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還完貸款，還有了自己的“小金庫”，並開始夢想著建立自己的公司

做了大約一年的信差後，樓下辦公室的格拉斯上校，偶爾會讓我幫他照看一下辦公室，因為他要經常出去。格拉斯先生的聲望很高，又有政治抱負，不在辦公室的時間越來越長，也越來越頻繁。這樣一來，我成了他的辦公室助理：接收公眾的來信，監督操作房是否對信件進行了合理的分配，等等。所有信差都夢寐以求這個職位，紛紛開始鼓勵我。我舍不得多花一分錢，可他們知道為什麽。我需要省下來每一分錢，好補給家裏的日常開支。我總是和父母商議著怎樣添置家具、衣物更劃算，恐怕沒有一個家庭會如此團結吧！

就這樣日複一日，每省下50美分，母親總是小心地攢起來，終於攢夠200枚後，就兌換成20英鎊，寄給遠在蘇格蘭的亨德森太太，是她當年的慷慨解了我們的燃眉之急。那天我們歡呼慶祝：終於從債務中解脫出來了，多麽令人欣慰啊！可是亨德森太太的恩情，我們永遠無法償還。我重回丹佛姆林時，亨德森太太依然健在，我前往她的住處拜訪就像前往神聖之所；無論發生什麽事，都不應當忘記她！如今得知老太太逝世的消息，我哽咽了，默念願這位善良而高貴的朋友安息。

還有一件事，一度讓我感覺自己身處天堂。那是個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要給信差結算工資。我們在櫃台前站成一隊，挨個兒去領錢。我站在最前麵，伸出手準備接格拉斯先生已經推出來的11.25美元。令我驚愕的是，格拉斯先生把錢推給了我後麵的男孩。我想是格拉斯先生搞錯了，因為我一直都是第一個領工資。等其他信差都領到了工資，我的心開始下沉，仿佛有不祥的事要發生。我做了什麽，又沒做什麽？我等著承受被解雇的消息的發布，真感到無顏麵對父母親了，心裏十分痛苦。等信差們陸續離開後，格拉斯先生說我應當領到更多的錢，每月13.5美元。

我一陣眩暈，懷疑自己聽錯了，但他數出了這筆錢。我不知道我是否謝過了他，隻記得自己拿著錢，一路小跑著回到家裏。我把錢悉數交給母親，隻交了11.25美元，另外2.25美元存入了自己的“小金庫”。它們實實在在地躺在我的口袋裏，那種感覺遠比我後來創造的數以百萬計的財富更有價值。

晚上入睡前，我低聲把這個秘密告訴了九歲的弟弟湯姆，他似乎也知道這意味著什麽。我們談到未來，談到如何組建公司，甚至談到以“卡內基兄弟”命名的企業會很龐大，那樣父母就能坐上馬車了。我聽說有個蘇格蘭老太太，到倫敦和女兒女婿一起住，還有自己的馬車，可她卻說：“如果家鄉的人不知道，那我坐著這樣一台機器，有什麽風光可言！”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父母不應當隻在匹茲堡風光，還應當衣錦還鄉回到丹佛姆林。

星期日早晨，全家一起吃飯時，我拿出另外的2.25美元。他們很是吃驚，好大一會兒才回過神來，父親的眼中充滿驕傲，母親則熱淚盈眶：他們的孩子有了成績，他們的孩子孺子可教。我也感動得淚流滿麵。在那之後贏得的所有的賞識與成功，都沒再令我如此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