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全集【三】 史部·通鑒直解?下? 卷之十五1
唐紀
太宗
三年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仆射，當廣求賢，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仆射。
仆射，是官名。初，唐置尚書省，有尚書令，總理六尚書之事，有左右仆射為之佐，又有左右丞分理其事。其後以太宗曾為尚書令，遂不設此官，但以仆射為省長，即宰相之職也。
貞觀三年三月，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說道：“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卿等為仆射，事當急其大者，必廣詢博訪，求得真賢，隨其才能，授以職任，乃為稱職。近聞卿等身親細務，聽受辭訟，至於每日勤勞，應給不暇，安能從容谘訪，助朕求賢乎！”於是敕令六部尚書，凡一應瑣細事務，俱屬左右丞分理，惟軍國大事，應當奏聞的，乃關白仆射，聽其處分。
太宗之意，蓋欲使房、杜二人，事簡而心專，庶能求賢以圖治也。蓋百官之職，在於任事；宰相之職，在於任人。故人君擇一相，宰相擇庶官，而後天下之事可不勞而舉。不然，一人之才力有限，天下之事務無窮，雖日勞心焦思，身親辭訟而遍聽之，何益於治哉！太宗可謂知治體矣。
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台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
這一段是因太宗屬任宰相，遂並記房、杜之相業如此。
房玄齡之為人，才學兼備，既明達百官庶吏之事，又能以文學濟之，蚤夜孜孜，盡心為國，惟恐天下或有一物不得其所。故用法則寬厚而和平，待人又虛心而能恕。聞人有善，便如自己有的一般。不以求備之心取人，而苛責其所不能；不以一己之長拒人，而沮絕其所可用。每與杜如晦引拔士類，使人之同升，其心汲汲然，常如有所不及。至於台閣中政事規模，亦皆二人相與裁定，以為一代之章程焉。是時太宗每與玄齡謀議政事，必說道：“所謀雖善，然非如晦，不能斷決。”及如晦到來，相與裁議，又竟用玄齡所謀之策。蓋玄齡性資明敏，善於圖謀；如晦性資剛果，善於斷決故也。二人謀斷，彼此相資，契合無間，同心協力，以徇國家，故能舉賢任能，弼成貞觀之治。唐時稱賢相者，必推重於房、杜焉。
古語說：中臣以身事君，上臣以人事君。蓋以身事君者，所及有限；以人事君者，所及無窮。今觀房、杜之所為，庶幾乎休休之臣，是以保我子孫黎民者矣。然非太宗親信之篤，委任之專，何以得行其誌哉！故太宗任相，不以躬親細務為能，而惟以求賢為先。房、杜為相，不以同心徇國為足，而尤以進賢為務。此萬世為君、為相者之所當法也。
四月，上禦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製，由是鮮有敗事。
中書省、門下省，都是唐時宰相衙門。舍人，是中書省屬官。侍郎，是中書省佐貳官。令，是中書省長官。給事中，是門下省屬官。黃門侍郎，是門下省佐貳官。
貞觀三年四月，太宗禦太極殿，諭侍臣說道：“國家建立宰相，設中書省，掌佐天子執大政，凡製冊詔敕，皆屬其宣署申複。設門下省，掌出納帝命，凡國家之務，皆與中書參總。此兩省乃機務緊要之司，詔敕如有不穩便處，都該辯論執奏，方為稱職。近來兩省官，惟見阿旨順從，不聞一言違異。夫宰相若但奉行詔敕文書而已，則凡人誰不能做，何必選擇賢才而任之乎！”於是中書令房玄齡等皆頓首謝罪。兩省相傳故事：凡遇軍國大事，有關係難裁決的，則中書省先令舍人各執所見以判斷之，因各僉署其名於所斷之後，謂之五花判事，蓋以其言之者非一人，參錯而不齊也。眾舍人判訖，中書侍郎至中書令都省覽審察一過，酌其是非以為取舍。猶恐中間還有差失，仍行於門下省，令給事中至黃門侍郎，次第參詳駁正，然後施行。這規矩已久廢了，太宗始申明之，使一一都照舊行，由是事皆停當，少有差謬者。
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智力所能周，故天子委之宰相，宰相參之僚屬，不以往複為煩，不以異同為病，然後眾思畢集，而庶政惟和。後世庸暗之主，令惟主於必行；柔佞之臣，心惟在於保位。是以有順從而無匡弼，諱過失而憚改更，幾何而不敗天下之事哉！太宗此舉，可謂深識治體者矣。
茌平馬周，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六月，以旱，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禦史，奉使稱旨。上以常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
茌平，是縣名，即今山東東昌府茌平縣。
太宗時，茌平人馬周，有奇才，以貧賤不修細行，為人所輕，乃感激西行，客遊於京師，先投見中郎將常何，館於其家。貞觀三年六月，太宗因旱災，詔令文武百官各上本，極言時政的得失，以圖修省。常何是個武官，平日未嚐學問，不知有何事可說，乃央托馬周代筆。馬周就替他做個本稿，條陳時政便宜，可以弭災者凡二十餘件，都是當世切務，鑿鑿可行的。太宗看了這本，疑怪說：“常何怎麽會做得這本，必是有人代筆。”乃麵問常何，常何從實對說：“這本非臣所能作，乃臣之門客馬周替臣具稿耳。”太宗即時宣馬周入見。未到間，連差了幾起人去催促他，其欲見之急如此。及來到朝見，太宗親與之談論，見他應對明敏，甚喜其才，就命他直宿於門下省，以待顧問。不久便除授監察禦史之職，差他出去巡行郡縣。馬周果能激濁揚清，除奸革弊，甚稱合上旨。太宗越發喜他，恩眷日厚。以常何能薦馬周，為有知人之明，乃賜絹三百匹以賞之。其後竟用馬周為宰相，為唐初名臣，其遇合之奇如此。
夫賢才之在天下，何代無之。但或阻於疏賤，而無左右之容；或失於跅弛，而乏鄉曲之譽，往往困窮湮塞，莫能自見。惟明主旁搜博訪，拔之於常格之外。然後可以搜羅遺佚，興起事功。馬周以一布衣，太宗偶覽其文，即召見擢用，首置禁近，旋參機密，雖古之求賢於版築、取士於屠釣者，亦何以遠過哉！此所以能得天下之才，而成貞觀之治也歟。
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於稽顙，庶幾可雪前恥。”
突利可汗，是北虜突厥酋長。太上皇，是太宗之父高祖。單於，即是可汗。
貞觀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慕太宗威德，舉國內附，親入京師朝見。太宗因諭侍臣說道：“先年太上皇以隋政暴虐，百姓困苦，起兵救之。那時突厥強盛，欲借他兵馬以為助，不得已卑詞厚禮，至為之稱臣，其屈辱如此，朕常以是痛心。豈知今日我中國強盛，外夷震服，突厥君長，稽首來朝，前日稱臣之恥，庶幾可以洗雪矣。”
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靺鞨，是北狄一種，其地與突厥相鄰。至是遣人到唐朝，貢獻方物。太宗與群臣說道：“靺鞨地方隔遠，不通中國，今乃遠來朝貢者，蓋突厥在四夷中，最為強盛，今已臣服，故靺鞨亦知朝廷威德，從而順化也。昔人嚴尤曾說禦戎無上策，蓋以夷狄非我族類，叛服不常，攻之則勞費無已，置之則時來侵犯，所以說自周、秦、漢以來，未有得上策者。若我今日，未嚐勞民傷財，勤兵於遠，惟務修政立事，治安中國，而四夷聞風慕義，自然相繼來庭。然則專修內治，豈非禦戎之上策乎？”
大抵製服夷狄之道，惟在先安中國。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實則四肢之病自不能入也。若乃窮兵黷武，快心無用之地，斯之謂無策者矣。然推其本原，又在人主之一心。伯益所謂“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內修外攘之大本也。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貞觀四年三月，太宗既破滅突厥，威聲遠播，於是四夷酋長，都來朝於闕下，請上太宗尊號為天可汗。可汗，是虜王名號，稱天可汗者，所以尊太宗也。太宗笑說：“我已做了大唐天子，統禦萬方，乃又下行可汗之事，為夷狄君長乎！”太宗此言，雖若不屑其請，而實有矜誇自許之意，於是群臣及四夷酋長同呼萬歲稱賀。自後以詔書頒賜西番北虜的酋長，都加稱天可汗之號，以從其請焉。
這雖是太宗撫禦夷狄之權宜，然以堂堂天子之尊，而甘同虜酋之號，則陋莫甚矣。是以終唐之世，其治雜夷，至於中季，往往借夷兵以平內亂，遣宗女以嫁番虜，馴至五代，而中原之地，悉為戎馬之場，皆太宗好大喜功之一念啟之。故先王之製，內華外夷，正名辨類，不以夷狄亂我中國，亦不以中國變於夷狄。太宗此舉，不足法也。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禦順天樓，盛張文物引見，詔館於太仆，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托得人，複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淩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而罷。
此時突厥的部落，有兩個酋長，一個是突利可汗，先已歸順唐朝；一個是頡利可汗，這一種最為強盛，不服中國。太宗命大將李靖往征之，遂擒獲頡利，送至長安。太宗禦順天門樓，盛陳威儀文物，引見頡利，赦了他的罪，待以不死，命館待他在太仆官署中，厚供廩給食用。太上皇高祖聞之擒了頡利，心中甚喜，歎息說道：“昔漢高祖一代英雄之主，被那冒頓單於圍困在白登城中，七日方解，其後畢竟不能報複。今吾兒乃能大奮兵威，將突厥擒滅，是漢高祖所不及也。吾以天下付托與他，可謂得人矣，又何憂哉！”於是召太宗及公卿貴臣十餘人，並宗室諸王、皇妃、公主，在淩煙閣上置酒大宴，以慶成功。飲至半醉，上皇自彈琵琶，太宗離席起舞，公卿大臣都以次起來，稱觴上壽。君臣歡飲，至夜方罷。
蓋突厥在唐初時，極其桀驁，高祖借其兵力，奉之以卑辭；太宗患其憑陵，申之以盟誓，其強如此。一旦命將出師，掃平朔漠，擒其酋長，獻至闕廷，是誠不世之奇功也。父子君臣，交相慶幸，宜矣！然昔人有言，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則治定功成，正人主憂勤之日。他日虜酋請朝，太宗自謂且喜且懼，蓋亦有得於警戒無虞之旨，豈徒以成功為幸哉！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複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彩二百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
洛陽宮，是隋時舊宮。兵戈之後，百姓猶帶傷殘，故叫做瘡痍之人。土中，是天下地土適中的去處。
貞觀四年六月，太宗命調發徒卒，修治洛陽舊宮，以備他日巡幸。時有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進諫說：“洛陽去京都數百裏，聖駕無故必不輕出，今巡幸尚未有日期，乃預先修造此宮，恐非今日要緊的事務。竊見陛下當初平定洛陽時，惡隋氏以奢侈亡國，凡洛陽宮室宏壯侈麗者，都下令拆毀，以垂後人鑒戒。到今曾未有十年之久，乃又重新修理起來，何前日這等惡他，而今日反效其所為也？且今日財用民力，正在困窮，如何比得隋家那樣富貴？陛下不思撙節愛養，乃役此疲敝瘡痍之民，而踵襲亡隋的弊政，恐怕百姓財力困竭，禍亂將作又甚於煬帝之時矣！”太宗遂問玄素說：“卿說我不如隋煬帝，卻比夏桀、商紂二君何如？”玄素對說：“桀、紂也隻因不愛百姓，不聽忠言，以至於亂。若此工役不肯停息，勞民致怨，亦將與桀、紂同歸於亂耳！”太宗聞此言歎說：“我一時思慮不熟，乃至於此，是我之過也。”因回顧宰相房玄齡說：“朕以洛陽居天下之中，四方入朝進貢的人，道路均平，意欲居之，取民方便，故令營造宮室，以備巡幸。今聞玄素的言語，誠為有理，當即為之停罷工役。後日或有事要到洛陽，就在露地暫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彩帛二百匹，以賞其敢言之忠焉。比時魏徵聞之，歎息說道：“這修造事已有成命了，主上聞張公一言，即為停止。是其論事，實有回天之力，因此省了許多民財，寬了許多民力。天下人誰不受福？真可謂仁人之言哉！”蓋魏徵諫主之心，與玄素相同，故不覺其嘉歎而稱美之也。
夫玄素肯犯顏敢諫，固是忠臣，而太宗能虛己受言，尤見盛德。觀其詔令已發，工役已興，一聞正論，即時停止，且以桀、紂、煬帝比之，不怒其言過直，而複加以厚賞。其納諫如流，一至於此，則忠言豈有不竭，政令豈有不善者哉！傳曰：“興王賞諫臣。”太宗有焉，其興也宜矣。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複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
餐，是熟食。太宗一日問左仆射房玄齡、禦史大夫蕭瑀說道：“隋文帝是何等的人主？”二臣對說：“文帝日夜勤勞，留心治道，每臨朝聽政，直到過午方休。群臣自五品以上，有事奏對，都引上賜坐，與他從容議論。臨朝既久，侍衛的軍士不得退散，就在殿陛之間傳遞熟食以充饑。其勤如此。雖其天性刻薄，固非仁厚，卻也是勵精圖治之君。”太宗辯說：“卿等所言，隻得他好處一邊，卻不知他那不好處。蓋文帝為人本自昏昧不明，卻乃喜於間察。不明則於人情物理既不能兼照，喜察則於群臣百姓又多所猜疑，所以事無大小都要自決，不任群臣。殊不知天下至廣，一日萬機，人君以一人聰明，縱使內勞精神，外苦形體，亦豈能事事合理，無少差錯？群臣窺見人主意思，在於自用，也就大家推避，不肯擔當，凡事唯取主上裁決，受其成命而行，雖於事理有過差處，都隻推說上麵的意思要如此，我輩豈敢有違，也隻含糊緘默不敢明言諫爭。由是上下日隔，政事日非，至於大壞極敝，而人主不知。此隋所以二世而亡也。朕意卻不如此，唯選擇天下賢才，布列在百官之職，使之各盡所長，圖思該幹的職業。凡事俱經由宰相，任其精審熟思，區處停當然後奏聞於上，請命而行。若是臣下之中，有任勞任事，而功績著聞者，朝廷自有恩賞；有阿意曲法，而罪狀昭彰者，朝廷自有刑罰。賞罰既明，誰敢不竭盡心力以修職業。百官既盡其任，則政事自無不理，何憂天下之不治，而至於勞心焦思，下代百司之職乎！”因敕有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穩便處，都該明白執奏，另請處分，毋得心知不便，卻隻阿旨曲從，不盡其意之所欲言也。”
大率文帝之意，在於自用，故君驕臣諂而政日亂；太宗之意，在於任人，故君逸臣勞而政日成。此二主得失之辨也。然古之帝王，所謂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與夫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者，又豈安享無為而一無所用其心哉！然則居敬以行簡，又審治體者所當知也。
上讀《明堂針灸書》，雲：“人五髒之係，鹹附於背。”詔自今毋得笞囚背。
《明堂針灸》，是醫書，相傳是黃帝所著。太宗一日因看此書，見上麵說道：“人腹中五髒經絡相為連屬，其根蒂懸係的去處，都靠在背上。”因想如今有司斷囚，有笞背之刑，豈不搖動髒腑，傷人性命？況應笞的人，本是輕罪，若反令致死，尤為可憫。於是詔諭所司，自今以後，一斷囚人不許笞背。自太宗此令一行，而笞背之法，至今遂不複用矣。
夫笞罪本非重典，似不須人主留心。隻緣長民斷獄之官，不能仰體德意，往往以嚴刑峻法，刻剝無辜，故雖鞭樸之刑，亦有極其慘痛者。蓋不待麗於大辟，而民命之傷殘者眾矣。自非人主加意矜憐，而朝廷懷保之仁，何由而下布乎？太宗節醫經一語，而念及有司之笞背，可見刑無大小，皆在其矜恤之中。其仁至矣。厥後一歲斷獄，止於二十九人，刑措之風比隆三代，豈非其不忍人之心所致哉！
諸宰相侍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複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
太宗一日宴群臣於丹霄殿，眾宰相都在侍宴。太宗與侍中王珪說道：“卿平日識見鑒別，精明通達，有知人之哲，且又善於談論，曲中人情，如今房玄齡以下諸臣都在此侍宴，你可將他每眾人所長，悉加品題藻鑒，並說你自己的才能，比他眾人何如。”王珪對說：“臣觀今日執政諸臣，各有所長，類非臣愚所能及者。若孜孜汲汲，一心隻在奉公報國，凡有所知者，無不竭盡心力而為之，這等樣公忠，臣不及左仆射房玄齡。若才兼文武，出可以將三軍、定四方，入可以相天子、理天下，這等的才略，臣不及右仆射李靖。若敷陳章奏，詳細明白，出納命令，的確允當，這等樣詳慎，臣不如尚書令溫彥博。處煩難之事，治匆遽之務，料理有方，事事修舉，這等的幹才，臣不能及民部尚書戴胄。若以道事君，惟恥其君到不得堯、舜的地位，獻可替否，以直言諫諍為自己的責任，這等責難陳善，臣不能及尚書右丞魏徵。至於推激那汙濁之流，揚顯那清白之士，嫉惡如仇讎，好善如不及，欲以振紀綱、正風俗，這等的去處，以臣比之諸臣，亦似微有所長，不敢多讓也。”太宗見王珪評品諸臣，個個停當，深以其言為是。一時同列諸臣，亦心服其言，以為至當精確之論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為難。觀王珪所論房、魏諸臣，皆極—時妙選，唐之得人，於斯為盛。然諸臣者非隋室遺才，則建成舊黨，若非遇太宗英主拔而用之，不過亡虜戮民耳，惡能各盡所長而建不世之功哉！以是知天下不患無才，患不遇主。有太宗之君，則房、魏諸臣，將接踵而至矣。千古稱隆貞觀政治之美，庶幾成、康，皆太宗知人善任之效也。
上之初即位也，嚐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鬥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嚐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鹹歸鄉裏，米鬥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這一段是敘太宗致治之由。
蚩尤，是黃帝時諸侯。九黎，是黎氏九人，顓頊時諸侯。魅，是精怪。關中，即今陝西西安府地方，乃唐時建都之處。五嶺，即今兩廣地方。
太宗初即位時，常與在廷諸臣說道：“如今經隋家大亂，方才寧靜，天下之人，漸染於舊俗久矣，一旦施之以仁義教化，恐斯民未易以服從也。”那時魏徵對說：“以臣論之，殊為不然。大凡天下太平，那百姓每久處宴安，未遭患難，便都驕惰放佚，不遵禮法。驕佚，則長惡之機熟，而向善之思少，故其教之也反難。若是天下有事之後，那百姓每曾經離亂，出自水火，方且憂愁困苦，日不聊生。愁苦，則望治之情切，而思善之心起，故其化之也反易。譬如飲食一般，人不甚饑，所食多不適口，若是那饑了的人，但得些飯食，即足以克饑，豈不易為食？人不甚渴，所飲多不適口，若是那渴了的人，但得些水漿，即足以解渴，豈不易為飲？然則大亂之後，教化易興，亦猶是也。善為治者，正宜乘此有為，豈可反以為難耶！”太宗一聞徵言，深以為是。有封德彝在旁，心中不服，說道：“自三代以來，風氣日漓，天下人心漸以澆薄訛偽，故秦繼周以後不以道德化民，而專任法律，漢承秦之弊，不以純王為治，而參以霸術，本是欲施教化，而勢有不能，豈是能施教化而心反不欲耶！可見天下風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人君治道，一時難仿一時。今魏徵本是書生，拘泥舊聞，不通當世之務，若信其虛談，欲任教化，必至粉飾彌文，壞了國家實政，不可從也。”魏徵駁他說道：“治有隆汙，人無今古，就是五帝三王，也隻是這些百姓，不曾把世上人民都換過一番，方才施化。隻是他行帝道以化民，即成帝者之功；行王道以化民，即成王者之功。隻看他所行何如耳。試以其事言之，昔神農氏之衰，蚩尤強暴，黃帝舉兵征之；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舉兵誅之；夏桀無道，成湯放之於南巢；殷紂不君，武王伐之於牧野。此四君者，皆能移風易俗，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而施以教化耶！若如德彝之言，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三代之時，已自不如五帝，秦、漢以後，又當遠謝三王，至於今日年代愈多，天下之民都該變成鬼魅，無複人形矣，人主豈得而治之耶！即今日之人心，未必不如古，則古人之教化，未嚐不可行也。德彝之言，不亦過乎！”大率德彝之意，欲任威刑；魏徵之意，欲行仁義。太宗折其可否，竟從魏徵之言。於是省刑薄斂，偃武修文，休養生息，與民更始，行之數歲，果能身致太平。史臣因追敘說，比先貞觀元年，天下初定，京畿地方，五穀不登，民遭饑餓，米價踴貴，一匹絹才買得一鬥米。貞觀二年，各處都有蝗蟲為災。貞觀三年，又遇大水淹沒，連歲饑荒，生民困苦。隻因太宗以德化為治，日夜憂勤，加意安撫，百姓每雖東西趁食，展轉流離，然感太宗撫恤之仁，無有嗟怨之意，都安分求生，以待豐歲。至是貞觀四年，歲時和調，五穀成熟，天下大稔，那先年流移的百姓，都還歸鄉裏。米價之賤，每一鬥隻值三四文錢，其豐收如此。由是衣食既足，禮義自興，百姓皆不犯法，一年之內，通計天下問死罪者，止有二十九人。地方之廣，東至於海濱，南及於五嶺，處處生民樂業，盜賊不興，人家門戶，夜間都不關閉，就是行路的人，也不必自齎糧食，隨處充足，可以取給於道路焉。於是太宗自喜，與群臣說道：“昔魏徵嚐勸我躬行仁義以化天下，封德彝卻以為非；今民皆樂業安生，禮教成俗，是行仁義有實效矣。恨今封德彝已故，不及見這太平景象，使自知其所言之妄也。”
夫唐太宗一行仁義，其效遂足以安民生、興教化，貞觀之治固非偶然者矣。但不本於正心修身之學，而徒求之於政理，是以不能如五帝三王之盛也。圖治者可不求其本哉！
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雲：‘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雲：‘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力豈獨在朕乎！”
這一段記太宗稱賞魏徵的說話。
太宗既聽魏徵之言，力行仁義而有效矣。一日謂大臣長孫無忌說道：“貞觀初年，天下甫定，朕方虛心聽納，以圖治理。群臣上疏的，都隻說生殺予奪是人主的威權，這威權須由自己主張運用，不可聽信臣下，委之於人，使得幹預。又說今中國已定，威武既張，宜乘此時益加震耀，選將出兵，征討四夷，使之畏服。群臣都要我以威嚴為治，獨有魏徵勸我說：‘戡亂用武，致治用文。如今百姓每方脫幹戈，未沾德化，須是偃息了這武事，修起那文德，以仁義教化，惠養斯民，使中國安生樂業。既已治平，則四夷向風慕義，自然歸服，何用震之以威武邪！’朕聽從其言，不數年間，天下大治。突厥破滅，頡利成擒，胡越一家，更無疑貳。其酋長都心悅誠服，各帶刀劍，日侍左右，為我宿衛，親近不疑；其部落種類，都變夷為華，沿襲衣冠，一如中國，果然應前日所言。這是魏徵勸我偃武修文之功也。”魏徵以太宗歸功於己，不敢承當，乃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安靜，都是陛下神威聖德所致，微臣何功之有！”太宗說：“天下事須是君臣各任其責。臣能自效，不能必君之信任；君能任臣，不能必臣之稱職。今朕固能聽從公言，信任不疑；至於恥君不若堯、舜，以諫諍為己任，則公之能稱所任也。然則今日所以致此，豈朕一人之力乎！所賴於公者，亦不少矣。”
夫圖治之初，君臣各致其力；治成之後，君臣各讓其功，雖唐、虞之氣象，何以如此。然群臣所言，雖未必盡可掙，至謂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在太宗時，固不待言，若繼體守成之君，則藥石也。
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閱，是看驗。
房玄齡奏說：“臣看驗府庫中，見所收藏的盔甲兵器，件件都好，遠過於隋時所藏的。”太宗說：“堅甲利兵，乃是武備，雖在治世，實不可缺。然人君為治，不專恃此。如隋煬帝時，府庫甲兵，豈是缺乏？隻因他暴虐無道，朝無良臣，阿諛苟容，不恤百姓，終至於亡失天下。雖有甲兵，何益於用？可見國家所恃，不在甲兵，隻在有賢臣耳！若你每諸臣，為朕輔佐，都肯替國家盡力，興利除害，使百姓治安，則內治修舉，外患自除。這就是朕的甲兵了。豈在府庫所藏，能勝前代哉！”
太宗此言，誠得保天下之道。蓋甲兵之盛，用以戡亂，固為國家之利；用以黷武，亦為國家之害。豈若賢臣，有事足以卻敵製勝，無事足以致治保邦。故古之人有以良吏當勝兵，惠政為保障者。此其潛消奸宄之心，增重國家之勢，過甲兵遠矣。然承平既久，武備漸弛，則除戎器以戒不虞，亦不可緩也。
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猶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複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這一段是記太宗兢業保治的說話。
太宗見天下已平，恐不能保守，故諭侍臣說道：“人君治國，如人之治病一般。凡人有病之時，求醫服藥，慎起居，節飲食，唯恐病不得好。及至病略好些，便不似有病時謹慎。殊不知病勢雖愈，還該將息調護，方得全安。倘或恃其小愈遽自放縱，不肯愛惜性命，保養精神，以致受患益深，元氣日損，一旦前病再發，雖有良醫，亦不能救治矣。正如治國家者，雖是禍亂已平，天下安定，還該日夜憂勤，以守其治。若自恃已安已治，以為無複可憂，便就驕奢縱逸，不肯謹慎，以致人心瓦解，天命不留，一旦禍亂複作，雖有智者，亦不知所以善其後矣。今中國經隋朝危亂之後，幸得安寧，四夷皆來歸順，一統之盛，真自古以來所不多見。然朕之心，不敢自足，一日謹慎似一日，隻怕太平功業，有始無終。所以常要卿等把忠言正論來諫爭我，或是政有過差，所當更改，或是心有怠惰，所當警惕，都要極言無隱，使我得以改過從善，庶可以保其始終也。”於是魏徵對說：“方今內外治安，本是可喜，然臣不敢以為喜，正恐恃此而驕，則大有可憂也。唯是陛下處安寧之日，而有危亡之思，隻此一念常存，自然不至放肆。這才是久安長治之機，斯則深可喜耳。”
大抵治亂無常，隻在人主一心。故恃其治安而驕心生，則必至於危亂；憂其危亂而懼心生，則常保其治安。太宗當天下既平而能日加畏慎，且戒勉臣下，以求直言，真可謂安不忘危者矣。後之明主，其尚知所法哉！
上嚐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後退，具朝服立於庭，上驚問其故。後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田舍翁，譬如說莊家老，言其村野直戇，不知禮體也。
魏徵在朝，每竭忠盡言，無所忌諱，至有人主所不堪處。一日，太宗罷朝還宮，心裏惱怒不已，不覺形於詞色說：“這莊家老好生無禮，少頃定須殺了他。”長孫皇後說：“是誰？”太宗說：“是魏徵。他每於大廷朝會眾臣僚麵前，數說我過失，當麵恥辱我，忍受他不過，以此要殺之。”皇後平日也聞得魏徵是個忠直的臣，要申救他，思量太宗這時正惱怒，若說不該殺，便越發激起怒來。於是暫且退去，換了朝服，站立在宮庭下。太宗看見，驚問說：“你何故穿這朝賀的衣服？”皇後答說：“妾聞古語說，人主明聖，能容受直言，然後臣下乃敢直言無忌。今聞魏徵冒犯天威，直戇如此，乃由陛下明聖，能開之使言，彼知言之無罪故也。人主明聖，天下之福，敢不稱賀！”於是太宗方才歡喜，解釋了前時惱怒，而於忠直之言，愈加聽用矣。
當是時，外既有魏徵之直，以裨補闕遺，內又有長孫後之賢，以保護忠直，此太宗所以益成其明聖也。然麵折廷諍，中主所不堪。太宗既能勉強容受於殿廷，又能克己從善於宮禁，此其不廢藥石之言，能擴轉圜之量，尤後世人主所不能及歟。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此同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複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麵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麵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疏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嫵媚，是和柔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