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五2

太宗一日宴近臣於丹霄殿中，時有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在宴上說道：“侍中王珪、秘書監魏徵，昔日為隱太子宮僚，本是仇讎，不想陛下忘其舊怨，置在左右，使今日得同臣等在此侍宴，這是二臣遭逢之幸也。”太宗說：“魏徵、王珪，當時也是各為其主，盡心事奉，本是忠臣，故我不記其仇，特任用之。但隻有一件，魏徵每每直言諫我，固知其為忠，然我或一時未即聽從，與他講說，他再不答應，這是何故？”魏徵對說：“臣原以其事為不可行，所以直言諫諍。若陛下來及依從，而臣漫然應之，則事必施行，再難救正，所以不敢承應，正欲陛下三思而止耳。”太宗又說：“你權且答應，從容又諫何傷！”魏徵對說：“昔舜戒群臣稷、契輩曰：‘汝無麵從，退有後言。’蓋人臣於君之過寧可當麵諫諍，不可背後非毀。若臣心裏分明知道不該行，口裏卻隻阿旨承應，圖陛下一時歡喜，這就是麵從了，豈稷、契所以事舜之意邪！”於是太宗甚喜，乃大笑說：“人隻說魏徵在我麵前舉止疏慢，我看起來，越見他和柔可愛，正為他一念忠愛之心，不忍麵欺我耳。”徵乃感激，起而拜謝說：“臣數有獻納，屢犯天顏，皆因陛下開心見誠，引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樸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雖心有所見，亦豈敢數犯顏色，而無所忌諱乎！”

魏徵歸美太宗如此，可謂知所將順者矣。至於“汝無麵從”一言，真萬世事君之法。蓋麵折廷諍之臣，外雖不肯曲從，而心無欺慢；讒諂麵諛之人，心雖知其不可，而口無違言。此忠佞之所以分也。故伊尹告太甲說：“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誌，必求諸非道。”聽言者以此為準可也。

秘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睹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太宗為君，英明仁恕，任賢納諫，節己愛民，以致中國治安，外夷歸服。那時秘書省少監官虞世南，日侍左右，親見聖德，就作論一篇，敘述太宗許多好處，以堯、舜為比，叫做《聖德論》，上獻禦前。太宗覽畢，特賜手詔答說：“上古聖君，莫如堯、舜。覽卿所論，就把今事來比擬，說得太高，朕何敢當。但自量所行，兢兢業業，不敢失道，比近世人主**暴縱肆的，為稍勝耳。然善始非難，慎終為難。卿適才見我始初如此，尚未知後來如何。若朕果能常持此心，日慎一日，到得後來，也如今日，則卿所論的，都是實事，方可傳信後人。設或不然，因此驕縱，有始無終，人但見後來所為不副其言，隻說今日所論，都是粉飾，恐無益於朕，徒使後世笑卿為諂諛耳。”

夫太宗聞人之譽，不以為喜，而反以為懼如此，其君臣交警，以為保終之圖者，意可想矣。大抵人臣事君，將順其美與匡救其失，二者不可偏廢。匡救，譬則藥之攻擊者也；將順，譬則藥之滋補者也。若一於匡救，而有美不為稱揚，固非善則歸君之義，亦非人臣之所以愛君者矣。故危言未必皆忠，遜言未必皆佞，亦顧其君聽受何如耳。誠能聞匡救而不罪，如太宗之於魏徵；聞將順而不驕，如太宗之於虞世南，則二者適所以相濟，而莫非納忠之地矣。彼是魏徵而非世南者，此迂儒之見，非確論也。

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誌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

太宗一日與近侍之臣論及天下所以安危的根本。中書令溫彥博說道：“天下安危，其本在人君之心。若此心常存敬畏，慎終如始，便是治安之本。一或不能敬畏，有初無終，便是危亂之本。今日之治，不必遠有所法，隻願陛下常以貞觀初年那等勵精圖治，即可以永享太平，而為盡善之道矣。”太宗聞溫彥博之言，心中警惕，因問說道：“據這等說，想是我近來怠於為政，不如貞觀之初乎？”魏徵對說：“陛下今日誌意，委與當時不同。蓋貞觀之初，陛下鑒隋朝之奢侈，誌在節儉，惟恐勞民傷財；鑒隋朝之偏聽，求言不倦，惟恐臣下不肯盡言。近年以來，營造宮室，稍覺過多，是節儉不如初了；群臣進諫者，頗有違忤旨意，以致得罪，是求諫不如初了。即此兩事，皆不似前時，此其所以異耳。彥博所言，蓋有見於此也。”太宗見魏徵說得是，遂拊掌大笑說道：“誠有是事。”蓋自言得聞其過也。

大抵為治之道，隻在撙節財用，嘉納直言。節用，則可以養天下之財力，而不至於虛耗；受言，則可以盡天下之人情，而不至於壅蔽。二者誠安危之所關也。太宗當貞觀之初，欲構一殿，財用已具，因鑒秦而止，是何等節用。因孫伏伽直言，以公主田園賞之，是何等納諫。及其太平逸豫，而戒慎之念稍弛，遂不自覺其驕侈之萌，可以見保治之難矣。然能因二臣之言而自知其非，則改過不吝之風，亦足法也。

上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造次，是急遽、苟且的意思。

太宗麵諭魏徵說道：“朝廷設官，職掌不同，士人待用，才品亦異，或啟沃論思，或承流宣化，或錢穀，或甲兵，須是精加選擇，必其人之所長，與官之所職相稱然後可，不可一時輕易苟且，胡亂便與人做。雖是才與官相稱，又必看其人品如何。若所用的是有德行的君子，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君子，故用一君子，則眾君子皆至，君子滿朝，天下豈有不治者。若所用的是無德行的小人，他所汲引，必然都是小人，故用一小人，則眾小人爭進，小人滿朝，天下豈有不亂者。此用人之際，所以不可不慎也。”魏徵對說：“任官當擇君子小人，此言誠是。蓋如今太平之時，與當初創業之時不同。彼時天下未定，隻求能成功濟世，或有勇力的，或有智謀的，便都擢用，更不必看他人品邪正、心術好歹。今喪亂既平，不但要他有才能，又要他心術好，有德行，方可用之。若但有才無行，乃是小人之才，用之適足以蠹國殃民，誠不可不慎擇也。”

蓋天下之治亂，係於人才；人才之邪正，係於心術。若心術不好，雖有才能適足以濟其奸惡。人主不察而誤用之，必為天下大害。此唐、虞官人必以九德，而後世使貪使詐之說，所以至於誤國家也。

去歲，帝親錄係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太宗於去歲貞觀六年嚐親自審錄罪囚，見那該死的囚犯，心裏憐憫，不忍便殺他，都放了回家看視父母妻子，限到明年秋間，著他自來就死。因此又敕令法司，將天下死囚也都暫放還家，亦限至明年秋裏自來赴京。至是歲貞觀七年九月，去年所放的罪囚共三百九十人，都感太宗不殺之恩，不要人催督帥領，個個照依期限，齊到朝堂聽候處決，沒一個逃亡隱匿下的。太宗見這些囚犯依期就死，是他能守信改過了，乃皆赦其罪而遣之。

這是太宗恩德所及，感動人心，能使極惡罪人，視死如歸，可謂難矣。然帝王以刑賞治天下，自有個大中至正之道。人而無罪，即不當刑；罪而可殺，奚有於縱？倘或縱而不來，將何以示信？若使來而論死，又至於傷恩。所以後人論縱囚之事，以為可偶一為之，非聖人之法。且罪囚至三百餘人，一年之間，寧無物故死亡之事？乃謂絕無一人亡匿，此則史臣欲紀太宗之德政，而不覺其辭之過。觀者但法其一念好生之心可也。

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雖仇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開府儀同三司，是唐時官名。司空，在唐朝為三公。

是年十一月，太宗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司空，無忌固辭不敢當，說道：“臣是皇後之弟，忝預外戚，若處以三公尊位，恐天下人議論，說陛下私厚親戚。”太宗不許其辭，說道：“司空大臣，未易稱職，我隻要替這樣官選擇個好人，但是有這樣大才的，就與他做，不論親戚。設或不才，縱是親戚也不用，如襄邑王李神符，本是朕的叔父，隻因他無功勞，但封為王，不任他以官職，所謂雖親不用也。若是有才能的，雖平日所仇恨也不輕棄，如魏徵等諸人，先事隱太子，同謀害朕，本是仇人，隻因他有才能，故傾心委任，忘其舊恨，所謂雖仇不棄也。今日舉卿為司空，蓋因卿有才德，能稱此官，故以此位處之，不因為是皇後的親戚而用之也。”

這一段見得唐太宗用人至公的意思。這長孫無忌隨太宗定天下，本是開國功臣，與其他外戚不同。若論國家待親戚的道理，還是不要他幹預政事，才得常保富貴，又不可藉口太宗之言，以私厚其親而誤國家也。

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

上皇，是唐高祖。未央宮，是漢時宮名。下麵太上皇，是漢高祖之父。

貞觀七年十二月，太宗陪侍上皇高祖，在舊時漢家所遺的未央宮中置酒宴會。那時太宗平定天下，四夷君長都為左右宿衛之臣，也隨著群臣侍宴。飲酒中間，高祖命突厥酋長頡利可汗在筵前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在席間歌詩，因喜不自勝，笑說：“自古中國之患，不是北虜，便是南越。今日胡越酋長，同堂宴會，歌舞為歡，都做了一家人。這等盛事，自古以來未嚐有也。”於是太宗自捧酒觴，為高祖上壽，說：“這四夷君長，皆來臣服，都是奉父皇陛下平日教誨，不是臣之智力所能及也。昔漢高祖微時不事生產，他有一個兄劉仲，卻會治產業，他父太上皇隻道高祖不如劉仲。後來高祖得了天下，也曾陪太上皇在這未央宮中置酒，自奉玉卮上壽，卻說：‘當初父親以臣為無用，不如我哥會治家業，今日看臣所創的事業，卻比我哥何如？’其言如此，是在他父母麵前自誇其能，妄自矜大，臣平日甚不取他，豈如我今日父子君臣聚會之盛耶！”高祖見太宗這等謙退，越發喜歡。殿上群臣，皆呼萬歲。

大漢高祖、唐太宗，皆以蓋世之雄起自閭巷，削平僭亂，混一華夷，乃至大業已成，太平無事，又皆盡孝養之典以奉其親，故未央上壽之儀，前後數百年，若合符節，雖其詞之工拙，若有不同，而其情之殷勤，則無或異，真曠世之美談也。況以繼體守成之君，而當四海升平之日，則所謂養以天下，而奉親之歡心者，當不在二主之下矣。

帝謂左庶子於誌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事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誌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左庶子、右庶子，俱是東宮官名。

太宗麵諭左庶子於誌寧、右庶子杜正倫說道：“太子乃繼體之君，不但要涵養德性，又要通曉世務。然世務甚不易曉也。朕年十八歲時，為將家之子，未有官職，尚在民間，凡民間疾痛困苦的事，與人之誠實的、詐偽的諸般情狀，皆耳目所聞見，無不盡知之。及居太子的大位，區處世務，或思慮之所不及，或計畫之所未精，一日萬機，猶不免於差失。況今太子生長深宮，未嚐出外，百姓每的艱難，如饑寒困乏之苦，鰥寡孤獨之人，皆耳目見聞所未經涉，但安享富貴，不知憂勤，安能無驕縱放逸乎！卿等為東宮官，各有輔導之責，不可不極言諫正，使動皆由禮，而無驕逸之過也。”那時太子承乾，性好閑遊戲耍，於聖賢禮法，頗有虧損。於誌寧與右庶子孔穎達因遵奉太宗責成之意，凡有過差，每每直言諫止。太宗聞之，嘉此二人忠讜，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以褒賞之。

這一段是紀唐太宗勉東宮官預教太子的事。蓋太子天下之本，四方之人心係焉。教訓之功，不可不預；輔導之人，不可不擇。是以古之帝王，最慎乎此。自繈褓之中，以至於成人之日，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出入起居，皆有法度。養成元良之德，而立太平之基，此三代所以有道之長也。有天下者，當知所法矣。

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拂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嚐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群臣相親如一體耳。”

太宗問魏徵說道：“朕近觀群臣上本奏事，其本內說的話，多有可采取的。及至召他麵問，聽其奏對，便多倉皇錯亂，失其次第，此何故也？”魏徵對說：“臣觀百司之中，惟有禦前奏對實為至難。每欲奏一事，常在數日之前，晝夜尋思，要到上前，如何敷陳，如何議論，莫不預先想下，記憶在心。及到禦前，仰見天威嚴重，把那要說的話，三分之中，說不得一分，已自忘失錯亂，不成次第了。況因朝廷過失，直言進諫者多是違怫意旨、觸犯忌諱的說話，若非陛下假借他些溫和的辭色，而直以天威臨之，彼將恐懼畏怕，愈覺倉皇，雖有懇款忠愛之情，亦何由得盡於君上之前哉！”太宗聞魏徵之言，自此以後，接待群臣，辭氣顏色越發溫和，惟恐不盡其情，嚐說：“隋煬帝當時性多猜忌，每臨朝接待群臣，不出一語，所以上下不交，君臣間隔。我卻不然。看那大小群臣，都是股肱耳目，相親相信，真如一體，政事得失，隻管虛心訪問，他每有所欲言，也都著他說盡，唯欲通上下之情而已。”

夫人主尊如天地，威如雷霆，堂陛分嚴，君臣禮隔，若不使臣下盡言，則天下之利病，何由得知？若不降辭色延訪，則臣下之忠悃，豈敢自盡？所以唐、虞君臣，都俞籲咈一堂之上，而為千古明良之會也。後世諛佞之臣，欲壅蔽人主聰明，以為天子之尊不可與臣下接談，故有臨朝淵默，不發一語，如隋煬帝之所為者，真覆亡之軌轍也。宜太宗以之為鑒也與。

八年正月，上欲分遣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睹。

箴規，是諫正的意思。長吏，是郡守縣令。

貞觀八年正月，太宗念天下至大，郡邑至眾，朝廷上耳目或有不及，思慮或有不到處，要分遣有才望的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一時難得其人。李靖薦魏徵可充此差。太宗說：“魏徵能直言無隱，朕有過失，全賴他諫正，得以省改，豈可一日離朕左右，舍根本之地，而任出使之事乎？”於是遂命：李靖同太常寺卿蕭瑀等一十三人，分投出去，巡行天下，訪察天下有司官員，那個賢良該褒升，那個不才該罷斥。又詢問民間所疾痛困苦的事，為他處置。民有高年的，優加禮敬；有窮乏的，厚為賑恤；善良的，褒揚而錄用之；賢能而淹滯於下位的，薦拔而疏通之。凡遠方小吏，下民隱情，朝廷不能遍曆而周知者，都看他每所到地方一一經理，就如朕親看見的一般。庶幾朝廷之政教，無遠不舉，朝廷之恩澤，無微不被，以稱朕愛民求治的意思。

這黜陟大使，就是如今巡撫官一般。夫常置魏徵於內，以匡輔君德，間遣李靖等於外，以勤求民瘼，太宗可謂明於治體而善於任人者矣。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鬥租，宮人皆無發，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雲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複言？”乃賜絹二十匹。

太宗時，有個中牟縣丞叫做皇甫德參，上本條陳時政，說道：“朝廷修蓋洛陽宮殿，用許多丁夫，勞了人力；有司收地畝租糧，起科太重，厚斂百姓；又民間風俗，婦人好梳高髻，蓋因宮女髻高而仿效之也。”其大意如此，不過欲朝廷輕徭薄賦，表正風俗而已。太宗看了震怒，謂宰相房玄齡等說道：“我才修一宮，便說是勞民；才收些地租，便說道厚斂；至於民間髻高，也說是宮中所致。憑他說起來，必欲使朝廷不役民間一夫，不收百姓鬥粟，宮人都無發可梳，方才可其意邪！這等妄言謗訕，宜加以罪。”魏徵勸說：“人臣進諫之言，容有過當。如賈誼當漢文帝時，是何等治平，他上《治安策》，還說當時事勢，可為痛哭者一件，可為流涕者二件。可見自古以來，上書建言者，若詞不激切，則不能聳動人主之心，所以寧為過甚之言，而不敢忌諱也。古人曾說：‘狂夫之言，本無足采，聖人恐其或有一得，猶加選擇。’今德參固是狂愚，未必有心謗訕，望陛下裁度鑒察，未可深罪也。”太宗一聞徵言，當時省悟，說道：“朕方虛懷下問，嘉納讜言，若因此人之言，遽加罪責，以後大小群臣，誰敢再諫？”即赦德參之罪，仍賞絹二十匹以旌其直焉。

夫德參一郡邑小臣，乃能抗疏闕廷，規切時政，雖其言語識見，未必能知大體，而其一念為國之心，不以卑賤而自諉，誠亦有足諒者。太宗始因其辭之已甚，而欲以罪加之；一聞魏徵之言，而洞然開悟，不惟不罪，又從而賞之。雖謗木諫鼓之設，不是過也。豈非萬世之所當法者哉！

九年，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

饞，是窮餓、貪食的意思。噉，是吃。斃，是死。北朝齊後主，叫做高緯，為周宇文邕所滅。周天元帝，叫做宇文贇，為隋楊堅所篡。

太宗一日謂魏徵說道：“近時齊後主、周天元都窮奢極欲，不恤其民，尋常用度，恣意征取，重斂於百姓，以厚自奉養，竭萬民之脂膏，以供一己之逸樂，至於民窮財盡，遂以亡國。就如那窮餓口饞的人，隻要他腹飽，乃割自身上的肉，食之以充饑，不知肉既噉盡，身亦隨亡。如此昏愚，豈不可笑！然就這兩人較論，孰為稍優？孰為最劣？”魏徵對說：“齊後主性資懦弱，凡事都無主張，隻聽那左右的撥置，那左右的人，都得以竊弄權柄，朝政出於多門；周天元性資驕暴，雖是奢侈殘虐，卻自家能主張國柄，不至下移，威福之權，尚由己出。故雖同為亡國，然周天元在時，楊堅尚不敢篡位。若齊後主遂為敵國所擒，把祖宗的基業，徒供群小的愚弄，尤下愚最劣者也。有天下者，可不戒哉！然二主之事，雖優劣稍殊，而亡國則一。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聖帝明王，莫不惓惓然以約己厚下、節用愛民為務，故深仁厚澤，結於民心，而享國長久。若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而不顧百姓之困窮，至於人心怨叛，瓦解土崩，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究觀二主之事，鹹以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後先一轍，其剛暴之與懦弱，不過五十步之笑百步耳，何足為優劣哉！然則人主欲為宗社萬年長久之計，惟在保民而已。

長孫皇後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後亦陽怒，請自推鞫，因命係囚，俟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壼之中，刑無枉濫。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後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奇謀秘計，未嚐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於立政殿。後嚐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後此書，足以為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複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使複其位。

這一段是記長孫皇後的女德之美。說皇後天性仁慈孝順，無所違忤；儉約樸素，不喜紛華。平日宮中無事，隻好讀書。間常與太宗從容議論古人行過的事，於凡善惡是非、興亡理亂，皆能一一評品，就中獻可替否，以為勸戒，所以補助治道甚為不少。太宗有時將無罪的宮人偶加譴怒，後心知其枉，待要當時分解，又恐違忤上意，也就陽為惱怒，奏請親自問理，因命左右將這得罪的宮人，囚係在掖庭獄中，待太宗怒氣已消，卻慢慢的與他申理。以此宮壼之中，刑責所加，再沒有冤枉濫及者。其內政之善如此。到後來得病沉重，與太宗永訣，那時正遇宰相房玄齡偶被太宗譴怒，罷歸私宅，後因與太宗說道：“房玄齡奉事陛下為日最久，平時極是小心，謹慎周密，凡與主上商量的奇謀秘計，不可使人聞者，他出到外邊，再不肯泄露，其慎密如此。近日譴歸私第，不知為何？若是原無大事，願陛下照舊任用，不可輕棄之也。仍望陛下自此以後，親近有德之君子，斥遠邪佞之小人，嘉納忠直之言，屏棄讒慝之語，減省不急之征徭，罷止無益之田獵。如此，則聖德日新，太平可保，妾雖沒在九泉，亦無遺恨矣。”說罷，遂崩於立政殿。史臣又記皇後在日，曾將自古婦人，上自後妃，下逮士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事，采輯成一部書，叫做《女則》，其目有三十卷。太宗一向不曾看見，至是女官方將此書進與太宗。太宗覽之，不勝悲慟，將出與侍臣看，說道：“皇後此書，勸戒詳明，有關風化，真可以垂法百世矣。人之生死，本有大數。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往時朕有過失，多賴皇後規正，自他沒後，入到宮中，再沒人把好言語來規諫我，恰似失了一個賢相一般，所以不能忘情耳！”因想皇後的遺言，即召回房玄齡，複其官職，任之如舊。

蓋閨門之際，實為萬化之原，故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內助而成者，三代以來，皆可考而知也。太宗躬行仁義，為一代之賢君，而長孫後宣教宮闈，為一代之賢後，太平之業，固相須而成者矣。然推其令德之所自，則本於性好讀書，是以能涵養德性，多識古今，而不流於燕昵之私也。此又不可不知。

治書侍禦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嚐進一賢、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穀，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宣州，即今南直隸寧國府地方。饒州，即今江西饒州府地方。緡，是穿錢的繩，每錢一千為一緡。俟字，解作待字。

太宗時有個治書侍禦史權萬紀，上言說道：“近時宣州、饒州兩處山中礦銀大發，若差人收采，一歲所得，可以值錢數百萬緡，亦足以濟國家之用。”太宗說：“朕貴為天子，納四海九州的貢賦，所缺之者，不在錢財，但恨無賢臣，不得聞好言語可以利益生民者耳。與其多得錢數百萬緡，其利有限，豈如得一賢才，為國盡心，為民造福，其利無窮。卿為侍禦史，不能薦舉一個賢人，退去不肖的人，而專言稅銀之利，是誠何心？古時聖君如唐堯、虞舜，不以珠玉為寶，抵璧於山岩，投珠於淵穀，棄擲不用，萬世稱頌其美。惟是漢朝桓帝、靈帝昏亂之君，聽信小人欺誑，別於府庫之外，積聚錢財為自己的私藏，萬世鄙笑他。卿不勸我學堯、舜，卻要我做桓、靈，把這等昏亂之君來待我，將謂朕為何等主邪！”即日黜退權萬紀，罷職還家，以示朝廷不用言利之臣也。

夫自古小人獻諂，常說替國家生利，故人主容易信之。如權萬紀所言，若非太宗聰明英斷，未有不受其欺者矣。今既拒絕其言，又黜退其人，則天下人皆知太宗重賢才，輕貨利，雖有懷奸獻佞，欲引誘以非禮者，誰敢妄言哉！此貞觀之治所以為盛也。

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賞爵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殷，是盛。挹，是酌。僭，是過。

魏徵上疏於太宗說道：“人主取天下本難，守天下本易，然自今觀之，創業垂統，善其始者恒多，而治定功成，保其終者恒少，豈取天下反易，而守天下反難乎？蓋由締造之初，有敵國外患，常懷莫大之憂，故能竭其誠心，以盡下情，當此之時，雖匹夫之言，有重於泰山者矣。及禍亂平定，而身居安逸，則驕泰放恣，而輕忽物情，慢不加意，當此之時，雖公卿之言，有輕於鴻毛者矣。夫能盡下情，則人人樂為效力，雖遠而胡越之人，亦與我同心，而況於英雄豪傑乎！故取天下本不易而反易也。待人輕忽，則人人不肯用情，雖近而六親之人，亦與我離德，而況於四方之遠乎！雖震之以威，劫之以勢，也隻是外貌從順，心中其實不服，亦終於背叛而已，故守天下本不難而反難也。人主誠能留意於此，事事致思，不敢怠忽，凡聲色貨利之交，雖若可欲，必思知足而不貪；凡宮室土木之工，雖欲經營，必思知止而不費。托侯王士庶之上，雖高而實危，則思謙虛以自降；處豐亨豫大之時，既滿而且盈，則思挹損以自保。遇逸遊快樂之事，則思樂不可極，而撙節其**之情；居宴安無事之日，則思治不可常，而預防乎後來之患。慮左右壅蔽，則思招賢納善，以廣吾之聰明；惡讒邪之害正，則思正己率下，以杜人之欺罔。爵賞因喜而過，則人無所勸，務思賞當其功，而不使有非分之獲；刑罰因怒而濫，則人必自危，務思罰當其罪，而不使有無辜之枉。夫人君能慎思此十事，而兢兢不怠，則內立保業之本；又能選任賢能，共圖化理，則外有保業之具。如是固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自治矣，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為哉！”

魏徵此疏不過數十語，而人君為治之大法，已盡於此，真可謂嘉謀嘉言矣。要之十思雖多，總隻是一個敬字，隨事而見，《書》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予臨兆民，若朽索之禦六馬”，皆此意也。然非有讀書窮理之功，亦何以持養此心，而不流於慢易哉？此又徵之所未發也。

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誌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悟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

貞觀十一年五月，此時太宗幸洛陽，以供獻不齊備，譴責有司。魏徵既當麵諫正，退又上疏說道：“陛下初年，欲善無厭，改過不吝，存心仁恕，待下溫和。如今孜孜為善的意思，似不如昔時；聞過必改的勇決，稍虧於往日；譴罰漸積太多，威怒微覺峻厲。這等看來，乃知古人說：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蓋既貴，則尊崇無比，必至於驕矜；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蓋既富，則用度有餘，必至於奢侈。今以陛下行事觀之，豈非富貴已極，自不覺其驕侈乎！古人之言，信非虛語矣。且陛下代隋而有天下，昔隋恃其府藏之富，甲兵之強，戶口之多，其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雖妄用些財力，以開拓邊境，有何不可？故賦斂差役，無有了期，東西征伐，不得休息，以至民心怨叛，天下土崩，危亡之禍，將及其身，尚不覺悟。隋事之可鑒如此。夫鑒形容之妍媸者，莫如止水；鑒政事之得失者，莫如亡國。隋既以驕侈而致敗亡，則今日豈可複蹈其覆轍乎！伏願陛下取鑒於隋，屏去奢侈，從事儉約，親近忠直，斥遠諛佞，務反隋之所為，毋蹈隋之所敗。況當今天下太平無事，而禮賢節用，又陛下初年所已行者。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無一毫疵議，就如堯、舜之****難名，又何得而稱焉。夫天下未定，親與群雄鬥智角力以次收取，其實艱難；天下既定，席已成之業，謹守勿失，甚是容易。陛下昔日既能取天下，得其所難，則在今日豈不能守天下，保其所易乎！惟不忘昔日之恭儉，便可以貽子孫而垂萬世。不然，得之艱難，而失之容易，甚可惜也。”

魏征此疏，大要勸太宗以力行恭儉，保守鴻業，可謂忠愛激切之至者矣。不獨太宗，萬世有天下者所當深思也。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複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誌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幾案以比弦韋。”

魏徵見太宗推誠任下，漸不如初，遂上疏說道：“昔《文子》書中曾說：‘上下之間，貴以誠信相與。比如一般樣的言語，而獨能取信於人者，以其有不欺之信，孚於未言之前也，不然，則雖言不信矣；一般樣的法令，而獨可行於下者，以其有無偽之誠，格於法令之外也，不然，則雖令不行矣。’由此觀之，可見為國之道，固必以誠信為本也。自陛下即位以來，勵精圖治，中外鹹寧，王道休美章明，已十有餘年於此矣。然而朝廷之德化，猶未浹洽於天下者，蓋由待下之情，未盡出於誠信，而多以疑貳參之故也。臣每見朝廷欲修立政事，圖致化理，則必委托於君子，而責其成功，至於所行之事，或有得失，則又谘訪於小人，而唯其可否。是使智者謀之，而與愚者論之，使賢者慮之，而與不肖者疑之也。其待君子也，非不敬而重之，然實憚其正直，而與之疏遠；其遇小人也，固亦輕而賤之，然實樂其柔佞，而與之狎昵。狎昵則形跡相忘，而其言無所不盡；疏遠則君臣間隔，而其情不得上通。夫使小人之言得盡，而君子之情不通，委任之不誠也，無足怪矣！然小人之所以見聽者，不過以其捷給之材，或足以中人主之心而已。殊不知中智庸常之人，豈無些小辯慧！然其才不足以經國，識不足以慮遠，縱使竭力盡誠，實心為國，尚不免於傾敗。況心藏奸宄，譎詐多端，而唯承顏順旨，以為容悅者，乃欲倚而信之，則其壞法亂紀，蠹國殃民也必矣，其為禍患豈不深乎！此小人之所以不可任也。君子之所以見疑者，或以其偶有小過，遂不察其平生。殊不知所謂君子者，隻是大節過人，才德出眾，至於心思之所不及，智慮之所不周，亦豈能全無小過。但其無心之失，不害於正道，即當略而不論矣。今既謂之君子，則已知其正，而複疑其不信，則又以為邪，何異立直木於日中，而又疑其影之邪曲者乎！蓋既曰直木，則其影未有不正者也；既曰君子，則其心未有不誠者也。又何疑之有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不任也。陛下誠能慎選於群臣之中，察其立心行己，光明正大，而確然為君子者，因而接之以禮，馭之以恩，誠心任用，如手足腹心，相為一體，而不使邪曲小人，得以媒糵其間，則彼方能殫竭忠猷，展盡底蘊，君臣同誌，上下一心，庶事自無不康，萬幾自無不理，何憂天下之不治哉！不然，誠信之道一虧，即阻忠良之誌；疑貳之心一起，即開群枉之門，天下之事，將日趨於傾敗，而危亡之期，不可保也。可不戒哉！”太宗覽魏徵之疏，心甚嘉悅，即降手詔褒美說道：“昔晉武帝既平定東吳，天下一統，誌意驕怠，不複留心政治。那時有太傅何曾退朝，私謂其子何劭說：‘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隻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孫謀者。一二世之間，定要大亂，爾輩猶可以免。’因指著諸孫說：‘此等必遇亂而死。’後來晉室大亂，其孫何綏，仕至尚書，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常以為曾位極三公，責任至重，明知其主驕奢，不能直詞正諫，卻乃私語子孫，自誇明智，此人臣不忠之甚者也。若使曾能直言匡救，武帝因而改悔，豈至於一傳而亂乎！朕今溺於宴安，不自覺其怠忽，茲得聞公之言，方知從前所行，多有不是，所當省改。昔西門豹性急，常佩韋皮以自緩；董安於性緩，常佩弓弦以自急。今朕亦將此疏，置在幾案，朝夕省覽，以為警戒，就如古人佩韋、佩弦以自矯其過一般，庶可以保其有終也。”

嚐觀自古人君，未有不欲任賢以圖治；自古人臣，未有不思竭忠以報主。然上每苦下之不忠，下每苦上之不任者，則以推誠之道，有所未盡也。若必上之任下，無一毫疑貳之心，而後臣之事君，無一念顧忌之意，聖帝明王所以無為而治者，唯以是道而已。魏徵推而言之，深切明著。太宗即能引咎受規，比以韋弦，真可謂能納忠言者矣。至其論何曾數語，尤中後世人主之病。人主即此而推之，則臣下之忠佞，可不察而知矣。

侍禦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曆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才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蓋幽、厲嚐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鬥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谘者，知陛下不複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長久之計，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茌平人馬周，以布衣遭遇太宗，不次超擢為侍禦史，感激恩遇，知無不言。嚐上疏說道：“自夏、商、周三代，以及兩漢，子孫相承，所曆年數多的至八百年，少的也不減四五百年。這等長久，蓋因他祖宗開創之初，躬行節儉，以為家法，不勞民之力，不費民之財，深仁厚澤，固結民心，雖其後嗣未必皆賢，賴有先德維持，人心思慕，不忘故也。自魏、晉以降，至於周、隋，多的隻五六十年，少的才二十餘年。這等短促，蓋因他祖宗開創之初，不為子孫遠慮，殘虐其民，厚斂重役，以致人心怨叛，本根不固故也。今陛下承隋之後，鑒隋之亡，當以三代聖王為法，隆夏禹、商湯、周文、武的德業，由一世以至萬世，傳之無窮，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可但恃當年，隻顧目前安享富貴便了。若不恃當年，必為子孫萬世之計，則所以厚施恩澤、固結民心者，何可不加之意哉！隋家開皇年間，戶口最盛，幾至九百萬，如今的戶口，不及隋家十分中之一，而百姓每供給力役的，終歲不息，戶中丁口，更替上班，兄去替役，弟才得還，道路往返，累累相繼。陛下雖有恩詔，命有司裁減夫役名數，然朝廷土木繁興，工作不息，須要人丁充役，如何得裁減。所以有司視恩詔為虛文，必至民窮盜起而後已。臣觀自古以來，征役不息，百姓愁怨，至於相聚而為盜賊，所在蜂起，則其國家未有不喪亡者。但衰世昏主，多不自知，千古一律，為後世所笑。蓋周家幽王、厲王，嚐笑夏桀、商紂，以無道亡其國家，而不悟己之所為亦如桀、紂。近時隋煬帝，嚐笑周天元、齊後主，以無道亡其國家，而不悟己之所為亦如周、齊。今日正當以此為戒，不可又蹈其覆轍，使後之笑今，亦猶今之笑煬帝也。且人君之心，其為民與否，動於一念，即彰聞於百姓。如貞觀初年，天下饑荒，一鬥米價值一匹絹，米貴如此，宜乎民不聊生，然而不怨者，知陛下誌在養民，憂念不忘，今日雖困苦，終必安樂故也。如今連年豐熟，一匹絹可換米十餘斛，米賤如此，宜乎民皆樂生，然而怨嗟者，知陛下誌驕意怠，不複憂念百姓，而妄興土木，其所營繕的，都是沒緊要的工作，以此煩民，雖年穀豐登，終必轉死溝壑故也。然則陛下可不察百姓之心，而停不急之務哉！自古以來，國家有興有亡，然其所以興者，不是為錢糧蓄積得多，其所以亡者，不是因錢糧蓄積得少，隻在百姓苦樂而已。若是暴征橫斂，朘削民財，使百姓愁苦思亂，則民窮盜起，其亡無日矣，蓄積雖多何益？若是輕徭薄賦，培養休息，使百姓都安生樂業，則本固邦寧，大業可長保矣，蓄積雖少何傷？隻以近日所共見之事證之：隋家父子，壅利行私，將民間財物，盡皆搜索，以為私藏，於洛口倉中，貯下許多糧米，後來被反賊李密占據，開倉散施，道路米厚數寸，洛水兩岸，望如白沙。又於東都洛陽城中，積下許多布帛，後來賊臣王世充篡位，資以固守，至以帛汲井，用布為爨。又於長安西京府庫，積下許多金寶，後來我國家平定關中，就因其所遺，以為軍國之需，至今二十餘年，用之未盡，其多可知。由此觀之，隋之積蓄，豈不豐富？隻因失了人心，所以社稷不保；積下多少財物，適足為敵人之資而已。這便是蓄積的明驗。夫國以食為命，蓄積故不可無。然民以食為天，征斂尤不可過。必須家給人足，財力有餘，然後以正額收之，彼方不怨，不可將貧敝之民，強行搜括以為寇敵之資也。夫敦行儉約，以休息小民，陛下在貞觀初年，親自行過，年來海內治平，皆其明效。在於今日，若肯將已試之政，加意施行，固不難也。然則陛下必欲為長治久安之計，亦不必遠求上古，取法前王，隻是照依貞觀初年所行，以清心省事、節用愛民為主，則天下蒼生自然受福，為幸多矣。又一件最緊要的，欲要王業長久，須是百姓得安。然百姓所以治安，其機隻在刺史、縣令。這兩樣官，最為近民，關係甚重。若是刺史選用得人，則一州之民皆受其福；縣令選用得人，則一縣之民皆受其福。官得其人，則百姓自然樂業，陛下即可以端拱穆清，無為而治矣。乃今日朝廷用人，隻是崇重京官，把那州縣官看得太輕了。如刺史乃一州之主，卻多以武將為之。那武官隻能用兵，不曉民事，如何為有司表率？又或京官不能稱職，方調補外任。夫州縣之事，更難於京官，彼既不稱京職，如何能臨民蒞眾？至於邊方遠處，動係安危，卻乃以其荒僻險遠，越不經心，隻將庸才冗流充之而已。夫設官分職，本以為民，而於親民之官，乃輕忽之如此。朝廷既輕其選，則其人必不自重，由是遷延歲月，以苟升鬥之祿，則視其官如傳舍，甚或恣肆貪漁，以充溪壑之欲，則以其民為寇仇，所以百姓不得安生，為此故也。今欲培植國本，為久長之計，則守令之選，其可不加之意哉！”馬周疏上，太宗覽畢，道他說得好，稱讚不已，諭侍臣說：“守令之官，委的當重。今後刺史有缺，朕當自選於群臣，擇其可者。至於縣令，當令京官五品以上，訪有才力操守、可任治民者，各舉一人，以備選擇，庶不至失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