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電報公司是個“黃埔軍校”，把每一次機會變成機遇

對我來說，電報公司的操作室是一所優秀的學校。在那裏，我對英國和歐洲的一些了解很快就派上了用場。知識總是有用的，它總會告訴你些什麽。當時我們要利用萊斯角的電報線路，連續接收“汽船新聞”，及時了解國外信息，那是我們最榮耀的工作之一，我也最喜愛這項任務，不久這項任務便分派給了我。

那時的電報線路並不穩定，一遇到暴風雨，就可能導致單詞接收不全。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是表現出驚人的猜測能力，把單詞補充完整。對國外新聞來說，這沒什麽，操作員時常都會因為粗心而弄錯一兩個單詞，不會有什麽嚴重的後果。我對國際事務的了解逐漸豐富起來，特別是英國的事情，哪怕隻有開頭一兩個單詞，我也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當時有個慣例，匹茲堡的每家報紙都會派出一名記者，到電報公司去采集新聞進行報道。後來，所有的報紙共同委派一個人，此人便請我把接收的每條新聞都做5個副本，報酬是每周1美元。這是我為新聞界做的第一份工作，說實話是衝著那微薄的報酬去的。此時，我的月薪達到30美元，家裏的情況也好轉起來。

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我和同事成為了“韋伯斯特文學會”的會員。在此之前，我們同事之間就已經有固定的聚會了，這對我們幫助很大。我們的聚會類似於辯論，經常會為某一個問題討論許久，比如“法官是否應由人民選舉產生”？韋伯斯特文學會比我們的小圈子有名氣多了，再沒有比加入這樣一個俱樂部更能使年輕人受益的了。成為韋伯斯特的成員後，我發現過去的閱讀對我參與辯論大有裨益，它們使我想法明確、思路清晰。在韋伯斯特文學會積累的這些經驗，使我在公眾麵前演講時能夠沉著冷靜。我對自己的演講有兩條原則：麵對聽眾不要過於拘謹，自然地與他們交流，而不是說教；按照自己的方式交流，非到必要時絕不“滔滔不絕”。

言歸正傳，我成為了一名聽聲音就能作業的電報員，這讓我變得引人注目，人們總想到電報公司一飽眼福。恰逢一場洪水摧毀了斯托本維爾與惠靈之間長達25英裏的電報線路，我便被派往受災前線，小鎮斯托本維爾，負責東西部信息的傳遞。差不多每隔兩個小時，我就派出小船把消息發往惠靈，小船返回時又帶來大量信息。靠這種方式，在長達一周的時間裏，東西部經由匹茲堡的電報通信得以維持。

在斯托本維爾，我聽說父親要前往惠靈和辛辛那提兜售桌布，便等著父親。到了半夜，我才等到父親，才知道他為了省錢，一直待在甲板上，此時又不讓我重新買船票。我感到悲傷，但隨即安慰父親道：“好，爸爸，我不買，但你和媽媽很快就有自己的馬車了。”

父親是典型的蘇格蘭人，靦腆、內向、敏感，很少表揚孩子，怕孩子會驕傲；而一旦受到感動，卻又難以控製自己。正如此時，父親抓住我的手，看著我，喃喃地說道：“安德魯，我為你驕傲！”

父親的聲音顫抖著，仿佛自己說得太多。他擦去眼中的淚水，看著我，說了聲“晚安”，要我回自己的辦公室去。多年以來，父親的話始終在我耳邊回響，溫暖著我的心。這位寡言的蘇格蘭人啊，他感情那麽豐富卻不善於表達。但此時無聲勝有聲，父親的內心深處神聖無比，任何言語的表達都是一種褻瀆與侵犯。父親是我見過最博愛的人，他信奉宗教，但對任何宗教派別都毫無偏見。是的，他是世上眾多平凡的人之一，隻是，唉，子欲養而親不待，從西部回去後不久，他就去世了！而我已經有能力給他一個休閑舒適的生活了。

斯托本維爾的工作使我聲名大噪，回匹茲堡不久，我就結識了托馬斯·A.斯科特。他是賓夕法尼亞鐵路的總監，因為身在匹茲堡，又要與他的上級——阿爾圖那地區總裁羅姆巴特先生聯係頻繁，所以時常到電報公司來。我先是認識了他的助理，一天晚上，助理告訴我，斯科特先生曾經提起我是否能擔任他的專職電報操作員。助理還告訴了我他的回答：“恐怕不可能了，他已經是一個操作員了。”

聽到這裏，我立刻說道：“還沒有，他還可以聘用我，我想要辦公室的生活，請回去這樣轉告他。”

最終，在1853年元旦那天，我成了斯科特先生的專職電報操作員，月薪35美元。月薪從25美元漲到35美元，是我所知道的最大漲幅了。公用電報線被臨時接進了斯科特先生的辦公室，直到他們在建的電報線路完工。

離開電報公司是我生命中的又一次轉變，但一開始並不那麽讓人愉快。我剛過完18歲生日，也知道人不可能靠幻想來生活，但我敢說，直到那時我都不曾說過或聽過一個髒字。我對所有不道德的、卑劣的事一無所知。

可現在我陡然掉進一個滿是粗人的世界，辦公室是臨時搭建的，機車長、扳道工以及消防員的指揮部都設在這裏，包括斯科特先生在內，我們要擠在一個辦公室裏辦公。這種巨大的環境反差，讓我很不適應。自然而然，我在這裏第一次嚐到善惡樹的果子。不過，家裏的環境依然甜蜜溫馨，沒有粗俗與危險侵入；此外，我的同伴年輕有為，在為提升自身素質、早日受人尊重而奮鬥不息。但與粗人交往也有些益處，即讓我對抽煙、詛咒或說粗話感到反感，這激勵我一生潔身自好。

當然，我不是說那些人本性不堪、醜陋墮落，隻是那時罵人、講粗話、抽煙以及抽鼻涕太普遍，人們往往無意中就做了。但他們中也有盡職盡責的年輕人，備受別人尊重。他們都對我非常好，有些人至今健在，這使我心中充滿感恩。一段時間後，我和斯科特先生終於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不久，斯科特先生派我前往阿爾圖那去取當月的工資單和支票。當時穿過阿勒格尼山的鐵路尚未竣工，我不得不翻過一座座山坡，因而印象特別深刻。那時的阿爾圖那隻有公司建的幾座房子，連商店都沒有，看不到一點大城市的樣子。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鐵路界的大人物，公司總裁羅姆巴特先生。他的秘書是羅伯特·皮特凱恩，是我把他舉薦過去的，因此“戴維”、“鮑勃”和“安迪”又在一起共事——我們都離開了為鐵路公司服務的電報公司。

羅姆巴特先生與斯科特先生不同，不善交際，但為人直率。公事談完後，他說道：“今晚你必須來和我們一道喝茶。”我支支吾吾地答應了，不安地等待著。那次邀請讓我頗覺榮幸。羅姆巴特太太非常友善，羅姆巴特先生向她介紹我時說：“這是斯科特先生的安迪。”把我看成斯科特先生的部下，確實讓我感到自豪。

但回程卻發生了一件足以斷送我前程的事情。在趕回匹茲堡的路上，因為口袋太小，我就把工資單和支票放到懷裏，坐上了前往霍裏德斯堡的火車。一路上火車頭顛簸得厲害，半路上我忽然摸不到裝工資單的袋子了：袋子丟了！

我不敢想太多，但毫無疑問這會把我毀了！我本應當小心翼翼、緊緊護持的！我請求司機原路返回，或許能夠找回袋子，但不知道司機會怎麽說。這位好心人，他答應了。我就留心鐵軌周圍，在離一條小溪隻有幾英尺的岸邊，我看到了那個袋子。我幾乎驚喜地叫了起來，趕忙下車把它抓住。它完好無缺。接下來的行程，我一刻都不敢鬆開袋子，直到安全抵達匹茲堡。這件事隻有那位司機和一個消防員知道，他們都承諾不會說出去。

我也是很久之後才有勇氣說出這件事。假如那個袋子落得再遠些，或許就被衝走了，那我得踏踏實實工作多少年才能彌補那個過失啊！再嚴重些，我恐怕不會再贏得上司的信任，恐怕會自此失去自信心，恐怕不會再取得任何成功。自那以後，偶有年輕人犯了一兩個致命的錯誤，我也從不過分苛責。我曾試圖想象過其他的可能性結果，那場虛驚確實教會了我很多事情。直到今天，我仍能準確地走到那個地點，而後慶幸找回了那隻躺在溪邊的淺棕色袋子。它仿佛在召喚我：“不用擔心，我的孩子！好運與你同在，但下不為例啊！”

沒多久，鐵路公司就有了自己的電報線路，電報業務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快到我們無法及時提供相關服務。更多的電報局急需建立。1859年3月11日，戴維·麥卡戈擔任電報公司的主管，我們就嚐試在鐵路運營行業雇一些女孩擔任電報操作員。她們在接受培訓後，按所需安排到不同的辦公區。第一批女學員中有我的表妹瑪麗婭·霍根，匹茲堡貨運站台的操作員。她後來也陸續帶了許多徒弟，自己的辦公室幾乎成了一所學校。由此，女性開始占據所有新職業，但在電報操作員之外，我不知道還有哪些職位適合她們。

斯科特先生是眾人交口稱讚的好領導，我發自內心地敬仰他。在他的影響下，我逐漸履行一些嚴格來說不屬於我的職責。因此，我又得到一次決定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