。書之亡佚既多；輯其書者，又未必通其學；即謂好治此學；然既無師授，即無從知其書之由來，亦無從正其書之真偽；即有可疑者，亦不得不過而存之矣。不過見講此類學術之書共有若幹，即合而編之，而取此種學派中最有名之人，題之曰某子雲耳。然則某子之標題，本不過表明學派之詞，不謂書即其人所著；與集部書之標題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集中記及其人身後之事，及其文詞之古近錯出，固不足怪。至於諸子書所記事實，多有訛誤，此似誠有可疑；然古人學術，多由口耳相傳，無有書籍，本易訛誤。而其傳之也，又重其義而輕其事；如胡適之所摘莊子見魯哀公，自為必無之事。然古人傳此，則但取其足以明義，往見者果為莊子與否，所見者果為魯哀公與否，皆在所不問。豈惟不問，蓋有因往見及所見之人，不如莊子及魯哀公之著名，而易為莊子與魯哀公者矣。然此尚實有其事。至如孔子往見盜蹠等，則可斷並其事而無之。不過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議論，乃托之孔子、盜蹠耳；此則所謂“寓言”也。此等處若據之以談史實，自易繆誤；然在當時，固人人知為“寓言”。故諸子書中所記事實，乖繆者十有七八，而後人於其書，仍皆信而傳之。胡適之概斷為當時之人，為求利而偽造；又譏購求者之不能別白；亦未必然也。誤之少且小者，後人或不能辨；今諸子書皆罅漏百出，繆誤顯然，豈有概不能辨之理。設事如此，行文亦然。今所傳五千言，設使果出老子，則其書中偏將軍、上將軍，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傳者乃以戰國時之名易之。此則如今譯書者，於書中外國名物，易之以中國名物耳。雖不免失真，固與偽造有別也。

又古人之傳一書，有但傳其意者，有兼傳其詞者。兼傳其詞者，則其學本有口訣可誦，師以是傳之徒，徒又以是傳之其徒；如今瞽人業算命者，以命理之書口授其徒然。此等可傳之千百年，詞句仍無大變。但傳其意者，則如今教師之講授，聽者但求明其意即止；迨其傳之其徒，則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傳後，其說雖古，其詞則新矣。故文字氣體之古近，亦不能以別其書之古近也，而況於判其真偽乎？

今各家學術，據其自言，皆有所本。說誠未必可信，《淮南子·修務訓》已言之。然亦不能絕無關係。如管夷吾究但長於政事，抑兼長於學問，已難質言。即謂長於學問，亦終不似著書之人。然今《管子·戒篇》載流連荒亡之說，實與孟子引晏子之言同（《梁惠王下篇》）;《晏子春秋》亦載之。則此派學術，固出於齊；既出於齊，固不能斷其與管仲無關也。《中、小匡篇》所述治製，即或為管仲之遺。其他自謂其學出於神農、黃帝者視此。《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梁任公謂其足為諸子托古之鐵證。其意謂許行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然此語恐非如此解法。《禮記·曲禮下篇》：“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疏》引又說雲：“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雲夫子脈訣。”然則“神農本草”四字，乃一學科之名。今世所傳《神農本草經》，非謂神農氏所作之《本草經》；乃謂神農本草學之經，猶今言藥物學書耳。世多以其有後世郡縣名，而訾其書非神農氏之舊，誤矣。《月令》：季夏之月，“毋發令以妨神農之事”。此“神農”二字，決不能作神農氏解。然則諸書所引神農之教，如“一男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雲雲，亦非謂神農氏之教，乃謂神農學之說矣。“有為神農之言者”，為當訓治，與《漢書·武紀》“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方正，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句法相同。《漢·誌》論農家者流曰：“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正許行之說；初非謂其造作言語，托之神農也。夫神農、黃帝、管仲，誠未必如托之者之言；然其為此曹所托，亦必自有其故；此亦考古者所宜究心矣。

要之古書不可輕信，亦不可抹煞。昔人之弊，在信古過甚，不敢輕疑；今人之弊，則又在一概吐棄，而不求其故。楚固失之，齊亦未為得也。

明乎此，則知諸子之年代事跡，雖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鑿求。若更據諸子中之記事以談古史，則尤易致誤矣。蓋古書之存於今，而今人據為史料者，約有數種：

（1）史家所記，又可分為四種：《尚書》，一也。《春秋》，二也。《國語》，三也。孔子所修之《春秋》，雖為明義而作，然其原本則為記事之書。《左氏》真偽未定，即真，亦與《國語》同類也。《世係》，四也。此最可信。

（2）私家紀事之作。其較翔實者，如孔門之《論語》；其務恢侈者，則如《管子·大、中、小匡》三篇是也。前者猶可置信，後者則全不足憑矣。古代史家所記之事，誠亦未必盡信。然較諸私家傳說，則其謹嚴荒誕，相去不啻天淵。試取《大、中、小匡》三篇一讀便見。此三篇中，《大匡》前半篇及《小匡》中“宰孔賜祚”一段，蓋後人別據《左氏》一類之書補入，餘則皆治法學者傳述之辭也。

（3）諸子中之記事，十之七八為寓言；即或實有其事，人名地名及年代等，亦不可據；彼其意，固亦當作寓言用也。據此以考事實，苟非用之十分謹慎，必將治絲益棼。夫諸子記事之不可盡信如此；而今人考諸子年代事跡，顧多即以諸子所記之事為據；既據此假定諸子年代事跡，乃又持以判別諸子之書之信否焉，其可信乎？一言蔽之，總由不知子與集之異，太重視用作標題之人，致有此誤也。

吾謂整治諸子之書，仍當著重於其學術。今諸子書急待整治者有二：

（1）後人偽造之品，竄入其中者。

（2）異家之言，誤合為一書者。

蓋諸子既不自著書；而其後學之著書者，又未嚐自立條例，成一首尾完具之作；而其書亡佚又多；故其學術之真相，甚難窺見。學術之真相難見，則偽品之竄入自易，異家之誤會亦多。夫真偽混淆，則學說湮晦；異家錯處，則流別不明；此誠足為治諸子學之累；故皆急宜揀剔。揀剔之法，仍宜就其學術求之，即觀其同，複觀其異；即觀其同異，更求其說之所自來；而求其所以分合之由。如是，則諸子之學可明；而諸子之學之根源，及其後此之興替，亦可見矣。此法今人必譏其偏於主觀；然考校書中事實及文體之法，既皆不足恃，則仍不能不出於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