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錦城一茫茫1
在你眼前，一個人會從他那美好當中靜悄悄地清晰地凸顯出來。
——裏爾克
公元759年臘月。唐朝。
國家動亂未已，人民顛沛流離。一個形色憔悴的中年人行走在古蜀道上。
越過秦嶺後，山色蒼翠些了，風還冷，卻多含了些滋潤的水汽，臉上幹燥皸裂的皮膚也沒有那麽緊繃了。山路一直往下，腳步也輕快了許多。對於一個人，尤其是對於我們要書寫的這個人來說，自然風景的美麗也會給他帶來巨大安慰。
這樣行走了一天，兩天，三天，本來漸漸低矮的山勢突然高聳，**的岩石拔地而起，綿延數裏，壁立眼前，一條狹道蜿蜒而上。無需人告訴，他知道，這就是有名的劍門關了。作為一個詩人，麵對著入蜀路上這道劍門雄關，觸目之景，立即就轉換成描繪性的詩句在腦海中映現:
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
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
這天夜裏，他在驛站裏將這首詩記錄下來，詩題就是《劍門》。
他知道，越過劍門關口，他就要進入此行要去的地方，就要進入真正的蜀國了。按常理說，翻過秦嶺，來到秦嶺南坡，也就是到了蜀國了。但在唐代，行政區劃跟今天有不一樣的地方。他的目的地，是劍南西川節度使管轄的地方。所以，他要越過了劍門關，站在關門之南，才算是真正到達。
這個人就是杜甫，當時就以詩才聞名天下，在後世，他在文學史上的身影將顯得越發高大。他不是一個人在路上，而是帶著一家五口:妻子，兩個女兒，兩個兒子。也有資料說，還有杜甫的一個弟弟送這一家人入川。
很多年後的南宋年間，詩人陸遊也從這裏進入四川。他在詩中沒有描摹劍門關的雄姿，而是抒發自己的豪壯而又落寞的心情:“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兩個詩人都經此入蜀，心情卻大不相同。
陸遊是一個人遊宦在外，過劍門來四川是懷著建功立業的雄心壯誌。
而那時的杜甫，拖家帶口，隻為在烽火連天的戰亂世界中為自己、為一家人尋找一個安定的棲身之地。他和同時代那些有名的詩人李白、高適、岑參等人一樣，並不滿足於隻以詩才名世，他們都有憂國之心濟世之誌。有人多少實現了自己的抱負，有些人卻命運多舛。公元759年，在杜甫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節點。這一年，這個懷有濟世之誌的人終於對朝政失望，放棄了華州參軍的官職，開始帶著一家人在中國大地上流浪。按杜甫自己在詩中的記敘，叫“一歲四行役”。仇兆鼇《杜詩詳注》說：“春自東都回華，秋自華州客秦，冬自秦赴同穀，又自同穀赴劍南。故曰四行役。”就是說，杜甫在這動亂之年，一年跑了四次路。
這年春天，在華州司功參軍任上的杜甫東去洛陽(東都)探親，其時，唐軍在與安史叛軍在鄴城(今河南安陽)的戰役中大敗，杜甫被迫從洛陽西返華州，一路上，目睹戰亂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滿目悲生事”，寫下了不朽的史詩“三吏”和“三別”。此為一行役。
二行役。此年夏天，戰亂連著天災，華州和關中地區大旱，對局勢深感失望的杜甫，於絕望中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位，西去秦州(甘肅天水)，“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本想在那裏蓋座草堂避世隱居，卻因秦州那時也是前線，吐蕃大軍入侵的威脅時時存在，也不是一個平安的存身之地。便再轉去同穀縣。此為三行役。
在同穀盤桓一個月，原來答應幫助他的人避而不見，窮朋友又無濟於事，他像在秦州一樣入山采一種叫黃精的草藥，但滿山大雪，連黃精也采不到，隻能采些橡實為一家人果腹之計。他在《乾元中寓居同穀縣作歌七首》中為自己畫像:“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穀裏。”這裏的橡，不是歐洲人的橡樹，而是櫟，也就是四川人所說的青岡樹，葉有刺，籽可食。這樣的同穀自然是待不住的。於是又越秦嶺往四川而去。此為四行役。
杜甫妻子楊琬，是杜甫父親杜閑好友楊怡之女，小他12歲。喜歡讀書，據說還寫得一手好字。夫婦倆入劍門時帶著兩女兩子四個孩子。兩個兒子一個叫宗文一個叫宗武。就這兩個孩子的名字也透露出杜甫的理想與誌向。按為杜甫作傳的詩人馮至的說法，這一年宗文9歲，宗武6歲。兩個女兒的年紀應該更小一些。
離開華州時，他們雇了一輛馬車，車上載著兩雙兒女。他們先往西，去到秦州，今天的甘肅天水。在那裏，有杜甫一個侄子，還有一個和尚朋友。此時，杜甫的想法很簡單，築幾間草堂，在戰亂的年代過一種粗茶淡飯的平安生活。杜甫在秦州的經曆，從《秦州雜詩》二十首可以窺見大概。他在這組雜詩中第十四首說:“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表達的就是這樣的希望。在這裏，他還寫過兩首詩《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讚公土室二首》。這位讚公，就是他那位和尚朋友。讚公和尚本是唐朝京城大雲寺主，“謫此安置”。原來在唐朝，化外之人的和尚有時也會受到貶謫的處分。杜甫與他相識相交，早在天寶年間的長安城中，那時大唐盛世及於頂峰，卻也即將麵臨由盛轉衰的安史之亂了。總之，雖有侄兒和那位和尚朋友的幫助，但秦州並不是適合安居之地。他不得不為尋找下一個安身之處而焦慮。這時，同穀縣令來信邀他前往。但等他拖家帶口到了同穀，這位“來書語絕妙”的縣令卻避而不見。個中原因，有很多說法，莫衷一是。總之，這位縣令對杜甫熱情相邀在前，等他到達後卻沒有給予絲毫幫助卻是不爭的事實。在我想來，他是讀過杜甫詩，熱愛杜甫詩的，沒見過杜甫的他，可能在腦子中構想出一個飄逸豪邁的詩人形象。等到杜甫形色憔悴，拖家帶口來到他麵前時，想象顛覆，現實的考慮占了上風，幹脆就避而不見了。
杜甫一家，立即就陷入了衣食住都無依無憑的境地，隻好打主意去尋找另外的安身之地。他們十一月到達同穀，十二月一日，就離開了。目的地:四川，成都。
離開的情境，杜甫寫有《發同穀縣》為證:“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忡忡”和“杳杳”都寫低落的心情。“忡忡”是離開時的悲涼。“杳杳”，是對前途的一切全無把握。但還是隻得上路了。
北風呼號，道路崎嶇，心情淒涼，行程艱難。
《木皮嶺》：“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
《白沙渡》：“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
《水會渡》:“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路太長，半夜了，還不能休息。“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仙閣》:“棧雲闌幹峻，梯石結構牢。”這寫的是秦嶺險峻的棧道。“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艱險的棧道還沒有走完。
《五盤》:“仰淩棧道細，俯映江木疏。”五盤嶺，又叫七盤嶺、七盤關。這裏已經靠近了今天的四川廣元。當地縣誌說，七盤關“縣北一百五十裏”，“界鄰陝西寧羌縣”。
《龍門閣》:“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廣元縣誌》說:“在縣東北八十二裏。”
《石櫃閣》:“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重修廣元縣誌稿》:“縣北十裏，千佛岩南首，石壁峭削，秦漢架為棧。唐韋抗乃鑿石為道，立閣如櫃，因以為關。”從七盤嶺到龍門閣再到石櫃閣，可以算出當時人每天在古蜀道上行走的裏程。古代蜀道之難，在杜甫視為知己的李白筆下的《蜀道難》中，是誇張的浪漫主義書寫。在杜甫現實主義的書寫中，呈現出的是具體真實的麵貌。馮至說:“從同穀到成都旅途上的收獲，都是紀行詩。”“杜甫運用五古，無論敘事、抒情、寫景，都發揮了五言詩的最高功能，這裏他把……山川的形勢，以及城郭村落、風土人情，都收入雄渾而壯健的詩篇中，在這一點上誠如宋人林亦之所說的，‘杜陵詩卷是圖經’。”
《桔柏渡》:“青冥寒江渡，駕竹為長橋。”這已經在今天的昭化境內了。
再往前，就是劍門關了。
已經身無一官半職的杜甫，之所以選擇進入四川盆地，一來因為這個地方不像北方正陷於安史之亂爆發以來無休無止的戰亂。這個局麵，他在《劍門》這首詩中也有描述:“並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二來，這地方有一些親友可以投靠。德國漢學家莫芝宜佳說:“杜甫離開北方，攜家人到了南方，不斷地尋找著經濟上的救助人。”杜甫自己在詩中也夫子自道，說這是“因人作遠遊”。
所因之人，有此時劍南西川節度使裴冕，他是以成都為中心的西川地方的最高行政與軍事首腦。安史之亂時，杜甫在肅宗朝中任左拾遺時，裴冕是朝中首輔，地位比杜甫高出許多，雖然他並不熱愛詩歌，但在朝中時，總算是舊相識了。
還有此時在彭州任刺史的詩人高適。這就是他相知甚深的老朋友了。安史之亂爆發前，杜甫和棄官而去的李白以及尚未仕途發達的高適，曾同遊梁宋，即今天的河南省開封和商丘一帶。時在天寶三年，距安史之亂爆發還有十一年。十幾年過去，杜甫、李白和高適三個人的命運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杜甫在肅宗朝中做左拾遺不久，他所倚重的房琯相位不保，杜甫也因上疏替房琯說話而陷入黨爭，被肅宗皇帝貶為華州參軍，最後棄官而去。李白入幕輔佐的永王作亂，他被連累流放夜郎，雖在途中被赦，從此再與官場無緣。高適卻因率兵平定永王之亂而得到重用，做了勢大權重的節度使。但他也是詩人性格，因言多狂放，不久即被貶為彭州刺史。杜甫流寓秦州時，就得到了高適到彭州的消息。他還專門寫了一首詩《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寄給高適，祝賀他的榮升。這首詩很長，三十韻，就是三十句的意思。這首詩的標題也很長，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也許比詩本身還難懂。“三十五”是什麽意思?唐代寫給一個人的詩，詩題中常會把這個人的排行寫出來。“高三十五”，就是高適在高家兄弟中排行第三十五的意思。高家哪會有那麽多兄弟?會的，因為唐人的習慣是把叔伯兄弟都算在一起。“使君”，漢代以後對於統領一州官員的尊稱。後麵那個排行二十七的是後世以邊塞詩與高適齊名的岑參。這時，他是不是已經有某種預感，將要去四川投奔高適了呢?我想，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成都，杜甫還有一個表弟，在王家排行十五，所以叫王十五，任一種叫司馬的官職。這個官職，在唐代為州一級首長如刺史的佐官，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了。
流離不定、無處安身的杜甫，此時可以指望的就是這些親友故交的友情了。相對於今天，那還算是一個友情與詩才都被人們珍惜的時代。但杜甫對自己能否受到善待還是心懷忐忑，沒有多少把握的吧。
無論如何，過了劍門關，道路平順，氣候也越來越溫和，相對於秦嶺山中，吃食也豐富多了。不一日，來到了進入成都平原的最後一道關口，德陽北三十裏、距成都一百五十裏的鹿頭山。過了此山，就是一馬平川了。
杜甫又寫詩一首《鹿頭山》:“連山西南斷，俯見千裏豁。……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連綿崎嶇的群山終於在西南方向上消失了，從山頭上望下去，隻見豁然開朗的一馬平川。往前，就再也沒有地理上的險阻了，不由人不心生欣喜。
這首詩不光寫鹿頭山上所見的風光，同時，也是寫給節度使裴冕的:“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逾歲月。”這幾句詩也需要解釋一下。冀公，指裴冕。他來主政川西前，就已經被封為冀國公了。“柱石姿”，是使一方安定的柱石。《尚書》說:“論道經邦”，就是能夠治國安邦的意思。“斯人”，這裏的人民。這裏的人民多麽幸福啊，在您治理下，得以度過如此安定靜好的歲月。這樣的口吻，多少有些恭維的意思了。
沒有記載說，杜甫得到了裴冕什麽樣的回複。但應該是對他表示了歡迎。所以，當他從綿竹縣出發，當成都這個大都會出現在他視野中的時候，他的心情的確是歡欣的。這已經是759年的最後幾天了。這是杜甫一生最為顛沛的一年。這一年，國運與家事都讓他憂心忡忡，好在這一年的最後幾天，當他望見成都的時候，久違的喜悅心情重新充滿了他的身心，又一首詩《成都府》在胸中湧動了。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
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呀，眼前的景象與蕭瑟枯寂的秦州和同穀是多麽不一樣啊!溫煦的陽光，照著植物的翠綠，也照在自己久經風霜、顏色黯淡的衣裳上。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
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
人也跟北方完全不一樣了。北方口音渾厚濁重，而這裏的人民，話音清脆，節奏歡快，如同歌唱一樣。這時，詩人已經忘記在心中盤算何時能回到故鄉了。看來在外流寓的日子會非常漫長啊。
《舊唐書》:“成都府，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裏，去東都三千二百一十六裏。”
杜甫這“一歲四行役”，加上在秦州和同穀繞了那麽大一個彎，一年中該是走了四千裏以上的路了。
終於到達成都了——
曾城填華屋，季冬草木蒼。
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
“曾”，通“層”。有史料說，杜甫到達的彼時的成都由三部分構成:大城、少城和州城。三個城互相連接，一個套著一個，所以叫層城。三城裏頭都滿是漂亮的房子。“季冬”，冬天的最後一個月。農曆十二月，在今天的公曆，已經是來年的一二月間，是大地回春的時節。經冬不凋的草木已經有新綠萌動了。哦，作為天府之國中心的有名的成都，真是美得名不虛傳。
從望見成都到進入成都，步步行來，位移景換，步入城中時，已經是黃昏時分了。
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來到了這麽美麗的地方，我也不必為自古以來很多人都經曆過的顛沛流離而獨自哀傷，我要在這“天一方”的“新人民”中開始新的生活了。
成都確實對他張開了溫暖的雙臂。一家人被安置在一座寺廟裏。寺廟，在古代常常成為風雨羈旅中人們的安身之所。幾百年後的宋代，經曆了烏台詩案的四川人蘇軾被流放到湖北黃州。這段經曆與杜甫入川有些相似之處。也是冬天，也是一個詩人墮入人生的低穀，也是經月跋涉，一路從北方南下。到達目的地後，也是暫時在一座寺廟裏棲身。那座寺廟叫定惠院。而杜甫所居的那座寺院也是一座名寺，古稱草堂寺。該寺建於南北朝時期，也稱益州草堂寺。宋代人記載其位置在成都府城西七裏，與後來杜甫建草堂處相距三裏。
一家人剛在這裏安定下來，老友高適就派人來看望他了，送來了錢糧，還贈詩一首《贈杜二拾遺》。前麵說過，唐人題名贈詩，要寫詩人的排行，由此我們知道杜甫在杜家兄弟中排行老二。也稱官職。拾遺是杜甫此前當過的最高官職，雖此時已是一介布衣，但高適出於尊重，還以這個官職相稱。杜甫卻隻能答詩一首《酬高使君相贈》，感謝他的救濟。通過他的詩，今天的我們才可以看到杜甫對當時生活和那座寺廟的描述:“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這座著名的古寺已經沒有多少僧人了，所以才有房間空出來供他一家居住。生活過得還不壞，因為這裏人對他很好，“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以前相識的故人，包括高適在內送來了糧和錢，不認識的鄰居送來了自家菜園裏的時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我們常說，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結構或世界觀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這個局麵是在魏晉南北朝期間形成的。有唐一代的知識分子，多具有相當深厚的佛教修養。所以杜甫這兩句顯得深奧的詩，用的都是佛教的典故。“雙樹”，是佛經中的娑羅樹，總按東西南北的方位成雙生長。用以代指寺中的樹。寺中的樹都在聽人說法，更不要說耳聰目明的人了。“三車”，在《妙法蓮華經》中指鹿車、羊車和牛車，喻指佛教聲聞、緣覺和菩薩三乘的不同教法。也就是說，安頓在此的杜甫，一旦暫時擺脫衣食之憂，便與寺中僧人研討佛法了。
高適在慰問杜甫的詩中最末兩句說：“草玄今已畢，此後複何言。”
“草”，書寫。“玄”，指漢代文豪四川人揚雄所寫的名作《太玄》。高適在這裏是說，你以前那些詩篇與《太玄》一樣著名，此後你還會寫些什麽樣的作品呢?
杜甫在這首詩的最末兩句對此作了回答:“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我哪裏敢和揚雄比啊，就跟司馬相如差不多吧。四川人應該知道，揚雄和司馬相如這對漢代文壇雙雄，都是四川人。所以，外省來成都的名詩人，在詩中都拿這兩位來說事。對於自己的詩才，杜甫並沒有太過自謙。說自己或許能像司馬相如，那就是敢跟揚雄比肩的意思了。
杜甫說出了這樣的話，同時代的詩人高適也對他有那麽高的期許，中國的詩歌史，可以期待這位偉大的詩人寫出那些今天我們依然耳熟能詳的作品了。成都，這座曆史文化名城，送出了司馬相如北上長安去描繪那裏的盛世景象。幾百年後，從長安走來一位詩人，將要開始描繪成都，以他那些即將誕生的著名詩篇為成都畫像，為成都在中國曆史上留下一個優美的背影。更重要的是，在大唐盛世已經因安史之亂而猝然中止時，盛唐一代的詩人，比如高適，比如過幾年將會來到四川的岑參的創作的**期已經過去了。因為安史之亂一爆發，當時遠在河西走廊和更遙遠的西域生活寫作的他們，都隨東撤回援平叛的唐軍回到了中原，並相繼來到了四川。但還有盛唐一代的詩人用他們的寫作延續著盛唐氣象。李白還在漂泊放歌。杜甫在成都的寫作更是要成為盛唐詩中那些最重要的篇章。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在他那部流傳頗廣的專著《盛唐詩》中說:“關於安祿山叛亂所導致的文化創傷，已經談了很多。這裏再討論將是多餘的。的確，除杜甫外，戰亂後的詩歌幾乎普遍地收斂了。……高適、岑參及元結的作品明顯地轉向了守舊。甚至連豪放的李白，在最後幾年的詩作中似乎也減少了放縱。”
成都，將使盛唐詩歌通過杜甫之口，吟誦出那些最後的、也是最美妙的華章。
草堂歲月
至少從在秦州時開始，構築一座可以讓一家得以安居的草堂就是杜甫的一個夢想。
在此之前，他有更遠大的理想，那就是輔佐君王，改變社會:“致君堯舜上，但使風俗淳。”
但這個理想早在戰亂之中，在他被貶為華州參軍，並最終棄官而去時就徹底放棄了。殘酷的現實擺在他麵前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構築一個能使一家人躲避風雨的安身之所。理想被不斷簡化，直到變成一座再具體不過的草堂。
在成都，他這個夢想得以實現。
他用自己的詩把這一過程，以及草堂建成後的生活情景都詳實地記錄下來。後人評價杜甫詩是“詩史”，其實他首先寫的是個人經曆，個人所經曆的曆史。個人經曆映照著時代，構成更宏闊意義上的詩史。
構建房屋，第一就是選址。反映在杜詩中就是《卜居》。當時他寄居在城西浣花溪畔的古草堂寺，選擇地址自然就從日漸熟悉日漸親切的浣花溪畔開始。果然，地址也就選在寄居寺院不遠的浣花溪畔: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今天為解這兩句詩，注解家為一件事爭論不休:誰為杜甫“卜”了這個地方，並出錢為他修了草堂。一方認為這個人是裴冕，一方認為裴冕與杜甫並沒有多麽深的交情，加上這位節度使深諳權謀，且不愛詩歌，不可能資助杜甫構築草堂。我覺得，這爭論一開始就有些偏了。修草堂第一重要的不是錢，而是要一塊地。從古至今，中國的土地都是國家所有，唐代也不例外。所以，要建一座房子，最重要的是地，而不是錢。尤其是在這距省城才幾裏路的地方，那土地的所有權還是相當重要的。大家都離開那個“卜”，而隻去說錢，並在此問題上聚訟不已，眼界有些狹窄了。我倒認為，這個主人就是裴冕，是他給了杜甫一塊地。“卜”本來就是選地的意思。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一個棄官而去的布衣，不需要住在城裏朝九晚五。這裏江流縈回清澈，對一個麵山臨水時寫過動人詩篇的詩人來說，真是一個再好不過的地方了。詩人自己也喜歡這個地方。看，風景多麽美麗，江水之上:“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左溪右鳥）（左敕右鳥）對沉浮。”
然後，有人送錢來了。《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資》。這位在王家兄弟中排行十五、官職是司馬的人是杜甫的表弟，他出城來看望杜甫一家，並送來修築草堂的錢。“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盼著錢來的杜甫早就在江邊等著了，所以王表弟還在江那邊就被他望見了，看著他一步一步從橋上走了過來。寫詩需要想象。讀詩也需要一點想象。有了想象，詩中的場景才能生動活泛起來。
有了錢，就可以開工了。
開工之時，杜甫對於草堂已經有了詳細的規劃。看來“主人”撥給他的地夠大，不但要讓他蓋一座房子，還要讓他可以靠著這地討將來的生活。草堂開工是在春天，也正是栽樹植竹的最好時令。杜甫開建草堂，同時也是在構築一個園子。錢都花在草堂的構築上，營造這個園子的其他材料就要向當地的舊友新識尋求幫助了。一個詩人，唯一的手段也就是寫詩。好在那是個詩歌與詩才受到珍視的時代。不像今天，稱誰是詩人，已經是對人表示輕賤的一種方式。他的第一首詩是討要桃樹苗，他要在園中種一片桃樹。作為詩人，他喜歡桃樹“來歲還舒滿眼花”，作為一個生活無著的人，他要的是桃樹結果，“高秋總饋貧人實”。可以自己吃，多出來的還可以拿到集市上售賣。他寫詩《蕭八明府堤處覓桃栽》，向一個姓蕭的縣令要桃樹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規定數量，還要規定送達的時間地點。這可以看出當時的時代風習。如若不信，假設在今天，一個失業詩人來到一個地方，給當地縣長寫一首這樣的詩，大家都可以想見會是什麽結果。又有注杜詩者說，這樣做是為了美化環境，這不全麵。即便今天，擁有億元豪宅的人，房前屋後也栽不下這許多樹去。想想一百棵桃樹栽下去，要多大的地方，這是要弄一個規模不大的桃園。可見“主人”為他“卜”的這塊地並不太小。
接著，他還要繼續為這個圍繞著草堂的園子栽種別的都很占地的東西。唯一的辦法還是寫詩。這回要的是綿竹縣的竹子。“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要竹子的對象是姓韋的綿竹縣令。幾個月前，他入成都前經過綿竹縣，所以說“他年到”，也就是去年曾經到過。發現那裏的竹子很好，所以去討要。
還不夠，還要栽樹，要栽生長快、很快成材成蔭的樹，打聽一遍，四川此地，生長最快的要數榿木。寫《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栽》:“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要造成十畝陰涼，數量也不是一株兩株。
然後，向人要鬆樹苗，寫一首詩去。
再向人要果樹苗，也是寫一首詩去。而且要的不是一個品種:“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看來這個園子夠大的。
房子蓋好了，園子裏栽了那麽多的植物，房子裏還少些用具。還是寫詩問人去討要。《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杜詩有一個特點，表麵看樸實無華，就是詩人的隨手書寫，但藝術感染力就在這貌似不經意的起承轉合，在詩意的隨處點染處發生。有古人評此詩說:“一瓷碗至微，卻用三四寫意。初稱其質，次想其聲，又羨其色。先說得珍重可愛，因望其急送茅齋。隻尋常器皿，經此點染，即成韻事矣。”今天人說詩意，往往“為賦新詞強說愁”，離開具體的生活另行營造。而真正胸懷詩意者，都是從親身經曆與日常生活中開掘出來。日常事便成了“韻事”，平常的起居就成了今天人常抄洋人荷爾德林的話，所謂“詩意地棲居”。
關於這瓷碗的出處，還可一說。
唐時的四川，有名窯燒製瓷器。杜甫向韋少府討要的大邑燒瓷就出於當時著名的窯口:邛窯。從漢至唐至宋，在中國，四川一地都是經濟生產非常發達的地方，繁盛的絲織業之外，傳統的瓷器生產也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其中的代表就是邛窯。今天在邛崍一帶，還有窯址可供憑吊。比如十方堂遺址。民國年間，內戰不休的四川軍閥還曾大麵積開掘窯址，將出土的器物拿到市場上大量出售。當時在華西大學古物博物館擔任館長的外國人葛維漢曾向國民政府提出對邛窯遺址進行科學發掘的報告，卻未獲批準。他退而求其次，便在古物市場上緊急收購。今天，我們可以在四川大學博物館看到館藏的邛窯精品，得感謝葛維漢等人的搶救之功。
當大邑白勝霜雪的瓷碗送到浣花溪邊，杜甫營造草堂的工程便初步完成了。
他滿懷欣喜之情，寫了一首詩《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
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背對著城市的草堂建成了，屋頂上蓋的是白茅草。從江邊已經走熟的路上望出去，可以看到郊外青碧的田野。榿樹擋住了陽光，風動葉片，仿佛在吟詠詩章。一籠籠竹子上露水下墜的同時還繚繞著炊煙。樹上飛來了帶著雛鳥的烏鴉，燕子也頻頻飛來，在屋簷下築起新巢。有人說你這就是揚雄的家嘛，算了，我也懶得跟人解釋說我不是他了。
前麵說過，杜詩的特點能將詩意隨處點染。如何點染，就看詩中所用的那幾個詞好了：“礙日”的“礙”。“吟風葉”的“吟”。“和煙”的“和”。“暫止”的“暫”。“語燕”的“語”。杜甫自己就夫子自道過:“語不驚人死不休。”怎麽驚人，就是如此驚人。
成都，給了杜甫一個頗為寧謐的安身之所，杜甫將在這裏為成都為世界留下永恒的美麗詩章。
成都給杜甫的這個地方好啊:“錦裏煙塵外，江村八九家。”詩人想，我是不想離開此地了，這樣的心情也是有詩為證的，“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離朝廷越來越遠，我就在這裏做一個農人老去了。杜甫詩是上承陶淵明的。陶的詩作正是寫他歸隱鄉間農事的實踐。好了，草堂建成了，就要接待客人了。
《有客》:“有客過茅宇。”這個“過”不是今天過去的意思，而是到來。杜甫正在園中勞動，“自鋤稀菜甲”，有點衣衫不整，自己整理吧，手上怕沾著泥土，所以“呼兒正葛巾”。
《賓至》:“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幹。”我的詩文怕不是那麽有名吧，哪敢驚動大人把車馬停在江邊來看我啊!這位出門有車有馬的人是誰呢?“主人為卜林塘幽”的主人嗎?杜甫沒說，我不去費心猜度了。有客是好的，但客人身份太高，就有些拘謹，還要為飯食不好而表示歉意:“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
這首詩還值得一說。那就是其在詩歌史上的創新性。明末清初注杜詩的權威仇兆鼇說:“直敘情事而不及於景，此七律獨創之體，不拘唐人成格矣。”也就是說，唐代人寫七律，不能光敘事，還要先寫兩句景。但這首詩沒有寫景，直接敘事，打破了陳規，有獨創性。
還有《客至》。這回輕鬆多了，隨便多了。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隻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這首詩流傳甚廣，不解釋了。隻說今天成都市中還有名叫盤飧市的，這名字也是得於杜詩嗎?又或者那時城中就有這樣名字古雅的菜館了。剛剛說古人表揚過《賓至》一詩不拘一格的獨創，而這首《客至》又回來了。前兩句就是寫景的。如此看來，詩的創新與否，還在於內容表達的需要。古人所謂“不以辭害意”，說的正是這個意思。針對這首詩，美國人宇文所安說，在成都期間，杜甫形成了一種新的律詩風格。“在此類詩中，經常出現快樂自得的形象，老狂士在小農舍中過著樸素的生活，周圍是優美的自然風景。”宇文所安正是把這首《客至》當成這類詩的典型。他說:“輕快的筆調加上完美的形式，使這首詩備受讚賞，幾乎沒有一位重要的詩人沒有模擬過它的首聯。”
還有一位叫韋偃的畫家來訪草堂，並在其東壁上畫了一幅奔馬圖，事見杜甫詩《題壁上韋偃畫馬歌》。韋偃是當時以畫馬聞名的著名畫家，也與杜甫一樣寓居成都。今有《雙騎圖》《牧馬圖》傳世。他畫在草堂壁上的馬卻消失在時間的深處，無覓蹤跡了。不過，從杜詩中讀得這些遙遠的往事，再去遊今日草堂，筆底乾坤，心中波瀾，確乎會有更真切深沉的感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