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四1
唐紀
高祖初封唐王，其後遂以為有天下之號。這書記唐家一代的事，故稱《唐紀》。
高祖
高祖神堯皇帝，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其父李昞，以功封唐國公。淵襲封為太原留守，乘隋之亂，舉兵進克關中，遂代隋而有天下。在位九年。諡為神堯，廟號高祖。
唐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期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上省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禦史，賜帛三百匹。
萬年縣，即今陝西西安府成寧縣。法曹，是縣尉之官。
唐高祖初即位，頗有失政，萬年縣法曹孫伏伽首先上表進諫，說道：“人君得天下易，保天下難。試觀隋家天下，何等全盛，隻因煬帝驕矜剛愎，遂非文過，惡聞直言，遂致積惡日深，叢怨日甚，所以把天下失了。陛下應興王之運，龍飛晉陽，義師一舉，遠近歸心，其應如響，攻下汾霍，進克長安，未及一年，遂登帝位，隻見得取天下這等容易，卻不知隋之失天下亦不難也。若知隋所以失天下，又複效其所為，這便是蹈其覆轍，同歸於亂而已。以臣之愚，謂宜鑒於亡隋之弊，改途易轍。凡君德有愆違，朝政有闕失，務廣開言路，使人人得以自盡，事事得以上聞，庶下情上通，上澤下究，而保天下不難矣。”表中指陳高祖失政三事：一件不宜受民間私獻，一件不宜陳百戲散樂於玄武門遊戲，一件太子諸王左右不宜濫用匪人。高祖覽表大悅，乃下詔褒獎，稱道他至誠慷慨，據義直言，因不次超拔，擢為治書侍禦史，著他專掌法令，仍賞以絹帛三百匹，以旌其直焉。
夫自隋以來，言事者輕則斥，重則誅，以致忠臣結舌而不敢盡，直士喪氣而不獲伸久矣。高祖即位之初，首納伏伽之諫，至不吝高爵厚賞以寵異之，蓋不惟有受善之誠，而因有以作敢言之氣。士懷忠抱義者，孰不感激而思奮哉！此所以能延攬賢傑，而開有唐三百年之基也。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禦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之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忝法司，不敢奉詔。”唐主從之。自是特承恩遇，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唐主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禦史。
古時用三尺竹簡，寫法律於其上，叫做三尺法。
唐高祖初年，有一人犯法，以律論之，罪不該死。高祖心裏惱他，不依律斷，特命戮之於市。那時有個監察禦史李素立進諫說：“這三尺律書，乃王者所與天下公共的法，下自庶民，上及朝廷官府，都該遵守，雖天子至尊，也不容以一人之喜怒，而自為輕重。若是可輕可重，無一定之規，這法便可動搖了。法一動搖，那用法的都得任意以行其私，小民舉手投足便犯法禁，複何所措其手足哉！況陛下初創大業，將垂法於後人，豈可先自廢棄了這法，使後嗣何所遵守？臣忝為法司，分當執法。此人法不該死，雖有特詔，不敢奉行。”高祖聽從其言。
自是素立特承恩遇，眷顧非常。唐朝監察禦史是從八品，高祖命該衙門升授他做七品清高又有事權的官。該衙門擬升他做雍州司戶，是京兆府官，掌戶籍驛傳等事。高祖說：“這官雖當要路，有事權，卻繁冗而不清。”又擬做秘書郎，是秘書省官，掌四庫圖籍。高祖說：“這官雖是清高，卻閑散而不要。”遂升授他為侍禦史。侍禦史，從七品台官，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官秩既清高，又有事權，故特授此官以寵異之。夫素立之執法，高祖之聽言，以定國家之法典，以開朝廷之言路，高祖君臣兩得之矣。
唐主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俯眉而已，豈朕所望哉！”
唐高祖欲激勸臣下，使之進諫，嚐考校群臣的優劣，分別等第，以太子詹事李綱、治書侍禦史孫伏伽為第一。一日置酒殿上，大會群臣，與尚書右仆射裴寂說道：“隋家天下，隻因為君者誌意驕盈，不肯聽諫，為臣者甘心卑諂，不肯盡忠，所以上下相蒙，養成禍亂，遂致滅亡。朕自即位以來，懲隋之弊，凡百舉動，不敢自以為是，每虛心求諫，冀聞直言。然群臣之中，止是李綱能隨事箴規，頗盡忠款，孫伏伽論事慷慨，可謂誠直。除此二人之外，其餘諸臣諂諛顧忌，猶踵習亡隋之弊風。凡遇事有當言者，都隻低頭緘默，俯眉而已，無有吐一詞、建一議者，豈朕所以虛心求諫之意哉！爾等自今必須以李綱、孫伏伽為法，斯為不負朕之所望也。”
夫人君聽諫為難，知人為尤難。蓋切直之諫，雖庸主猶或勉從，而人品邪正之分，非至明者不能洞察也。唐高祖虛心盡下，不惟有聽諫之誠，而某也忠直，某也依可，又能因跡考心，甄別不爽，則君子既得以目見，小人又無以自容。聽言之道，莫善於此，人主所宜取法也。
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殷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今既囚之，心必怨望，留之恐為後患，不如遂殺之。”世民曰：“不然，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墮馬。世充兵稍卻，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陳，往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斬首千餘級。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賜敬德金銀一篋，自是寵遇日隆。
唐太宗既破劉武周，他部下的大將尉遲敬德與尋相等都來降，其後尋相等又逃叛去了，隻有敬德未去。諸將恐他也要逃叛，把他拿了囚係在軍中，於是屈突通、殷開山二人向太宗讒譖他說：“敬德為人驍勇絕倫，今既被囚係，心裏必然怨望，留著他在此，恐生歹意，將來為禍不小，不如殺了他，永絕後患。”太宗說：“諸將差矣。敬德若有叛意，便當與尋相一同去了，豈肯留到今日，坐待擒縛？我看他決無此意。”即時傳令，釋放了敬德，引他到臥房內，取些金銀賞他，說：“丈夫處世，當磊磊落落，以意氣相期許，莫把小小嫌隙，放在意下。我素知你是個忠良之臣，無有二心，縱是眾人要讒害你，我終不聽信而加害也。你當體諒我的心，相與戮力匡時，共成大業，不可自生疑慮。你若必要去，我也不敢強留，就把這金銀資助你做路費，以表一時共事之情也。”由是敬德感激，誓死相從。一日太宗征鄭主王世充於洛陽，領五百馬軍出去觀看交戰地方，適登北魏宣武帝陵上，遠覽形勢。不期王世充帥領步卒馬軍一萬多人，忽然奔到，把太宗圍住了。世充有一驍將，姓單名雄信，手持丈八長槍，徑奔太宗。事勢危急，敬德策馬大呼，從旁一槍，刺雄信落馬。世充兵見雄信被刺，稍稍引退。敬德以身遮蔽太宗，殺透重圍。既出之後，又複與太宗領著馬軍殺入世充陣中，如此往來數次，並無敢有阻擋之者。少頃之間，大將屈突通統領大軍繼至，把世充的軍馬殺的大敗奔潰，世充僅得單身脫走，斬獲首級一千餘顆，得勝而回。這是敬德單身救主的第一功。於是太宗對敬德說：“公之報恩何其速也！”遂賞敬德金銀一箱，以酬其勞。自此恩禮眷顧，日盛一日，而敬德因得展盡才略，以樹功名，後來遂為佐命功臣，封鄂國公。以此見太宗之善用人也。
大抵人君禦下，莫善於推誠，莫不善於蓄疑。推誠者，雖其寇仇，亦將歸心；蓄疑者，雖其親信，亦將解體。陳平，楚之降將，漢高祖一日得之，遂以為護軍，捐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銅馬群盜來降，單騎按行諸部，示以不疑，故能駕馭豪雄，興建大業；項籍以蓋世之才，拔山之力，乃意忌信讒，雖其骨骾之臣，如鍾離昧、範增之倫，皆以讒見疏，故終以取敗。觀高祖、光武、唐太宗之所以興，項籍之所以亡，則推誠之與蓄疑，其得失之效，相去遠矣。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谘議典簽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於誌寧、軍谘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乃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讚，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唐武德四年，此時太宗尚為秦王。高祖以太宗首建大謀，削平海內，其功勳甚大，前代官爵都不足以稱其功，特為他置一官，叫做天策上將，其位加於諸王公一等。乃於冬十月，拜太宗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於府中設置官屬。太宗既受此官，見得海內漸次平定，當親近儒臣，乃開館於宮西，延引四方有文學之士，使居其中，親出教令，以王府屬官杜如晦、記室官房玄齡、虞世南、文學官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谘議典簽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於誌寧、軍谘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及信都縣人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共十八人，皆以各人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每日六人，更日直宿，供給珍饈飲膳，恩禮極其優厚。太宗每日朝謁了畢，公事閑暇，輒至館中，引見諸學士，相與討論文籍，講明義理，或至夜分方才就寢，其親密如此。又使庫直官閻立本圖畫諸學士的像貌，使褚亮題寫像讚，號稱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此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瀛州，是海外山名，道家說，是神仙所居，以比諸學士榮遇，就如登仙也。
夫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初，即開館延賢，講論經籍，真可謂右文之令主矣！是以當代誇之以為盛事，後世傳之以為美談焉。
八月己未，突厥頡利可汗寇並州，遣兵寇原州。唐主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複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眾，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複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唐主從之。
突厥，是北虜。可汗，是虜中酋長之號。並州，即今山西太原府。原州，即今陝西固原州。
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己未日，突厥酋長號頡利可汗者，引十五萬騎，由雁門入犯並州地方，又分兵往掠原州地方。高祖與群臣計議說：“今突厥入寇，本該與他戰，乃又遣使來講和，又似該與他和。和與戰，二者那件便益？”太常卿鄭元說：“戰未免傷損人馬，縱使得勝，彼亦仇恨，結怨愈深，不如休兵，與他講和為便。”中書令封德彝說：“講和固好，然必須先戰而後可和。蓋突厥貪悍喜鬥，如犬羊一般，彼自恃其眾多，輕視我中國，所以敢來為寇。若不與一戰，就聽講和，顯是中國怯弱，不敢與他廝殺，他越發無忌憚了，今雖講解而去，明年又將複來，邊患何時而息？臣愚以為不如因其入寇，出兵擊之，彼驕我奮，其勢必勝，戰既得勝，彼必懼怕我中國，不敢輕視，然後卻與他講和。既畏戰勝之威，又感和好之恩，恩威兼著，和乃可久。”高祖聽從封德彝之言。其後邊將連破突厥，然後遣鄭元責頡利以負約，說之講和，可謂得製禦夷狄之術矣。
大抵不戰而和，則製和在彼；戰而後和，則製和在我。致人而不致於人，要使中國常操其柄，且因我之戰，可以益固其和心，因彼之和，可以益修吾戰備。禦虜之策，莫善於此，籌邊者所當知也。
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常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武德九年，此時天下已平，兵革不用，太宗引諸宿衛將士，在於顯德殿前，演習射藝，因省諭之說道：“有中國則有夷狄，夷狄侵盜，自古為然，不足為患。所患者，隻在夷狄不來侵擾，邊境稍寧，此時為君的恃其治平，安逸遊樂，忘卻戰伐之事，不複堤備，一旦虜寇乘間而來，那時措手不及，無以禦之，深足為患。今海內寧靖，汝輩安閑，朕不用汝輩之力，穿池築苑，以供役使，專教汝輩演習弓矢。平居閑暇無事，則操練教習，為汝之師；萬一突厥入寇，則統領出征，為汝之將，庶乎有備無患，中國之民可以稍安。”於是每日引領衛士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之前，太宗親臨比試，有那中箭多的，即便賞以弓矢、刀劍、絹帛等物，其所部將帥，亦考列上等，論功優處。此時文武群臣見得殿庭之間，操弓挾矢，甚非體麵，又恐萬一狂夫竊發，所係非輕，多上章諫止者。太宗皆不之聽，說道：“王者父母天下，看著四海就如一家，凡在封疆之內的，都是朕之赤子一般。朕常推這一片實心，置在人之腹中，更無一毫猜忌，奈何守衛士卒常在禁地的，也加猜嫌疑忌乎！”由是將士聞之，都感激太宗誠信，思自奮勵。不出數年，個個武藝精熟，意氣敢勇，盡為銳卒，皆太宗教訓鼓舞之功也。
夫天下雖安，忘戰則危。人君之武備，誠有不可一日而不講者。但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師。古者蒐苗獮狩，各以其時，未聞日事簡練以為威；澤宮洛水，各以其地，未聞引集殿庭以為便；廣廈細旃，以近有德，未聞狎衛士以為不疑。況舞幹可以格有苗，橐弓可以靖時夏，人主之所當務，尤在增加其文德，有不必專意於武功者。審治體者，當辨於茲。
房玄齡嚐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太宗初封秦王，故稱秦府。其兄建成先為太子，稱前宮。弟元吉封齊王，稱齊府。至是太宗從秦王立為天子，那舊時在秦府中服事的人，都指望從龍之後，超升官職，卻久不得升，心中不無觖望。於是中書令房玄齡奏說：“這秦府舊人未得升遷的，都是背後嗟怨說道：‘我等幸在藩邸中奉事主上，日侍左右，經今多少年歲了，枉自受了許多辛苦，不曾沾一些恩典。今除授官職，反居前太子宮中及齊王府中人之後，我等舊人，倒不如那新來的，何也？’”太宗說：“為人君的，凡事須一秉至公，無一毫偏私，方才服得天下的心。況朕與卿等每日穿的、吃的，都是民間賦稅，件件取給於百姓。今日設官分職，正是為著百姓，要使他得所，必須選擇那有德有才的去做，天下始受其福。用之先後，乃在賢不肖，不在新舊，豈以新舊為先後哉！若必新的果賢，有益於百姓，就是前宮、齊府人，也該用；舊的不肖，無益於百姓，就是我秦府人，也不該用。又何可隻論新舊，舍賢而取不肖乎！今你不論其賢與不肖，隻說舊的嗟怨，要加意於他，以滿其望，便是任情輕重，偏私不公。為政之體，豈宜如是？此我所以不敢把朝廷的官職私厚我秦府舊人也。”
太宗此言，真可謂知治體者矣！蓋朝廷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故能稱其職，雖仇不可棄；不能稱其職，雖親不可私。如魏徵、王珪，都是太子府中人，苟棄而不用，何以成貞觀之治哉！至於房玄齡，實秦府舊人，乃首擢以為相，天下不得議其私。可見王道至公，有意任舊而不擇賢人，固不可；有意避嫌而故棄舊人，亦不可。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此可為用人之法。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這一段是紀太宗重道右文的事。四部書，是經、史、子、集，分作甲、乙、丙、丁四類，故為四部。
太宗見得帝王修身治天下的道理，無一件不載之於書，乃於弘文殿中，聚集四部書，約有二十餘萬卷，以備觀覽。因開館於弘文殿旁，叫做弘文館。妙選天下能文有學之士，使居其中。選得記室官虞世南、文學官褚亮、姚思廉、給事中歐陽詢、參軍蔡允恭、著作郎蕭德言等六人，皆各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分為兩班，使之輪日直宿。每日聽朝畢，遇有間隙之時，即延引諸學士入至內殿，將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載在經籍者，與諸學士一一講論，務考究其成法；朝廷見行的政事，有疑難不決者，與諸學士件件商確，務參酌以時宜。或講論未明，商確不的，便坐至夜分，方才停止，也不以為勞。其延訪之勤如此。又以秘書藏在內殿，外人得見者少，乃取朝官三品已上的子孫，充弘文館學生，著他習讀秘書，講究今古，因以儲養人才，而為他日之用焉。
大抵人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多不事詩書，而國事草創之初，亦或未遑教化。太宗當在秦府時，已嚐開館延賢，即位未幾，乃又廣收圖籍，專精討論，下至大臣子孫，並使肄習，其於詩書教化之際，惓惓如此，君德豈有不盛，治道豈有不隆者哉！
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太宗一日與群臣計議說：“盜賊為患，何術以禁止之。”有一臣議說：“盜賊肆行而無忌者，由法輕故也。今請益嚴其法，凡為盜的俱從重論，使人不敢犯，盜將自止。”太宗乃微笑他說：“民雖至愚，指之為盜，未有不羞恥者。今乃甘心為此，豈得已哉！良由在上的，用度不肯節省，往往加派於民，賦稅繁多，徭役重大，那不才官吏，貪贓需索，又侵漁其間，以致百姓每廢棄生理，變賣產業，衣食不給，一時迫於饑寒，遂不暇顧廉恥，相率而為盜耳。今朕隻該反身節欲，自宮中以至於官府，去其奢侈，省其費用，本源既清，自可無暴征橫斂，由是輕徭役，不盡民之力，薄賦稅，不奪民之財。又選用清廉官吏，分理郡縣，愛養百姓，使其安生樂業，衣食有餘，則自然知有廉恥，不肯為盜，又何用重法以禁之乎！”太宗隻如此行去，才數年後，四海之內，漸躋太平，道路上或有遺失物件，也無人拾取，人家外麵門戶，晚間都不用關閉，那做商賈與行路的，或投不得店家，就在野地裏歇宿，亦絕無盜賊之警，可謂升平之極矣。
此可見人君欲止盜，不在重法，隻在輕徭薄賦而已。然非朝廷之上，費用減省，郡縣之間，官吏清廉，雖欲輕徭薄賦，豈可得乎？彼貪官汙吏，每假朝廷催科之急，以自恣其囊槖之私，故國賦日增，則國用日侈，而民生日蹙，至於民窮盜起，而後救之，則晚矣。然則太宗選用廉吏一言，尤弭盜者所當留意。
上又嚐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
太宗深鑒前代昏主縱欲敗度，不恤小民，以致喪身亡國之禍，嚐與侍臣說道：“君之與民，本同一體，君之安危係於國，國之安危係於民，民安而後國安，國安而後天位可以常保。故君雖貧不可以剝民而求富，若刻剝乎民，以奉養乎君，就如割自己之肉，以充自己之腹。腹雖因啖肉而飽，卻不知肉盡而身亦隨以亡；君雖因剝民而富，卻不知民貧而國亦隨以亂。故人君之禍患，不在夷狄盜賊自外而來，常由縱耳目，快心誌，自身而出。夫耳目心誌其欲無窮，欲心既盛，則將窮奢極侈，無所不為，其費用必廣。費用既廣，則常賦不足以供，必將額外科求，其賦斂必重。賦重，則民不堪命，而有愁苦之心。民愁，則國本以搖，而有危殆之勢。國既危，則君不能以獨安，而喪亡無日矣。原其初，隻由縱欲一念所致，其禍真可畏也。朕常以此內自思省，惟恐侈心一萌，貽禍不小，故寧樽節以省費，不敢縱欲以病民，庶幾保民以保國，保國以保身焉。”
大抵人君縱欲而不恤民，隻緣不見得有亡國之禍耳。若夏桀知亡，必不尚瓊宮之華；商紂知亡，必不貪鹿台之富。唯蔽於欲而不悟，故陷於禍而不知。人主誠能清心明理，見禍於未形，則一切肆情縱意之事，自然知所警惕，而不肯為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此在居安思危者所當知也。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太宗即位之初，日夜留心治理，一日對司空裴寂說：“近來群臣多有進上章奏，陳說政事的，其條件甚多，朕恐一時覽過，未得其詳，無益於治，所以凡有章奏，都將來粘在屋壁上，使出入之際，常在目前，得以思省觀覽，反複詳審。但有切於身心的，便自家體察，有關於政治的，便隨事施行，未嚐輕忽過了。朕又每每思量平治天下的道理，或至夜深，方去歇息。卿等為朕的輔佐，亦當各效忠誠，恪勤職業，以稱朕今日所以孜孜求治的意思，庶幾上下同心，而治理可得也。”夫太宗之勤於政理如此，其致貞觀之治也宜哉！
上勵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太宗鑒於隋朝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於是奮厲精神，勤求治理，兢兢業業，常恐所行或不當於人心。乃時常召引諫議大夫魏徵，進入臥房內，密地裏訪問他朝廷近日所行，那件停當，那件差失。蓋使他進在內殿，可以從容盡言，又有事關機密，不敢顯言的，亦得以密切上陳也。魏徵是個忠直的臣，又感激太宗親信他的意思，於是一切政事但知道的，無不盡言。其行得是的，便說是以將順其美；或行得不是的，便說不是以匡救其失。無有隱諱，無有避忌。太宗都欣然無忤，一一嘉獎而聽納焉。
大抵人君挾崇高之勢，雖行有得失，而過每難於上聞；人臣懷畏懼之情，雖意欲箴規，而言每難於自盡。故明聖之主，務開之使言，引之臥內，以示其親；賜之嘉納，以行其說。然後忠直之臣，得以自遂，過失日聞，而人主益見其明聖。若太宗者，可以為後世法矣。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以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麵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門令史，是執掌門籍之官。民部尚書，即今戶部尚書。
此時天下初定，法令疏簡，各衙門官吏，多有貪贓壞法者。太宗深以為患，要設法禁止，乃暗地裏叫左右的人，假托事故，將錢帛去饋送各衙門官吏，以試驗之。有個司門令史官，受了絹一匹，太宗就要拿來殺了，民部尚書裴矩進諫說道：“為吏貪贓壞法，加以死刑，誠當其罪；但置人於法，必須由他自作自犯，乃服其心。今陛下使人將錢送他，他貪圖接受，分明是賺哄他入法網之中，而故陷之於死地也，恐非聖人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蓋王者禁人為非，必先正身修德，引導之於前；導之而不從，又有紀綱法度整齊之於後。豈有設計用術，誘人犯法，而加之罪者乎！”太宗嘉納其言，乃宣召文武五品已上的大臣，告之說：“人臣於君上之過，力爭者少，麵從者多。裴矩因朕要殺受絹的令史，當朝堂之上，能持正據法，盡力諫諍，不肯唯唯諾諾，務為麵從。儻朕每事所行，都得人匡正如此，則舉措必然合宜，人心必然悅服，何憂天下不太平乎！”
按隋文帝患令史贓汙，嚐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於時讒構橫生，枉濫殊甚。太宗親承其弊而不能變，又從而效之，豈不誤哉！然隋文帝不用馮基之言，太宗能聽裴矩之諫，而興亡頓殊如此。論治者宜於此究心焉。
太宗
太宗皇帝，名世民，高祖第二子。年十八勸高祖起義晉陽，削平群盜，代隋而有天下。初封為秦王，後高祖以其功大，遂立為太子，因傳位焉。在位二十三年，廟號太宗。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陣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
此時高祖自稱太上皇，傳位太宗。太宗即位，改年號為貞觀。貞觀元年正月，太宗大宴群臣，樂工承應，奏《秦王破陣之樂》。太宗與群臣說道：“朕往時為秦王，蒙父皇委任，得專征伐，往往以身先士卒，摧破強敵，故民間有秦王破陣的歌曲。今因而潤色，以為樂章，用一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舞，雖發揚蹈厲，不似文德之雍容，然實用此以取天下，今日功業由此成就，何敢忘其所自。故製為樂舞，庶使後世觀者，知朕創業之艱難也。”那時尚書右仆射封德彝進說：“陛下以神武定海內，削平禍亂，弘濟蒼生，區區文德，豈足比擬。”太宗麵折他說：“天下方亂，戡定固須用武；王業既成，持守尤當用文。文武兩件，不可偏廢。而時變不同，故或用武，或用文，各隨其時耳，非有輕重於其間也。卿乃謂文不及武，豈天下獨可以武治乎！這話差矣。”於是封德彝自知失言，叩頭謝罪。
自古說文武並用，長久之術。如天道陰陽一般，春夏雖陽氣用事，然未嚐無陰；秋冬雖陰氣用事，然未嚐無陽：二者相濟而後不偏。故陸賈對漢高帝說：“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夫戡亂之時，固宜用武，亦必濟之以文；守成之時，固宜用文，亦必濟之以武。昔成、康之世，治定功成，而周、召二公，猶惓惓以克之長慮。守成者不可不深思也。
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複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複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湧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
大理少卿，是掌法之官。
太宗以刑獄至重，掌法貴於得人，乃選擇群臣之中，見兵部郎中戴胄居官忠清公直，堪為法司，遂擢用他為大理寺少卿。此時士人選官者，多詐冒恩蔭，濫授爵級，太宗深惡其弊。乃降敕禁革，凡官員詐冒者，準令自首免罪，不首者論死。未及幾時，遂有犯詐冒事覺者，太宗就要拿去殺了。戴胄奏言：“詐冒官爵者，據法止該流徙遠方，罪不該死。”太宗怒說：“卿所言者雖是法，但朕已有敕旨，信不可失，今卿要守法，豈可使朕失信乎？”戴胄答說：“敕書失信是小事，法令失信是大事。蓋敕書之頒，出於一時之喜怒，喜則從輕，怒則從重，不可為常；至於法令一定，喜不可得而減，怒不可得而加，乃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確乎其不可移者也。陛下惡選官詐冒者多，激於一時之怒，故要殺之，既而知非正法，複斷之以本等罪名，此乃忍一時之小忿，而存國家之大信，所失者小，所全者大也。豈可任情而廢法，乃為不失信乎！”太宗感悟，因褒美之說：“朕所憂者，常恐行法不當，人心不服。卿能執法如此，則輕重不得那移，小民知所遵守，朕複何憂！”戴胄自為大理，凡太宗用刑有不當處，前後犯言諫爭，言如湧泉，一無所隱。太宗鑒其忠直，所言都允從之。自是法令畫一，天下刑獄悉歸平允，無有冤枉之民焉。
於此可見戴胄能持正守法，而不撓於人主之威；太宗能虛己受言，而不泥於已成之說，君明臣直，兩得之矣。但國法固所當重，而王言亦不可輕。惟詳審於製法之初，使法立而可守；慎重於申命之日，使令出而惟行。則有法以為整齊之具，有敕以寓鼓舞之權，固有交相為用而不相悖者，何至有偏廢之患哉！此議法者所當知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太宗以致治在得賢，而賢人或伏於下僚，或遺於草野，朝廷不能盡知，乃詔朝臣各舉所知，以備簡用。嚐命右仆射封德彝著他舉薦賢才，他隻應承了，終無所舉。太宗問其故，德彝對說：“臣非不盡心訪求，但一時未有奇才可應詔命者耳。”太宗責他說：“人的才能，各有所長。君子用人，就如用器皿一般，大的大用，小的小用，各取所長，豈可苛求責備？且天之生賢，何代無之？一世之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古來致治之主，都賴賢臣，豈是從異代假借來用？也隻取於當世而已。今正患自家識見淺陋，不能知賢，何可盡誣一世之人，以為無賢可舉乎！”於是德彝羞愧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