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危機四伏的情人節

時光飛逝，轉眼已經來到了1994年。在這一年的新年裏，國際金融市場中也呈現出一派繁榮氣象，投資者的熱情極為高漲，誰也沒有意識到一場危機已經悄無聲息地到來了。

這一年年初，索羅斯開始大量地賣空德國馬克。起初，索羅斯認為德國的利率會逐漸降低，但事情的發展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索羅斯的做法引發了德國民眾普遍的不滿，因為如果政府想要遏製這種投機貨幣的行為，就必須提高本國的利率，而這會對德國的經濟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甚至還有可能造成德國馬克的貶值。

事實上，1994年年初索羅斯的投資事業還算比較順利，沒有遇到什麽大的麻煩。然而，這種好日子卻沒有維持很長的時間，不久他就陷入了危機之中。在很多迷信的投資者看來，《新共和》雜誌在1月份發表的一篇關於索羅斯的文章很可能就是他厄運的前兆。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邁克爾·劉易斯，他曾經和索羅斯一起參加了15天的“援助旅行”。在這次旅行結束之後，邁克爾·劉易斯根據自己的經曆撰寫了這篇文章，文中記錄了索羅斯所參與的一些慈善活動，並詳細地描述了他在東歐的巨大影響力。

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索羅斯的投資事業就遭遇到了嚴重的挫折，量子基金公司在一次失敗的投資中整整虧損了六億美元。這次災難發生在1994年的2月14日，而這一天正是西方的情人節，為了銘記這次失敗的教訓，量子基金公司內部把這次失敗稱為“聖瓦倫丁日屠殺”。令所有的投資者感到好奇的並不是索羅斯投資的失敗，而是他對待這次事件的態度。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索羅斯表示這一次投資的失敗隻不過是小小的陰影，沒有給自己帶來太大的影響。對於索羅斯的這種說法，外界普遍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索羅斯有意掩蓋自己所遭受的損失。

索羅斯這次投資之所以會失敗，主要是因為他在投資過程中太過自信，沒有經過慎重的考慮就草率地作出了投資決策。當索羅斯在執行賣空德國馬克的計劃時，他還作出了另外一個投資決策——賭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會下跌。當時美國總統克林頓和日本首相細川正在進行一次貿易談判，索羅斯武斷地認為美國會在這次談判中向日本人施加壓力，迫使他們降低日元的匯率。而一旦這種情況出現，索羅斯就能夠在金融市場中收獲豐厚的利潤。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出乎索羅斯的預料。1994年2月11日，美國與日本的貿易談判結束，雙方並沒有在這次會議中達成任何協議，索羅斯希望的日元匯率降低的情況並沒有出現。2月14日，外匯市場上曾經持續下跌的日元開始強勢反彈。當時很多投資者都認為，美國為了減輕與日本的貿易赤字，有意采取了讓日元升值的策略，這樣一來日本出口到美國的商品的價格就會大幅度提高。當天紐約外匯市場收盤的時候，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比值是102.20，與2月11日的收盤價相比提高了將近5%。令索羅斯感到頭疼的是，美日兩國的貿易談判不僅沒有讓日元的匯率大幅度下降，反而還造成了日元匯率的上漲。

對於1994年2月14日的災難，索羅斯並沒有作出太多的回應。他隻是這樣說道：“日元的匯率在一天之內提高了5%，而我們也因此而損失了5%。我不清楚到底是哪裏出了問題，也許是我們太過於相信自己的判斷了，因此導致作出了錯誤的投資決策。”索羅斯這種敢於承認錯誤的態度，讓其他投資者都感到十分欽佩。麵對如此慘重的失敗，索羅斯非但沒有被打倒，反而因此而激發了鬥誌。

在1987年華爾街股災爆發的時候，索羅斯試圖讓外界相信自己並沒有遭受到如傳言所說的那麽嚴重的損失，但卻一直未能如願。而在1994年2月14日又一次投資失敗的時候，外界的傳言再度興起，有些不負責任的新聞媒體表示索羅斯在這次投資中遭受的損失遠遠不止六億美元，這讓索羅斯感到很有必要對外界澄清這種流言。

索羅斯本人並不是很喜歡和媒體打交道，於是他委派了自己的助手斯但萊·德魯肯米勒和新聞界進行溝通。與索羅斯不同，斯但萊·德魯肯米勒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他和媒體之間也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這使得他能從容地應對各路新聞媒體。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斯但萊·德魯肯米勒明確地表示量子基金公司這一次隻損失了六億美元，並坦言因為投資判斷出現了重大的失誤才導致了這次失敗。當記者詢問這次投資的失敗會給量子基金公司帶來什麽影響的時候，斯但萊·德魯肯米勒向記者們介紹，索羅斯全部的資產有120億美元，而這次損失的六億美元不過是其中的5%。因此，即使在這次投資中損失了六億美元，索羅斯手中依然還有114億美元的資產，而這足以維持量子基金公司的正常運轉。在斯但萊·德魯肯米勒和媒體進行了溝通之後，外界的一些關於索羅斯的傳言也逐漸消失，沒有人再去懷疑索羅斯的投資能力。對於所有的投資者來說，索羅斯在金融投資界的地位也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雖然在2月份索羅斯遭受了嚴重的損失，但這卻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影響。在華爾街的投資界，索羅斯依然是備受尊崇的投資大師，他發表的言論也依然會被各大媒體爭相轉載。在1994年年初的這場金融風波過後，索羅斯以及一些套頭基金組織越來越被外界所關注，也有人對他們的投機行為提出了一些批評。然而，對於外界的這些非議，索羅斯絲毫沒有掛在心上，他表示自己隻是一個普通的投資者而已，在他的投資過程中永遠隻會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索羅斯並不是唯一一個在日元上下了大賭注的人，有很多套頭組織同樣也遭受了那場災難。而在那場災難過後，許多套頭組織為了籌集資金去進行新的投資，被迫拋售日本以及一些歐洲國家的債券，這在國際金融市場中引發了一連串的反應。套頭基金組織大量拋售歐洲的債券，使得這些債券的價格持續下跌，而歐洲國家為了吸引投資者購買債券又不得不提高了本國的利率。這一切舉動讓歐洲的債券市場變得十分混亂，大部分套頭組織也因此遭受了重大損失。

在這種混亂的局麵下，索羅斯卻顯得異常冷靜，他呼籲大家相信“聖瓦倫丁日屠殺”不會再次發生。然而，索羅斯的願望卻並沒有實現，套頭基金組織還是因為害怕遭受損失而繼續拋售他們手中的債券，歐洲的金融市場也因此變得更加混亂。在這種情況下，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於1993年3月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了會議，他們向索羅斯以及其他的套頭基金組織發出警告：如果這些套頭基金組織繼續他們的做法，那麽歐洲各國的銀行就會采取相應的行動進行製裁。

歐洲各國中央銀行的威脅讓套頭基金組織也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為了緩解雙方的矛盾，索羅斯成為了套頭基金組織的代言人。在索羅斯看來，如果想要製止這場金融風波繼續蔓延，那麽雙方就有必要進行和解，隻有這樣才能夠迅速而有效地解決問題。1994年3月2日，索羅斯在波恩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表示，歐洲的中央銀行對一些規模較大的套頭基金組織進行規範是合理的行為，他認為不規範的市場會逐漸地走向衰落，因此中央銀行應該對其進行規範和管理。同時，索羅斯也表示願意和歐洲各國的中央銀行進行合作，並且希望歐洲中央銀行在製定規範措施的時候也要考慮一下套頭基金組織的利益。當記者向索羅斯詢問“是不是套頭基金組織造成了市場的多變性和不確定性”的時候，索羅斯表示，他從來不認為市場是完美的，因此金融市場出現混亂並不完全是套頭基金組織的責任。

在巴塞爾的會議結束以後，歐洲的中央銀行並沒有找到確切的證據證明是套頭基金組織擾亂了金融市場，於是他們一致認為應該針對套頭組織製定一些管理和規範的新規定。在經曆了一段時間的混亂後，歐洲的金融市場逐漸恢複了往昔的繁榮，很多投資者也在這一場金融風波中吸取了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