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金石味前因,紹父箕裘倍百男

在這個世界上,有那麽多的姓名從未被人聽聞,隻是伴隨著倏忽的生命,出現,存在,消失,以至湮滅。有些名字,即便以聲音的形式、以文字的形式被人聽見或看見,如果不熟悉名下那個生命的生平與事功,隻會從意識的表層一滑而過,不留下任何印象。

幾個熱心文化的朋友提起曾默躬這個名字時,我也未有任何警覺。朋友們說,曾默躬是一個在生前身後都未能引起足夠重視的書、畫、印、醫四者都有高深造詣的老成都人,這些年,他們努力搜求其散佚的作品,持續不怠,終有大成,建成曾默躬藝術館一座。

進入館中,一件件曆經時代巨變而得以幸存的藝術品,都是這位藝術家豐富成就的一個側麵。一方秦漢味十足的印,石質低調而溫潤,是那個人的性格。石上印文的刀刀刻劃,明晰處的銳利,模糊處的隱忍,分明是一個中國文人的精神寫照。在他摹寫蜀中奇山秀水的長卷前流連,耳邊不期然響起李白的詩句:“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鬆。”默躬先生在 《鳥聲喚夢圖》題畫文中說:“古人是此心,今人亦是此心”。在畫家,說的是畫法源流。我讀他畫時,感受的是審美精神的熏染。默躬先生畫回龍觀、畫彭灌諸山、畫華陽羅漢泉、畫遂寧和峨眉道中景、畫雅安山色、畫嘉陵江,存影造型,以物寄心,影是情感投射,形是經心再造,用畫家自己的話更為準確:“未下筆時,古人齊集眼簾;既下筆時,境物全由心造……心亦物也,而特具靈機焉……心靈不慰,唯物者死物耳。”在這些畫作前移步換景,我內心喚起的情緒還是被李白詩說盡了:“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

再看默躬先生所作佛教題材的觀音、達摩造像,並工寫 《心經》全文,也是有 “心”在。在他,既是取法天地的 “詩心”,更是係於天下眾生的 “仁心”。他在觀音像上方工寫 《心經》後,又寫造此菩薩像的緣由:“乙醜十四年 (1925年)又四月初旬,天久不雨,虔誠禱告,誓願畫佛百區,解除吾蜀苦厄,至下旬天天連日大雨,乃願終身畫佛。”

默躬先生一介布衣,不求聞達,於成都城中懸壺為生,一脈問一人之身,一方愈百人之病,到天災降臨,民不聊生,唯有以書畫之長,向上天為民祈命。這種心跡在 《印光大師德相》題讚中也有顯現。“其律己兢兢然,其為人殷殷然。”以這樣的文字讚一個佛門大師,題讚人自己也未嚐不是把這境界作了自己的立身軌範。

如此,在館中一件件藝術品前屏息流連,去一次不夠,再去二次三次,仿佛聽見那個此前從未聽聞的陌生名字,化成了金石之聲,在那個靜穆古雅的空間中回**。

也因此,對曾默躬藝術館的動向便時常關注。關注幾位朋友,如何盡心搜求先生作品的劫後餘存,豐富館藏。把時代波濤洶湧之下淹沒不聞的一位藝術大師打撈出水,向世人展示。同時還邀集專家學者對其題跋、書法、印文、醫方和所閱書籍批注等仔細釋讀,深入研究,釣沉探幽,發表 《曾默躬藝術年表》等論文多篇。又先後整理出版 《曾默躬印槁初拓》 《曾默躬品鑒璽印輯》和 《曾默躬藝術館藏品集》等多種專著。所有種種,都是有文化意義、有功德的事,善莫大焉。

藝術館幾位朋友見我和他們一樣,愛敬默躬先生,邀我也來寫一篇評介文章。我是在電腦上敲字為書的人,於書法、繪畫和印刻,雖愛品讀,技法上卻一竅不通,哪敢論其筆墨意趣金石品格。推宕許久,難以著筆。

其間把默躬先生一些題跋和釋印文字讀過數遍。某一日,突然省悟,幾幾乎湮滅於各種時代新潮中,幾幾乎被中國美術界遺忘殆盡的曾默躬的那孑然的身影,在他在世時,至少在他的親人們在世時,並不如我們想象的那般寂然孤獨。不論在任何時代,畫壇書壇與文學相比,更容易與金錢與權力結盟。1932年,曾默躬四十,正當壯年,因藝術精湛受時任四川省長重視,有機會出人頭地,混跡官場。他的表示卻是:“我今生願為藝事默隱以終。”

他的不孤獨是由於有和他同樣熱愛藝術的家人環繞。

現存 《日省軒印槁初拓》十卷,收印四百餘方,一印一箋。箋沿題文:“成都曾默躬篆刻,蘇璉元選集。” “男:雍、淦;女:璲、橘同拓。”

這段題文說明曾默躬的藝事,始終有家人參與。

曾默躬對藝事愛至癡迷,受這個一家之主的熏染,這個家庭也成為一個藝術之家,因對藝術的熱愛而氣氛溫暖融洽。這種家庭關係,在我看來,可以作為知識分子詩書傳家的一個典範。

默躬先生在 《曾默躬品鑒璽印輯》中說得明白:“山荊蘇璉元,字韞斯,生於邑之青龍場。年二十適餘,極樸敏,勤奮之至,寡言笑。立誌興家,三十年來聊償初願。大兒雍,次兒淦,大女璲,小女橘,皆其所出,次第撫育施教以至成立。惟吾專攻書、畫、金石、醫學,而山荊亦濡染之。”

這個濡染可不一般化,是有成果在的。

其妻蘇璉元搜集當時發表於報章雜誌的印譜,由默躬先生隨時分剖提點,作為自編的金石教材。施教的對象是家中小女曾橘。這本文印交織的賞鑒譜,正是我讀過數遍仍不願釋手的 《曾默躬品鑒印璽輯》。這篇小文,主要就是對此書文字的一些梳理和由此生發的一點感想。

為什麽要編成此書,其緣由,默躬先生在賞鑒集中說得清楚明白:“九女曾橘苦要學我,尤愛篆刻。將此百餘個璽印旋說旋批,俾易領悟。”交代不夠,默躬先生還補寫一句:“他日曾門藝海多一女將也。”其欣喜自得之情溢於言表,由此可見曾氏性格之質直本真。他說:“女子治印,明有史癡翁姬何玉仙,清有梁千秋姬韓約素,俱臻精妙。民國以來,則無女子刻印,可歎也。”毫不客氣,將其愛女放在女子治印史上,與前人等量齊觀了。

那時,默躬先生這個愛女才十三歲,卻有大丈夫氣。在 《任齊、陳賀之印》條下,默躬先生記:“曾橘九女以自刻 ‘恨海之瓊’小印索正,愀然曰:‘吾今恨是十三歲女郎耳,區區刻印亦不能光大父業,何以子為?’”

曾橘說此話應是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當是時也,封閉如四川,也已經過辛亥革命新知與血火**滌,繼而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和大量學術機關相繼入川,民心民風再為之一新。一個早慧少女,慨然作此語,雖然令人驚奇,但其後有女權意識蘇醒的時代風潮回**。

其妻蘇璉元在 《獅印》釋文中也發大丈夫語:“獅印猶寓馳寰宇之意。中國如睡獅,此醒獅也。”

默躬先生作詩,安撫女兒:“銘心字學發豪在,煉石補天問彼蒼。”其意在於闡發文化更深長的影響力量。後又占一詩雲:“一家金石味前因,字出先民必本經。小藝之成關福命,入魔入佛戒初心。”

這個曾橘,的確是個奇女子。默躬先生記她:“橘兒寫刻得濠叟、悲翁之意甚深,聽人說 ‘美女簪花格’之語,必深惡痛絕,擲筆欲嘔,乃曰:‘中國女子鹹如是耶?’”這若不是民國年間,新風滌**,這早慧女子也不會有如此強烈的女權意識。而作為父親的默躬先生,記這些情形,完全是讚賞有加的口吻。這也助我們全麵理解曾默躬其人。他執醫,是國醫;從藝,是國學,加之當時情境,因年代更迭,時間久遠,容易讓後人想象出一副遺老的形象。其實,曾默躬於1908年畢業的四川省高等師範學堂,當時是四川省的最高新學學府,其論藝文中也時有中西藝術的比較之論,這都說明,他於新學並不隔膜。不然,他不會以欣賞的筆調寫小女曾橘如此形象:“兒敝衣破服,操作勤勞,過於男子,人見之,不知是吾愛女也。”

此女如何勤勞?

“每日工作有常規,晨起寫佛經三千字,篆書百字,刻印三方。作畢,針紅一二時。”這又得讓我們自己警惕不要因此構造一個隻知埋首窗下的苦學生形象。曾默躬也有文在此, “下午同朋友散步田間,歸即燃燈讀書,必依傍母親之側”。

這是一幅勤於藝事,溫暖和煦且頗有生活情趣的家庭圖像。

為此,我曾幻想有一幅默躬先生所作的他全家的生活圖畫,當然這個指望是落空了。好在他的文字,卻留下了這樣鮮活的場景,就讓我們且看數幀吧。

其一:

“餘寫經時,山荊蘇璉元同寫字,橘兒指印問曰:‘何如此時悵觸窮懷?’乃曰:‘我生靡樂,何百賞之有?’山荊笑謂橘曰:‘顧弗樂否?’題之:‘老去情懷百不堪,賞心樂事苦中參。拙荊手指橘兒語,紹父箕裘倍百男。’”

這是一家三口其樂融融時探討人生與藝術中的苦樂觀。

其二:

“吾與山妻蘇璉元及愛九女曾橘,說羅馬國止而其藝術不止,又說胡習如的事。庚辰二十九年 (一九四〇年)三月清明掃墓還暾齋,傍晚六兒曾雍、小兒曾淦、大女曾璲齊集同餐。璉元烹魚,橘兒、璲兒煮家釀。雍兒若老龍聽經,竟一覺天光。曾堯聽而不動。”

過得是其樂融融的家庭生活,話題是以羅馬帝國的消亡與文化的長存為例,談藝術生命如何生生不息。這樣堅定的文化觀念,在默躬先生的文字中時有體現。

其三:

“一日,橘兒刻印餘興,見案上墨沈,狼籍不堪。餘已作畫十餘幅,昏倦催眠,隱幾而臥。橘兒寫山水宣紙小幅,大類金冬心、高阜寒金石家氣息。此畫先糊塗各色,或幹或濕,或現或迷,又似‘印象派’之西洋畫,後以焦墨、濕墨、幹墨、潑墨,旋勒旋染,旋勾旋塗,成了一個中西相兼,能若不能,又通不通,極富趣味之天真圖畫。弟曾堯墨筆添上幾間茅屋,俯瞰江邊,一家大大欣賞之。”

解釋一個字, “沈”,通 “沉”,此處是剩的意思。父親作過畫了,硯中有些殘墨,小女曾橘刻印畢,在紙上隨手塗抹點染。默躬先生說像法國印象派,去猜想此畫定有迷離的形色變幻。其弟曾堯又加畫茅屋。“一家大大欣賞之”一句,可猜度這個藝術之家中洋溢的歡快之情。

其四:

“曾橘**花,五六年前手植木槿數十枝,齊向上發,儼若劍光,上射雲霄,大似兒之學業大達無已耳。

“橘兒手植木槿花,庭前挺秀,嚐自寫 《木槿花館治印圖》。

“山荊蘇璉元補衣服,橘兒展紙壁間,墨色狼籍,索我對影寫照,高高興興,糊糊塗塗,一揮而就,未知兒意如何?”

補衣服這個細節很重要。時當全民抗戰,國勢艱危,民生凋零,默躬先生雖然精於醫術,書、畫、印在當時的四川都有相當影響,家庭生活依然樽節用度。但一家人沉醉其中的,還是植花捕影,藝業精進。換在當下,無論醫家還是藝術家,如此淡泊明心者,怕是難有了。

其五:

“庚辰 (一九四〇年)人日,家人都去郊遊,惟內子蘇璉元及九女曾橘寫篆字,看印譜,意興至濃。餘寫梅花四幅,冷豔古紅,嘖嘖令我解衣旁薄。絕倒兩兒兩女,各付一幅。餘又以餘沈和色,大塗一紙,存之鐵櫃,以俟吾孫赫甫。畫畢,又說刻印,璉元與橘具酒肉與幹臘。春光融融,煦我家庭,恨雍兒、淦兒往昭覺寺,未在此聽聽也。”

由此知道,曾家還有一個名叫赫甫的孫兒了。

林語堂認為,中國藝術的高下,可以從平靜與和諧的程度判別出來。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國藝術家典型的性格就是安靜與平和。他理想中的中國藝術家,“就是此恬靜和諧精神,山林清逸之氣,又沾染一些隱士的風度”。其山林的清逸之氣,自然呈現於默躬先生的畫作中。“隱”的風度,默躬先生自然就有。前麵已經引過他 “今生願為藝事默隱以終”的話,而他安貧樂道的生活,也是自然的證明。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這個 “隱”,不是在終南山中,而是喧鬧的市廛,在動**不已的時代。而一個以藝術為安身立命處的家庭,就曾在烽火連天的年代,安處於今天我所棲身的這座古城中間。

戰爭烽火是真的。就在這部賞印譜編定的那一天,默躬先生的賢妻蘇璉元為我們留下了終篇的文字,第一句話中就傳遞出烽火消息。但她的筆觸仍然十分冷靜:

“己卯廿八年冬,餘已避空襲還家。”

己卯是民國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抗日戰爭的第三年。那時,作為戰爭後方的重慶、成都等地正經受著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

這本 《曾默躬品鑒璽印輯》的真正編者其實是蘇璉元,默躬先生是在其妻搜集匯編的基礎上,課女之時,寫下了那些有真情、有洞見,且充滿生活情趣的賞析文字。

但蘇璉元自己卻隻在本書中留下兩段文字。

一段開篇,一段結尾。

先讀開篇:

“造象肖生印,秦漢六朝,我見甚多。若此集之獅印、雞印、犬印,萬印樓亦無之。況形態之雄俊,精神之活躍,不惟徒顯骨肉而已也。獅印猶寓馳騁寰宇之意,中國如睡獅,此醒獅也。鈐諸冊首,以壯吾誌。藝人印人一動筆,一動刀之初,其可起心玩物喪誌,藝成而下之念乎?成都曾蘇璉元識。”

再讀終篇:

“己卯廿八年冬,餘已避空襲還家。外子默躬先生重振舊業,窮困顛連,一仍往昔,而積習弗衰,粉墨粲然,兀坐凝神而不一語。餘積習故深,乃於亂紙堆中,剪聚古印拓若幹部貼成冊,鑿鑄文武,無品不精,蓋選之又選。知斯文者,當弗爽也。集成俾兒女輩仿習。時曾橘九女頗敏慧,叔曾堯為篆 ‘九妹’ ‘曾橘’兩印,使試刻之,無何即成。盎然秦漢,未出修飾。適醴陵吳龍丘先生見之,擊節稱賞,戲曰:‘學人藝人之子,殆如斯乎?’鈐兩麵印文以去,勉勵有加並贈布料諸件。此後橘兒刀椎自隨,而針黻女紅益罕用矣。其父益喜,暇課充之,稍稍分曉三代製作。刻有三百多方,自擇佳者百餘方,殿乃父譜錄之後,更見巾幗之克紹箕裘也。庚辰廿九年農曆五月十五日橘兒生日,母氏蘇璉元謹記於暾齋,付兒保用勿替。”

暾,是曾氏一家的齋號。暾者,日光溫暖明亮。讀這些半個多世紀前的文字,雖已不見當日成都城中那個早慧少女一印一畫,仍有暖陽拂麵之感。

從蘇璉元這段文字知道,這印集是從一九三九年去城外躲避空襲歸家後開始編輯。因為發現小女治印的天賦,而由母親編輯印譜,父親條分縷析,用作課女的自編教材。由此還知道,其愛女曾橘的治印頗豐,隻是在時代巨變中已經**然無存。但父母之深情並不因時光無情流逝而減少感人性的溫暖。藝術之美,藝術生活之美,也不因其作品無存而稍減耀眼的輝光。

世事的殘酷在於,很多時候,命運之神並不像很多道德文章中所宣稱的那樣,給認真對待生命和情感者予以特別的眷顧。蘇璉元編成此印譜後不久,默躬先生留下這樣的文字:“今吾妻蘇璉元客死蘇坡橋,時庚辰廿九年十月初四日上午辰時。觸見此冊,不欲生也。”

這時的默躬先生逢此大悲,仍然自尊節抑,借談印有抒發悲。他談的是一方漢印,單字一個 “談”。

“此 ‘談’字,吾夢是司馬談的。談作 《史記》未成,其子遷受漢武腐刑,憤而完成之。此宇宙之大文章也。趙悲廠痛其妻範敬玉與家人相繼死,立誌刻印三十年成大名。”這才談到其妻蘇璉元之死。默躬先生自道此為 “苦行者傷心語”。

剩下唯有自身藝業精進與課女為最大安慰了。

《曾默躬品鑒璽印輯》一書,本名 《日省軒集貼璽印至精之品》。此名似乎更為貼切,更合曾氏夫婦合編此書時的本意。

此集收印一百餘方,民國二十九年集成。默躬先生課女談印共一萬餘字。因是為家教所寫,自是真情真知流露。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字的粗疏。這些文字看似隨意平常,但行文精煉簡潔,沒有一絲一毫的馬虎。說理時,從中還可窺見愛女曾橘之動人側影。

“橘兒以所刻五十方印乞斧,取其三分之二,仿漢亂真,學秦小璽至佳。興致勃勃,隨刀隨說,不在言下,專在心覺。”

“‘左忠’兩字印:此兩字界格筆畫之多寡無幾,界格本可以勻稱,而偏偏 ‘左’字筆畫少,格寬; ‘忠’字筆畫多,格窄。仔細看來極安詳,而又不爭不讓,此中機趣非深於籀篆者不易知也。此是秦製之而普通者。吾三呼:‘橘兒,橘兒,橘兒,咀嚼此中味道乎?’好好就在此中安身,不必向徽浙問道路也。”

清代到民國,治印的主流,是徽派與浙派。這兩派所以能成為主流,印人本身的藝術造詣是一個方麵,與此同時,當地經濟文化發達,一個印人稍有成就,賞識者多,收藏者眾,流通廣布後名聲日隆也是一個原因。四川一省,地處西南,元明以降,因為戰爭破壞,人口減少,經濟地位也漸趨低下,與之相隨,是文化影響力的衰退。默躬先生身處四川,卻對當時流行的東西保持著一份警惕,指導女兒時也倡導上追秦漢之風,並不熱衷追隨坊間流行的風格。

如此高見的發揮,在印譜中在在皆是。比如 《楊愚》條下,默躬先生如此寫來:“‘楊愚’兩字,秦璽正格正法也,布白行筆類秦刻諸石。今人多以印文入印,故方板無多趣味。自趙悲廠攬諸金石文字入印,大開法門,雖暫時近野狐禪,而大膽發掘,必有光芒萬丈之時。無如缶翁正法眼藏,奇花怒放,正乘願當時。而學之大眾,未免皮毛。何耶?以印求印,以刀求字,失之遠矣,不知金石求印,毛筆求字。”

這裏提倡的是上溯金石藝術源頭,得其心要,而避開潮流,新開法門,“大膽發掘”,相信將來 “必有光芒萬丈之時”。這不隻是課女時的拳拳之言,更是默躬先生自己的夫子自道,賞他印時,如果對他這樣的識見有所了解,當會更有深刻的心得:知道他總是為秦漢神韻而目醉神迷,那是什麽境界?是質樸雄健的境界!

在這方麵,默躬先生有甚深見地。他認為,一切藝術都有初期、中期和末期三個生命階段。他以漢印為例,說 “漢初刻印多奇古,各方麵不限繩墨,發展天才,有不可解之美,所謂真是也”。他自己的藝術追求,以及對其愛女曾橘的要求,是以 “真”為先的。真是性情,是內心,也是金石之術材料與工具體現的最基本特性。 “以後,由簡化繁,漸多方正”,在默躬先生眼中,這叫趨之於 “美”。美則有所軌範,化繁為簡是軌範,方正也是軌範。 “又後進過平方,自覺厭棄,又趨流麗,東漢下各印是也。”這其中,真善美相互生成,相互映照,自然為上佳之作。但若隻是趨於一端,那真善美三個不同境界,還是自有高下之分的。以他愛女的天資,仿習之下,很容易便達到 “善”的境界,而默躬先生以其高深的藝術見地,其期待絕不限於此。他說:“善,兒得之矣。故吾印文有 ‘雕琢返璞’。言下刀時仍何繁縟,刀痕必刻到渾樸一路,不像刻的,才算極軌。”

談境界未免抽象,還有詳談具體技法的,而且是先技法而境界的。

此事見於輯中 《田長賓》一則。

“二十七年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之夜,山荊蘇璉元曰:‘今日橘兒生日,高興談印乎?’曰:‘正欲說其玄妙也。韻由我出,意自天成’。”

往下,說得並不玄妙,而是具體的技法:“近人刻印每擊邊,邊爛似老古斑駁。不究篆法並刀法,貌欺旁人亦枉然。”這裏批評的是那些隻講究技術,而缺少深刻文化體味的人。不論印壇還是文場,似乎總是這一類人占盡風光。所不同者,今天不論書法還是治印,隻是仿點古人皮毛便成流行風,越發盛行罷了。默躬先生在此,也不是厲聲批判,隻是提醒愛女忠於藝術本質,不要墮於流弊。而他正麵的提點是:“刻印時存心修飾,便入地獄,故曰愈工愈遠,愈修愈俗。山荊璉元、九女橘兒,你曉得個中真意否?就是要大膽刻去,勿要修才是。”

此小女子也不辜負父親,賞一方印,刻一個字,都要考其源流,發起幽微,且有真知灼見。

輯中賞漢 《倉印》一則,默躬先生記曾橘抒發感想的話:“前人說三倉之文,言 《尚書》 《樂雅》者有文,言孔壁之書者亦有之。且有說 《醫經》者,然皆秦漢前之文字。今說文之籀文亦三倉之遺耳。現今小學歸於曆史、地理、語言係。地不愛寶,發現牛骨、龜甲、金石、竹木、漆各類,各成體係研究,堂皇浩瀚,成書千種,偉哉懿與!中華人民民族之大也。故文字之學多而且精,實較前人過甚。大凡好文字、金石、刻印者,喜以倉字名號,曰 ‘小倉’,曰‘半倉’,曰 ‘倉石’,曰 ‘倉文’都與文字為緣者。又前人謂憂患多從識字始。我,小女子耳,嗜古若癡,能認百千個已耳,實不欲多。今此 ‘倉印’是太學之官與?亦積粟之官與?我父考之如何?”

如此,當年一個小女子,其見識遠超今天行走藝術江湖的許多大丈夫了!

我愛在燈下賞讀此輯,最重要的原因,不僅是因為這些文字都是默躬先生藝術觀真誠深摯的表達,更見到民國年間,特別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世中,一個藝術之家的溫暖群像。

默躬先生和其妻蘇璉元深愛其女。曾橘一個十幾歲的少女,對藝術癡愛到如此地步,對藝術領悟得如此深入,真真是世所罕有。到今天,默躬先生的作品,曆經世事動**,還有所遺存,但曾橘的印文,想是已全部湮沒不存,堪稱藝海恨事。唯可安慰者,在默躬先生的談藝文字中留下了她栩栩如生的音容笑貌,和短暫綻放的藝術年華中耀眼的光芒。

再看數則,以為對那個遙遠年代那個曾經燦爛綻放的藝術生命的深重懷想吧。

一則:《**難將軍章》條下:

“‘**難將軍章’五字漢刻文,奇橫宕肆,格不能拘,如虎兕出於柙,勢不可遏。錯落磊磊,直如布陣,有斬將拔旗之趣。印文曰:‘**難’,筆意大表同情也。漢印之神品,旁人得勿笑我好怪歟?人說韓退之詩文以醜為美,果如是耶?”默躬先生說自己對妻女講此印時有些得意忘形, “吾說此五字時,目轉舌舞,譬比萬狀,身入篆室,外獎不聞。橘兒與山荊傾耳專聽,暗暗以手畫字,大有公孫舞劍意,真所謂人與境合,藝與人合,非漢人神品何能如是耶?”

二則:《銅印 “子君”》條下:

曾默躬記愛女曾橘對此印的感悟:“今 ‘子君’兩字大書印內,昂然卓立,似不照印之麵積,此刻印家琢工整者似不耐看。不知大書家作印即有趙吳二家說法,我今極了解此義。愛古印璽若命,以個中趣味即有生命也,其他從符號,未至此境。父親父親我今算得知印否?”

父親自然感歎:“善哉!吾兒之徹悟語也!”

三則:《真心印》條下,父女兩個討論 “真心”一印。

曾默躬說:“‘真心’兩字,‘心’字未寫方真,雖美未盡善也。凡藝術能在統一中求奇趣,在矛盾中求調協。”有了這個觀點,所以默躬先生認為此印 “‘真心’兩字生硬,強迫集合,方圓鑿柄”。因此認為 “不宜學也”。

曾橘這小女子,並不唯唯諾諾,而發表與其父相反的意見。橘兒曰:“此印太好,真堪學學。何故?‘真’宜方,不隨便滾也,可見真麵。‘心’字宜圓,圓可應變,萬事無礙,心本圓也。”

默躬記:“橘兒此說高我多矣。”

行了,不引了。看到這些遺墨中一幕幕呈現的這個藝術之家的幸福場景,我內心總是泛起苦澀的味道。默躬先生是常寫佛經為人亦為己祈福的。《金剛經》說:“一切若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是的,人世間的美好,尤其是曾氏一家這樣的美好,反倒是會引起人傷感,因為這樣的美好總是難以持久。讀著一個又一個記錄美好藝事的帖子時,我知道這情境會在猝不及防時如鏡花水月般破碎。還是佛經中的話:“厭離未切終難去,欣愛非深豈易生。”悲劇似乎才是生命的本質!更何況是默躬先生這樣一位不肯屈從世俗的高尚之士。

果然,這本印輯就因默躬先生愛妻蘇璉元的遽然離世戛然中止了。

一日,我遇見曾默躬藝術館的朋友,問那位天才女子曾橘的印可有傳世,即便隻是一枚兩枚,朋友黯然搖頭,說至今未見。再問此奇女子的下落,朋友說,天不假年,她在二十一歲上就去世了。

曾橘這奇女子,胸懷大誌,是要做印壇女豪傑的!可惜天妒其才,藝術道路剛剛展開,便如一朵浪花破碎,有情的生命消逝於無情的大化之中了。聞之,不禁心頭生痛。不隻痛惜一位藝術奇才的早夭,更為喪妻之後又遭逢愛女早逝之痛的默躬先生而痛!以至於不忍再寫手頭的這篇文字。中斷一月後,才又收拾心情重新開筆。

我對默躬先生的痛惜,其作品大部分散佚是一個方麵,更椎心處,是他在民國末年的艱難時世中,迭受痛失愛妻與愛女之創;更痛惜處,是他作品的大部散佚,是其愛女曾橘竟無一印存世!

受命運之神一重又一重打擊的藝術家、文化人,中國曆史上並不少見。就藝術家而言,徐文長九次尋死而不得,身後數百年,文字墨跡和聲名皆得廣為流傳。曾氏父女喜愛的趙悲廠,也曾經曆家人先喪之痛,然抑悲含恨後所創作品,卻有精品存世,為後進者效仿。曾默躬是書家、畫家、印家,還是醫家。醫家是有起死回生之仁心在者,能愈千萬人之疾苦,卻不能活家人,豈不是造化弄人!

曾默躬這個藝術之家的作品、聲名和事跡的湮滅,今天的論者,多推咎於時代。時代動**、美學原則一時革新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成都這座文化古都,四川這個文化大省,元明以後,漸失自身文化傳承,藝術界並收藏界,日漸喪失自身的鑒賞標準,亦步亦趨唯京派海派所是為是,也未嚐沒有值得反思與警醒之處。曾默躬藝術館的建立,默躬先生生平事跡的研究發掘,未嚐沒有這一層意義在。這些年裏,對陳子莊等四川畫家的發掘與再認識,也未嚐沒有這層意義在。

今天,我們因為一個藝術大師的聲名竟然在後世湮沒無聞,因為他大多數作品在動**時代中散佚無存,而把默躬先生構造成一個悲情的形象。但讀這本印輯,和默躬先生這些字字珠璣的文字,我還是覺得,至少在默躬先生的愛妻與愛女在世時,雖然家與國都處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這個家庭還是擁有著他們自己和樂無比的幸福。再讀這本印譜與披肝瀝膽的文字,我還是安慰自己,畢竟,默躬先生生命裏有過那麽一段偕妻課女的美好時光。

集默躬先生四句詩為此文的終結吧:

一家金石味前因,紹父箕裘倍百男。

卓有清名爭麗日,巍然大節若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