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氣球”爆炸前，學院街上的一聲巨響

全世界都聽到了波士頓街上的這聲槍響，這條連接著康科德和萊克星頓的街區上的橋上發出了一些槍聲！我覺得有些槍聲要更強烈一些，雖然事發的時候我不在那裏，也不在附近，但是這聲槍響“讓全世界人民都聽到了”！

我要說的故事和這聲槍聲並沒有直接聯係，而且槍聲已經過去很久了。若是考慮到聲音的傳播範圍，你會覺得這兩件事情有潛在聯係。我當時所製造出來的“金融氣球”炸裂的聲音，也是全世界人們所矚目的，更像一場史無前例的地震，隻是並沒有提前監測到震源，它的影響就像那聲被記錄在曆史上的萊克星頓和康科德橋上的槍響一樣。

波士頓最具有代表性的標誌莫過於學院街，它是一條曆史悠久的老街。這裏的建築也有幾百年的曆史了，確切地說這條街區是因為那些古建築才被世人所熟識。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坐落在特裏蒙特街的邊角上的帕克大廈，它是波士頓茶會的常用場地，由此聞名遐邇。茶會在這裏舉辦了很久，隻是很久以前是喝茶現在變成了威士忌之類的酒水，準確地說茶會上酒水和茶水是共存的。

帕克大廈之所以會成為波士頓的活動中心是由於科普利廣場的轉讓，這裏總是能看到共和黨以及民進黨的身影，他們深深影響著這座城市的發展，波士頓的命運一定程度上是由這些政治團體掌握著的。

學院街除了這些標誌性建築外，還有一些小教堂。它們位於帕科大廈對麵，旁邊還有五美分儲蓄銀行大廈和市政大廳。我對小教堂一無所知，盡管在附近待了很久但我從來沒有進去參觀過。因為這座小教堂是封閉的，不對外人開放，那些修建這座小教堂的教派，自認為自己是富人。

我在那裏的時候還能看到臨近學院街的五美分儲蓄銀行，現在早已看不到它，因為它遷到了普羅維登斯街周圍。外界說這家銀行搬遷的原因是考慮到自身的運營，學院街實在是太亂了，經常會遇到一些流氓地痞。

那時我就在學院街上的一家公司工作，有一個非常可笑的現象，經常會有人從五美分儲蓄銀行取錢，然後陸陸續續地把錢存到我工作的地方。想象不到他們因此會有多麽絕望的心情，或許他們迫不得已才把靠近學院街的那扇大門封鎖了，然後在另一旁重新開了一扇大門。

市政廳依然保持著它原有的樣貌，備受關注和引起爭議的是民主黨。民主黨的發展超乎想象，而出現這種苗頭的根源在於市政廳沒有及時采取政策，導致民主黨的勢力越發強大。

眾所周知，市長的任職期一般為4年，然而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詹姆斯·邁克爾·科裏市長，他就像和市長辦公室綁在一起一樣，不是附屬關係而是非他莫屬，他在市長的職位上一待便是7年。或許是他在任期間治理有方，所以從未有人提出過抗議。他的事跡更像一個奇跡，他能久坐市長之位，還可能因為他看待問題有著獨特的超前性。雖然他在任時間非常長，但是他真的是一個有趣的家夥。

一係列的事件讓學院街走向沒落，它沒有了昔日的輝煌，古建築已經逐漸褪去原有的色彩，自帶的光環也已經消失了。最讓人心酸的無非觀光車都不在此地停留了，而是快速的駛過，包括市政大廳。沿著華盛頓大街的方向，是波斯納和鉑塞爾街的小店，觀光車會從這裏經過，旁邊是學院街27號，奈爾斯大樓便坐落於此。

奈爾斯大樓是比較有特色的建築，它的曆史遠超過它普通的外表。談到它的曆史足以讓人歎為觀止，詳細的內容導遊會一一告知，然後遊客用一種近乎仰慕神靈般的眼神望著這棟大樓，準確地說是古建築。導遊一般怎麽說呢？

“各位遊客朋友，歡迎你們的到來。眼前的這座大樓便是奈爾斯大樓，”導遊整理了一下身上的擴音器接著說，“這個看上去不太吸引眼球的建築，造福了一代又一代的英格蘭地區的人們，它以前是一個小型的鑄幣工廠，它所鑄造的錢幣創造的利益遠超過《國家工業複興法》帶給人們的福祉。相比於沃爾德麵包店，它是人們主要衣食的來源，它的沒落是比那些戰爭引起的混亂更讓人心痛的事情。”

“各位遊客朋友，仔細看看這座大樓，它是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跡。曾經，查爾斯·龐茲先生的公司總部就設立在這裏，或許你們對龐茲先生略有了解，他就是那個隻用6美分的郵票券最後獲得1500萬美元的金融大亨。”

“各位遊客朋友，如假包換的1500萬美元啊！或許隻有在夢中才會擁有這麽多錢吧！試著想象一下，這些錢可以幫那些負債累累的人還清所有債務，然後還剩下一大筆錢，遠遠比摩根、福特家族等人所擁有的總數還要多。”

我能猜到導遊接下來無非說一些我是怎樣成功的，以及學院街的不解之緣等。故事的起點是這裏，我非常慶幸自己搬到學院街，不然可能會一直待在那棟寫字樓的辦公室裏。

正值1919年春天，不久之前我辭掉了自己的工作，因為我勤懇工作的酬勞不能支付我的生活開支，主要是我厭煩了每天看雇主臉色為他們辦事的生活，盡管兢兢業業，但是生活依然一貧如洗。

我並沒有攢下任何錢，所剩的錢勉強維持短暫的日常。我還在猶豫要不要繼續為雇主工作，每周可以獲得20～25美元的報酬。我有一個大膽的想法：放手一搏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公司。最後我依舊猶豫不決，但我租了一間簡陋的辦公室，對麵是清教徒的信托公司。

這間辦公室沒有窗戶，隻有一張簡陋的書桌和手扶椅，假設會有顧客上門的話，這間屋子可以勉強算辦公室，但是每天都是我一個人坐在那裏，大多數時間用來思考人生。書桌上的紙張被我畫滿了數字，而且是那種很明顯的數字，跟當時的道威斯所策劃的德國賠償計劃極為相似，但是他的換算單位是馬克，我的是美元或者美分，而且他的計劃非常容易引人上鉤。

我把所有的期待和幻想寫在了這些紙張上，不知道能否實現。與此同時，這座寫字樓被特裏蒙特信托公司接管了，沒過多久這座寫字樓便被裝修轉賣了。我經曆了這些變動後突然開竅，若是一個人可以給公司創造利益，那麽他也能為自己創造利益。每個人都是獨特的，而且都有無限的潛能。這家寫字樓的辦公室裏值錢的東西都不是我的，我隻能灰頭土臉地拿著那些紙和筆去了奈爾斯大樓，找了最便宜的兩間小屋，選擇這裏的原因無非是它坐落在學院街。

那時我一貧如洗，置辦辦公家具還是分期付款買的，像書籍、記錄本等都是從家中自帶的，還有的是從二手市場上買來的，然後安裝了一台座機，買了信箋，所有的東西都安排妥當了，我拿著油漆桶在門上寫下了“查爾斯·龐茲進出口公司”，不論怎樣都要有一些儀式感，借此宣告自己的公司成立。

這些是我在學院街周圍生活的全過程，所有的事情幾乎都是順水推舟。搬到學院街之後，我和市政大廳隻隔著一條街，我並非有意窺探他人的隱私，我也不是翻查他們的賬目。相反的，我幾乎每天都坐在辦公室幻想、籌劃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