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酒頌

各位嘉賓，各位喜愛川酒的朋友:

我作為一個作家，精神上有曆代文人愛酒的基因。一個愛酒之人，生在四川，不能不說是一種巨大的幸福。所以，很高興來參加這樣一個以酒會友、品酒論酒的盛會。

“酒非攻愁具，本賴以適意。”這是宋人陸遊的詩。他用這首詩給喝酒定了境界。不是 “銷愁”，而是 “適意”。而且要跟在名山勝跡的遊曆、人間況味的體悟結合在一起， “如接名勝遊，所挹在風味”。隻有飽覽了名山大川，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曆，才能從酒中品嚐到真正的 “風味”。

公元1170年，陸遊 “細雨騎驢入劍門”，來到四川，整整八年。一個愛國文人的事功之外，他在這裏品嚐美酒，歌詠美酒。

比他早四百多年，公元759年，唐代的大詩人杜甫也是越過劍門關進入四川。

兩個詩人都在四川廣交友，飲美酒，看勝景，寫好詩。四川文人李調元說:“自古文人例到蜀，好將新句貯行囊。”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四川的名山勝水，悠久而獨具特色的文化，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對這些傑出而浪漫的文士來說，蜀地的美酒，也是吸引他們前來的一個重要緣由。

我作為一個從事文化工作的人，一個四川人，遍飲蜀地美酒之餘，也常常會想，在中國，如此集中地產出這麽多美酒的地方，為什麽獨是四川?

杜甫早就發現了四川盛產美酒的秘密，也就是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幹枕席清。……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四川盆地，氣候溫潤，物產豐富，宜人居，宜生產。加上人民勤勞，這就導致了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從漢，到唐，再到宋、元、明三朝，四川在中國都是生產力空前發達的地區。漢代因種植技術的進步而發展出了空前發達的紡織業。生產有了規模，必然導致生產管理水平的創新與提升。今天四川省會成都別名錦官城，就因為在那個時代就設置了管理絲織業的專門機構和職官:錦官。甚至有人說，所謂錦官城，就是把絲織業集中於一個地方，作為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就像是今天的工業園區。是不是如此，還需要更多史料與考古發現來證明。但在當時，因為生產的發達，造成城市消費的繁榮，這是沒有疑問的。也因為有了消費文化的出現，才會有“文君當壚”這樣當街沽酒的商業形態出現，有了這樣的消費與交際場所，借助了酒的媒介，才會有卓文君與漢代最有才華的文人司馬相如的愛情故事發生與流傳。

在卓文君與司馬相如的時代，絲織業已經是四川的支柱產業。隻是因為技術限製，酒還不能長期儲存，長途轉運，隻能是一種即時的在地消費，不能延長產業鏈，生成一個巨大的商業空間。

到唐代，絲織業更加發達。成都因此有了一條五彩斑斕的濯錦之江。這條穿過成都的江流今天還稱為錦江。

在四川，在成都生活了將近六年的杜甫就在這條江邊飲酒:

“走覓南郊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床。”

“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這裏不隻是酒之美，還有風景之美，人情之美。酒不是一種純物質的東西，酒是友情的依憑，酒是通向精神自由的可靠媒介。

杜甫詩中記載，他在成都時，當時四川的 “一號首長”嚴武送過他青城山道士釀的乳酒。那時的四川，盛產春酒。有即釀即飲的生春，也有加熱處理後可短期儲存的燒春。我們的六朵金花之一的劍南春，就把劍南燒春作為其源頭。劍南，就是劍門關之南，那是唐代四川的行政區劃名稱，叫劍南西川節度。杜甫離開四川，坐船順岷江而下，到長江第一城五糧液的產地宜賓，那時叫戎州。戎州刺史請杜甫喝的也是春酒：“重碧拈春酒。”可見春酒還各有品名，也就是最初的品牌。這種春酒叫重碧。喝酒還上果盤，是當地出產的荔枝。“輕紅擘荔枝。”這個荔枝也很有名，寫在唐詩中:“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古人解詩，說這些荔枝是從嶺南送往長安的。不對，路太遠了，荔枝又嬌嫩，經不起那樣折騰。這個荔枝就產在五糧液的出產地宜賓，就產在國窖1573的出產地瀘州。

還是有詩為證。宋代人黃庭堅謫居宜賓三年。寫了很多關於酒和地方風物的詩，因其描寫的客觀性，可作信史看。就說一首詩的名字吧。《廖致平送綠荔枝為戎州第一，王公權荔枝綠亦為戎州第一》。這裏，綠荔枝是佳果，荔枝綠是美酒。一首詩，同時寫出宜賓的兩大物產。

宋代是四川的黃金時代。

那時傳統的紡織業更加發達，外銷多換回來的錢也多，因為通用貨幣是銅錢和鐵錢，造成攜帶和運輸的困難。於是，因流通方便的需要，四川人發揮創造性，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先是民間發行，由六個大商戶以他們實有銀錢為本金，再溢價百分之三十左右發行紙幣。發展一陣後，為加大發行麵，也為增加信用度，改由國家發行。

這個時候的四川，卓筒井出現了，這是鑽井技術的偉大發明，從此，人類可以打出千餘米的深井，索取地下寶藏。四川因此又發展起一個新的支柱產業——鹽。

此外，還有茶馬互市的茶。

四川經濟有三大支柱了。

然後，酒成為當時的第四大支柱產業。這首先是由於製酒技術的進步，蒸餾酒的發明。今天我們講酒，都會講它與時間同在，在漫長歲月中積澱風味、情感和記憶，因而獲得魔力般的神秘特質。但早前的酒是害怕時間的。直到蒸餾酒出現，才使其獲得了與時光與記憶同在的特質，也才使酒得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產業。前麵說過，絲織業發達了，就出現了專職管理的部門:錦官。酒業發達了，能有巨大的稅賦貢獻給國家，也就出現了專事管理的部門:清酒務。宋代的酒是國營的。最初的辦法就是民間可以辦作坊釀酒，但不能生產酒曲。酒曲由政府統一生產，釀酒作坊私自製曲可判死罪。你從政府手裏買曲，曲錢裏頭就含了稅金。政府有時會貪心，國營企業也會貪心，光賺曲子錢不夠，又出手辦酒廠。結果當然是擠壓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那時四川真是把酒當作一個支柱產業來打造，來經營的。南宋高宗年間，一個考取進士功名的遂寧人，姓趙，他不管行政，也不管軍事，管酒產業，為政府理財生財。他接手這個攤子時，四川酒業每年貢獻一百多萬貫稅賦。他一上任，發現國營酒廠經營不善，大多承包給體製外的商人。這種承包製有個名字叫“買撲”。承包也好也不好，最大的毛病就是尋租。趙先生搞改造，把這些承包出去的國營酒廠都收回來，發明一種隔槽法，窖池開放，老百姓要釀酒，到指定的地方來。我提供窖池、甑子，還有技術指導，你自己釀。收費按你釀酒的糧食多少。一斤多少錢，明碼實價，公正合理。從而促進了酒業發展。這個製度威力無比，沒過多少年，光在四川，酒的稅賦翻了不止一番，達到六百多萬近七百萬貫。朝廷看這個法子好，還推廣到全國其他多糧食多酒的地方。所以，把酒作為支柱產業，在四川不是幾年幾十年，是好幾個朝代的事情了。這也證明了，川酒的興旺，是有其深厚的曆史傳承在的。自然條件好，是一個方麵。生產體製的成熟與創新也是一個重要傳統。

任何一個時代，經濟的繁盛必然造成文化的發展。

四川在生產力勃興的宋代，文化也大繁榮、大發展。那一時期，四川，特別是成都，是中國造紙業和印刷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在四川湧現了中國文化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蘇東坡。他是政治家，是偉大的散文家、詩人、詞人、傑出的書法家和畫家。林語堂先生在為蘇東坡作傳時說，他還是個偉大的釀酒師。蘇東坡酒量不大，年輕時，他自己的說法是，“見杯輒醉”，後來酒量也一直不大。但他愛飲酒，善飲酒，為的是這種偉大的**能敦睦友誼，能讓我們在某種狀態下突破禁忌禮數，直抒胸臆，放任曠達，情感自由，靈感升騰。

我認為蘇東坡的文化性格是川人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代表。在朝中任職，憂國憂民，積極為治國安邦建言獻策，堅持操守，雖遭貶謫也不改其誌。為官地方，勤勉為政，造福一方。當杭州刺史，努力治理水患，留下蘇堤一條。這條堤，不隻是治水，同時成為縱貫千年而生命力依然旺盛的人文景觀。什麽是文化?這就是文化。造物時並不隻拘於實際用途，而有審美的考量。社會黑暗，仕途斷絕，在逆境中，他以曠達的人生觀享受生命。他在貧苦的處境中創造生活，親自動手，創造菜，創造酒。他在黃州造過蜜酒，在惠州造過桂酒，並以詩紀之。“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君獨立冬鮮榮。無所攝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且清。”淳且清，是酒品，也是偉大人格。

我想，這種對生活對酒的理解與認知，也是川酒傳承深遠、曆久彌新的精神因素之所在。川酒傳承的不隻是技藝，其中也飽含著川人務實勤勞，同時也達觀放任的文化性格。

蘇東坡自己製酒，寫過 《東坡酒經》，寫他怎麽製曲，怎麽以三十天為一時間單元，釀成自己家酒的過程。這樣的作品，也是經世致用之作。拜四川獨特溫潤的氣候所賜，川酒的最神秘之處就存在於空氣和土壤裏無處不在的微生物群之中。在酒曲中，在窖池中。今天以五糧液為代表的川酒，品牌建設、營銷方式、流程管理，越來越科學化現代化，但關鍵的生產方式與環節，製曲與封窖，還是傳統的，應時而動，應季而動，正所謂天人合一。比如郎酒今天還保持著端午製曲、重陽下沙的工藝傳統。在這些獨特的工藝過程中，無數微生物群體，在人類肉眼不可見處的歡快而神秘的勞作，正是各個品牌川酒上佳風味的真正奧秘之所在。

與此相伴，詩與酒一直是同在的。詩人一直是深度參與見證酒業發展的。

再舉一個詩人與酒相關的例子。

蘇東坡的弟子、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大詩人、大書法家。他謫居宜賓三年時間，遍嚐當地佳釀。最盛讚的是今天五糧液奉為上源的姚子雪曲。他不是抽象地抒寫喝此酒的主觀感受，或欲飲此酒的原因，而是客觀地寫出了賞酒的步驟。直到今天我們賞酒鑒酒所遵循的還是同樣步驟。

一、觀色:“姚子雪曲，其色爭玉。”

二、聞香:“得湯鬱鬱，白雲生穀。”

三、初嚐:“清而不薄，厚而不濁。”

四、回味:“甘而不噦，辛而不螫。”

大家看看，一套完整流程，在宋朝時就已經規定好了。祝大家在今天的品鑒會上，也照此流程，舉杯，幹杯，得大暢快、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