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七1
唐紀
中宗
中宗皇帝，名顯，是高宗第七子。即位之後，太後武氏廢為盧陵王，後複正位。前後在位六年，中間武後革命二十一年，今通作中宗年分。
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後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髒皆出，流血被地。太後聞之，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昔武後生四子：長太子弘，次雍王賢，皆為武後所殺；又次中宗，即位之後，亦為武後所廢；止有少子豫王旦，因立為皇帝，是為睿宗。已而武後改唐為周，自稱帝號，又以睿宗為皇嗣，使之退處東宮。是時，武後任用酷吏來俊臣等，大興羅織之獄，將唐家宗室、大臣誅滅殆盡，仍欲立其侄武承嗣為太子，皇嗣不能自保。有一人承望風旨，上本告皇嗣暗懷別心，圖謀爭位，欲假此陷害睿宗，以絕唐家社稷。武後聽信其言，就命來俊臣將皇嗣左右的人拿去鞫問。俊臣用酷刑拷訊，那皇嗣左右人受苦不過，都要招認。此時有個太常寺工匠，叫做安金藏，也是東宮人數，獨一力保救皇嗣，大聲叫呼，向俊臣說道：“皇嗣實無異謀，公既不信金藏之言，情願將我的心剖出以明皇嗣不反。”即拔所帶的刀，自家剖破胸腹，五髒皆出，血流滿地。太後聞知，方信皇嗣受誣，為之感歎，即命來俊臣將這東宮左右停止推問。睿宗由此得免於禍，皆安金藏之力也。
按武後以女主當陽，潛移大命，唐室宗支，枝連蔓引，橫遭屠戮，雖其子亦不免焉，如線之緒，止有中宗、睿宗二人而已。使當時一有動搖，則高宗、太宗之基業，自此傾矣。金藏一區區賤役，乃能不惜其身，剖心為主，以上感武後之心，而下消覬覦之望，可謂有功於社稷者矣。可見忠義之在人心，不以貴賤而有異，亦可見人心之思唐室，雖以武後之虐焰，而不能加於匹夫，豈非其祖宗德澤入人之深哉！
十五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太後意未決。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後曰：“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侄，則未聞侄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又勸太後召還盧陵王，太後意稍悟，由是遣徐彥伯召盧陵王詣行在。九月，立盧陵王為皇太子。
武承嗣、武三思，都是武後的侄。
初，武後既僭帝位，廢中宗為盧陵王，徙居房州，至十五年春三月，始召還東都。然中宗所以廢而複正，唐家社稷危而複安者，皆狄仁傑之功。史臣敘其始末說道：初，武後二侄武承嗣、武三思聽信小人撥置，以武後既為天子，改唐為周，豈可複用李姓為嗣，乃百計營求武後立他為皇太子。武後之意，猶豫未決。狄仁傑為宰相，每乘間從容以天理人情切要求處，開悟武後，說道：“今日天下，原是我太宗文皇帝及大帝高宗的天下。昔文皇帝開創之初，曆了許多艱難辛苦，晝夜暴露，與群雄戰爭。頭不暇梳，風為之梳；麵不暇洗，雨為之洗。親身冒犯刀刃箭鏃，間關行陣，出百死得一生，方才能剪除群雄，平定海內，創造基業，傳與子孫。此乃天之所授，豈是容易。大帝高宗，兢兢嗣守，臨崩之際，親把他二子盧陵王及豫王，付托與太後。以太後國母，可以托孤，必不負平生之言也。今乃欲立武氏為嗣，滅絕唐家社稷，其無乃違上天眷顧李氏之意乎！違天者不祥，雖奪之，恐亦不能有也。且武承嗣、武三思是太後之侄，太後乃姑也；盧陵王、豫王是太後之子，太後乃母也。人家姑侄與子母，那個最親？婦人從夫，以父母家為外家，侄是外人，子母乃天性之愛。太後若立子為嗣，則子有天下，太後千秋萬歲後，配食高宗，永享太廟之祭，子子孫孫，永繼無窮。若立侄為嗣，則自古以來，未聞有侄為天子，而其姑得以配享太廟者也。為太後遠計，亦不當舍子而立侄矣。今盧陵王見在房州，莫若召還以為皇嗣，則人心安，天意得，而太後亦永有所托矣。”因力勸之。太後以仁傑言詞剴切，稍稍開悟。由是遣職方員外郎徐彥伯，宣召盧陵王還東都。是年九月，立盧陵王為皇太子，中宗之位始定。而武承嗣等，不敢複萌僥幸之心。其後張柬之等，因得奉中宗以正大位，反周為唐，皆狄仁傑之力也。
大抵人心蔽錮，非以從容開導之，則不入；非以至情感動之，則不從。姑侄子母之說，始發於李昭德，仁傑不過申明其意耳。然武後不悟於昭德，而悟於仁傑，則仁傑之重望至誠，又太後之所深信故也。故人臣諫君，必以積誠養望為本，又能徐伺機會而不驟，切中肯綮而不泛，則天下無不可悟之君，無不可成之事矣。
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嚐謂人曰：“處事不欲明白，但摸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棱”。
武後時，改吏部為天官，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台。平章，即古百揆之任，言揆度百事，而使之平正章顯，乃宰相之職也。摸棱，是含糊兩可的意思。
武後臨朝，擢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與鳳閣鸞台長官，一同平章政事。史臣因記說：味道前後再入相位，共有數年，其任不為不重，卻隻依附阿私，以取容悅，不能奉公守法，有所匡正。曾與人說道：“大凡處天下事，不要十分明白，恐惹嫌怨，但隻摸著邊棱，在是非可否之間，兩下裏都占些分數。使其事行之而有利，我固可以安享其成功；使其事行之而有害，我亦可以苟免於罪責。”味道此言，都是全身遠害的意思，其人品心術，因可概見。故當時之人，聞其言者，皆非笑之，因呼他做“蘇摸棱”，其鄙之如此。
大抵人臣之事君，隻當論義理可否，不當顧一身利害。事苟有益於國，雖眾人皆以為非，亦斷然行之而不疑；事苟有害於國，雖眾人皆以為是，亦決然止之而不為。至於成敗利鈍，又未嚐期必於其間。這才是為國為民之心。豈有身為宰相，而以摸棱為計者乎？味道之言，不惟一時之所鄙，亦後世之深戒也。
婁師德薨。師德性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後覺之，嚐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後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為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武後僭位之十六年，宰相婁師德薨。史臣敘說：師德之為人，性資沉深厚重，待人寬恕有容，有恩不使人聞知，有仇不與人計較。初，武後用狄仁傑為相，實為師德疏薦其賢，而師德未嚐自言。仁傑不知，意頗輕忽師德，以為不堪宰輔，屢屢要排擠他出為外任。武後覺得仁傑不能容師德，蓋由不知其薦引之故，因問仁傑說：“宰相以知人為先，師德亦可謂知人乎？”仁傑答說：“知人甚難。臣嚐與師德為同僚，相處最熟，未嚐聞他有知人之明。”武後說：“我所以知卿之賢，而用為宰相者，實由師德薦引之故。他能知卿之賢而舉之，不可謂不知人矣。”仁傑聞武後之言，才知由師德汲引，故至宰相。既出，不覺歎服說道：“婁公盛德長者，於我有薦舉之恩，我乃薄待之，而婁公終不以為言，是我在其包容之中，非一日矣。其度量寬廣，真如滄海一般，吾不得窺其涯涘也。”那時武後開告密之門，任鷙酷之吏周興、來俊臣等，羅織人罪，紛紜多事，文武大臣動輒為人所告，指為謀反，或下獄，或貶死，雖仁傑不免。而師德在朝最久，出將入相，獨保全功名終其身，絕無間隙，則以其盛德長者，上下信之，不為世所疑忌故也，人以此莫不敬重焉。
大抵宰相薦賢，本以為國，非為私也，故薦人而人不知，乃謂之公。若一求人知，則不免有市恩之心。有市恩之心，則不免有望報之意，而其弊將至於借公舉，以樹私人，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仁傑若知師德之薦己，寧肯以薄待？乃師德之終身不言，則庶幾乎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者矣。此可為相天下者之法。
太後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麵引廷爭，太後每屈意從之。太後嚐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後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後擢柬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後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嚐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禦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這一段是記狄仁傑的事。
仁傑封梁國公，諡文惠。卓犖，是超絕的意思。長史、司馬，都是刺史佐貳官。秋官，是刑部。夏官，是兵部。
史臣記：武後晚年，以梁文惠公狄仁傑素有德望，因擢為宰相，甚是委信敬重他，在朝群臣，皆莫能及。每見仁傑奏對，隻稱為國老，而不呼其名，其信重之如此。仁傑亦感激知遇，盡心輔理，遇有所行不當，輒麵引廷爭，無所顧忌。武後雖天性暴虐，然諒其忠懇，亦每每屈意從之。武後曾問仁傑說：“朕要得一賢士用之，隻今群臣中誰為可者？”仁傑說：“不知陛下欲用為何官？”太後說：“要堪為將相者。”仁傑對說：“今群臣之中，若論文章學識，醞藉抱負，則鳳閣侍郎蘇味道、成均祭酒李嶠，一時人望所推，無出其右，隻用此二人可矣。若必欲求卓犖出格的奇材，可以擔當大事者，目前卻不多得，隻有荊州長史張柬之。此人年紀雖老，觀其器略，卻是個宰相之材，不可不及時而用之也。”武後聞仁傑之言，就升柬之做京畿洛州司馬，尚未決意大用。數日之後，又問仁傑訪求賢士，仁傑對說：“臣前薦張柬之，陛下尚不曾用，何必他求？”武後說：“張柬之因卿之薦，已遷為洛州司馬矣。”仁傑說：“臣薦柬之，謂其可為宰相，非司馬也。若止以司馬處之，豈足盡其才耶？”武後見仁傑之薦，遂升柬之為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為宰相。仁傑又曾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禦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共有數十人，都是當時賢士，武後一一任用，其後皆能建功立業，為唐室名臣。或謂仁傑說：“方今天下賢才，皆為公所引進，一似種了許多桃李在門牆之下，不亦盛乎！”仁傑答說：“引薦人才，隻是要同心共濟，為國家分猷宣力，豈為樹恩於人，以圖一己之私乎！若有一毫自私之心，雖汲引無遺，亦非為國之公矣，我之心不如是也。”
夫自古以來，名臣賢相，未有不以薦賢為首務者，然心之公私少異，而其孚格頓殊。武後雖猜忌之主，而於仁傑所薦，用之如恐不及，不少致疑者，蓋諒其心之純於為國故也。若一有樹恩好名，徇情為己之心，則雖以太宗英明之君，不能不疑魏徵之為黨，況其他乎！可見為宰相者，不徒貴於能薦賢，尤貴於至公也。
是歲蘇安恒複上疏曰：“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回，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後亦不之罪。
前此十八年，武邑人蘇安恒上疏請武後禪位東宮，自怡聖體，武後慰諭而遣之矣。既閱歲不行，至是十九年，蘇安恒又上疏說：“臣聞今日之天下，非武氏之天下，乃我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得來的天下。太後今日改唐為周，雖居正統，非偏安竊據之比，其實因唐家舊時開創的基業，還是李氏子孫的故物，豈容久假不歸？方今太子幸自房陵追回東宮，年垂五十，閱曆既多，孝敬著聞，德亦甚盛，天下人心，朝夕屬望。太後以母代子，貪戀大寶之位，遂忘母子天性之愛，孤負高宗大帝之付托，使九廟無依，不知太後將何顏麵以見唐家的宗廟，將何詞命以謁大帝的墳陵？名不正，言不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反之於心，得無愧乎？且天位至重，機務至煩，太後有子在，可以代勞，何故日夜自積憂勤？譬之天色將明，鍾已鳴矣，漏已盡矣，年衰力倦，猶貪戀權勢，不肯少休，豈不愚乎？臣愚以為高宗、太宗功德在人，人心如此，天命可知。今日天意人事，不在武氏，還歸李家。太後雖欲據之以為安，殊不知安危相倚，無往不複。大凡物理到那極處，其勢必反。如熱極則寒，榮極則悴；又如虛器注水，至於盈滿，必然傾覆，不可不戒。故能傳位太子，則安如泰山；若貪位不止，則危如朝露。臣固知觸犯忌諱，言出而禍隨之，然萬一開悟，則國家之福，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以安萬乘之國哉！惟太後采納，臣死且不朽。”
是時武後年已衰耄，故安恒之疏，雖詞多觸犯，亦不加罪也。夫以一布衣而能奮其氣於鼎鑊之前，即此可以見人心之在唐，天理之不泯。而唐室諸臣，乃俯首聽命，唯唯不敢出一言，或反為諸武畫策者，視此可以內愧矣。
神龍元年，春正月，太後疾甚，張易之、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與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遂與定謀。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
神龍，是中宗複位年號。中台右丞，是尚書省佐貳官。司刑少卿，即大理少卿。相王府司馬，是王府官僚。右羽林衛大將軍，是上直宿衛官。右散騎侍郎，亦是領親軍官名。
神龍元年春正月，武後寢疾在宮，病勢沉重。此時中宗為皇太子，不得進見，隻有兩個嬖臣叫做張易之、張昌宗，朝夕在裏麵用事。這兩人自知罪過深重，人心不平，恐武後一旦不諱，為朝臣所誅，因潛謀傾陷太子，勢甚危急。宰相張柬之、崔玄與中台右承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己五人，同心商量，要誅戮二賊，以安社稷，隻少一個管領禁兵的人，為之內應。時有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他是高宗的舊臣，柬之等要引他共事，隻不知他心事何如，先把一句言語去打動他，說道：“將軍，你今日這富貴，是誰與你的？”多祚因想起高宗來，不覺垂泣說：“我今日這富貴，都是先帝的恩。”柬之因說：“如今皇太子是大帝之子，被易之兄弟二豎謀害，旦夕不保，將軍既知追感先帝之恩，可不思所以報之乎？如今若能除了二賊豎，保全得皇太子，則先帝之恩報，而將軍之富貴可以長保矣。”多祚遂感奮說道：“當今事體，苟有可以利國家者，隨相公如何處置，我無有不從。”柬之見多祚忠義，遂與定謀。又恐他一人不能獨濟，再用桓彥範、敬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將宿衛禁兵委之管領。已而同謀舉兵，誅戮二張，迎中宗於東宮，複正大位。重立唐家社稷，皆五人之功也。
按武後改物革命二十餘年，雖用狄仁傑之言，立中宗為太子，以係屬天下人心，然內而二張之流，盤據禁苑，外而諸武之黨，布列朝廷，瞬息之間，事不可測矣。柬之等乃能協力同心，匡複神器，使唐之宗社，絕而複興，其功可謂大矣。然柬之等皆狄仁傑所薦用，故後世論功者，不稱柬之等之定難，而稱仁傑之能薦賢也。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複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機上肉耳，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複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桓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二張，即前張昌宗、張易之。呂產、呂祿，是漢呂太後的侄，呂後稱製時，並封為王，及後崩，二人領南北軍，欲為亂，為太尉周勃所誅。機，是切肉的案。噬，是齧。麝臍有香，被人追急，乃自齧臍抉出其香，以求脫免。
初，張柬之與中台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等，既誅張昌宗、易之，而迎中宗複位，那時武氏族人，尚有武三思在。洛州長史薛季昶憂之，對張柬之、敬暉說：“今昌宗、易之二凶雖誅，而武三思尚在，就如漢時呂產、呂祿一般，使其居中用事，為禍不淺。譬如去草不去其根，這根在土，終當複生，至於滋蔓，便難圖矣！”張柬之、敬暉二人都無遠慮，不著三思在意，不從其言，說道：“今反周為唐，大事已定，區區一三思，其生死在我輩手中，就如案上的肉，要割便割，要切便切，量這豎子幹得甚事。且二張之黨，一時誅殺已多，豈可又加殺戮！”季昶見計不從，知禍亂且及己，乃歎息說：“留此禍根未能除滅，吾不知此身當死在何處矣！”又有朝邑尉劉幽求，亦知三思必能為禍，也對桓彥範、敬暉說：“武三思尚在，公等必為所害，終無葬身之地；若不及今早圖，恐一旦得誌，悔之晚矣！雖複噬臍求免，將何及哉！”彥範等亦不能聽。
後來韋後專權，三思與之私通，依舊如武後時，中宗暗弱不複能製，將柬之等五王，盡都殺了，為武氏報仇，而唐之社稷幾於再亂，果如季昶、幽求之言。古語雲：“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又雲：“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毫末不伐，將尋斧柯。”由是觀之，亂常生於所忽，幾常失於不斷，禍常伏於不足畏，功常隳於無遠圖。有天下者鑒諸。
睿宗
睿宗皇帝，名旦，高宗第八子。初封相王，中宗末年舉兵誅韋後而即位。在位二年。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宋王成器，是睿宗長子。平王隆基，即玄宗，是睿宗第三子。
中宗複位之後，皇後韋氏又亂政，鴆毒中宗，諸韋之黨，布列左右，此時唐家社稷，幾於再危。睿宗時在潛邸，其子隆基與太平公主同謀，舉兵誅韋氏，擁立睿宗。睿宗即位，欲立太子，以宋王成器是嫡長子當立，而平王有匡複社稷之功，因此心下狐疑，不能決斷。成器亦知平王功大，內不自安，因向睿宗力辭說：“天下之事，有經有權。假如國家無事，固當先立嫡長以正本宗；若是國家多難，幸有非常之才，出而平定之，當此之時，社稷事重，須要以功為先，不必論長。若平定大難的人，不享其報，卻隻以長幼之序，使無功享其成，則事違其宜，豈不失四海臣民仰望之心乎！今日之事，必立平王為是。臣寧死決不敢居平王之上。”因涕泣固請，累日不止。那時在朝大臣也都說：“平王有大功，當立為太子。”中書令劉幽求亦奏說：“臣聞天位至重，不可虛享，必是能除得禍亂的人，為天命人心所歸，方當享受天下之福。近日女主臨朝，國家不造，陛下在危疑之地，亦不能自保，賴平王仗義討賊，拯濟社稷之危，救護君親之難，其功甚大。且孝友著聞，在諸王又為最賢。功德兼隆如此，正當立為太子，無可疑者。”睿宗見成器謙讓，人心有歸，因從諸臣之請，立平王為太子。
夫古之立後者，嫡均以長，長均以賢，此不易之常道。但或遇有非常之功，如太宗之創業，玄宗之中興，則不可以例論。高祖不能舍建成而立太宗，故建成不保首領，而太宗亦貽萬世之譏；睿宗能舍成器而立玄宗，故成器得享富貴，而玄宗亦全友愛之名。二事相類，而得失之效較然矣。
玄宗
玄宗明皇帝，名隆基，是睿宗第三子。平韋後之亂，奉睿宗即位，以功立為皇太子，尋受禪。在位四十三年。
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上皆納之。
唐製凡朝廷政務，中書省裁決，門下省審驗，尚書省施行，這三省長官便是宰相。後以他官作相，或階秩稍卑，則令同侍中中書令視事，給三品祿秩，叫做同中書門下三品。姚元之，即姚崇，初為武後宰相，再相睿宗，以計黜太平公主得貶。玄宗素知其才，欲相之。此時元之做同州刺史，在畿輔近郡，玄宗獵於渭川，遣中使召至，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初玄宗即位，承韋、武大亂之後，乃勵精求治，既任元之為相，凡朝廷政務，事事谘訪於他。元之素有幹濟才略，於天下事無不經心，隨問隨答，如響應聲，更無疑滯，其餘同僚在政府者，都隻唯諾承順而已。以此元之獨稱上意，玄宗專一委任，親信無間焉。元之初拜相時，亦嚐以十事要說玄宗，度上可行，然後受命。其中緊要的在於勸玄宗，裁抑權幸之臣，使不得幹犯法禁；愛惜朝廷爵賞，不至於濫及匪人；中外群臣皆得觸犯忌諱，以容納諫諍；罷卻戚裏貢獻，以塞媚悅之門；勿與群臣褻狎，以肅朝廷之禮。皆關係國體，切中時弊，玄宗一一嘉納焉。
嚐觀玄宗之任姚崇，誠千載一時之遇。君之任相也，拔之投閑置散之餘，用之眾忌群猜之日，可謂獨斷於心。臣之為相也，本以識機應變之才，濟以量時救弊之略，可謂不負所任。此其君臣相得，樹立可觀，而開元之治庶幾貞觀之風也。
姚元之嚐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麵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
左拾遺，是門下省官。曲江，是地名，即今廣東始興縣。
玄宗即位之初，以姚元之為宰相，傾心信任。一日，元之將升轉郎官名次，麵奏請旨，玄宗不答，隻仰麵看殿屋。元之又再三奏請，玄宗終不答應。元之隻說玄宗怪他，恐有得罪，不敢再奏，疾趨而出。及朝罷，內侍高力士諫說：“陛下新即大位，總理萬機，宰相奏事，正宜麵定可否，何故隻仰看殿屋，通不察省？”玄宗說：“我以元之為相，將國家庶政都付托與他，委任至重，惟有軍國大事，不能自決者，方當奏聞，我與他商議。今郎吏小官，隻可便宜處補，卻也來一一奏請，使朕裁決，豈朕所以任元之之心耶？”這是玄宗專任宰相的意思，元之卻不知，心懷疑懼。適遇高力士以傳奉旨意到中書省中，因將玄宗的言語備細說與元之。元之心上方安，不勝欣喜。群臣聞知，都說玄宗不親細事，而委任賢相，得為君之體。此時，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負天下重望，為玄宗所信任，正是可以有為之時，隻恐他所用非人，無裨治道，乃上一書與元之，勸其屏斥諂諛浮躁之流，獎進純謹忠厚之士。蓋諂躁之人，凡可以阿意求容者，無所不至，必至大壞風俗，為國家之害；若是那純厚的人，一心惟知奉公守法，必不至紛紛造作，以長事端。元之見他說得是，嘉納其言。自是一時所用皆賢人君子，而開元之治成矣。
夫人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玄宗之任元之，真可謂知大體矣。然須是真知宰相之賢，乃可以委任責成，不勞而治；若不擇其人，而輕授以用舍之柄，將至於威權下移，奸邪得誌，其危害又豈淺淺哉！故以玄宗論之，開元之中專任姚元之、宋璟而治；天寶之中專任楊國忠、李林甫而亂。委任非不同，而治亂之效如此，豈非萬世之明鑒哉！
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
幄，是帷幕。回飆，是旋風。爇，是燒。
玄宗平日與眾兄弟每極相友愛，及即大位，也不改變，近代為帝王的都莫能及他。初登寶位，即製為長枕大被，與眾兄弟每一處宿歇。又於便殿中安設五個幄次，與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從兄豳王守禮，每日更遞居處其間，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就叫做五王帳。一日，薛王業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偶被旋風吹起藥爐中火來，誤燒著玄宗的須，左右侍人驚慌上前撲救。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須雖焚，何足愛惜！”其友愛懇切如此。
夫兄弟至親，本同一氣，然常情多以其勢分之逼而生猜忌之心，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一憂一喜，莫不與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愛，近世莫及，非虛語矣。考之唐史，敘長枕大被，繼以睿宗聞知喜甚。此玄宗不獨全兄弟之愛，亦以順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殘，貽憂父母，而禍延國家，如晉、隋之世者，獨何心哉！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製：“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
玄宗初年，見當時風俗奢侈華靡，心甚惡之，欲痛革其弊。乃下詔：凡上用服禦器玩，係是金銀妝飾打造的，著有司盡行銷毀；卻將這些金銀就充朝廷軍國的費用。其內府所積珠玉錦繡，都取在殿前用火燒了，以示不用。又以後宮不先禁止，外麵人未免效尤，乃詔後妃以下，勿得用珠玉錦繡為服飾。又詔天下官民人等，再不許采取珠玉，織造錦繡等物。兩京舊日有織錦坊，也命撤去了不複織造。
蓋珠玉錦繡，徒取觀美，其實是無益之物。人君喜好一萌，必至征求四方，勞民傷財，無所不至。又且天下化之，習尚奢侈，漸至民窮財盡，貽害不小。玄宗初年，心誌精明，能刻勵節儉如此，所以開元之治大有可觀。到後來溺於女寵，心誌蠹惑，作為奇技**巧，窮奢極麗，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之，至於傾覆而後已。可見治亂之機，惟係於人主之一念而已。有天下者尚鑒之。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製許之，始作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天子所禦宮殿外，別有臨幸處所，叫做離宮。初玄宗在藩邸與宋王成器等五兄弟同居興慶宮，號五王宅。及為天子，成器等以潛龍舊邸，不敢複居，請獻興慶坊宅為天子離宮。詔從宋王等所請，始就其處蓋造宮殿，名為興慶宮。仍各賜成器等別宅一區，環列於興慶宮之旁。又於宮之西南，置樓二座，各題匾額。西邊的題做“花萼相輝之樓”，蓋取《詩經》上“棠隸之華，鄂不?”二句，以隸花相映比兄弟相好的意思；南邊的題做“勤政務本之樓”，蓋言於此察民俗，采風謠，觀稼穡，勸農功的意思。玄宗暇時登樓眺望，偶聞樓下諸王宅中奏樂，即遣侍臣宣召登樓與之宴飲，兄弟同樂。或車駕親幸其宅，酌酒賦詩，從容盡歡。賞賜金帛，優裕隆渥，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考之玄宗事勢，與太宗同。宋王成器能讓，故終身享其榮；太子建成不能讓，故不旋踵受其禍。此可見兄弟之際，讓則福成，而彼此俱榮；爭則禍成，而彼此俱辱。非獨其身，且延及國家，不可不察也。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禦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眾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唐時建都關中，自陝以東都叫做山東。膜拜，是長跪而拜。姚崇，即姚元之，因避開元年號，複名為崇。蛭，是水蟲，即今之螞蝗也。
開元三年，山東各處地方，有蝗蟲食民禾稼，民間以為天災流行，無計可施，都隻在田地之旁焚香設祭，長跪叩首，祈禱於神以為禳解，終不敢捕殺。宰相姚崇因奏請差遣禦史，分詣被災地方，督率州縣官民夜間於田旁設火，鑿成坑坎，將蝗蟲四麵驅撲，焚而埋之。議者以為蝗蟲眾多，恐驅除不盡，枉費人力，玄宗心亦疑之。姚崇說：“今蝗滿山東，將田禾食盡，那河南、河北的百姓不能自存，都流離就食，幾於盡絕，其為害至於如此，即盡力捕之，猶恐不及，豈可坐視食苗而不為之救乎！借使人力有限，不能除盡，然除得一分，亦救得一分，猶勝養之以遺患也。”玄宗見姚崇如此說，方允所奏。那時宰相盧懷慎私與姚崇商議說，蝗蟲都是生命，恐殺得太多，有傷和氣，反致為災。姚崇說：“禍福之來，自有定數，隻當以為民除害為主。昔楚莊王因食寒菹中有蛭蟲，思量飲膳不潔，監食之臣其罪當死，若露而不罰，則法令有虧，若譴而誅之，則中心不忍，因將那蛭蟲吞食，使人不見，以此腹中有疾，不能飲食。適遇令尹問疾，莊王以此告之，令尹說：‘王有如此仁德，疾不為傷。’已而王疾果愈。又楚人孫叔敖為兒時，路上遇見兩頭蛇，殺而埋之，回家涕泣。母問其故，叔敖說：‘聞見兩頭蛇者必死，我今遇之，所以涕泣。’母問：‘蛇今安在？’叔敖說：‘恐後來人複見，已殺而埋之矣！’其母說：‘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汝不死矣！’其後官至令尹，享受福祿。可見人之禍福，原不在此。如今日這等拘忌，蛭也不該吞，蛇也不該殺了。今蝗災已甚，縱而不捕，民將餓死，奈何不忍於蝗，而忍民之餓死乎？若使多殺蝗蟲，果有禍報，崇請以一身當之，不以累人也。”
夫王者以好生為心，故雖昆蟲草木，皆當愛惜，然以大分較之，則民命為重，物命為輕。況物之害於民者，若不驅而除之，豈所以全好生之德乎！自魏以來，世皆溺於佛家殺生之戒，往往不敢傷害物命，而於小民之疾苦，反不相關，熟視其轉於溝壑而莫之救，真可謂倒施矣！姚崇之言，因為捕蝗救災而設，然即此而推之，則凡以其不愛及其所愛者，皆可以反觀矣。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縣令，即今知縣。鄄城縣，在今山東濮州。醴泉縣，在今陝西乾州，唐時都關中，醴泉為京師大縣。理人，是治民，唐高宗名治、太宗名世民，故唐人諱治為理，諱民為人。
玄宗時，有人建言說：“今年吏部銓選敘用官員，大為冒濫，各處縣令，皆非其才，全不簡擇，朝廷宜察之。”及新選官入朝謝恩，玄宗乃盡召那除授縣令的都在宣政殿丹墀中，親自出題考試，問他治理百姓，當如何設施，各對策一篇。那時縣令所對的策，惟有鄄城令韋濟，詞理都好，取居第一，就擢用他做京兆府醴泉縣令，量才優處之。其餘二百餘人，文不中第，考居中等，姑令赴任，以觀其政績何如。又四十五人，考居下等，放回原籍讀書學問，以其學問未成，則道理不明，事體不熟，恐不堪作民父母故也。
夫縣令親民之官，縣令不好，則一方百姓都受其害，故願治之主，每加意此官。觀玄宗初政，勵精如此，那為縣令的，誰敢不盡職？吏部選官的，誰敢不盡心？此所以成開元之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