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十二
東漢紀
章帝
肅宗孝章皇帝，名炟，是明帝之子。在位十三年，廟號肅宗。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煩苛之法，輕薄棰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
永平，是明帝年號。棰，是竹片；楚，是荊條，這兩件都是刑具。
明帝性喜苛察，俗吏爭尚嚴切以稱其意。至章帝即位之初，此時承永平年間故事，吏治還尚嚴切，尚書官決斷眾事，科罰人罪，大率務近於重，不肯從輕。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刻之俗，乃上本說道：“臣聞先王之政，賞必當功，而不至於僭差；刑必當罪，而不至於濫及。這二者都不可過，然與其不得已而過，則寧可賞有僭差，不可刑有濫及。蓋過於賞，猶不失為忠厚之心，而過於刑，則遂至傷生靈之命。故賞可過，刑不可過也。往時朝廷斷獄，每過於嚴明者，蓋以法度久弛，奸慝未平，故特用刑威以懲治之。所謂政寬民慢，則糾之以猛者耳。今奸慝既平，必宜輕省刑罰，而濟之以寬，然後政為得中，人無冤濫。豈可複循前世之政，而以猛濟猛哉？夫為政者，譬如張琴瑟一般，張琴瑟之弦，須緩急得宜，大小相調才好。若大弦忒緊，則各弦都要緊以應之，那小弦微細，必至斷絕矣。然則為政者，上嚴密，則下何所容？上急促，則下必擾亂。其弊亦猶是也。今陛下宜隆尚先王寬仁之道，**滌近世煩苛之法。將笞杖等刑一一輕減其數，以濟活百姓每生命。推廣好生之德，以奉順上天之心。救時之政莫切於此。”章帝覽陳寵所奏，深嘉納之。於是除鉗鑽之刑，罷妖惡之禁，每事務從寬厚，而漢之法自是稱平矣。
蓋人君之治天下，以寬仁為本，而其仁天下，尤以刑獄為要。漢家法網，既傷於密，而永平之間，有司又承望上旨，爭以酷刻為事。觀楚王英一獄，株連者至數千人，則當時之刑，冤濫可見。故章帝承其後，不得不濟之以寬也。光武、明帝以明作振之於前，章帝以敦大養之於後，此東漢之治所以為盛歟。
二年，太後兄、衛尉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太後深納之。
衛尉，是官名。創字，與瘡字同。結字，與髻字同。
章帝之母馬太後，天性儉樸，內外從化，永平建初之間，助成朝廷美業，天下稱其賢。至建初二年，太後的兄、衛尉馬廖，恐其富貴既極，不能久持，盛美之業難以克終，乃上一疏，勸成德政，說道：“夫政出於朝廷，風行於郡國，或美或惡，改變移易，都有個本原，不可不慎也。古書說道：‘昔日吳王闔閭喜好擊劍的武士，以其善鬥也。此風一倡，那百姓每都去學劍，往往為劍刃所傷，身上多有瘡痕。楚靈王喜好細腰的女子，以其善舞也。此風一倡，那宮中婦人，或減食以求腰細，而多至於餓死。’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今京師中也有俗語說道：‘京城之好尚，乃四方所觀法。若城中喜用高髻，則四方之髻必至於一尺，比城中又高矣；城中喜畫闊眉，則四方之眉必至於半額，比城中又闊矣；城中喜著大袖的衣服，則四方之袖必至於用全匹絲帛為之，比城中又大矣。’這樣言語雖似戲謔，其實上行下效，理勢必然，切於事理，非虛談也。今誠能常持儉樸，無變初心，則德政可成，而美業可終矣。”太後聞其言，深加聽納，故終太後之世二十餘年，儉樸如一日。諸舅兢兢，不敢少逾法度，朝廷政化大有裨益，而外家恩寵亦得保全。若馬廖者，可謂識明而慮遠者矣。
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製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鬱、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
石渠閣，是藏秘書的去處，在未央宮北。白虎觀，是白虎門的樓觀，在北宮。
章帝建初四年，校書郎楊終建議說道：“先朝孝宣皇帝曾廣招眾儒生每，就石渠閣上講論五經同異，親賜裁定，使諸說有所統一，學者知所遵守，其後稍稍以衰亂廢業。中興以來，天下治平無事，學者趁此時，正好從容講求，以成就學業。而淺陋之徒各主其師說，章分句析，穿鑿附會，以破壞大體。異說紛紛，都失了聖經的本意，學者不知所從。今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會集諸儒，與之論定，垂示永久，以為後世法則。”章帝依楊終所奏，就命太常官，率所屬五經博士及各署郎官與眾儒生每，會集在北宮白虎觀裏麵，講論五經中注釋同異，將那諸家所說的參酌其是非。章帝親自覽諸家之說，傳旨裁決務求至當，以歸於一，使天下學者依此誦習，而不惑於異說。於是作《白虎議奏》凡四十篇，引經斷義，即今所傳《白虎通》是也。當時名儒如侍中丁鴻、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鬱、玄武司馬班固、衛士令賈逵，與明帝第三子廣平王劉羨，都在其中。自是五經訓詁賴以僅存。其後宋儒得有所據，以為注釋而發明大義，羽翼聖真，亦漢世諸君之力也。
大抵人君親儒臣，講經義，為益甚多。記誦博，則聞見廣；思索勤，則智識開。專心致誌，則內無放逸；體驗擴充，則外有資助。審學術之邪正，可以辨人才；察事理之當否，可以決政務。以勝嗜欲，則養壽命之源；以希聖賢，則垂明哲之譽。其視聲色玩好、射獵逸遊之娛，無益而有損者，萬不侔矣。故曰：“明君以務學為急。”治天下者，豈可以為粉飾太平之具，而不加之意哉？
八年，中郎將竇憲恃宮掖之勢，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乎！久念使人驚怖。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後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章帝八年，有中郎將竇憲，是竇皇後的親兄。那時章帝寵厚外戚，把竇憲兄弟都擢居貴近之職，親幸無比。因此竇憲就倚恃皇後的聲勢，把賤價強買沁水公主的莊田。公主畏其勢，不敢與他論價，章帝也被他瞞了，隻說是兩平交易，到後來這事發覺，才知他倚勢強買。章帝大怒，召竇憲入宮，切責他說道：“昔趙高欺秦二世皇帝，當麵指鹿為馬，蔽主行私，而秦以之亡。如今你自家想前日欺謾著朝廷，強奪公主家莊田，比趙高指鹿為馬之事相去幾何？仔細思量起來，使人十分驚怕。想你所恃的，不過說你是皇親外戚，不好行法耳。不知王法無親，若將我祖宗的法度行起來，便棄舍了你一個竇憲，也隻當孤雛腐鼠一般，何足介意！”竇憲聞帝之言，始大惶懼。皇後乃脫了冠服，替他再三謝罪，許久才得解釋，姑饒了他。
觀章帝此一事，可謂能裁抑貴戚矣。然竟不能加罪而寵任之如故，則為竇憲者將何所複憚乎？故其後竇氏專恣愈甚，勢傾天下，幾致大禍，實章帝之姑息，有以養其亂也。古人論君德，以剛為尚。若章帝者，豈非短於剛德之為累哉！
二年，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章帝留心吏治，於元和二年，下詔書說道：“夫國家設立官長，本以為民，故為官的，必能愛養斯民，方為實政。如今世俗做官的，不務本等職業，隻去粉飾那虛文外貌之間，要取名譽，雖若可喜，而其實無益於民。這等的官我甚厭之，甚苦之。若那安靜之吏，隻是誠心愛民，樸樸實實的做去，不事矯飾，外麵全無才華可觀，眼前雖不見他有赫赫的功績，到久後與百姓相安，卻受他的利益處甚多。課其治效，以日計之，雖若不足；以月計之，實為有餘。這等的才是好官。如襄城縣令劉方，吏民每與他相安，眾口一詞，都說他刑清事簡，安靜不煩。看他行政，雖未有別樣卓異，然擬諸悃愊無華之吏，亦庶幾近之矣。此我之所甚喜者也。夫俗吏之弊有四：以行事苛細，顯他精察；以問事深刻，顯他聰明；以輕出人罪，市他恩德；以重入人罪，逞他威嚴。若隻這等做將去，那下民必被其害，而有愁怨之心。為民父母者，豈宜如此？我詔書累下，惓惓以四事為戒。齎詔的使者，冠蓋相接於路，曉諭不為不勤矣。而為吏者，不見加修其政治，百姓每或至不遂其生理，其過安在？無乃視詔令為虛文，而不肯奉行之故歟？自今其勉思向來的詔令，加意奉行，以稱我愛民望治之意焉。”
夫俗吏傷化，而能要顯名；良吏便民，而類鮮近效。今章帝乃厭苦矯飾之為，而崇尚悃愊之政。如劉方無他異能，特以不煩之故，至蒙褒獎，可謂深知民生之休戚，灼見吏治之是非者矣。百世之下，讀其詔令，猶可想見溫厚惻怛之意。雖古之仁君，何以過哉！
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製，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大章》，是帝堯所作之樂名。夔，是後夔，堯時典樂之官。
東漢自光武中興，崇尚經術，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給，明帝雖曾臨幸辟雍，講學行禮，而儀文製度尚多缺略，未經裁定。到章帝時，博士中有個魯國人曹褒，上疏奏說：“宜及時裁定文製，以著成漢家一代的典禮。”當時太常官巢堪奏說：“製禮作樂，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見，如何便定得？不可聽從。”章帝曉得那眾儒生每拘泥故常，無通達之見，起初創立時，難與他謀議。而朝廷上禮文憲典，委宜及時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講求禮製。那時玄武門司馬班固也奏說：“這事體重大，還該遍征諸儒，會集一處共議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說：“今俗語有雲：‘若人家蓋造房屋，在大路邊，使往來的人各出意見，議論可否，紛紜不決，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會著講禮的，人自為說，家自為論，往往相爭不定，就如告狀對理的一般，這叫做聚訟。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非，彼以為是。互生疑異，可否相持，徒使執筆主議的停閣而不得下。此與道旁作舍的何異？古時帝堯作《大章》之樂，止用一個後夔已自夠了，何必多人？”
章帝此言，蓋亦有見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隻在議論太多。如舜之好問好察，何嚐不謀之於人？至於執兩端而取中，則出於一心之獨斷，初未嚐徒徇人言也。後世人臣，既無揆事之定見，又無任事之實心，每朝廷有大議，淺陋者，掇拾以塞其責；剛愎者，忿戾以執其偏；趨時者，承望而不盡其情；泥古者，迂闊而不適於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後是，而不能堅持。諸說混殽，徒亂觀聽，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罷而複行，一切紛紛，有損無益。故申公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議論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圖治者尚鑒茲哉！
和帝
孝和皇帝，名肇，是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四年，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是時，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謹敏有心幾，遂與眾定議誅憲。帝以太後故，不欲名誅憲，迫令自殺。
和帝永元四年，此時國舅車騎將軍竇憲，既將兵出塞，北破胡虜，成功而歸，拜大將軍，封武陽侯，威名益盛。他家父子兄弟都做顯官，有權勢。如叔竇霸為城門校尉；竇褒為將作大匠；竇嘉為少府；弟竇篤封郾侯，位特進；竇景封汝陽侯，為執金吾；竇環封夏陽侯，為光祿勳。其餘為侍中等官的，尚不計其數。一門親屬，權貴顯赫，充滿朝廷。而竇憲兄弟，倚宮闈之勢，挾征伐之勞，專擅朝權，肆無忌憚，遂生逆謀。和帝心裏思量要處治他，但當時在朝大小官員都是黨附竇憲的，沒有可與商議此事者。獨有個中常侍內官鄭眾，他平日卻謹慎明敏，有心計，多智策。和帝就與他密定謀議，誅戮竇憲，把他朋謀為惡的人盡數拿了。隻緣他是太後的親兄，恐傷母心，不欲明正典刑。先收其大將軍印綬，發遣就國，使人到國中，勒令自盡，而竇氏遂此敗矣。
按和帝此舉，製外戚，收威權，似有孝文誅薄昭、宣帝除霍氏之風。惜當時不得忠臣智士與之圖謀，而獨使中貴得以參帷幄之議。故貴戚雖除，而宦官之勢遂盛，馴至十常侍，專恣亂政，而漢竟以亡。上失其道，大柄下移，以亂救亂，不敗不止，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安帝
孝安皇帝，名祜，是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在位十九年。
尚書郎樊準以儒風浸衰，上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遊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廊廟，每宴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荒。是以議者每稱盛時，鹹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之辭。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後深納其言。
衎衎，是和樂的意思。謇謇，是直言。諓諓，是巧言。
安帝之初，尚書郎樊準見當時儒風漸衰，欲朝廷加意振作，乃上疏說道：“為人君者，必親近儒臣，講明經典，庶幾有益身心，有裨政治。若不知學問，則義理無所發明，興亡無所鑒戒，如何做得明君聖主？所以人君不可以不學。先朝光武皇帝，承王莽篡漢之後，受天命而中興。那時群雄四起，光武東征西戰，連歲隻在兵間，雖坐止之安，亦有不暇，這是何等擾攘的時節。然猶好學不倦，才投下幹戈，就去講解文藝，才歇下鞍馬，就去談論治道，而況於從容暇豫之時乎？孝明皇帝具英睿過人之資，庶政萬幾，無不親自聽斷，一一簡擇於帝心，這是何等勤勞。然且留情於古人之訓典，加意於六經之文藝，每次行饗老、大射禮畢，輒正坐自講經書，諸儒輩皆環侍而拱聽之。四方之人，傳聞朝廷這等好學，都欣欣喜悅，有慕學之誌。明帝又多征聘名儒，不次擢用，布列在廊廟之上。那時群賢滿朝，便是遇著飲宴聚會，隻相與論難講習，衎衎然情意款洽，以共求治化之術。下至期門、羽林介胄的武士，也都能通知《孝經》大義。惟其化導之本，倡自聖躬，故其風教所流，不但中國從化，而且遠及於蠻夷荒服之外，至使匈奴遣子就學。所以論者，每稱盛時，都說永平年代，我祖宗列聖崇儒，勸學之效如此。近年以來，稍稍衰廢。如今學者漸少，在遠方尤甚。博士之官，本以講授為職，今則空倚著講席，全無生徒聽講。縱是號為儒者的，亦不複以通經學古為事，隻去工些文字，雕章琢句，爭論浮華，忘謇謇正直之忠言，而習巧好之虛辭，是何益於身心？何裨於政治？今聖上講學有期，須用名儒為之輔導。臣愚以為宜早下明詔，廣求山林幽隱之賢，寵進儒學博雅之士，置諸朝廷，以待聖上講習之期。如此，則聖學既有所資，而儒風亦有所勸矣。”此時安帝尚幼，鄧太後覽疏，深加聽納。於是海內名儒稍稍響用矣。
大抵光武、明帝之時，人多務實，學為有用；其後士皆習尚浮華，徒務口耳，無益於身心。故樊準此疏，謂儒風浸衰，非為學者之寡也，乃實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賢以圖治者，宜留意焉。
順帝
孝順皇帝，名保，是安帝長子。在位十九年。
漢安元年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饕，縱恣無極，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禦，京師震竦。時皇後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二千石，是郡守、國相。綬，是懸帶印信的組綬。古時官員印信都懸帶在身上，其綬有紫的、綠的、黑的不同，各照品級。這縣令郡丞等官，他的綬該用黑色，故叫做墨綬。都亭，即今驛館。
漢時分天下為十二州，每州設一個刺史，以督察郡守、國相、縣令等官。其後刺史多非其人，舉劾不得其當，奸豪橫行，盜賊並起。到順帝漢安元年八月，又選侍中杜喬、周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欒巴、張綱、郭遵、劉班這八個人，都是素有風力的，著他分投出去，巡行州郡，督察官吏。有賢能循良的，便旌表他；有忠實勤敏的，便顯揚他，都薦來擢用。其貪汙暴虐、罪狀顯著的，若是刺史二千石這等大官，使臣雖不敢擅處，許他差人馳驛到京劾奏，請旨黜免；其餘墨綬以下縣令等官，聽從拿問，徑自處置，然後奏聞，就是如今撫按官一般。於是杜喬等七人各領了敕旨，前往所屬地方去訖，獨有張綱不去，卻將所乘的車輪埋在洛陽縣公館裏麵，以示不行。說道：“朝廷要我等訪察奸貪，搏擊豪強，必將那大奸臣惡處治得幾個，然後人知畏法。如今貴戚縱橫，專權擅政，朝綱不振，時事日非，就如豺狼猛獸據了要路，放著這樣人不能驅逐，卻遠去四方搜尋那貪官汙吏，而問此區區狐狸之輩，豈不謬哉！”於是遂劾奏：“皇後之兄大將軍梁冀，及冀弟河南尹梁不疑，俱以外戚之故，荷國厚恩，身處阿衡之任，朝廷倚以取平，乃不務循理守法，而專肆貪饕，招權納賄，縱恣無極，陰行刺殺，枉害忠良，他每心裏全不知有朝廷。謹開列梁氏兄弟欺上無君的事跡一十五件，都是舉朝臣子所切齒痛恨者，願陛下察之。”書既奏進，一時京師臣民以張綱所言皆人所不敢言者，無不震動悚栗。然當是時，皇後寵眷方盛，諸梁姻族滿朝，順帝心裏雖知道張綱的言語切直，而內牽於宮闈，外怵於邪黨，畢竟不能從也。
夫人主總攬乾綱，威福在己，乃不勝其寵幸之私，而至於掣肘如此，亦可歎矣。卒之養成其禍，以至桓帝之世，梁氏竟以專恣誅，中外親族無長少，皆戮於市，資產三十餘萬盡沒入官，亦今日之寵幸誤之也。待外戚者，可不戒哉！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洛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奸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
順帝時，天下刺史、守、相，秩二千石的，及各縣的長吏，其搏擊豪強，擿發奸宄，以才能見稱者，有洛陽縣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國相吳佑。這三人都是有才能的官。蘇章做冀州刺史，有個相知的故人，做清河郡太守，屬他管下。那太守平日貪贓壞法，蘇章按臨所屬地方，考察官吏之時，要查究他枉法贓私。以故人之情，不可遽絕，乃先請他相會，擺設酒肴，與敘述平生交好之情，甚是歡洽。那太守見蘇章這等厚待他，不勝喜幸感激，說道：“眾人頭上都隻頂戴一個天，我今幸遇故人做上司，凡事有所庇覆，是我比眾人獨有兩個天矣。豈非我之至幸乎！”蘇章自稱其字說：“人 有私情，官有公法。今夜蘇孺文與故人飲酒，極其款洽者，私情也。明日是冀州刺史行事，止知有朝廷的公法，顧不得私情了。”到明日遂盡發其贓私，而明正其罪。於是一州境內，凡貪殘之吏，豪強之家，知蘇章之無私，莫不望風懼法，為之肅然。
按古刺史，即今巡按禦史之職。禦史若能奉公守法，則有司官豈敢放縱為非？有司清廉，則百姓自然安樂矣。朝廷選差禦史，都得蘇章這樣人用之，天下何患不太平哉！
衝帝
孝衝皇帝，名炳，順帝之子。在位一年。
質帝
孝質皇帝，名纘，是章帝玄孫，渤海孝王鴻之子。在位一年。
桓帝
孝桓皇帝，是章帝第六子，河間王開之孫，名誌。在位二十一年。
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複治亂秦之緒；幹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曆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嚐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公車，是收天下文書的所在。結繩之約，是上古時風俗。古時未有文字，凡立契約，隻用繩子打結為記。幹戚之舞，是虞舜的樂舞。舜嚐舞幹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平城之圍，是漢高祖的事。高祖嚐被匈奴圍於平城，七日乃得脫。熊經鳥伸，是修養家導引之術。呼吸吐納，是修養家煉氣之術。駘字，解做脫字。銜，是馬勒。牡，是牡馬。古時以四馬駕一車，呼做四牡。皇路，是大路。輈，是車前曲木，鉤衡以駕馬者。和、鑾，都是鈴名。和在車軾，鑾在馬鑣。馬走則馬鑾鳴，鑾鳴則和應而有節奏。
東漢自和帝以後，主威陵替，國紀不張，外戚中官擅權用事。到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詔百官舉天下獨行之士。涿郡以崔寔應詔，薦舉將來。崔寔詣公車，自稱有疾，不能對策。退而作論一篇，譏切時事，叫做《政論》。說道：“自昔人君，孰不欲常治而無亂。然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君承繼先世，坐享太平，為日已久，遂生驕逸，風俗漸以敝壞，而上不悟，政事漸以衰廢，而上不知，因循苟且，玩愒頹惰，不務講求所以因時達變，振衰起敝的道理，以至於亂亡而不可救。夫為天下者，其道止有二端，不是寬，便是嚴。惟至德之世，無寬嚴之名，自非上德，則寬不如嚴，往往嚴的便治，寬的便亂。蓋天下人心，全在這紀綱法度，以維持其渙散。而繼世之後，多優遊姑息，養成禍亂，所以常要勵精振作，以嚴治之，而後不至於亂。怎見得是如此？但看本朝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綜核名實，責任考成。有功的必賞，而卑賤不遺；有罪的必罰，而貴勢不免。故嚴刑峻法，儆惕人心，內外奸宄，震懾破膽，都有所懲創，不敢為非，而海內清肅，天下寧靜。如今算計他的明白效驗，比於文帝之躬修玄嘿，與民休息者，反似過之。這便是嚴之則治。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優遊姑息，或知其賢而不能用，或知其惡而不能去。嬖寵用事，貴戚擅權，遂致紀綱陵替，威福下移，人主操柄始為奸臣所奪。至於王莽，遂篡漢室，究其禍原，實由於此。這便是寬之則亂。夫嚴莫如宣帝，而天下愈治；寬莫如元帝，而天下愈亂。由是觀之，政道之得失，不必遠求，近觀二帝，亦可為明鑒矣。昔周之衰，齊桓公、晉文公以兵威糾合諸侯，其去文王、武王之道遠矣。然孔子作《春秋》，常褒稱齊桓公，嘉美晉文公，又歎管仲之功，以為民到於今受其賜。夫孔子豈不知美文、武之道哉？亦以周道既衰，王綱不振，夷狄內侵，諸侯莫製，而齊桓、晉文能尊周室，攘夷狄，以明上下之分，故孔子猶有取焉。誠達於權宜，救乎時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因時立政，而世俗之士，每苦於泥古，不識變通。以為上古結繩之約，可複用之以治亂秦之緒；虞廷幹戚之舞，可複用之以解平城之圍，豈不迂哉！然則當衰亂之世，而惟欲德教之是用，寬政之是行者，何以異此。今以養身喻之。夫屈伸俯仰，如熊之經，如鳥之伸，以調其形，這雖是延壽之術，卻不是治傷寒的方法；一呼一吸，吐故納新，以調其氣，這雖是引年之道，卻不是接骨的藥膏。若不問其病勢之所急，但以此為良方，而概用之，則誤矣。那為國之道，也如養身一般。當身子和平的時節，常常用粱肉以致養，若卒然有疾病，少不用藥石以攻之。這兩件都各有所宜。夫為政者之有刑罰，即是治衰亂的藥石；德教，是養太平的粱肉。粱肉雖不可以一日缺，而以之治病，則非所宜。藥石雖可以療病，而平居不可以常服。若用德教去除殘賊，則過於姑息，是猶以粱肉治病，病不可除矣；用刑罰去治太平，則傷於慘刻，是猶以藥石養生，反戕其生矣。所以善養身者，貴識攻補之宜；善為政者，貴審寬嚴之用。知用寬而不知用嚴者，猶知有補而不知有攻也。豈達權救敝之理哉！且自古及今，天運人事，相為循環，曆代帝王，起初立法無有不善，到後來不免有敝。如今正承百王之敝，又遇著天運厄塞的時節，自和帝、安帝、順帝，數世以來，朝政不綱，主威日替，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多以恩貸，惟事姑息，就似乘車的一般。這紀綱法度，慶賞刑威，乃人君禦天下之銜轡也。今國政廢弛於上，人心縱恣於下，如馭馬的人，失了韁轡，駕車的馬，脫了銜口，以致四牡橫奔，無可控製。縱是大路，亦成傾險，勢必傾覆。到這時節，方將約結其銜勒，纏束其輈衡以救之，尚恐不及，又何暇鳴和鑾，清節奏，雍容如平日哉！今當紀綱廢墜，上下陵夷之時，必須用嚴，方可救濟，若複從寬縱，將至於長惡容奸，國勢衰替而不可複振矣。昔文帝之世，號稱治平，人見他除去古時肉刑，隻說是一切從寬，不知那時肉刑雖除，然罪該斬截右趾的，改為棄市，殺於市曹，該斬左趾及割鼻的，改為笞五百、笞三百，笞數既多，往往至死。名雖輕刑，其實殺之，蓋將使人不敢輕易犯法，以全其命。是文帝之治平，乃以嚴致之，非以寬致之也。今欲致文帝之治，乃不法其嚴，而法其寬，豈善學文帝者哉！”那時山陽郡人，姓仲長名統者，見了崔寔這書，喜其識達時務，歎息說道：“凡為人主的，宜將這書全寫一通，置於坐側，時常省覽，庶不蹈衰世之風，而可保治平之盛也。”
按崔寔論治，主於尚嚴，固一時救敝之言，非萬世通行之道。但後世之論治者，不明於寬嚴二字之義，故其論各有所偏，而不能無弊。夫所謂寬，非縱弛之謂也。包含敦大，赦過誤，蠲煩苛，這個叫做寬。嚴，非暴戾之謂也。厲精明作，振紀綱，齊法度，這個叫做嚴。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如春生秋殺，相代而成歲功，雨露雪霜，並效而行化育。二者闕一不可。故《中庸》論聖德，以發強剛毅，寬裕溫柔並言。這是堯、舜以來相傳的治體。世儒不知此義，才說要寬，便因循姑息而流於縱弛；才說要嚴，便嚴刑峻法，而傷於暴戾。而人之常情，每樂放縱而憚繩檢，乃又創為寧可過於寬，不可過於嚴之說。是謂天道可使陽過乎陰，晝多於夜，春夏長於秋冬也，將何以成歲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曰：“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後無弊，論治者審於斯。
靈帝
孝靈皇帝，名宏，是河間孝王之曾孫。桓帝無子，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二年。
獻帝
孝獻皇帝，名協，是靈帝次子。強臣董卓廢少帝辯而立之，在位三十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誌，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嚐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見瓚，瓚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涿郡，即今涿州。平原，即今德州。河東，即今平陽府解州等地方。
這一段是記劉先主的事跡。說先主姓劉名備，是涿郡人，乃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子孫，流落在民間。他生有異相，手臂垂下過膝，自家回顧，便看見其耳。平日有大誌，要安定天下，簡默沉靜，無多言語，心有喜怒，不發露在顏色上。當初曾與遼西人公孫瓚，同拜涿郡盧植為師。東漢之末，董卓擅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此時公孫瓚為降虜校尉，屯軍在右北平，先主既與他有舊，就去投他，瓚收留他做平原國相。先主少時與河東解縣人關羽、涿郡人張飛相好，結拜為兄弟。先主既為平原相，就著關羽、張飛做別部司馬，分管其眾。先主與這兩人情意綢繆，就是睡臥時，也不相離，同在一個床榻上，其恩愛如至親兄弟一般。他二人也一心盡忠於先主，卻不以兄弟結義之情，失了上下相臨之禮。平居雖是這等忘形相愛，若是公庭聚會，在稠人廣眾之中，便終日侍立在旁，不少怠倦，出去時跟隨著來往，一步不離，雖在艱難險阻之中，未嚐辭避，其忠義如此。今世俗相傳桃園結義，即此是也。夫先主本帝室之胄，而有英雄之姿，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而負忠義之氣，然又情投意合，誓同死生，上下一心，至誠無間，此所以能跨有荊、益，而興蜀漢之業也。
初，操壯關羽之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言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初時曹操曾破劉先主於徐州，擒獲關羽以歸。曹操見關羽英雄出眾，每壯其為人，禮待之甚厚，要重用他。但察他心神動靜，還眷戀舊主，似未肯久留為用。以其將張遼素與他相好，乃使往見之，以試探其意如何。關羽歎息，從實對張遼說：“我極知曹公待我甚厚，非不感激，奈我先受劉將軍厚恩，與他發過誓盟，願同生死，不可負背他，更事別主。我終不留於此，但曹公之恩，我豈肯遽忘，須要立些功效，以報答曹公，方才辭去耳。”張遼把關羽的言語，回報曹操，曹操見關羽這等忠義，越發敬重他。及袁紹遣大將顏良來攻曹操，其鋒甚銳，關羽替曹操迎敵，單刀匹馬，刺殺顏良於萬眾之中，既以此報曹操的恩，遂寫一封書，拜辭曹操。那時聞劉先主正在袁紹軍中，就徑自奔尋去了。曹操的左右人等，多欲領兵追趕，曹操止他說：“人各有主，他也是各戀其主，終強留他不得，不必追也。”俗說關公千裏獨行，便是這件事。
夫劉先主之在當時，兵破勢窮，寄身河北，其視曹操之勢，安危成敗，相去何如。然關羽寧為故主死，而不肯為曹氏留，艱險不避，始終一心。此所以忠義貫於古今，精靈充於宇宙，而後世有叛君事仇，自托於去就之智者，視此可以深愧矣。
十二年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
獻帝建安十二年，此時天下擾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藉父兄之業據有江東。劉先主新敗於曹兵，往荊州依劉表。這裏有個賢士，姓諸葛名亮，他本是琅琊郡人，寓居在荊州襄陽縣隆中地方。他常自比做管仲、樂毅。管仲，是齊桓公的謀臣，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樂毅，是燕昭王的謀臣，能複燕國，報齊仇。諸葛亮自負有王佐之才，若遇著齊桓、燕昭這等君，知而用之，也能匡濟天下，興複漢室，做得這兩人的事業，故以自比。當時眾人莫有能知他的，見他自比管、樂，都不信許，隻有潁川郡徐庶與崔州平，這兩人認得他是奇才，果然幹得管仲、樂毅的事，非是浪說。及先主在荊州時，訪問這地方的賢士於襄陽人司馬徽，徽對說：“那儒生俗士每徒事章句，豈能通達世故？要求通達世故的，須是英俊豪傑，非常之人才可。這裏自有伏龍、鳳雛，兩個俊傑。”先主問是誰，司馬徽對說：“諸葛孔明乃伏龍，龐士元乃鳳雛。”孔明是諸葛亮的字，士元是龐統的字。其後徐庶來見先主於新野縣中，先主深器重他，徐庶也說：“諸葛孔明是個臥龍，雖在潛藏，實能變化，將軍可要見此人否？”先主說：“既如此，你可與他同來。”徐庶說：“這人隻可到他家裏就見，怎麽呼喚得他來。將軍還該枉駕去求見他才是。”先主依徐庶的言語，便親自到亮家裏，連去三次，才得相見。就與先主謀據荊、益二州，結好孫權，同拒曹操，以次平定天下。後來行事，一一如其所言，真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矣。
觀此可見孔明在草廬中，都把那天下的事，先在心上經畫得停當了，故蜀漢四十年之業，與孔明相為始終。有孔明，則日興，無孔明，則日廢，是漢室不可無孔明也。然遇先主，則建三分鼎足之業，不遇先主，將終為南陽之耕夫，是孔明不可無先主也。其兩相成如此，而又必本於相知。蓋主能知臣，然後信之而不疑，任之而不貳，雖親密如關羽、張飛，不能間其交；臣能知主，故感激而馳驅，盡瘁以圖報，雖富強如曹操、孫權，不能移其誌。惟相知，故相得；惟相得，故相成。此三代而下，言君臣之契，魚水之投者，必稱先主、孔明，而至於今，猶以為美談也歟。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幹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孫權的大將周瑜，既破曹操之兵於赤壁，曹操大懼，他帳下有個賓客，姓蔣名幹，是周瑜的舊交，乃密遣他往見周瑜，說他來降。蔣幹乃穿布袍，戴葛巾，隻托做故人自來相訪，使吳人不疑。周瑜已知他來意了，出營相迎，立便呼蔣幹的表字說道：“子翼好生受苦，遠涉江湖，不避風波之險，莫非是替曹氏做說客邪？”因延入蔣幹，與他遍觀營寨中的軍馬，又行看倉庫錢糧，及刀兵器械等物，以示其嚴整，誇其富貴。既一一看了，乃請他回到帳中飲宴。因對蔣幹說：“君臣相遇，自古為難。丈夫處世，幸遇知己之主，外麵雖托為君臣之分，內裏情意相結，實與骨肉之恩一般。以言則必用，以計則必從，上下一體，休戚利害，無不同之。遇主如此，自當感恩圖報，有死無二，莫說常人離間不得，便是蘇秦、張儀那樣舌辯能言的人此時再生，亦豈能反移其意乎？”周瑜此言，所以拒絕蔣幹者至矣。蔣幹既被周瑜說破，隻得笑應，終不敢露出一言而去。回報曹操，盛稱周瑜識量弘雅，誌趣甚高，君臣義重，非言辭所能離間也。
夫以周瑜之才，不思為漢家出力，扶衰持危，而乃事竊據之孫權，固為不得其正矣。然能報恩於知己，盡心於所事，不以禍福動其心，亦人臣之大節也。而所以使周瑜若是者，又孫權言行計從，骨肉之恩，有以結之。吳之君臣如此，其卒成鼎足之業，不亦宜乎！
後漢紀
昭烈帝
昭烈皇帝，即劉先主，名備。在位三年。此時天下三分，曹操據中原，為魏；孫權據江東，為吳；先主在益州蜀地，聞曹操子曹丕篡漢，遂即位於蜀。《綱目》以其本帝室之胄，而仗大義以討漢賊，功雖未成，名義甚正，故以接漢家正統。
諸葛亮佐先主治蜀，頗尚嚴刑峻法。蜀人法度久廢，驟見嚴峻，多有怨歎者。蜀郡太守法正諫說：“昔日漢高祖破秦入關，與秦民相約，法令隻有三章，盡除煩苛，秦民以此感恩歸服。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才有了蜀地，未垂恩惠，撫恤百姓，而先以嚴急，何以使蜀人知德乎？且我兵初至蜀地為客，蜀土人士為主，以客臨主，凡事且宜將就，以相降下乃可。今蜀人當兵戈之後，正望我能撫恤他，願且輕緩刑罰，寬弛禁令，以慰安蜀人仰望之心。”諸葛亮答說：“治有時宜，不可執一。你說高祖入關，崇尚寬大，隻知這一件道理，不知又有一件道理。如今與高祖時不同，當初秦始皇暴虐無道，其政苛刻，其民怨苦，故戍卒一呼，天下響應，如土崩壞，不可收拾。是秦本以苛急失了天下，高祖承其後，便當反其所為，用寬弘以濟大業。今蜀主劉璋，昏暗懦弱，每事姑息，德政廢而不舉，威刑玩而不肅；蜀土人士不畏法度，專權恣意，各行其私。君反受製於臣，臣不聽命於君，上下之道，日漸陵替。雖以爵位寵榮他，然官忒冒濫，到那極處，無複可加，他反看得輕賤了，不以為榮；雖以恩賚隨順他，然賞忒容易，到那盡處，無複可施，他反驕慢怨望起來，不以為恩。夫刑賞者，人主之操柄。失其操柄，何以為國？所以致敝，實由於此。是劉璋本以寬縱壞了國家，我今承其後，亦當反其所為，用嚴峻以救之。明敕法紀，示以威嚴，使刑當其罪，不可幸免，然後察其情理，或赦宥，或旌賞，他才知得是恩澤而不敢驕慢；愛惜爵賞，都有個限製，使賞當其功，不可妄覬，然後量其勤勞，或序遷，或超擢，他才知得是寵榮，而不敢輕賤。可見有威嚴然後有榮恩，有恩威然後有上下。榮恩並濟，上下有節，則操柄在我，不至下移，紀綱正而名分尊，為治之要，於斯顯著矣。”
諸葛孔明此言，誠為識時務、知政體者，然所以行之，則有本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鑒至明，而醜者忘怒。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廣忠益，既有此平明之心。故其用法雖嚴，乃能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賢愚僉忘其身，而人心無不服也。真可為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
零陵，是郡名，即今湖廣永州府。廣都，是縣名，即今四川成都府雙流縣。
劉先主用零陵郡人蔣琬做廣都縣長。先主曾一日因出行遊觀，忽然到廣都縣，看見他縣中眾事都廢閣不治，那時蔣琬又正值沉醉，先主大怒，怪他好酒廢事，將加刑戮。諸葛亮素知蔣琬之才，乃請於先主說道：“蔣琬誌量遠大，他日可當重任，乃是社稷的偉器，卻不是治百裏為縣令之才也。且其為政，專以安民為本，但民得安便了，不去修飾虛文，以求名譽。願主公重加察之，未可以其事之不治，而遽罪之也。”先主平素敬信諸葛亮，乃因其言，不加蔣琬以罪，倉卒之間，姑且罷免其官而已。
後來蔣琬果能繼諸葛亮為相，鎮撫中外，漢之社稷賴之。可見人才大小，各有所宜。若以大才而小任，則不盡其用；或因小過而輕棄，則終泯其能。使蔣琬不遇孔明，將不免於罪戮矣，豈不深可惜哉！所以用人者，當因才授任，舍短取長，勿以一切律人，亦勿以一眚棄人，然後賢才無遺滯之憂，而職事有各稱之效也。治一國且然，而況於治天下者乎？
後帝
後皇帝，名禪，昭烈之子。在位四十一年。蜀漢先後共四十四年，而為魏所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誌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誌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谘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複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谘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
漢後主建興五年，丞相諸葛亮出軍漢中，欲伐魏以圖中原，臨行時上表說道：“先帝與臣，本圖恢複中原，削平僭亂，重興漢室，這事業未曾做得一半，便中道崩殂了。如今天下三分，北有曹魏，東有孫吳，未能混一。我止得益州一隅之地，又當百姓疲敝，強不如魏，富不如吳。他這二方都思量吞並我，這是何等危迫存亡不能自保之際。然內而左右侍從之臣，不懈其誌，外而忠義誌節之士，不顧其身，以圖轉危為安，易亡為存者，蓋先帝平日優禮賢士大夫，深得其心，至今猶追想其恩遇之隆，圖報無由，以陛下是先帝親子，都要就陛下身上，效些功勞，以報答先帝之殊恩，故內外同心有如此耳。今陛下當思基業之重，時勢之艱，內外舊臣所以報效之意，正該信任不疑，凡一切宮府的事，都與他謀議，務開廣聖聽，以光顯先帝遺下的恩德，益成其所未成。且以恢弘誌士之氣，使他無所疑慮，盡心竭力，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死，才不負賢士大夫仰望的本意。豈可妄以愛憎，自處菲薄，引喻不當，違忤正言，以閉塞忠諫之路哉！且國家之興衰，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這二者相為消長，不可並立。能親信賢臣，斥遠小人，用舍停當，則政事自然修舉，此先漢高祖、文、景、武、宣諸帝所以興隆也；若親近小人，疏遠賢臣，用舍顛倒，則政事必然昏亂，此後漢桓、靈二帝所以傾頹也。追思桓、靈之時，如單超、曹節等，專權擅政，濁亂海內，本是小人所當疏遠者，他反尊信之，惟言是聽；如李固、陳蕃等，剛方正直，忠於國家，本是賢臣所當親信者，他反誅戮之。又立為黨禁，殘害善良，以致群小得誌，竊弄朝權，董卓亂之於前，李催、郭汜亂之於後，曹操、孫權等遂乘時竊據，把天下都敗壞了，深可歎恨。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二帝也。今可不以為鑒戒哉！臣本是布衣貧賤之士，遭世之亂，隱居南陽，以耕田為業，但求苟活性命於亂世而已，並不求聲名聞達於諸侯，以希圖富貴。不意先帝偶聞臣名，不以臣為卑賤鄙陋，乃輕自妄屈，三次訪臣於草廬之中，必求相見。及一見，即問臣以當世之事，情投意合，言聽計從。臣因此受知感激，遂許身先帝，願與戮力驅馳。未幾值曹操南破荊州，先帝倉皇逃避，幾至傾覆，臣於此時受委任於敗軍之際，奉使命於危難之間，往說孫權，共拒曹操，驅馳艱險，不敢自愛，幸而竟濟大難，以報先帝知遇之恩。自此以來，二十有一年矣。臣事先帝既久，先帝察臣益深，知臣平素謹慎，任事不苟，故臨崩顧命，特把討賊興漢的大事，付托與臣，非輕授也。臣自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才小力弱，有負委任，不見功效，以傷先帝知人之明。故勉強奮厲，不敢憚勞，五月渡瀘，當炎暑，冒瘴氣，提軍深入塞外不毛之地，七擒孟獲，遂平南夷，收其地所出金漆牛馬等物以給軍資。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正當乘此時，獎勸率勵三軍之眾，北伐曹魏，平定中原，庶竭臣駑鈍之力，攘除奸凶之徒，興複漢室，仍還洛陽舊都。此臣所以報答先帝之恩遇，而盡心於陛下之職分當如此也。至於宮中府中，一切事務，刑賞與奪，斟酌停當，損其太過，益其不及，歸於平明，進盡忠言，獻可替否，匡輔主德，這乃是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的責任。三人任其內，以佐主治民；臣任其外，以討賊興複。各當專責，以佐其成。臣願陛下專托臣以討賊興複之效，若不能誅滅曹魏，興複漢室，是臣上負先帝，罪何可辭，則當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等，不能盡忠斟酌，慢棄職業，是其仰負陛下，咎將誰諉，亦當責諸臣之慢，以明著其失職之咎。然有言而不盡，其過在臣；盡言而不聽，其過在君。陛下亦宜反己自謀，以谘諏善道，察納雅言，無塞忠諫之路，深追先帝遺詔，所以付托於臣，及簡拔攸之、禕、允等的意思，使皆得以盡其職。此又臣之望於陛下者也。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表既上，於是率師前往漢中伐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