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的工作還在繼續，投訴什麽的都隻不過是生活的插曲，根本不會對我的生意造成任何影響。嚴格來說，這些投訴隻是偶然事件，畢竟它們沒有一件是合理的。但不管它們合理還是不合理，我都不會因為區區幾百美元而得罪那些想要退款的投資者，我知道不能“因小失大”的道理，更知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規律。因為這樣會影響我的聲譽和生意，正是這種機警，我才能把我的業務維持得如此之久。

類似的小事還有很多，但我總能處理得很穩妥。例如，一天中午，一個銀行信差走進了我的辦公室。這位信差向我的工作人員出示了五張證券交易公司的票據，並要求兌現它們。我的職員檢查了票據，似乎心存疑慮，他又把這些票據轉交給我，希望我能拿主意。

按照這些票據上的數額，如果它們都是真的，那麽每一張都能兌換150美元。但是，我拿到這些票據後，一眼就看出它們是偽造的。這些票據的確是從我的公司流出去的，這一點我心知肚明，我甚至知道其中的細節。我還知道讓這些票據流出去的人是誰。然而，我既不會承認這些票據是假的，也不會直接揭發那個幕後主使。

相反，我果斷地滿足了那個銀行郵差的要求，為他兌現了所有票據。當他拿到那750美元後，我也回收了那些假票據。對我而言，這隻是小損失，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拒絕兌換這些票據，銀行就可能認為我在欺騙投資者。即使銀行知道這些票據是偽造的，讓警察逮捕了那個信使，並定了他的罪，也依然對我沒有任何好處。因為這樣一來，我就會被當作證人，接受警察的反複調查。我可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情。

很多人都想見到我，包括我的那些投資人、郵政警察、投訴我的人等。除此之外，還有捐贈處派來的律師。這些律師多如牛毛，與之相比，新澤西州的蚊子加起來的數量都會相形見絀。他們經常湧入我的辦公室，在我的耳邊嗡嗡嗡地亂叫著。

我必須一一應付他們。如果這些律師從事的是有價值、有意義的事業，比如工人慈善、士兵慈善等，我會熱情地招待他們，並向他們的組織慷慨地捐獻大量的資金。然而，對於另一些律師，我的態度會截然相反，比如有律師向我提議為殘疾的小狗、小貓建窩，如果用這樣的理由來讓我捐款，我是萬萬不會答應的。我可以保證，他們一分錢也別想從我這裏弄到。另外，像頑固的改革者，或是反酒吧聯盟等，我也不會向它們捐款。

有一天，一位俄亥俄州的律師前來拜訪我，他也是來爭取我的捐款的。在拜訪我之前，他已經去過馬裏昂，但是那裏的金融家沒有一個願意向他捐款。之後，他又從馬裏昂輾轉來到我這裏。然而，非常不巧的是，他來拜訪我的那一天正是我十分忙碌的一天。對我們來說，沒有見到彼此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如果我們能夠相見，俄亥俄州的政治集團就會得到5萬美元的捐款，而我也能獲得足夠強大的政治背景了。

但是，我們都錯過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不過，為一件錯過的事情而懊惱，那一點兒用處也沒有！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那天，我的一位職員走進我的辦公室，遞給我一張律師的名片。我隨手接過名片，輕輕掃了一眼，便將它扔在了一旁。現在，我已經不記得名片上的名字了，隻隱約對名片上的地址有些印象。

當時，我問自己的職員：“他是什麽人，來這裏做什麽？”

“先生，我不知道他是誰，他說自己是從馬裏昂趕過來的，需要和您商量一些事情。”那位職員回答。

我命令自己的職員說：“你告訴他，我現在很忙，沒有時間見任何人。”

職員提醒我說：“那位先生向我表示無論如何都要見到您，因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您說。”

“我才不管什麽重要的事情，我已經足夠忙了，絕不可能抽出時間去見他。”我對那個職員說，接著又吩咐我的秘書：“梅利小姐，你代我去見見他，讓他和你商量，這是我最大的仁慈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梅利小姐結束了與那個人的談話，興高采烈地走進我的辦公室。

她告訴我：“先生，那位先生要求一定要與您單獨會麵。”

“真是個固執的家夥，但是想見我的人多了。既然我說過現在沒空見他，那麽即使他是總統，我依然不會見他。”我說。

梅利說：“那位先生說自己是參議員哈定派來的，他有非常機密的任務要執行，一定要見到您。”

我不耐煩地說：“既然如此，你就告訴他，我不會見他，因為我不認識什麽哈定。我和許多參議員打過交道，但現在我很忙，不希望哪個參議員現在來打擾我。我不能為所謂的參議員哈定開這個先例，因為我還要對整個州的其他95個參議員負責。”

對於這件事情，我處理得並不好，事後，我甚至覺得隻有缺乏經驗的“菜鳥”才做得出這樣的事情。但最終我也原諒了自己的愚蠢，因為沒人能想到那個參議員哈定後來竟然成了美國總統。

如果我當時接見了那位專使，並把賭注壓在了參議員哈定身上，那麽這將是一個回報多麽豐厚的賭注啊！如果真是這樣，我將在不花費任何成本，不采取任何外交手段的情況下與美國政府建立親密的關係，屆時，沒準我還能得到一個大油田的租賃權，成功取代辛克萊石油公司呢！

然而，我之所以會錯失良機自然是有原因的。那天，我忙得焦頭爛額，因為有人告訴我，我被起訴了，法院正準備審理有關我的案件。這對我來說，確實是一個天大的麻煩。我到處聯係知情人，想要知道案件的進展。就在我焦急地等待記者給我提供消息的時候，那位來自馬裏昂的律師要求一定要見我，所以我是不得已才拒絕他的。

後來，我等待的那個記者帶著我一起坐車前往法院。在進入法院之前，我又和那個記者詳細交換了彼此所知的信息，然後我向法院交了1000美元的罰款。在法院審判我之前，我之所以會交這筆罰款當然是有目的的。這就像一個出色的交易，我用1000美元換得了一個小時暫緩執法的時間，這對我來說再劃算不過了。因為正是有了這一個小時的時間，我才能思考出應對法律製裁的策略，從而使我的證券交易公司不至於提前倒閉。

投訴我的是一個家具商。在幾個月前，我在這位家具商店裏購買家具時從他那裏借貸了200美元。而今天，他竟然向法庭起訴我，聲稱自己應該擁有我公司一半的股份。我對這個案件本身並不擔心，真正令我煩惱的是法庭會因為這個案件凍結我的銀行存款。我在世界信托公司、特裏蒙特信托公司、漢諾威信托公司、波士頓國家銀行、第一國家銀行分別擁有400萬美元、70萬美元、20萬美元、4.9萬美元和1萬美元的存款，而這些存款都被法院凍結了。

我之所以用繳納罰款的方式來爭取時間，就是想提前轉移我的存款。很明顯，凍結的金額越少，我的損失自然也就越小。我其實並不擔心在兩家銀行裏的小額存款，我擔心的是那些在信托公司裏的大額存款。不過，我提前向這些信托公司打了招呼，彌補了部分損失。我從特裏蒙特公司轉移了75%的存款，從漢諾威信托公司轉移了90%的存款。然而，最令我傷心的是我在世界信托公司400萬美元的存款一點也沒有轉移出來。

處理完法院的事情，我便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自己的辦公室。因為在凍結令被報道出來之前，我需要應對辦公室裏的多項工作。我非常清楚，這則消息如果傳出去，各路人馬就會爭相“擠兌”我。為了降低公司倒閉的風險，我需要提前想好一個萬全之策。

其實，我的內心並不是十分擔心，因為我還有足夠的資金來運轉。我在波士頓有300萬美元的存款，此外，我在其他地方還有300萬美元存款，這足以幫助我的公司渡過難關。

很快，很多報社都開始“擠兌”我，同時很多投資人也紛紛要求我退款。短短兩天時間，我就向我的投資人退還了100多萬美元。但一切還不是很糟糕，對我來說，提前退款也是有好處的，畢竟我不用再向那些投資人支付50萬美元的利息了。況且，這些現象也隻是持續了兩天，兩天後，事情開始發生轉機。

不久之後，投資者又對我重拾信心。在退還完100多萬美元後，我又得到了更多的新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