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8·19”抉擇

平穩踏上政治之路的普京，在經過一段發展之後，又將麵臨著一個重大抉擇。

1985年，戈爾巴喬夫開始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對整個蘇聯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改革。1987年，以《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的出版為起點，戈爾巴喬夫在全國上下開始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大肆宣揚“民主化、公開性、多元化”的治國方略，取消蘇共政府的領導權。可以說，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進入了一個歧途。

1990年，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先後宣布脫離蘇聯獨立，在這之後，其他各個加盟共和國也紛紛表示要脫離蘇聯的統治。1991年，葉利欽在選民的擁護之下，當選為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政府主席。隨即，他就宣布俄羅斯已經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給戈爾巴喬夫來了個冷不防，蘇聯一下子成為了一個空架子。為了繼續維持蘇聯的統一局麵，5月份，戈爾巴喬夫召集15個國家的共和國領袖，並與他們達成協議，決定建立一個“新蘇聯”。

1991年8月19日，身為副總統的根納季·亞納耶夫對外界宣布，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因為身體原因已經不能繼續擔任總統職務了，根據憲法的有關規定，由他繼任總統這一職位。同時，亞納耶夫還宣布，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正式成立，並在國家部分地區實行“緊急狀態”，為期6個月。這時，大規模的坦克和軍隊開始出現在莫斯科的街頭。不過，莫斯科的這些市民們好像對此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們每天早起依舊照常上班，似乎在他們的心裏，早就接受了這種不能改變的現實。

但是，在當時極富聲望的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的眼裏，亞納耶夫所做的這些對改變蘇聯的局勢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自己完全沒有必要聽命於緊急委員會。於是，葉利欽跳到議會大廈前的坦克上發表言辭激烈的演說，激憤地指責緊急狀態委員會，說他們是要恢複蘇聯的政治鐵幕統治，並號召所有民眾團結起來，進行一次總罷工。這時，緊急狀態委員會也做出了一些決定，搜捕那些反動派，以及煽動遊行的人員。但是，因為他們的優柔寡斷、反複遲疑，所采取的行動也未能及時地起到作用；而葉利欽卻當機立斷，在克格勃軍隊未來得及包圍其住所時，就搶先20分鍾抵達了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所在地——白宮，並把這裏當成了抵抗緊急狀態指揮部的臨時指揮所。正是在葉利欽的決策之下，事情發生了驚天大逆轉。

此時的蘇聯存在著三股政治力量：克裏姆林宮（緊急狀態委員會）、克裏米亞別墅（戈爾巴喬夫的住所）、白宮（葉利欽臨時指揮所），經過了兩天的殊死較量，這次事件終於有了結果。

8月22日上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對外宣布：蘇聯前國防部部長德米特裏·亞佐夫元帥、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以及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已於今日淩晨被依法刑拘；前內閣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雖已住院，但已被秘密監控起來；蘇聯的內務部部長鮑裏斯·普格已經自殺身亡。這些人都是當時蘇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

兩天後，也就是8月24日上午，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台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位，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就這樣，蘇聯共產黨的命運由此終結，蘇聯解體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在整個“八·一九”事件中，最大的贏家莫過於葉利欽。事態發展的主動權始終掌握在他的手上，白宮門口的幾天鬥爭使他一躍成為了萬民擁護的大英雄。

而此次事件發生之時，索布恰克剛好在莫斯科公幹。身為全國第二大城市的最高領導人，索布恰克最終做出了追隨葉利欽總統步伐的決定。“八·一九”事件結束之後，索布恰克就發出消息，公開支持葉利欽，並決定搭乘最早班的飛機趕回聖彼得堡，加入到聲援葉利欽的隊伍中。而索布恰克卻不知道，此時此刻，他的名字已經被列入到克格勃最高領導人克留奇科夫所簽發的逮捕名單中，位於聖彼得堡的那些克格勃們，已經隨時待命，準備施行對索布恰克的正式逮捕。

政變發生的當日，普京正與家人在外地度假，他聽到消息之後，立即趕回了聖彼得堡，仔細思考應對策略。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普京幫了索布恰克一個大忙。克格勃內部的一個工作人員，與普京的關係非常好，他秘密向普京透露了索布恰克即將被逮捕的消息。普京聽說之後，不顧自己的安危，執意要到聖彼得堡機場迎接索布恰克。第二天，普京親自指揮，精心挑選了聖彼得堡最優秀的武警人員，在索布恰克所乘坐的飛機平穩降落之後，迅速將汽車開到飛機的旋梯之下，在克格勃工作人員趕到機場之前，就把索布恰克接了出來，並對他進行了嚴密的武裝保護。

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索布恰克和聖彼得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聖彼得堡軍區領導人進行了磋商，普京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日夜奔走於聖彼得堡克格勃和軍區之間，和有關當局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斡旋。正是索布恰克與普京的不懈努力，當地駐軍才放棄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相關規定，保持了中立態度，最終使“緊急狀態委員會”企圖奪取聖彼得堡政權的美夢落空。

8月20日，這場政變已經到了最緊要的關頭，普京最終決定辭去克格勃的一切職務。當時的克格勃有著嚴格規定，基幹人員是永遠不允許辭職的，每當回憶起這段經曆，普京的心中都是百感交集。在自傳當中他曾經這樣寫道：“當時，我被迫決定，或是離開列寧格勒蘇維埃，不再忍受那痛苦的訛詐，或是堅定信念留在那裏。但是，我必須要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說徹底地告別克格勃。這時我麵臨的是兩種對立的選擇。考慮到當時的安全機構委員會正處於懸而未決的地位，許多事情還都是不明朗的，作為一個組織，它會不會繼續存在下去，或者是將要以怎樣的形式存在，這都是要認真考慮的問題。經過慎重思考，我還是決定離開克格勃。差不多就在這同一時刻，政變開始了。如果我不按照指示執行命令，就會違背當初的誓言；如果我執行命令，就會做出違背道德良知的事情。這時，我堅定決心，把所有做事的出發點都放在道德良知的基礎之上。最終，在這一因素的指示之下，我決定離開安全機構，去謀尋另外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