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古代西方史

威廉·斯科特·弗格森[8]

我們將西方世界的曆史分為三個時期，每段時期包含大約1500年時間，其中的兩個時期屬於古代史部分。

“永恒之鏈”上的第一環包含了東方三個互不相同但聯係緊密的文明中心——埃及、巴比倫及克裏特-邁錫尼的崛起、興盛和衰落。第二個時期從公元前1200年開始到公元300年結束，這段時期也包含了一種文明的發展、成熟和衰退過程，即希臘和羅馬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第三個時期也就是基督教時期，與前者重疊了幾百年的時間，並且一直持續到我們的時代。我們可以把19世紀視作第四個時期的開端，這是人類發展史上一個包含著無限可能性的時期。

像基督徒一樣，希臘人這麽多世紀以來也在以自己的祖先為師。他們的早期詩歌，比如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克裏特-邁錫尼時代的遺產，詩裏的活動場景就設在那個時代。不過，像中世紀和現代歐洲的各民族一樣，希臘人還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獨特文明。

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7世紀，希臘人正式加入人類文明大家庭。在這一時期，也就是他們從愛琴海擴張到地中海的時期，他們打破了曾束縛東方精神的鐐銬，依靠自身的智慧，勇敢地麵對人類生活中的嚴肅問題。接下來，在意識到自己的位置後，他們發現自己擁有的那些城市同時也是國家。此前這些城邦之間沒有任何政治聯係，不僅如此，那些把米利都、科林斯、敘拉古、馬賽以及當時其他數以百計的希臘城邦中的希臘人互相連接在一起的情感、語言和宗教紐帶也相當脆弱。當時希臘政治地圖的複雜程度，從克裏特島一島之上就存在23個城邦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來了。但不管是在希臘還是在別的地方，隻要城邦裏的生活既具有城市性，也具有國家性，這樣的城邦就是最有利於自由製度發展的土壤。

希臘的個人主義

希臘的形成伴隨著個人主義的興起這一主題。詩人們不再沿襲荷馬的傳統，不再謳歌古代英雄的壯舉，而是書寫他們自己的情感、思想和人生經曆。他們不再糾結於史詩宏大的規模和晦澀的詞語，而是用自己熟悉的韻律和方言描繪身邊普通的男男女女。雕塑家和畫家，從前一直從屬於自己的門派，致力於發揚光大本門派的藝術，如今他們逐漸意識到，自己的作品主要來源於自己的創造力，於是開始通過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大名來主張自己的權利。

荷馬的啟示對宗教問題的解決也不再令人滿意，每一個思想個體都被迫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有人依然堅守正統，有人則狂熱地崇拜狄奧尼索斯和得墨忒耳，從中尋求庇護；還有人起身反抗神學，把世界解釋為自然規律的產物，而非出於神的創造。一些早年淹沒在自己的家庭、宗族和交際圈中的人，如今為了各種公共目的而脫離了所有這些聯係，隻承認城邦的權威，而這個城邦接受所有公民參與到城邦的公共事務中來。正如政治領域出現了反叛者一樣，宗教和藝術領域也出現了反叛者，他們所反叛的暴君是像阿基洛古、薩福、阿爾凱奧斯這樣的一些詩人，以及像米利都的泰勒斯和愛奧尼亞的物理學家之類的科學家。

總體而言，亞洲土地上的希臘人是這一時代的領袖，米利都則是當時整個希臘世界最偉大的城邦。

斯巴達、雅典和底比斯

隨之而來的公元前6世紀是一個保守的時代，人們不再像前幾代人那樣熱血方剛。這是“希臘七賢”的時代，是信奉“凡事不可過度”的時代，也是貴族們克己自製的時代。

在這個壓抑欲望的時期，斯巴達曾發展出的豐富的文化消失了，隻剩下單一的眼前利益——戰爭和準備戰爭。隨著斯巴達貴族的沒落，由他們支撐起來的藝術和文學也逐漸衰落。斯巴達人民組成了一個武裝陣營，人與人之間維持著戰友般的關係，過著清教徒式的艱苦生活，總在擔心為自己服務的奴隸們（每個斯巴達人擁有15個奴隸）的造反和濫殺，還要時刻保持警惕，以防止他們在希臘事務中（當時的斯巴達人有1.5萬，希臘人有300萬）樹立的領袖地位受到威脅。

雅典的發展方向恰恰相反，雖然雅典的貴族也喪失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但在另一方麵，奴隸的公民身份卻得到了承認。在雅典民主發展時期，塑造雅典的那些人自己也是貴族，他們一直堅定不移地認為，他們的製度文化必能使民眾的生活變得高貴。因此，他們不辭勞苦，貢獻自己的家當來修建和維護公共角力場和體操場，不管是貴族還是平民，都能在這裏鍛煉身體，使身體更加柔韌和優雅，使自己的行為舉止充滿魅力和活力；他們還舉辦一般公民通常都必須參加的“音樂比賽”，而在為比賽做準備時，所有階層都積極地研究文學和藝術，尤其是學習抒情詩和戲劇合唱中的語句和曲子。因此，雖然貴族階層在雅典滅亡了，雅典人卻成了整個希臘的貴族。

這主要應歸功於雅典最傑出的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在他富於遠見的指導下，雅典耗費巨資建造了一支無敵艦隊，在獻身精神與英雄主義的鼓舞下與斯巴達聯手擊退了波斯人，成就了一個海上帝國。起初，阿裏司提戴斯在與地米斯托克利的競爭中失利，後來卻成了他忠實的合作者。伯裏克利也從這二人身上受益匪淺，此人廣泛涉獵科學、哲學、法學、藝術和文學，並因此成為巔峰時期的希臘最完美的代言人，他不僅完善了雅典的民主製，還界定、規劃了他的帝國使命。沒有哪個身處高位的人像他一樣堅信所有公民都有資格參與公共事業，不過也沒有誰比他更熱衷於帝國主義了。實際上，如果沒有雅典的海上帝國，雅典民主製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對雅典人來說，臣服的同盟者就像奴隸、技師和商人之於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公民一樣，是不可或缺的。

斯巴達曾試圖消滅這個帝國，為此發動了一場耗時10年（公元前431—前421）針對雅典的戰爭，卻無果而終。斯巴達人沒能完成的事情，被雅典的魔鬼天才亞西比德完成了，因為民主主義者們正是在他的堅持下開始了西西裏遠征，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他們在敘拉古遭遇慘敗（公元前413年）之後，附庸國紛紛起來反抗，並且停止了進貢；雅典沒能打敗聯手對付它的西西裏人、斯巴達人和波斯人，於公元前405年屈服。我們不能確定曆史上是否還出現過像雅典這樣的城邦，有5萬名成年男性從事和平事務，另外5萬名成年男性參與戰爭。在希臘引領世界之時，雅典引領著希臘。

斯巴達人取代了雅典的地位，但要維持這個地位，他們隻能依賴其同盟者——波斯和敘拉古的支持。在他們與波斯人起爭執時，便立即失去了這個地位；後來通過公元前387年的《國王和約》又失而複得，豈料在16年之後就被底比斯徹底擊敗。底比斯是一個完全依靠偉大的武士政治家伊巴密濃達的政權，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在公元前362年戰死，導致了底比斯霸權的沒落。

到了公元前356年亞曆山大大帝出生的時候，我們終於可以說，希臘人苦苦追尋了兩個世紀的夢想終於要實現了：歐洲所有的希臘城邦，不論大小，都重獲自由，就如同回到了公元前7世紀那樣的自由。事實上，正如普魯塔克在《德摩斯梯尼傳》中為我們展示的那樣，它們始終生活在派係鬥爭之中，彼此之間充滿了恐懼和嫉妒，同時又麵臨著巨大的威脅，要抗拒這威脅，就隻有聯合起來。

馬其頓王國

馬其頓王國在菲利普的領導下統一了希臘，由此擁有了強大的實力，使亞曆山大大帝得以征服波斯帝國，並迅速開始了持續不斷的希臘殖民活動。正如馬基雅維利在他的《君主論》中所指出的：“他的繼任者們麵臨的唯一的困難，是由他們的野心引起的相互之間的糾紛。”就這一個困難就已經夠他們受的了。它引發了一次長達30年的戰爭，這是希臘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戰爭結束後，脆弱的勢力平衡使希臘-馬其頓世界陷於癱瘓。在這種情況下，托勒密王朝治下的埃及耗巨資供養著一支強大的艦隊，從而控製了馬其頓和亞洲。

在羅馬的統治下，意大利獲得了統一（公元前343—前270），隨後迦太基帝國覆滅（公元前264—前201），由此，一個比任何一個希臘王國都更加強大的軍事強國開始與埃及的對手在戰場上一決高下。這個國家的人口有500萬，士兵有75萬，能連續多年保證有10萬人在戰場上打仗，隻有整個希臘世界聯合起來才可能抵擋這樣一支力量。希臘人再次因為分裂而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在一番痛苦掙紮之後，希臘落入了羅馬人之手。

羅馬的崛起

這一批征服希臘的羅馬人和150年之後的西塞羅、愷撒那一代人不一樣，這批人可不是什麽“紳士”。普魯塔克在《科裏奧蘭納斯傳》裏隻記錄了他們本性的一部分，這本書中的一個傳說，被普魯塔克時代的羅馬人和希臘人奉為事實。人們用這個傳說證明羅馬人在政治鬥爭中所謂的不妥協性格，以及他們在家庭生活中所具備的高尚品德。但事實上，他們身上具有很多易洛魁人的特質，他們的士兵都是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曾經鋼鐵般的紀律在他們占領城池之後就會放鬆下來，於是他們經常會在大街上濫殺無辜：男人、女人、孩子甚至動物。所以說，羅馬並不是通過玫瑰香料或現代人道主義的手段來征服世界的。

又過了五代人之後，意大利人開始了平穩的希臘化的曆程，此前東部各省曾對此反應激烈。在這個迅速去民族化的時代，曾經領導國家首先實現內部和諧、然後鞏固了在意大利的統治地位、最終建立了世界帝國的羅馬貴族內部開始瓦解。羅馬帝國供養了一個所謂的騎士團，由一大批承包人、放債人、穀物商人和奴隸販子組成。他們將組成元老院的大土地所有者們架空，從他們手中奪取了各省的控製權，然後在地方上橫征暴斂，加速了政府的癱瘓，而由皇帝進行統治是結束這種癱瘓的唯一辦法。西塞羅的青年時期，剛好是貴族階級的兩翼——農業和商業之間進行自殺式鬥爭的時代。西塞羅作為一個“新人”，為了躋身政壇，而不得不依附於龐培這類的政界要人，所以不管是他的政治路線還是他的政治觀點，都是那樣的“搖擺不定”；但是他至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要竭盡全力恢複“和諧的秩序”，不過這根本就行不通。

尤利烏斯·愷撒和奧古斯都·愷撒的成就

羅馬帝國還建立了一支常備軍，而且由於帝國必須利用這支軍隊來對付條頓人、意大利人、希臘人和高盧人，於是一任又一任軍隊領袖就能夠對文人政府發號施令。這其中最後一位就是尤利烏斯·愷撒，他成為最後一位是因為他決定不再控製元老院，而是直接取而代之。他短暫的統治（公元前49—前44）是羅馬曆史上值得紀念的一段時間，因為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君主國自亞曆山大大帝以來的第一次再現。在當時的希臘文獻中，愷撒被稱為“整個人類的大救星”。在他遇刺之後，刺客們感到悲傷的是，候選人之間為了愷撒軍隊的控製權爭來鬥去。最終，愷撒的手下安東尼帶著一半軍隊去了東方，去完成愷撒征服帕提亞人的計劃。他生活在亞曆山大裏亞，拜倒在愷撒的情婦、埃及女王克利奧帕特拉的石榴裙下。克利奧帕特拉是一個精明強幹卻寡廉鮮恥的女人，而且又繼承了一種糟糕的政治傳統——通過把羅馬帝國領導者捧上埃及王座而把埃及並入羅馬帝國。至於安東尼，我們最多隻能說他是個“混蛋愷撒”。

事實證明，愷撒的養子屋大維（後來改為奧古斯都）卻是個一流的政治家，安東尼沒帶走的軍隊都由他掌控。他勾起了意大利人反對安東尼及其埃及“**”的民族情緒和共和主義情緒。但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亞克興戰役中打敗了安東尼和克利奧帕特拉之後，他不得不開始對付那個他喚醒的惡魔——或者說是幽靈。為了解決這個麻煩，他中和了共和主義與君主製度，創立了元首製，這個製度雖然曾間接性地恢複愷撒模式，並逐漸地向徹底的專製製度退化，卻一直持續到公元3世紀的一場大的軍事叛亂。當時，希臘-羅馬文明隨著羅馬的政府體製一起迅速衰落。250年來，有6000萬人在秩序井然的政府統治下過著穩定而富庶的生活。他們砍伐樹木，把沙漠裝點成花園，建造了上百座城市，使正義感和光榮感從羅馬一直傳播到世界各地，並且令其永垂不朽，然後他們又成為數十萬本國野蠻士兵的無助的獵物。羅馬帝國的衰落是曆史上演的最大的悲劇。

在實行元首製期間，追根溯源，似乎所有的行為都因君主或皇帝而起，不論是好的行為還是壞的行為。很明顯，一個人的意誌和品質決定了所有人如何生活以及是否幸福。因此，很自然，這個時代的人們對傳記十分感興趣。於是，普魯塔克就成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記錄者”，同時也是他所緬懷的希臘-羅馬世界的可愛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