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曆史 第一節 概述
羅伯特·馬特森·約翰斯頓[1]
在所有的學科中，隻有曆史學將讀者的地位擺在作者之上。當曆史學家們在學術蹊徑上辛勤探索著曆史的極微小之處時，想象力豐富的讀者看到的卻是條條林蔭大道。對他們來說，隻要是關於人類的、有著過去的東西都可以算作曆史——除了政治領域，藝術、科學、音樂也都有其產生與發展的過程；除了國家製度，民間傳說、編年史以及卷帙浩繁的文學名著也都記錄了民族衝突、英雄悲劇，而且正是因為讀者隻是純粹的讀者，才能完全體會到曆史學的樂趣。他不會受到任何羈絆，即使前一秒鍾還下定決心要背誦美利堅的憲法文件，下一秒鍾也能問心無愧地傾聽在隆賽佛峽穀受傷的羅蘭吹響號角的回聲，[2]或者站在克努特大帝的身旁，望著北海的潮汐輕輕地拍打著這位丹麥老人的腳背。
曆史像變色龍一樣，出現在文學的幾乎每一個分支，出現在各個地方。然而，曆史卻並不是真實存在的。至今尚無人能編撰出一部完整的人類曆史，將來也不可能有人完成這樣的偉業，因為這超出了人的能力範圍。麥考利撰寫的曆史隻涵蓋了40年的時間，修昔底德則隻記錄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吉本是近代史學大家，寫的曆史書艱難跨越了一千年的時光，之後卻再無繼踵之人。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大概除卻天文學，就再也沒有哪個學科像曆史學這般漫無涯涘，為人們所知道的部分又這般之少。學生們迫切地需要了解曆史的輪廓，課本卻不可信。他們了解曆史的細節，卻很難將這些細節聯係起來。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就很有必要試著在一篇短文裏，將從遠古到近代的各個偉大曆史時期簡單加以梳理。
距今最久遠的曆史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大約3000年前。在此之前，我們隻能通過零星的考古學證據、岩畫作者的名字證明埃及、幼發拉底河沿岸及其他地區曾先後出現過許多君主國。然而，這些民族最終都在曆史長河中逐漸消失了，反而是一支容易被人忽略的、粗野的遊牧部落——雅利安人，一直延續了下來。他們穿越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和多瑙河，最終闖進巴爾幹半島和意大利半島。大海擋住了他們前進的腳步，於是他們在海岸邊定居下來，很早就建立了城市，其中最為赫赫有名的當屬雅典與羅馬。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或是稍晚的時間，荷馬使希臘名滿天下。
就在此時，猶太民族也產生了能與荷馬平起平坐的人物。猶太人是閃米特人的一支，在《約書亞書》中，他們用本族特有的憂鬱口吻記錄了自己的十二個遊牧部落征服巴勒斯坦的曆史，《摩西五經》以及後來的一些著述則記載了他們的法律和宗教。荷馬與約書亞的時代距我們並非十分久遠，從他們這裏講起，就足以追溯地中海與整個西方的曆史了。
希臘的霸主地位
起先的尼羅河與幼發拉底河，以及後來向西延伸至大西洋的內海（地中海），是人們經商、買賣奢侈品的途徑，同時也是文化傳播的必經之路。提爾[3]、福西亞[4]、迦太基和馬賽都是早期的商業中心，尚武的雅利安人在這裏能買到東西方的一切商品，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在這裏學會了語言——字母係統。他們是最偉大的民族之一，值得被賜予這最寶貴的財富。憑借這寶貴的財富，希臘人創作出了令人歎為觀止的文學，在整個西方文明史中留下了華麗的一筆。他們把民族早期傳說加工成文雅的荷馬史詩，以及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裏庇得斯那陰鬱而辛辣的戲劇。之後，他們轉而投身曆史學和哲學。在史學領域，修昔底德留下了一部偉大的傑作，希羅多德則寫出了愉悅大眾的故事集；在哲學領域，他們也取得了極偉大的成就。
時間將證明，希臘哲學是人類最偉大的智慧遺產。在希臘誕生之前，一切抽象概念，比如時間、意誌、空間、美、真等，從來不曾在其他文明和語言中出現過。這些抽象詞匯不盡完美，卻非常重要，正是因為有了它們，希臘勤勉而敏銳的知識分子迅速地建起了自己的哲學體係——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和芝諾完美地詮釋了這個體係。然而，公元前4世紀末，也就是亞裏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亞曆山大大帝所處的時代，卻見證了希臘文明是如何喪失活力、逐漸衰落的。
這次衰落伴隨著一係列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政治事件。亞曆山大大帝創造了偉大的希臘帝國，國土從地中海一直延伸到印度河。在他死後，這個帝國分裂成了為數眾多的君主製國家，即東方希臘化王國，其中存在最久的是埃及的托勒密王朝。而公元前31年屋大維在亞克興打敗了克利奧帕特拉和安東尼後，這個王朝就覆滅了。此時距亞曆山大的最後一次勝利——在阿貝拉打敗大流士，已整整300年。
羅馬的統治地位
在這300年間，西進的雅利安人的分支——羅馬人逐漸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大約公元前200年，羅馬打敗了迦太基，控製了地中海西部，隨後又突然掌控了東部。在不到兩個世紀的時間裏，羅馬就完全征服了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半島和埃及，同時，地中海也成了它的內湖。
羅馬城的建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關於羅馬共和國的民間傳說與史料記載則提供了公元前500年的大致情況。不過，羅馬人真正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想法，是在與希臘的文明和語言建立聯係之後。他們的語言沒有希臘語那麽靈活協調，也沒有豐富的詞匯和抽象術語；其特點是簡潔、清晰和莊嚴，更適用立法和行政。
在外族入侵和希臘文明的影響下，羅馬效仿它所征服的民族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優秀、成熟的文學，浸染著羅馬共和國最後的榮耀以及羅馬帝國早期即屋大維時代的輝煌。維吉爾模仿荷馬，創作了雖然內容不那麽可信、語言卻極其優美的史詩。盧克萊修在抑揚六步格的詩中，用溫和的詩句闡述了自己粗糙的唯物主義宇宙觀。西塞羅效法德摩斯梯尼，獲得了更大的成功，並且成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特征。然而，曆史學家中卻有真正能與希臘的大師匹敵者，具有政治敏感度並且善於諷刺的塔西佗，在羅馬擁有完全相當修昔底德在希臘的地位。
就在羅馬帝國取代了不合時宜的羅馬共和國時，拉丁語和希臘語成為地中海一帶的通用語言。希臘的各所大學、雅典、帕加馬以及亞曆山大港，見證了理性主義成為時尚，希臘黃金時代的大師們所提出的頹廢而細致的批評和哲學觀點獲得了崇高的地位。不過，在此時新的地中海政治體係當中，第三股力量正在凸顯出來——這就是猶太民族。
猶太人的貢獻
要想知道猶太人在新的地中海政治體係中即將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回顧古代社會和政治鬥爭的大致特點。在荷馬所描述的英雄時代，從某種程度上說，一直持續到亞曆山大大帝統治時期，國家的規模都非常小，一般隻有一座城市，或是一個城市群。那時戰事頻繁，並且戰爭通常伴隨著破壞和奴役。而幾百年後，國家的規模擴大了。雅典企圖像迦太基那樣成為殖民帝國，而不容小覷的內陸國家——馬其頓和羅馬，也緊隨其後。在公元前的最後一個世紀前後，大規模的戰爭幾乎連續不斷地爆發，對此，至少有一個與之相關的社會環境因素需要我們特別注意。
社會不平等是古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情況。希臘的城市起初是一種由少數高貴家族統治的社區。這些少數貴族位於社會階層的最高處，而往下細數，處於最低地位的是奴隸。戰爭都是在奴隸製的基礎上發動的，勝利的一方俘虜戰敗的一方。羅馬共和國對抗希臘君主國的幾次大的戰爭，初衷都是為了掠奪財富與奴隸，最終變成對被征服國家最有才幹和最有教養的人口的奴役。羅馬創建了一個龐大的地中海國家，但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它所建立的文明隻有空洞的形式，沒有宗教信仰，更沒有靈魂，而猶太人的出現正是要補救這一缺陷。
在整個東部以及西部的某些地區，猶太商人在帝國的城市中建立了醒目的社區，樹立了精神信仰、嚴肅正直的榜樣，與普通社區裏盛行的價值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經濟繁榮的時代，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自然是大行其道；在糟糕的時期，宗教則成為徒具形式的空殼，人們隻管縱欲享樂，道德幾近淪喪。不過，當時對信仰缺失和道德淪喪的反抗正在拉開序幕，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擁護一個能幫他們建立強大精神體係的領袖，這個精神體係要強大到能夠滿足人們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良心的渴望，要強大到足以填滿整個地中海帝國。耶穌、保羅和斐洛挺身而出，接下了這項重任。
耶穌是人之楷模，是道德化身，是救世之神。就憑這最後一個名號，他就能輕易地將亞洲人對太陽和救贖的狂熱崇拜（當時最活躍、強大的宗教思潮）轉移到自己身上——這也是當時看來最能看得到希望的宗教思路。保羅是轉向羅馬的猶太人，是帝國主義者、政治家，有著寬廣的見識和傳教的熱情。斐洛是轉向希臘的猶太人，是亞曆山大裏亞學派的守護神，他將希伯來文化的元素注入了埃及希臘人僵死的哲學，賦予其新的生命租期。這段租期很長，一直延續到亞曆山大裏亞思想被灌入基督教的模具，並為這個宗教提供了它獨一無二的教條體係。
在這300年時間裏，一直到312年，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還默默無聞，隻是在許許多多期望得到皇帝庇護的教派中顯得奇怪、與眾不同而已。在這300年間，地中海地區是帝國管理、商業貿易以及文明交流的和平通道。岸邊的大港口是民族的大熔爐，從撒哈拉沙漠到德意誌森林，從直布羅陀海峽到幼發拉底河穀的人都匯聚在這裏，互相通婚，為這個龐大帝國打下根基的少數貴族種姓幾乎已經消失。國家機器還在自身動力的驅使下往前行進，不過戰爭還隻是發生在遙遠的邊境，外國雇傭兵守護著帝國的邊界，帝國的心髒卻難以見到尚武精神。實際上，這是由於經濟的罪惡在盛行——物質主義、無宗教主義以及怯懦膽小。
帝國脆弱的框架不足以支撐宏偉的大廈，皇位不斷更迭，好皇帝，壞皇帝，還有不好不壞的皇帝，時不時地出現一個暴君，時不時地又出現一個聖君。衰落的因素一直存在，而且日漸增強。軍隊不得不從蠻夷部落招募雇傭兵，皇冠成為戰利品爭奪中的最高獎賞；帝國漸漸失去控製，即將土崩瓦解，眾多競爭者一擁而上，企圖憑借武力贏得統治權。
羅馬的基督化
312年，這樣的爭奪正在熱火朝天地進行著，君士坦丁即是爭奪者之一，他想方設法地在競爭中增強自己的力量，於是就在基督教中尋求幫助，把自己置於十字架的保護之下。不管他實際的宗教信仰是什麽，毫無疑問君士坦丁這步棋走得非常高明。當異教還在通過習慣和情感訴求籠絡大眾時，基督教已經為自己，特別是在帝國的西部吸引了能夠嚴肅思考並且處於較高階層的人群：行政官、商人、有地位有影響力的人都成了基督徒。君士坦丁需要他們的幫助，於是履行了所需的一個條件，即認同他們的信仰。
就這樣，在經曆了漫長鬥爭和多次迫害之後，基督教一夜之間成為帝國的國教。但基督教本身是排外的，皇帝又是其首腦，因此，帝國的所有公民都必須信仰基督教，為了達到這種整齊劃一，又必須付出相應的代價。民眾執著於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古老宗教，執著於他們的遠古之神、年代久遠的寺廟以及古老的儀式，要想將這一切一筆勾銷，代之以完全不同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所以妥協就產生了。祭司、神廟、儀式還有雕像都可以保留，但是被重新貼上了基督教的標簽，而在這背後，基督教的思想也悄悄滲透進來。這是一場偉大的轉變，時至今日，聰明的旅行者和讀者還是能夠發現其中的蛛絲馬跡。
“地中海地區曾經充滿了華麗的裝飾、歡樂的遊行，而今，那些大理石雕像、玫瑰花環和熱情的人群都已經成了夢想家的素材。一襲白袍的祭司，煙霧繚繞的祭壇，狂歡的隊伍以及神秘的儀式，也無法再撩動人類的情感。牧羊人不會再為了紀念西布莉女神而捶打自己嶙峋的脛骨，也不會再有上千則有趣的寓言和想象豐富的詩句縈繞在宗教祭壇邊和神殿柱廊間。日複一日，夜複一夜，正如阿波羅與狄安娜在天上過著神的生活一樣，在地上，人們也過著人的生活。而現在，在耶穌基督的魔咒之下，它們全都如彩虹一般消散，成了過往雲煙，縹緲虛幻，隻有曆史學家可能會令些許遺跡重現，隻有詩人能令逝去的生命複活。異教的外在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來，其最脆弱的核心卻被摧毀。異教曾試圖兼收道德作為教義，但失敗了，而新的信仰正是在‘道德’這堅不可摧的基石上建立起來的。基督教曾通過個體良知的反抗大獲全勝，而現在，它正試圖完成一項危險的任務——創造集體的良知。”[5]
羅馬的衰落
基督教被確立為羅馬國教，並沒有來得及為這個迅速衰落的帝國注入一絲活力。君士坦丁大帝通過遷都君士坦丁堡，一手將帝國分裂為兩部分，一半屬於羅馬文化，一半屬於希臘文化。而邊境更是危機四伏，受到日耳曼人的持續入侵，很難支撐下去。日耳曼部落一步一步侵入了邊界，當基督教正在成為地中海世界的官方宗教時，他們已經憑借武力占據了萊茵河和多瑙河一線以內的神聖領土。自此以後，在一個世紀抑或更長的時間裏，日耳曼人的入侵過程與羅馬帝國的分裂過程一直持續著，直到375年日耳曼民族大遷徙以及410年阿拉裏克率領哥特人洗劫了羅馬城，這一過程達到了**。
在接下來可怕的半個世紀裏，羅馬世界被數個日耳曼部落的王子瓜分殆盡，隻有兩項舊的秩序得以保留，分別是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城的支離破碎的東羅馬帝國和地位越來越重要的羅馬主教——很快人們稱之為羅馬教皇。這也初步預示著，皇帝們曾經喪失的統一領土，即將以新的方式重新收回。
日耳曼人粗鄙好戰，拉丁人則細致安寧，當征服的風暴橫掃帝國西部時，他們在修道院中尋求安全。“當狂風肆虐時，羅馬遺留下來的理性主義躲避在野蠻人不敢褻瀆的拉丁式十字架下，不久就會重新戎裝待發，作為基督的大軍，用嶄新的武器去征服父輩年代的羅馬軍團從未涉足的領土。”[6]日耳曼人頭腦簡單，容易受騙上當又非常迷信，於是拉丁牧師們很快就學會如何利用他們，給他們灌輸基督教崇高的理想和道德標準。他們不僅通過宗教來控製日耳曼人，還很快成為日耳曼王國的民政官、立法者以及精神領袖。
此時，文化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整個文化成為一種混合物，其中最為主要的要素是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從文化角度講這也許是好事，但從經濟和物質層麵而言，卻是損失重大。巨額的財富化為烏有，完善的交通被破壞得七零八散，帝國的通信幾乎中斷。在地中海上，商人不再安全，羅馬的大道即將被毀，原來的交通要道被軍事國家的邊界所阻斷。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化隻可能變得更加區域化，較之以前更加衰落。
伊斯蘭教的興起
接下來，在公元7世紀，穆罕默德橫空出世，創立了伊斯蘭教，從此開始了阿拉伯民族的偉大征服運動。他死後剛剛幾年，阿拉伯半島和東羅馬帝國的狂熱的軍隊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隨後又向西一路沿著地中海南岸掃**，直到被大西洋擋住去路。他們又轉向西班牙，毀滅了西哥特王國，翻越比利牛斯山脈，到達高盧人的腹地，才最終被阻攔下來。732年，夏爾·馬特領導下的法蘭克人在圖爾市打敗了他們，或許這次勝利也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如果阿拉伯人成功通過了這最後一關，誰能知道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呢？正如吉本那段經典的文字所說：“勝利的軍隊從直布羅陀的海礁一直行進到盧瓦爾河岸上，綿延了一千多英裏；本來薩拉森人[7]前往波蘭和蘇格蘭高地的邊界也是同樣的距離；萊茵河也並不比尼羅河或幼發拉底河更難以通行，阿拉伯的艦隊也本可暢通無阻地進入泰晤士河口。如果這些成為現實，也許現在牛津的學校裏就會教授對《古蘭經》的闡釋。”而後在阿拉伯夢想的廢墟上，夏爾·馬特的後代建立了一個君主國，並在查理曼大帝的統治下盛極一時。800年，法蘭克統治者中的精英恢複了帝國稱號，並且在聖彼得大教堂接受了教皇的加冕。但是舊的帝國不可能蘇醒過來，僅僅憑借這些，法蘭克王國也無法長期保持這種鶴立雞群的地位。一個新的不速之客即將到來，查理曼大帝在臨死前已經看到，第一批熱衷於冒險的北方海盜的平底船出現在王國北方海域的地平線上。
封建製度
在大約200年的時間裏，歐洲經曆了一個極度悲慘的時代。丹麥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從西北部侵擾它，南部還要應付強悍的薩拉森人，隻有萊茵河和多瑙河的上遊逃過了這場災難，孕育出了燦爛的日耳曼文明。加洛林帝國分裂成了法蘭克、洛林（或稱勃艮第）和日耳曼，在它們之中，隻有最後一個保留了帝號。若非封建製度的出現加強、穩定了逐漸衰落的文明，這次分裂可能會無限地繼續下去，直到歐洲變成亂糟糟的一團。
隻有暴力才能成功地對抗暴力。在每一個千鈞一發的時刻，受壓迫地區的人們都會以一成不變的模式起來反抗。那些有意願、有力量去抗爭的人們保護了整個團體，反過來，他們要求人們為他們提供相應的服務。他們很快就開始建築城堡，把權力以及領土傳給繼承人。有了軍事和其他服務，統治者很快就開始垂涎其他土地。教會也以之為榜樣，直到最終，11世紀時，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共識為西歐的觀念打下了根基：每個個體都歸屬於某個階層，他為上級階層提供各種各樣的服務，依據其表現享受特定的權利，處於該等級階梯頂端的是皇帝或教皇，或二者平起平坐。
此時，封建製度在穩定社會環境方麵已經幹得非常漂亮，並逐步終結了北方和南方的海盜時代。從西西裏島到蘇格蘭的邊界，歐洲如今已經分裂成一團小規模軍事公國，不過有些地方時不時地被諸如法蘭西和英格蘭那樣的君主國（或帝國本身）用或多或少還算有效的方式結合在一起。每一條貿易路線周邊都建有防禦工事，各個公國都可以向商人們征收巨額的苛捐雜稅。在較為和平的環境下，在意大利、德國和尼德蘭出現了大規模的貿易城市，引發了一場公民與封建君主爭奪控製權的激烈鬥爭。
與此同時，教會本身也野心勃勃，並經曆了最劇烈的起起落落。在法蘭克人的保護下，羅馬教廷暫時獲得了領地，直到1870年9月20日被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國驅逐。有了這一塊領地，在古羅馬與教會強大傳統的驅使下，在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希爾德布蘭德）的領導下，羅馬教廷一步一步地伸出雙手，企圖抓住歐洲封建化的權杖。查理曼大帝廣袤疆土的一個分支——日耳曼帝國奮起抵抗，兩大黨派由此產生，分別是教皇黨和保皇黨，教皇黨是教皇的支持者，而保皇黨是皇帝的支持者。在很長一段時期裏，這兩個黨派在徒勞地爭奪至高無上的權力的過程中令德國和意大利四分五裂。
在封建運動中，熱衷於教會利益的羅馬教廷暫時成功地製造了一個插曲，它既是宗教性質、充滿騎士精神的，也是經濟上的，即十字軍東征。它把封建領地軍隊中多餘的士兵抽出來，組成了聲勢浩大的軍隊，要把聖地從褻瀆聖地的異教徒那裏解放出來。這片東部的土地因宗教戰爭和隨之而來的屠殺變得傷痕累累，戰敗者徒留創傷。對於崇尚節約的熱那亞共和國和威尼斯共和國來說，十字軍東征著實是一項龐大的運輸和貿易事業，並且最終使東方貿易得到了大大擴展；西部再一次到東方學習，並且變得不那麽虔誠，具備了更多的懷疑精神。從十字軍東征結束（1270年）到250年後宗教改革爆發這段時間裏，經濟活動和懷疑論的發展都非常突出，還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新的語言的產生，以及在部分程度上由這些力量引發的文藝複興運動。
文藝複興
很快，在經曆了11、12世紀的好大喜功之後，教皇製度開始瓦解。教皇製度的根基——拉丁語的地位迅速下降，因為但丁創造了意大利語（1300年），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字也逐漸成型。人們不僅不再堅持拉丁形式的信仰，還渴望將宗教信仰注入新的語言形式，尤其是希望擁有一部用本國語言書寫的《聖經》。麵對這樣的衝擊，羅馬開始了神學研究，創立了中世紀的大學，並試圖通過回歸阿奎那詮釋的希臘黃金時代的文本，複活亞曆山大大帝帶給它的哲學。
不過這些都於事無補，歐洲人已經感受到了一種新的生活、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在傳播。那些前往印度、美洲的發現之旅，先是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力，後來又用源源不斷的黃金填補了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士兵以及藝術家的貪欲，世界的脈搏跳動得愈加迅速。君士坦丁堡在建立1000年之後落入土耳其之手，這座城市所收藏的手稿、藝術作品以及手藝人都流入了意大利，許多人成為發明家、創新家、藝術家，還有改革家。凱薩·波吉耳嚐試建立一個意大利帝國，後來失敗了；馬丁·路德嚐試脫離教會，後來成功了。
路德宣稱，人隻能通過上帝的恩典拯救自己的靈魂，並以此為基礎，開始了無止無休的辯論與紛爭，使歐洲再一次跌入戰爭的地獄。直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這一切才宣告終結，歐洲北部皈依新教，而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
法國與英國
這個時候，路易十四剛剛登上王位，使法國注定在之後的兩個世紀裏雄霸歐洲。封建時代很快成為過去，最後那些強大的封國在宗教戰爭中已經耗光了國力。君主國重新撿回了它們之前喪失的東西，現在開始將凡爾賽宮裝飾得富麗堂皇，將曾經無拘無束的封建軍人轉化成卑躬屈膝的朝臣。從大部分方麵來看，波旁家族都是十分成功的。他們依舊是法蘭西的獨裁者，身為特權階級的教士和貴族都比他們位低一等，他們還能隨意控製政府機構。然而，他們很快就開始濫用這個機構。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波旁王朝徹底垮台。
這一戲劇性的事件是由很多不斷匯聚起來、緩慢發生作用的原因所導致的，其中我們可以留意一下波旁王朝糟糕的財政管理，食物供應的不足，以及受過良好教育卻無法影響政策也無法參與政事的中產階級的不滿。這一階級控製了後來成為國民議會的三級會議，開始著手以自由、平等、博愛的名義摧毀保守頑固的波旁王朝。由於國民議會缺乏經驗，王室宮廷又軟弱無能，一幫野蠻的巴黎暴徒由此崛起，並最終把法國拖入了與歐洲的戰爭，還把波旁家族以及成千上萬最高貴和最優秀的、少數最卑鄙的法國人，一齊送上了斷頭台。
戰爭勝利之後，接替了恐怖統治的共和國政府十分軟弱無能，這不可避免地導致軍事獨裁政權和君主政體複辟。曆史上最偉大的暴發戶拿破侖·波拿巴，憑借他的遠見卓識和鐵腕手段，控製了法國15年之久。在統治期間，他把法國組建成了一個在歐洲前所未有的國家，他抱著妄自尊大的征服欲帶領著法蘭西一路侵略，從酷熱的埃及到寒冷的俄羅斯。最終，他倒下了，留下一個精疲力竭的法國，以至於波旁王朝很快便卷土重來。
為了打垮法國和拿破侖，整個歐洲都參與了進來，最後是遙遠的俄國給了最致命的一擊。然而，曆史證明，英國才是法國最持久、最頑固、最成功的敵人，法國和英國之間的紛爭在曆史上由來已久。
在查理曼大帝之後的黑暗時代，諾曼底人曾一度武力控製了法國和英國之間的一個中間地帶。1066年，他們在諾曼底公爵威廉的領導下征服了英國本土，並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強大的島上君主國。然而，他們在法國的據點使盎格魯—諾曼底的國王們陷入了與鄰國法國的衝突，從此以後，直到1815年之前，兩國之間持續發生戰爭，中間少有停歇。起初，他們的主要目的是侵占領土；後來，經濟因素逐漸凸顯，到了18世紀，拿破侖將這場戰爭演變成了一場爭奪海外殖民地的鬥爭。
西班牙與哈布斯堡王朝
隨著都鐸王室在16世紀開始了對英國的統治，英國對法國曠日持久的鬥爭，由於一個新興的大陸強國而變得更加複雜，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這股新興力量很可能與老對頭聯手——這股新勢力就是西班牙。
自732年在圖爾被法蘭克人打敗後，阿拉伯人就一蹶不振。然而，在幾個世紀的時間裏，他們在西班牙站住了腳跟，並且在學術和藝術方麵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與此同時，基督教統治下的歐洲依然處於黑暗之中。但不久之後，位於比利牛斯山脈和阿斯圖裏亞斯群山的封建公國便開始嶄露頭角，最終，在15世紀末，這些國家組成了一個聯合君主國，征服了最後的阿拉伯王國，創建了近代西班牙。
就在此時，通過歐洲曆史上最著名的巧合之一，即聯姻以及其他客觀條件，使得西班牙王國、勃艮第公爵們的偉大遺產和匈牙利王國瞬間落入了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公爵們之手，他們幾乎源源不斷地將自己的王公推上德意誌的皇位，直到1806年古日耳曼帝國走向終結。
權力高度集中在查理五世（1519-1556）的手中，這很明顯地逆轉了宗教改革爆發以來的形勢，因為依然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和新教國家英國都不得不麵對同一個問題，那就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大肆擴張打破了整個歐洲的平衡，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麽那個時代政治格局不斷變動。直到路易十四統治末期（1753年簽訂的《烏特勒支條約》所規定），一位波旁家族的王子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哈布斯堡王朝大權獨攬的局麵才被打破。從此以後，法國和西班牙常常聯合起來對付英國。
在英國，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大約持續了一個世紀，從亨利八世開始一直到克倫威爾統治時期；總的來說，並沒有歐洲大陸的宗教運動那麽激烈。最終的結果主要是建立了英國國教，以及更著名的新教教派，新英格蘭那些最堅定的移民者就來自這些教派。
大英帝國的建立
正是在宗教戰爭期間，英國展開了與新興的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鬥爭。在這場鬥爭中，西班牙無敵艦隊在巡航中製造了一些十分戲劇化的插曲；英國海員則在旅行中有著新的發現，時不時地做出一些海盜式的壯舉，留下了許多浪漫的故事，比如他們衝破了西班牙企圖在南部諸海糊起的紙牆。從此以後，浩瀚的大海，西印度群島的黃金，蔗糖、煙草、咖啡種植園，新世界裏不斷拓展的殖民地和國家，全都成了爭奪的對象。當西班牙在無敵艦隊覆滅之後日漸衰弱，一個世紀後唯法國馬首是瞻時，這場鬥爭本身便又成了英法兩國之間的事。
英國在七年戰爭（1756-1763）中奠定了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雖然在接下來的一場戰爭中它喪失了美洲殖民地，不過在1793年再次與法國交手時，它的貿易和製造業，它無可匹敵的地理位置和經濟形勢，以及它那些精明而有效率的政治家們，使它的實力躍居歐洲各國之首。英國參與了1793年的反法同盟，除了兩次短暫的中斷之外，英國一直在戰場上對陣法國，直到20年後，拿破侖最終在滑鐵盧一役被威靈頓和布呂歇爾打敗。
在這場規模龐大的戰爭中，法國一直麵臨著兩大挑戰：一方麵是大海之上的英國，另一方麵是陸地之上的東北歐三大軍事強國——奧地利、俄國和普魯士。這場鬥爭即將收尾時，也就是拿破侖兵敗西班牙、開始與俄國決一死戰之後，來自大陸的挑戰上升為法國所要麵對的主要問題。但英國一直著眼於海洋、殖民地以及海上貿易，於是在維也納會議（1815年）上，歐洲列強瓜分這個滿目瘡痍的帝國時，英國成為公認的唯一的海上殖民強國。
現代歐洲
拿破侖的統治垮台之後，歐洲經曆了一段恢複時期，但這段恢複時期在1848年的一場革命風暴中結束。那時，歐洲的人口有所增長，交通越來越發達，促進了知識分子之間的交流以及經濟的發展，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受到了過度的限製，政府則因循守舊。在意大利，在德國，古老的帝國已經於1806年壽終正寢，新的民族主義的種子正在孕育。從巴勒莫到巴黎，從巴黎到維也納，爆發了一連串的革命，在短短兩年的時間裏，整個歐洲都被撼動了。一個新的波拿巴帝國在法國崛起，在意大利和德國，國家觀念確立起來，雖然當時並沒有成為現實。這還要等20多年的時間，需要在拿破侖三世叵測的野心的配合下，被加富爾和俾斯麥巧妙地付諸實踐。
1859年，法國幫助薩伏伊王室將奧地利人從波河流域趕了出去，從而為加富爾和加裏波第解放和統一整個意大利掃清了道路。1866年，普魯士把哈布斯堡家族趕出了德意誌，四年之後又帶領德意誌聯軍兵臨巴黎城下，擁護霍亨索倫家族的威廉為新的德意誌帝國皇帝。
此後的事件，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及經濟宗主權的爭奪上，這更多地屬於現代政治領域而非曆史領域，因此，我們可以不予考慮。實際上由於篇幅限製，還有很多別的內容也被省略了。若是要補充最後一句話，以幫助讀者從曆史這個任人宰割、支離破碎的領域收獲點什麽，就這麽說吧：人們能從每一件事中獲得一個新的視角，一種新的精神狀態。
讀者是“曆史”這場大戲的看官，必須冷靜地判斷、仔細地辨別，不要懷著偏見、讚揚或指責。當曆史的長河閃耀著變幻多彩的光芒時，隻要靜靜地觀察就足夠了。但要時刻準備好去判斷人物的行為和動機，要有豐富的想象力去捕捉永存的真相，要在心中感受那數不勝數的英雄行為，正是這些英雄行為，創造了偉大的人物和偉大的民族，它們與全人類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