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赫胥黎的《科學與文化》
A.O.諾頓[33]
1880年，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前身梅森理學院開學典禮上，赫胥黎發表了關於“科學與文化”的演講。通常，學術演講不僅是本地一項值得慶祝的活動，也是用來解決當前學術問題的最理想場合，但這次學術演講不一樣——那是在英國教育進步最偉大的時代中最具有永恒曆史價值的一次演講。演講旨在為19世紀的教育而戰，並標誌著一項“長期奮戰的開端”。演講者的其中兩位是現行兩種教育體製中最重要的領軍人物，其相關內容引起了“曠日持久”的爭辯，最終大眾選擇支持赫胥黎的觀點。
赫胥黎的反對者
（1）商人
科學與文化的全部意義隻有在正確的曆史背景下才會顯現。如今赫胥黎的觀點看起來很平常，那是因為他的觀點已經被現代人所接受——不會再有人否認“科學是現代教育基本要素”，也不會再有人反對“科學教育是深化工業進步的必要條件”。
然而在1880年的英國，這對大部分從事教育相關事務的人來說是十分驚世駭俗的想法。當時，科學研究的倡導者們主要麵臨兩大反對力量，一股來自實業家，一股來自自由教育者。
實業家之所以會鄙視科學教育，除了認為它不實用外，更擔心它會對商業造成影響。即使沒有科技的幫助，英國的工業依然繁榮地發展了起來，這使英國工業界的領軍者們覺得他們已經擁有了一套被驗證過的成功法則，不指望科技能滿足他們的需求。他們看不到科學教育和工業發展之間重要的聯係，然而，在德國這片“教授的集中地”上，科學教育使它在短短25年內，從微不足道的工業小國發展成足以與英國抗衡的競爭對手。
直到那時，英國本土才開始呼籲實施赫胥黎所提倡的科學教育。
（2）古典傳統
科學在自由學習圈子裏也遭遇了強烈的反對。當時，大多數教育從業者都懷疑並否認科學（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理學等），是文化知識組成的重要部分，但赫胥黎堅信“在真正完整的文化架構中，專門的科學教育跟傳統的文學教育同樣重要”。可惜，當時的學術界對他的這種說法十分不屑，仿佛在英式的花園聚會中看到了一個混進來的西部牛仔。赫胥黎曾客觀地描繪了1880年代絕大部分英國人所接受的文化理念，這種文化理念曾幫助人們在過去三個世紀裏搭建起整個自由教育的架構。對此，赫胥黎說：“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很多人以為文化知識隻能通過自由教育獲得，而自由教育便是文字以及希臘和羅馬古典文學的同義詞。另外，他們還覺得，雖然通曉拉丁語和希臘語的人很少，但那才叫真正的學者；其他人就算在別的方麵再博古通今，再手藝精湛，也不是文化領域中的成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和真正的學者並不需要用大學學位來衡量他們知識之豐富，校長和大學教師會擔有這樣的名位，不過是為了顯示他們較常人優越。”
（3）神學家
還有一個團體的學者們也反對科學，尤其是生物學。自1859年達爾文提出“物種起源”那天起，科學家和神學家之間就因為進化論的問題爆發出“無休止的爭論與衝突”，現代的讀者幾乎不可能想象這一爭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給進化論和它的支持者們帶來的精神痛苦以及暴力威脅。對於神職人員和信徒來說，進化論嚴重威脅到基督教的信仰基礎和由此發展出來的神學理論。支持進化論的科學家——以赫胥黎為首，他被視為宗教的死敵，人人都稱他為理性主義者、唯物主義者以及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宗教反對科學教育的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不但破壞了原有的信仰，還傳播了無神論的思想。雖然到了1880年，關於進化論最激烈的爭論期已經過去了，但由此引起的餘震還是不能小覷。盡管赫胥黎在《科學與文化》一書中沒有直接談及到上述問題，但在字裏行間我們依然不難感受到當時的衝擊。
這一切都是現代年輕讀者們無法理解的，這是在危機四伏的年代裏，科學倡導者們對現實發起的挑戰。
赫胥黎在“科學與文化”的演講中以及其他場合上都不斷提到了教育改革的兩大優點：第一，科學教育有利於培養工人，能促進工業的發展；第二，科學教育能幫助修正自由教育的方式方法，包括對自然科學這種現代化的學科進行改善，還能修正拉丁語和希臘語的教育方式。赫胥黎的理念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不得不麵對實業家和自由教育者的敵視。
赫胥黎論科學教育的實用性
在閱讀赫胥黎的書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他與敵人交手時所展示出來的技能。雖然他總是說：我不會試圖說服你支持科學教育，但對於追求實在的人，他分析問題視角也可以功利——這就是為什麽他能說服梅森理學院的創始人兼工業實業家約書亞·梅森爵士。赫胥黎其實跟你我無異，隻是他相信科學教育，並願意為此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為下一代年輕男女爭取受教育的權利，並使之更適應伯明翰的工業發展要求。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判斷科學教育的成敗，梅森理學院的成功即是最有力的證據。對於一味反對存疑之人，我隻能說事實勝於雄辯。
在演講的最後，赫胥黎再次重申一般科學的重要性，因為一般科學既是一門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識，也具備了增加工業產品多樣性提高工業產品質量的實用價值。
赫胥黎對自由學者
在麵對另一群死敵自由學者時，赫胥黎采用不同的方法——以理性感召。首先他會跟你闡述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會同意的關於文化的定義，然後即使明知自由學者會反對，他也一定會提出這麽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學習文化知識？為什麽我們彼此會在這個問題上有這麽大的分歧？也許，在自由學者們還沒有想明白該如何回答時，赫胥黎便已經緩緩道出：其實曆史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不管是文化還是學習都應該與時俱進。在中世紀，神學是唯一的文化基礎，它為當時社會提供了最好的理想和標準，以便用來衡量和規範人們的生活。15世紀，大量古典文學傳到西歐，並取代神學成為了文化的基礎。因為它在許多方麵，特別是文學、雕塑和理性思維的運用上提出了更具體的理念和標準。從此，來源越來越豐富的新文化，包括現代文學、現代音樂、現代繪畫和規模漸大的現代科學，開始從一個新的自然領域給予我們新的理念和新的判斷標準。說到底，科學教育倡導者和自由學者之間的分歧產生的原因無非是後者的意識始終停留在15世紀，完全沒有考慮到自那時以來世界知識潮流的巨大變化。如果就像大家所說的，文化發展是現代生活最好的評判，那不就更加證明了新領域知識所提出的理念和標準應該被納為完整文化學習的一部分嗎？赫胥黎以史實為據，清晰地向自由學者們推廣了他的觀點。
赫胥黎的風格和個性
赫胥黎演講的風格也是值得注意的，它明顯帶著赫胥黎獨特的個人標簽——清晰準確、言簡意賅。赫胥黎的文字和思想都有穿透人心的能力，讓讀者仿佛是站在窗邊欣賞由他描述出來的風景，而不是僅僅捧著書卷。另外，赫胥黎的思維十分豐富多彩。據一位評論家說，赫胥黎特別喜歡鑽研，尤其是對那些人們曾經研究過卻半途而廢的命題，這一點在他所有著作中多有體現。赫胥黎是一個強大而有趣的人，他總會在演講時用壯麗如畫的言辭狠狠打擊他的敵人。
不得不說，赫胥黎是英國最傑出、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對於他來說，沒有比學習更好的回報。讀者若有興趣，不妨閱讀他的《赫胥黎文集》，以及由他兒子編輯的《赫胥黎生平與書信》。讀之，我們不難描繪出一幅無比清晰的人物肖像——那是一位充滿**的真理追求者，無懼於對抗也不惜任何代價，那便是誠實直率、理智且具有遠見性的赫胥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