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隻是苦難,還是生命的頌歌

——有關 《雲中記》的一些閑話

2008年5月12日,成都,我坐在家中寫作長篇小說 《格薩爾王》,在古代神話世界中徜徉。下午2時28分,世界開始搖晃,抬頭看見窗外的群樓搖搖擺擺,吱嘎作響,一些縫隙中還噴吐出股股塵煙。我正在寫的這個故事中的神或魔憤怒時,世界也會像人恐懼或掙紮時一樣劇烈震顫。我可能花了幾秒鍾時間判斷,這些震顫與搖晃到底是現實還是正控製著我的想象。終於,我確定震動不是來自故事,而是從地板從座椅下湧上來,差點把我摔倒在地上;不是陷入想象世界不能自拔時的幻覺,而是真實的地震。

當時不會意識到這些,隻是當搖晃停止,才和兒子衝到樓下,混入驚惶的人群。所有人都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但通信已癱瘓。想再回家中,樓道已經被封鎖。隻有坐在街邊的車中,靜待消息。將近兩個小時,通信漸漸恢複,消息慢慢匯聚,大地震,震級八級,受災範圍綿延從南到北:汶川、北川、青川。嚴重破壞地區超過十萬平方公裏,大量人員傷亡。當這次大地震的麵目初步清晰,已經是黃昏時分。這時交通、電力、通信恢複正常。還是禁止回家。總是裝在車上的野營裝備派上了用場。在公園支了一個帳篷,打開睡袋,我睡不著。地震震中汶川縣映秀鎮,在我老家阿壩州的範圍,終於打通家裏電話。我們那個縣那個村也經曆了劇烈搖晃,但房沒倒,也沒有人員傷亡。隻有三妹妹帶車跑長途,她自己和一車乘客,地震發生那個時段,正在震中附近,妹夫已從成都出發徒步進山去尋找。橫豎是睡不著,開著車上了街道。經過一個街心花園,許多人圍成一圈,組成一道人體的屏風,佑護一個臨盆的孕婦生產。再往前,每一輛獻血車前都排起了一條長龍。救災隊伍正在集結開拔。平時喧鬧的人群都有種莊嚴的沉著。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居住的這個城市非常偉大。我把車開到通往都江堰、映秀和汶川的高速路口,整整一夜,管製起來的高速路上各種車輛川流不息。右道上是滿載救災人員和物資的車輛——軍隊、政府機構的,臨時集結的誌願者團隊的。左道上從災區源源駛來各種載著傷員的車輛。我打電話要求參加省青年聯合會的誌願者團隊。盡管我曾任過這個機構的副主席,盡管負責人是一個老朋友,但被他斷然拒絕。他說我身體不行,我說我有一輛八成新的越野車,而且有豐富的山路駕駛經驗。我得到的答複還是,這事讓我們年輕人幹。

天亮了,關於慘重傷亡的消息越來越多,整座城市的氣氛就是每個人都覺得必須做點什麽。捐款捐物是最起碼的選擇。那時還在成都工作的麥家打來電話,建議他、我和楊紅櫻三個四川作家帶頭發起捐款。他拿出二十萬作為首筆捐款,還在韓國訪問的楊紅櫻也在電話裏馬上認捐二十萬。我家在農村,負擔多,隻能表示心意,捐了五萬。由此發起一個基金,用於教育方麵。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時候最揪人心肺的消息,就是災區中小學校發生的大麵積傷亡。具體怎麽做,沒有想好。先把錢拿出來再說。當即打電話向阿壩州教育局表達了這個意思,請求在他們那裏開個戶頭,好把捐款匯往這個賬戶。

震中地段的公路上,飛石與滑坡瞬間埋葬了多少鮮活的生命,我妹妹帶的一車乘客,居然毫發未傷。他們棄了車,相互幫扶,半途遇到前去接應的妹夫,他們徒步一個通宵,又一個半天,帶領一車乘客,走出餘震頻發的重災區,竟然也無一傷亡。不敢私自慶幸,因為那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隻是從此相信這個世界上真會出現奇跡。在成都的西門汽車站,見到妹妹和妹夫,我以為我會流淚,但沒有。他們也沒有流淚,隻是以超乎尋常的平靜,講述如何在長夜裏穿行幾十公裏破壞嚴重險象環生的山路。講到路上房倒屋塌的老百姓,在露天用大鍋煮粥,周濟路上逃難的人群。

這下我可以去災區了。去汶川。

平常,成都到汶川,兩個小時車程。現在,近路斷絕。繞行的路線是八百公裏山路,整整兩天。路上,餘震不斷。我那輛車伴我穿行這些險象環生的山路,至今車身上還有兩顆落石砸中的傷痕。一處在風擋玻璃上,一處在引擎蓋上,修車時,我特意叮囑把大傷平複,小傷留下。

在馬爾康,在州教育局開了捐款賬戶。

繼續前進,越靠近災區,以前熟悉的道路越是損毀得慘不忍睹,四處都是房倒屋塌、人員傷亡的慘痛景象。遇到一位相識多年的老友,當時是阿壩州副州長。當時他眼含熱淚,說的是,全州人民幾十年辛勤建設的成果就這麽毀於一旦。確實是滿眼毀損:道路、橋梁、學校、電站、工廠、鄉村。人員死傷累累。那也是我地震以來第一次流淚。大災發生,過了幾天,因震驚而麻木的感情器官才開始發生反應。

後來又去過許多災區,一萬多人口的映秀鎮傷亡過半。山清水秀的北川縣城一部分被滑坡埋葬,剩下一多半全部損毀。再往北,青川縣東河口。山體崩塌,把一個村四個村民小組184戶人家、一所小學全部掩埋,700餘人被無聲無息地埋入地下。走在地震新造成的地貌上,踩著那些從地層深處翻湧出來陷腳的生土,不敢相信下麵就埋葬了一個曾經美麗的村莊。

那個時候,我全然忘記了自己的寫作。隻是想盡量地看見,和災區的人民共同經曆,在力所能及的地方盡一點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然後是災後重建。

我們三個四川作家發起的那筆捐款有三十多位朋友加入,金額近百萬了。打算用這筆錢建一所希望小學。為此去災區選一個合適的地方,此時發現這個想法已不可行。政府出台重建方案,都是以鄉鎮為單位的寄宿製中心小學:教學樓、宿舍樓、電教室、圖書室、食堂、體育場,一所小學沒有千萬以上的資金建不起來。還是不想放棄希望,於是出動去募捐。這時候,地震激發的熱情漸漸消退,一呼百應的情況並沒有發生。終於得到一家大企業的承諾,安排他們的慈善基金和我們共建一所小學。與災區政府協商,去實地勘察,同去的還有著名的建築師朋友,願意義務為我們做建築設計。大家集思廣益。建學校要盡量使用環保材料,要節能。學校不能建成了事。建成後,捐了款的作家朋友、文化界朋友要輪流去駐校上課,騰出本地教師去發達地區進修,有著名高校也表達了將免費為這些教師提供進修機會的承諾。我們還要持續資助困難學生。等等,等等。總之要將 “我們的學校”建成一所模範學校。那時,在所有討論中,我們都說 “我們的學校”。而這一切最終還是沒能實現。主要問題,我們這種業餘隊伍不可能跟上政府要求的重建速度。加之當時國家指定一省支援一個重災縣,一個地市支援一個鄉鎮,我們選定建校的鄉,由廣東一個地級市負責。在他們的援建規劃中,學校自然是重中之重。我們隻好遺憾地退出。企業的慈善基金去尋找別的項目,剩下朋友們那筆捐款到了震中映秀的漩口中學,做了一個獎學基金。今天,去重建的映秀鎮,漩口中學倒塌的教學樓,還是保護最好的地震遺址,很多有關 “5·12”地震的紀念活動都在那裏舉行。

到此,我重新回到書桌前。繼續那部中斷已久的長篇小說的寫作。

那時,很多作家都開寫地震題材,我也想寫,但確實覺得無從著筆。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災民心態。這種警惕發生在地震剛過不久,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率一團作家來災區采訪,第一站就是到四川作協慰問四川作家。我突然意識到在全國人民眼中,四川人都是災民。那我們寫作地震題材的作品,會不會有意無意間帶上點災民心態,讓人關照、讓人同情?那時,報刊和網站約稿不斷,但我始終無法提筆寫作。苦難?是的,苦難深重。抗爭?是的,許多抗爭故事都可歌可泣。救助?救助的故事同樣感人肺腑。但在新聞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這些新聞每時每刻都在即時傳遞。自己的文字又能在其中增加點什麽?黑暗之中的希望之光?人性的蘇醒與溫度?有脈可循的家國情懷?說說容易,但要讓文學之光不被現實吞沒,真正實現的確困難。

又寫了幾本書:《瞻對》 《蘑菇圈》 《河上柏影》和 《三隻蟲草》,都不是寫地震。

災難還在發生。2013年蘆山地震。2017年九寨溝地震。兩次都離汶川地震發生地不遠。

地震後不斷發生地質災害。2017年6月24日,一個叫新磨的村莊被滑坡掩埋,60餘戶人家、近百條生命瞬間消失。地質專家認為,滑坡是因為汶川地震後造成的地質應力改變。

大地並不與人為敵,但大地也要根據自身的規律發生運動,大地運動時生存其上的人卻無從逃避。

我不在災區,但劇烈的創痛同樣落在我的心頭。而且,隻是寫出創痛嗎?或者人的頑強,但這種頑強在自然偉力麵前又是多麽微不足道。

我唯有埋頭寫我新的小說。唯一的好處是這種災難給我間接的提醒,人的生命脆弱而短暫,不能用短暫的生命無休止炮製速朽的文字。就這樣直到今年,十年前地震發生那一天。我用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這回,是一個探險家的故事。下午兩點,那個時刻到來的時候,城裏響起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中,我突然淚流滿麵。我一動不動坐在那裏。十年間,經曆過的一切,看見的一切,一幕幕在眼前重現。半小時後,情緒才稍微平複。我關閉了寫了一半的那個文件。新建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從開始,我就明確地知道,這個人將要消失,這個村莊也將要消失。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我隻有這個強烈的願心。讓我歌頌生命,甚至死亡!除此之外,我對這個正在展開的故事一無所求。五月到十月,我寫完了這個故事。到此,我也隻知道,心中埋伏十年的創痛得到了一些撫慰。至少,在未來的生活中,我不會再像以往那麽頻繁地展開關於災難的回憶了。

因為這個原因,《長篇小說選刊》要我為這篇小說寫創作談時,我不想寫。表麵的原因是這些日子確實很忙,其實是我短期內確實不想再去碰觸這個話題,也沒有什麽小說觀或小說技法之類的話題要談。這隻是一個年複一年壓在心頭的沉重記憶,終於找到一個方式讓內心的晦暗照見了光芒。所以,在這裏要說的,也隻是如何讓自己放不下這段記憶的一些經曆罷了。如果再多說一句,也隻能說,我喜歡自己用頌歌的方式書寫了死亡,喜歡自己同時歌頌了造成人間苦難的偉大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