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古德裏安——初期勝利的締造者
在戰爭的第一年，希特勒的征服給歐洲地圖帶來了巨大的改變，雖然這隻是暫時的，它的後果卻永久地改變了世界曆史的進程。帶來這種劃時代的改變的人與其說是希特勒，不如說是古德裏安——他目光長遠，不僅創建並親自訓練了德國裝甲部隊，還掌握了帶領這些機動部隊進行快速的**的戰術。更為罕見的是，古德裏安不僅創造了這一戰術，更堅定地執行了這些戰術：他在色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他的坦克部隊直抵英吉利海峽沿岸和瑞士邊境，令法國迅速崩潰。
沒有古德裏安，這些改變世界的變化就不可能發生。雖然希特勒遠見卓識，能夠認識到新軍事技術的價值，但他並不能像古德裏安一樣準確掌握這一技術。至於德國總參謀部和其他的高級將領，就更難以想象這一技術將引發何等革命性的成果了。
在戰前的幾年裏，總參謀部總是熱衷於在熟悉的路線上對陸軍進行改進，卻很少關心裝甲部隊的潛力及其戰術應用。古德裏安為發展這種“新模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並像它在英國的最初倡導者一樣遭受了巨大阻力——盡管這種阻力並不是那麽持久。他認為，快速機動部隊應該用於長距離戰略推進，這意味著他們要遠遠超過主力部隊；而高級將領們則像他們在英國和法國的同僚一樣，隻看到這一戰術帶來的風險，卻看不到這一戰術帶來的決定性潛力。
即使在閃擊波蘭成功後，這種消極的觀點仍然在總參謀部和高級將領中占主導地位——他們據此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他們按照慣例進行計算，根本不相信德軍能夠取得任何決定性的結果。的確，按照慣例和傳統，他們的觀點是無懈可擊的：在軍事會議上，他們堅持認為，古德裏安的裝甲部隊在突破阿登高地後，必須在默茲河上等待步兵的到來，直到出發後的第九天甚至第十天才能渡河。這樣，法軍就有時間重新調整他們的部署，並把他們的預備隊調來阻斷德軍的進軍路線。
但古德裏安卻在抵達默茲河的當天，也就是進攻開始後的第四天，強行渡河。他直接無視了上級的擔憂，長驅160英裏，深入盟軍後方，切斷他們的補給線。到第11天，他已經抵達了英吉利海峽海岸，分割了盟軍的左翼。這一閃電般的進攻幾乎決定了整場戰爭的走勢。
起初，希特勒即使麵對著高級將領們的懷疑，也依舊對古德裏安的大膽行動表示支持——但他還是不像古德裏安那麽有膽量。如果不是他下令停止進軍，古德裏安就會切斷英軍從敦刻爾克逃跑的道路。雖然這一幹預改變了整場戰爭的最終結果，但它並不影響眼前的結局：法軍沒能從第一次打擊和左翼遭受的慘重損失中恢複過來。正是由於古德裏安從埃納河向瑞士邊境迅速推進，才導致盟軍全線的崩潰和法國徹底淪陷。
海因茨·古德裏安於1888年6月17日出生在庫爾姆，他是弗裏德裏希·古德裏安和克拉拉·古德裏安兩個兒子中的長子。古德裏安這個名字，在形式上是非日耳曼語的，據說是來自荷蘭的古德揚（Gouderjan）村，它位於萊茵河口附近的一個島上。他的父親當時是波美拉尼亞輕步兵營的軍官，他在進入軍隊後則被派往漢諾威的輕步兵營。這一兵種的行軍速度比其他步兵更快，訓練中也十分注重機動作戰，以求貫徹他們特有的快速機動的傳統。巧合的是，英國最早的三位機動裝甲戰的預言家都出自類似的輕步兵或步槍團，這說明了這種訓練傳統對他們的潛意識存在刺激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僵局，讓他們和古德裏安都意識到，一定要發展一種新戰術和新武器，來恢複戰爭的機動性。
由於《凡爾賽和約》的禁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古德裏安根本無法獲得關於坦克及其運用的任何直接經驗。但是，他十分熱衷於學習，並通過與這一主題相關的文章獲取了大量知識。關於獲取知識的問題，他曾對我說：“我第一次對坦克產生興趣是在1922年，當時我在舊國防部的摩托化部隊擔任監察員。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研究‘一戰’期間坦克的應用和戰後各國軍隊所取得的進展。1928年，我被聘為坦克戰術的教師，向聚集在柏林汽車運輸指導處的所有軍官講授課程。接下來的幾年裏，我發展了坦克部隊的組織和戰術，並暗下決心，如果有一天德國能擺脫和約的束縛重獲自由，就一定要建立一支裝甲部隊。”他長期研究了英法關於坦克戰的起源及其未來的著作，並對當時法國盛行的“坦克應該是步兵進攻的助手”的觀點不以為然，而是支持英國倡導的“坦克應是一個獨立的軍種，它應獨立行動，像幾百年前的騎兵一樣在戰爭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觀點。這種對坦克作用具有革命性的設想，正符合富有進步思想和積極態度的古德裏安的觀念。
1930年，古德裏安成為柏林附近的第三摩托化營的營長。在當營長的兩年中，他把他的一個連發展成坦克偵察連，另一個發展成坦克連，最後一個則發展成反坦克連——配備模擬的坦克和大炮。“我用無線電來建立坦克之間的通訊，效果不錯。”雖然這些實驗比英國陸軍三年前組建“實驗裝甲部隊”的規模要小，但在方向上，他們是相同的。1931年，古德裏安被任命為盧茨將軍麾下的摩托化部隊總監。“我的將軍完全同意我的想法，並大力推進。”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他大力推進組建裝甲部隊。“1934年6月，成立了‘摩托化部隊司令部’，後來改名為‘裝甲兵司令部’，我成為這支部隊的參謀長。1935年7月，在盧茨將軍的指揮下，我們在蒙斯特拉格進行了裝甲師的第一次演習，並大獲成功。1935年10月1日，三個裝甲師被組建起來，第一裝甲師駐紮在魏瑪，第二裝甲師在維爾茨堡，第三裝甲師在柏林。”第一裝甲師的指揮官是中將魏斯克男爵，第三裝甲師是費斯曼中將，第二裝甲師則由古德裏安指揮——那時他還隻是一個上校。
兩年前，英國陸軍部曾組建過一個永久性的坦克旅——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坦克旅。與1927—1928年的實驗性質部隊不同，這個坦克旅被交給一位坦克專家——P.C.S.霍巴特準將指揮。他富有遠見，能夠把握坦克作戰的機動性特點，致力於發展機動作戰的戰術和解決無線電通訊問題。他還抓住機會，在實踐中嚐試了由一支獨立行動的裝甲部隊進行縱深戰略滲透的理論——正如我在過去十年一直所倡導的那樣。但大多數高級將領對此均表示懷疑和排斥，總參謀長阿奇博爾德·蒙哥馬利-馬辛伯德爵士後來幹脆禁止了霍巴特組織類似的訓練，連將坦克旅擴大為裝甲師的計劃也被推遲了三年。
霍巴特的實驗在國外卻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古德裏安便對此事尤其熱衷。戰前，一位保加利亞軍官坎德耶夫上校曾到過古德裏安的裝甲部隊，他詳細介紹了這支部隊的訓練情況：“他對裝甲部隊的信心是如此之強，以至於他費盡心思讓他手下的人也要有同樣的熱情。他自掏腰包複印了56本外國書籍和期刊，還請人進行了粗略的翻譯工作。”坎德耶夫還講述了古德裏安是如何將“每一個”我曾描述過、霍巴特曾實驗過的步驟“逐一複製，像排練戲劇一樣進行演示”的。他說，“曾有一位來訪的坦克專家談到坦克的局限性”，還逐一引用了那些英國將軍的批評意見，卻被古德裏安“不耐煩地駁斥說：‘這都是老掉牙的想法了，我相信霍巴特，他的實驗代表著新時代’”。古德裏安後來也證實說：“坎德耶夫上校說的沒錯，那是1935年或者1936年，當時我正在維爾茨堡指揮第二裝甲師。”
古德裏安致力於讓裝甲部隊在戰略上獨立行動，敢於**地進行衝鋒。但事實證明，他很難讓德國最高統帥部轉變觀念。盡管古德裏安有著堅定的信念，但他還是得小心翼翼地闡述它。這使得他的一些同僚認為，直到1939年，他才接受了這些觀念。但從1936年起就和他有密切接觸的老部下曼陀菲爾說：“古德裏安從一開始就主張在戰略上獨立運用裝甲部隊——向敵人的縱深推進，不用擔心自己深入重地、側翼遭受威脅。這一理念也讓他產生了新的補給策略，主張以履帶的方式將裝甲部隊的所有支援人員（步兵、炮兵和工兵）以及補給（汽油、彈藥和食品）與作戰部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讓他們能夠迅速跟上部隊，並與之完全融合，保證古德裏安的部隊能有三到五天的補給。”
“在某些場合，他可能並不會強調這一點——因為許多老軍官並不習慣這些新方法，他需要以一種更容易接受的形式來介紹這種方法。”
由此可見，即使在德軍中，對給德軍帶來勝利的新理論的抵製也是多麽激烈。古德裏安生性率直，很難在服從上級權威的同時隱瞞自己的觀點：他本能地將真理放在技巧之上。諾德霍夫是歐寶汽車廠的董事，他向我的一位丹麥朋友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戰前幾年，在弗裏奇還是陸軍總司令時，他和其他汽車製造廠的代表應邀去看軍車的演示。“演示結束後，古德裏安直接走到弗裏奇麵前，表示：這次演示是失敗的，車輛並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這讓在場的軍官和平民都感到震驚。最後他還說：如果我的建議被采納，我們現在就會擁有一支真正的裝甲部隊。”
在場的一些人，尤其是許多高級軍官，都認為古德裏安的言論顯得太過桀驁不馴。但古德裏安卻對他們的態度表示驚訝，他認為自己不過是維持了普魯士“絕對坦誠，即使麵對國王也是如此”的古老傳統——這種傳統從18世紀一直延續到20世紀。他尊重這一傳統，也相信他的上級會尊重這一傳統，事實也確實如此。德軍高層在選擇新兵種的指揮官時，總會優先考慮專業知識——從這一點來說，古德裏安比他的英國同行幸運多了。因為在1938年年初，古德裏安就在眾多前輩的支持下，被任命為德國第一支裝甲軍——第16軍的指揮官。他被任命的日期恰好是1938年2月4日，也就是德國軍隊高層發生突然的大轉變的日子——布隆伯格和弗裏奇同時被撤職。古德裏安在回想此事時，也說這一天是“陸軍的黑色一天”，但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古德裏安被任命為軍級指揮官，令他在戰爭中能夠帶來巨大勝利的前景，遠遠能夠彌補兩位高級將領被撤職帶來的損失。
這年夏天，古德裏安甚至被考慮任命為總參謀長，接替貝克將軍。然而，這卻為他帶了許多麻煩。有些人討厭保守的哈爾德，支持進步的古德裏安，這就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使兩派之間產生了更大的敵意。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反對派將古德裏安說成“技術員”的傾向，認為他並沒有擔任較高業務的資格。他的反對者輕蔑地說，古德裏安“沒上過軍事學院”，而且頻頻強調此事，以至於人們普遍將其信以為真——我在與許多德國將領交談時，都發現他們也相信這一觀點。實際上，古德裏安是在1913年考入軍事學院的。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他的學習，但他在戰爭中擔任了各種參謀職務，並在1918年確實地成為總參謀部的一員。“戰後，他在施泰丁秘密建立的小型代用軍事學院（或稱參謀學院）當了三年教員，因此熟悉總參謀部的技術——也熟悉它的局限性。”如果非要說一個古德裏安不應該擔任總參謀長的理由，那也應該是他的脾氣急躁，而不是知識欠缺。而且，如果讓他在1938年就擔任總參謀長，很可能比在六年後才提拔他為總參謀長更為有效。
1938年11月，他被任命為機械化部隊（包括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的總司令。這一職務使他能夠在擔任這些部隊的總監的同時，指導這一兵種的政策。在戰爭來臨前的九個月裏，他緊鑼密鼓地推進這些部隊的發展，但對軍隊整體的現代化並沒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即使是在自己的隊伍中，古德裏安也發現，總參謀部總是傾向於遏製他的努力，而不是支持。對這一時期，古德裏安評價說：“關於裝甲部隊，布勞希奇在戰前就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認識。他在萊比錫擔任第4集團軍司令時，他的部隊就已經包括了機械化部隊。他對機械化部隊有自己的想法——不過，他並沒有充分利用這些想法。他喜歡自己駕駛汽車，因此並沒有從整體上拒絕摩托化。哈爾德與他正好相反，他是個循規蹈矩的人，是個老派軍官。他隻做他該做的事，對裝甲師一點都不感興趣。在他心中，步兵總是扮演著領導角色——無論現在還是未來。”[5]
當戰爭來臨的時候，古德裏安希望回到戰鬥崗位。他被授予一個裝甲軍的指揮權，該部隊隸屬於博克的北方集團軍群，但大部分坦克卻被分配給了倫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團軍群。古德裏安發現，自己的部隊隻有一個裝甲師（第3師），由蓋爾·馮·施韋彭堡指揮——他曾在1933年至1937年擔任德國駐英國大使館武官，在1938年古德裏安被推舉為德國第一個裝甲軍司令之前，他的資曆一直比古德裏安高。兩人都是意誌堅定、個性鮮明的人，碰在一起難免發生衝突。波蘭戰役一開始，由於古德裏安隻有這麽一個裝甲師，他自然要通過它來發揮自己的指揮思路，這就免不了增加兩人之間的摩擦。古德裏安很難不幹涉師長的工作範圍，蓋爾則直截了當地讓他管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司令員。後來，在德軍切斷了波蘭走廊後，古德裏安又得到了另一個裝甲師，他用這兩個師從東普魯士**，到達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向南橫穿了波蘭軍隊的後方，給波蘭軍隊帶來了致命一擊。
此後，大多數裝甲部隊官兵都希望能安排他出任進攻法國的裝甲部隊的最高負責人。當克萊斯特被任命為主攻阿登高地的裝甲集群的指揮時，他們覺得保守勢力還是占了上風。不過，古德裏安還是被任命為先鋒部隊——一支由三個裝甲師組成的強大裝甲軍的指揮。他成功地實施了一次幹淨利落的突破，然後通過一次長距離推進，切斷了敵人之間的聯係，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使自己的戰術夢想得以實現。
這場輝煌的戰役將在第二部分開頭的幾章詳加論述。這裏，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古德裏安對他的兩位直屬領導的看法。通過這些，人們不僅能從側麵了解倫德施泰特和克萊斯特的為人，還能間接地得知，當古德裏安得到賞識時，他並不像人們經常描述的那樣是個“難纏”的下屬。“倫德施泰特元帥具有優秀的戰略頭腦，也許比我們所有人都優秀。比起裝甲部隊，他更喜歡騎兵，但他不會因此阻撓裝甲部隊的發展。他性格中的騎士精神令他的部下如沐春風。即使他不同意他的下屬的意見，他也會加以重視，並願意進行討論。即使是麵對希特勒，他也會坦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他的正直令希特勒也感到欽佩。克萊斯特元帥也是位高尚的人物，在戰爭開始時，他根本不喜歡裝甲作戰；但在戰爭過程中，他改變了自己的看法，學會了如何正確地運用裝甲部隊。”
看來，倫德施泰特和克萊斯特也比古德裏安更善於用人，也更善於接納不同的意見——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比古德裏安更適合擔任高級指揮。一些在戰前曾在古德裏安手下任職的軍官曾向我表達過，雖然他們在其他方麵十分欽佩古德裏安，但他們還是認為：“他缺乏作為總司令這樣的‘領袖’所必需的素質。他不能冷靜地傾聽下屬或同僚的意見，不能等他們把要說的話說完，然後再發布命令——如果他們的意見與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他是個優秀的‘騎手’，常常能取得成功，但他並不善於感受‘馬’的脾氣，而這是一個‘騎手’在關鍵比賽中所必須具備的。但是，作為一個裝甲部隊的組織者和專業領導者，他是不可或缺的。”
雖然他們都能心平氣和地闡述觀點，但也應該提到，他們都是騎兵出身，而那些早就有裝甲戰思想的人卻幾乎從沒有像他們一樣提出過類似的批評。古德裏安曾遭受過許多騎兵支持者的阻撓，以至於他在對待前騎兵時可能會特別不耐煩——就像霍巴特在英軍中一樣。
而與法國戰役有關的證據則清楚地表明，全力突破色當，給予法國致命性的一擊的功勞應當屬於古德裏安。如果沒有他，德國也就不會堅持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決策。他的上級，甚至希特勒本人，都忐忑不安地關注著他的行動，並在考慮是否應該加以限製——但古德裏安“咬住了牙”。他在終點——敦刻爾克前雖然還是遭到了限製，這讓英軍得以從海上逃跑，但這次“停止進攻”並沒有影響到法國戰役的結果。
他對倫德施泰特的高度評價表明，盡管他的急躁出自本能，但他也能夠理解上級的難處，有寬厚的精神。這種優點也體現在他對與他一起發展新武器和新思想的人的評價中（他曾寫到他在英國的軍事思想中學到了許多東西，並稱自己隻是一個“學生”。像他這樣應用了新思想而贏得了輝煌勝利的“大人物”，往往不會像他一樣承認自己的思想來源於他人——尤其是來源於外國，一個與德國敵對的國家。這一點的確難能可貴）。
對於進攻蘇聯，他也沒有在評價中表現出埋怨的態度。要知道，他的許多追隨者，甚至並不屬於裝甲部隊的追隨者都覺得，1941年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沒有像法國戰役中那樣，聽取古德裏安的建議——當時他建議**，直取莫斯科。第十六章將會詳細講述這個故事。
盡管他有很多煩惱，但他還是盡可能保持平和——尤其是在與下屬打交道時。在這一點上，蓋爾·馮·施韋彭堡提供了重要的證據，尤其是考慮到他們曾經有過摩擦。在談到俄國戰役時，蓋爾說：“我的裝甲軍隸屬於他的裝甲集團軍，在進攻莫斯科的過程中，我擔任他的部隊的先鋒。他的參謀長富有謀略，他本人又十分謹慎而友善，這讓我們的工作配合十分愉快。在六個月的艱苦戰鬥中，我們沒有發生過一次爭吵。”他對這種“在領導能力上的成長”讚不絕口，而其他一些在1941年曾在古德裏安手下服役的人也和他的觀點相似。
但就在他證明自己越來越適合擔任更高的指揮職務時，他的機會卻被搶走了，因為他與希特勒發生了衝突。十分諷刺的是，衝突的起因是常常被人批評過於大膽的古德裏安卻堅持要謹慎行事：希特勒錯失了古德裏安所建議的機會，失去了擊敗蘇聯的最好時機，又要求在冬季不顧一切地向莫斯科進軍。
在聽到古德裏安自己的說法之前，我已經從其他將軍那裏得到了關於這場“爭吵”的描述，但他的說法更直白。“1941年12月20日，我在東普魯士大本營與希特勒進行了五個小時的討論，並向他通報了我指揮的第2裝甲集團軍的情況。希特勒命令我們從南部和西南包圍莫斯科，然後向高爾基（莫斯科以外300英裏）推進。考慮到部隊的狀況和補給問題，我們無法完成這個任務。”
“我試圖說服希特勒，讓他相信我的報告，但沒有成功。我覺得他收到的前線報告可能與真相並不符合，便建議他解除參謀部軍官的職務，讓有前線經曆的軍官來代替。聽完後，希特勒便對凱特爾說：‘我不相信這個人。’幾天後，接替博克掌管中央集團軍群的克盧格忽然責備我違抗希特勒的命令，沒有從圖拉向蘇薩—奧克陣地，一個能夠讓我們度過冬季的嚴寒的陣地撤退。克盧格說得並不對，但他向希特勒的報告足夠把我趕回家了。1941年12月25日，我被解職了。”對這位曾帶來了重大勝利的功臣，希特勒送上的卻是一張冷冰冰的“聖誕賀卡”，而這也讓希特勒付出了沉重代價。
古德裏安遭到冷藏，直到1943年2月，希特勒才再次把他召回來，作為裝甲部隊總監，在斯大林格勒的慘敗後重新組建裝甲部隊。到6月時，這些裝甲部隊的實力已經恢複到不亞於它們原有實力的水平——然後在庫爾斯克戰役，在希特勒的孤注一擲中，被徹底浪費掉。“我對戰役的影響僅限於偶爾向希特勒報告，指出總參謀部的哪些部署違背了裝甲戰的原則——有很多部署都是這樣。”
一年後，也就是1944年7月，德軍被趕出蘇聯，戰線處於崩潰狀態。此時，古德裏安被起用為總參謀長。對於古德裏安生涯的最後階段，以及他們為帝國存亡而戰的故事，我們將在第七章中進一步講述。
不過，在本章的最後，還是應該記錄一下兩位長期和他一起工作、特別有資格對他的工作作出評價的主要軍官對古德裏安的素質和影響力的評語。我曾遇到過不少十分欽佩古德裏安，以至於毫無保留地讚美他的人，但我之所以選擇這兩個人的評價，主要是這些評價來自兩個有主見的人。
一個是蓋爾，他坦率地談到了他與古德裏安的衝突。不過，蓋爾的總結既中肯又精辟。“德國裝甲部隊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部隊，60%是他的功勞。他有野心，勇敢，關愛士兵，士兵也喜歡他、信任他；他為人魯莽，決策果斷，對軍官要求嚴格，個性太強，因此樹敵很多。他性格直率，即使對希特勒也是如此。他是個好教官，思想開明進步。如果你有什麽革命性的想法，他在95%的情況下會馬上說：好。”
另一個是曼陀菲爾，他是年輕裝甲部隊指揮官中最傑出的後起之秀。他的結論是：“古德裏安將坦克引入軍隊，並將其作為作戰武器使用——而且一開始隻有他這麽做，而不是總參謀部。我在國防部擔任裝甲部隊監察時，清楚地了解到古德裏安為了推廣坦克所做出的種種努力。這種新武器帶有他的個人印記，它能夠在戰爭中取得成功，也要歸功於他。”
“在和平時期，他就堅持坦克的‘突破’要盡可能深入，而且不考慮側翼暴露問題。在無數次的旅途中和無數次的會議上，他都孜孜不倦地將這一思想灌輸給一線的坦克指揮官。”
“如果說在戰爭期間，古德裏安的理論並不是在哪裏都能獲得成功，那也是因為他要與那麽多對坦克一無所知的老式軍官的不信任作鬥爭。”
“他是我們裝甲部隊的締造者和裝甲戰的大師——是的，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