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八
漢紀
景帝
孝景皇帝，名啟，是文帝之子。在位十六年。
三年，梁孝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後亦然之。詹事竇嬰引卮酒進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後由此憎嬰，王以此益驕。
景帝與梁孝王，同是竇太後所生，甚相友愛。景帝即位之三年，梁孝王自本國來朝。那時景帝未曾冊立太子。一日與梁王宴飲於宮中，因酒酣，從容與梁王說：“朕千秋萬歲之後，把天下傳與王。”梁王起來辭謝。雖曉得景帝此言，未可便為定準，但心裏也自家暗喜。竇太後聽說，亦信以為然。那時有詹事竇嬰，是竇太後的從侄，在宮中侍宴，恐此言一出，或開爭亂之端，乃斟上一杯酒，捧進與景帝諫說：“今之天下，非主上之天下，乃高祖所傳之天下也。既承繼高祖的基業，便須遵守祖訓。彼父終子繼，世世相傳，不用兄弟繼立。此高祖之約也。主上雖友愛梁王，何得違背祖訓，而擅與之以天下哉！”太後正喜間，忽被竇嬰間阻，因此憎惡竇嬰，除了他的門籍，不許再入朝參。梁王因此自負他後日有天下之分，越發驕縱，車服宮室都僭擬天子，又陰殺朝廷議臣袁盎等，幾取殺身亡國之禍，皆景帝一言有以誤之也。
大抵事有定分，則人無爭心。況以天下相傳，苟無一定之約，而得以私愛行於其間，鮮不起爭而召亂矣。漢家父子相傳之約，蓋亦有見於此。景帝溺愛輕許，以驕梁王之心，及其罪狀彰露，乃從而窮治之，使母子兄弟之愛，幾於不終。所以史佚說：“天子無戲言。”豈不信哉！
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
醴，是甜酒。鉗，是犯罪囚奴，以鐵鉗其頸。
初高帝有異母弟劉交，封於楚，後諡為元王。元王甚賢，雅好書史。少時曾與魯人申公、穆生、白生這三人共拜一儒者浮丘伯為師，從而受業，講習《詩經》。後來劉交從高帝征伐有功，封為楚王，就用這三人做楚國中大夫之官，甚加敬禮，時常置酒筵宴他三人。因穆生性不好酒，不能多飲，每置酒時，特為穆生別設一樣甜酒與他飲，此後遂以為常。到元王子夷王名郢客，孫王名戊，三世繼立，都依著這舊規行，每宴必設醴酒。王戊即位之後，漸漸驕慢。一日宴會，忘記設了。穆生宴罷退去，便說道：“我如今就該告休長往矣。蓋醴酒不設，雖是小節，然因此見王的意思已懈怠了，不著我輩在意，日後輕視，何所不至？我若不去，必且得罪，他日楚人將鉗我之頸，驅役於市上，做囚奴而後已。到那時求去遲了。”遂稱病辭謝而去。
其後王戊與七國謀反，申公諫正，王戊發怒，遂將申公罰在市上，穿著赭衣舂米。然後知穆生之超然遠舉，真智士矣。《易》所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其穆生之謂乎！後之禮賢者，當以王戊為戒，慎毋始勤終怠，而使君子有去誌哉。
武帝
世宗孝武皇帝，名徹，是景帝之子。在位五十四年，廟號世宗。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廣川，是漢縣名，在今景州地方。曆代天子即位，隻紀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原無年號。至武帝即位之初，特起一年號，叫做“建元”。自後每朝都有年號，實始於此。
建元元年冬十月，下詔有司，著薦舉各地方上所有德行賢良、操履方正、能直言極諫的士人，都到闕下。武帝親自發一策題，試問他說：“古今治道，興廢不同，果是天命，抑由人事？”那時獨有廣川縣人董仲舒對的策好，說道：“臣觀天人一體，此感彼應，毫發不爽。有道的，天便眷佑；無道的，天便棄絕。其相與之際，甚是可畏。然天心仁愛。人君若非無道之甚，必不可悛改的，天還留意於他，屢出災異，以示警懼，要他省改，無不欲扶持而全安之。故亂者可治，廢者可興，其事隻在人君夙夜強勉，以承天意而已。能強勉於學問，讀書窮理，以明此道，則聞見日漸廣博，而智慮越發開明；能強勉於修為，反躬實踐，以行此道，則君德日漸崇起，而功用自然弘大。強勉之有益如此。且這道理，由之則治，不由之則亂，乃是人君所由以到那治處的路頭。其具則仁義禮樂四者是也。自古聖王隻以此四者之道，教化天下，傳及子孫。故身雖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至數百歲。如夏家四百，商家六百，周家八百，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
蓋此道常在人心，曆世不忘，是以享國長久，非天命之有所私厚也。然則仁義禮樂之道，豈非萬世人君之所當務者哉？嚐觀春秋、戰國以來，申、韓、蘇、張之說，盈滿天下。至秦而焚書坑儒，三代之禮樂教化，**然無複存者。漢高不事《詩》《書》，文帝又修玄默，是以王道廢缺，禮樂不興。仲舒此策，詞若迂緩，而意實醇正。漢家經學，自此興起，不可謂非其功矣。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複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董仲舒對策又說：“國家之盛衰，隻看人君所行的政事何如。前代長久隆盛的，莫過於周。及傳至幽王、厲王，周道遂衰。其實道未嚐亡，隻是幽、厲肆行暴虐，不肯率由先王之道耳。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奮發有為，興其廢滯，補其敝壞，以昭明文、武之功業，周家治道遂燦然中興。此乃夙夜不怠，力行善政之所致也。由此觀之，人君欲國家長盛而不衰者，可不以興道致治為務哉！然治道不可外求，全在人君之一心。誠使為人君者，先能自正其心，虛明光大，不為一毫私意所蔽，則行出來的政事、發出來的號令，必皆合天理、當人心，而可以正朝廷矣。朝廷正，則必能進賢退不肖，使群臣皆奉公守法，竭力效忠，可以正百官矣。百官正，則禮樂教化四達不悖，以正萬民，以正四方，無遠無近，****平平，自無一人一處之不歸於正者矣。君德既正，天心自協，至和薰蒸，無有邪氣於乎其間。是以陰陽均調，而風雨時若；群生和樂，而萬民滋殖。凡世間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備至，而王道大成矣。”
蓋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災異之所由臻也。然其本，則在人君之一心而已。所以古語說：“君心為萬化之原，至誠讚天地之化育。”意蓋如此。董仲舒對武帝三策，其正心一言，實萬世帝王為治之本。人君果能體而行之，則二帝三王之盛，豈難致哉！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趨利也，如水之趨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固在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四方，而諸福皆至矣。然也有聖人在下，勢位卑賤，而不得致的。如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所居的是得致之位，所操的是可致之勢，且有聖德，又是能致之資。即位之初，觀其施為，高出世主一等，而恩澤又深厚，智識明達，而意思又美好，憐愛百姓，而好慕賢士，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而陰陽或未必調，風雨或未必時，諸福之物或未必至，這是何故？隻為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故太平之業，猶未致也。夫常人之情，見利則趨，就如水之趨下一般。水性趨下，必須堤防障禦。人情趨利，若不把教化來做個堤防，怎能勾得住？古時王者，曉得這道理，故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所係者大，而專力於此。在京師中，則立太學以教於國；在各郡國，則設庠序以化於邑。這太學與庠序裏麵，都設師儒之官，取民之俊秀者而教之。用仁去漸染他，用義去摩厲他，用禮去節製他。所以民都興於仁義禮樂，不用嚴刑重罰，而民自不犯法禁。由上之教化素行，而下之習俗淳美故也。”
由是觀之，欲致諸福，在行王道；欲行王道，必先教化。治天下者，當知所務矣。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
董仲舒對策又說：“王道之先務，固在於教化矣。況秦廢教化而任威刑，漢承其後，不可不變。自古聖王承繼亂世之後，必須鑒其失而矯其弊。把那亂世所行的事，一切掃除革去，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建太平之事業。譬如彈琴瑟的，若弦不和調到那極處，必須解下這弦來，從新安上，方才彈得；若為政的，前麵的行事，如今若壞到極處，必須從新更改，厘正一番，方才治得。所以漢家自高帝得天下以來，曆惠帝、文帝、景帝，都要天下治平，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其失隻在於時當更化而不能更化，尚仍秦之舊故也。古人有言：‘臨著淵水，羨慕那遊魚，徒羨何益？不如退去結網，來打取這魚。’如今臨政治民，願治功成就，徒願何益？不如革去舊弊，從新更化。蓋結網則可以得魚，更化則可以善治。既能善治，則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物殖，天災人害日漸消去，嘉祥美福日益招來。此國家之所以興，非獨天命，皆人事所致也。”
這是仲舒第一策，勸武帝更改秦法，圖新治理的意思。然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武帝承秦之亂，風俗雕敝，故仲舒陳更化之言。若承繼治世、守祖宗之鴻業，則又當率舊章、遵成憲，而不可妄意紛更矣。
“聖王之治天下也，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也。今陛下並有天下，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
囹圄，是牢獄。
初，董仲舒所對頭一篇策，既已稱旨，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殷人執五刑以懲奸惡，然周之成、康不用刑而天下治，秦人用嚴刑而天下亂，所以不同者何故？”於是董仲舒又對說：“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以學校教化為先務。其率教而有德者，則與之爵祿以養其德；不率教而陷於惡者，則用刑罰以威其惡。夫其教化素行，而德刑並用如此。所以那時的百姓，都曉得禮義，而恥於為惡以犯其上之法。殷人之所以能勝奸惡者，蓋以教化為先，而用刑以輔之，非專恃五刑之效也。周武王遭紂之亂，不得已行大義，伐紂而並誅其黨，以除天下之殘賊。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不得不然也。及天下既平，周公即製禮作樂，修明教化之具，以潤色太平。馴至成、康二王之時，治道隆盛，刑措不用，牢獄中空虛，沒有囚係者四十餘年。蓋亦本於教化之所漸染，仁義之所周流，化行於上而俗美於下故耳。豈刑威之所能致哉？教化之功，一至於此。今陛下並有天下，殊方絕域，莫不服從，雖三代盛時，無以過矣。然而教化之功，未加於百姓，不能與三王並隆者，隻是陛下之心，未曾加意於此焉耳。昔曾子嚐說：‘人能於所聞的道理，尊信而不疑，則德日進於高明矣；於所知的道理，力行而不懈，則業日積於光大矣。可見高明光大，不在乎他，隻在一加意尊行之間而已。’今陛下發策，追慕成、康刑措之隆，其於三王之教化，亦既聞而知之矣。臣願陛下就把這個治道，立實心於內，而極力以行之，不為慕古之空言，則教化修明、風俗淳美，太平之業可以坐致矣，又與三王何異哉？夫治天下之道，莫要於用賢。而賢才之在天下，又貴於素養。若平時不能作養那為士的，一旦便求其有用，正如美玉未曾雕琢，便要求其文采，豈可得哉？故欲求賢，必先養士。三代之時，內設太學以教於國，外設庠序以化於邑。然庠序之教，止於一方，人才尚少。若論養士之大者，莫如太學。蓋太學聚天下賢士而教之，乃賢才所由進用的門路。若從這裏加意作養，時常考試詢問他，以盡其材能，成其德業，則英俊之士宜可得矣。既遍得天下的賢人而用之，由是以天下之才，治天下之事，則三代的盛治可以易致，而堯、舜的盛名，亦可幾及也。”
這是仲舒第二策，勸武帝先教化而後刑罰，興太學以養人才，可謂得王道之要務。至於“尊所聞”“行所知”二語，尤為緊切。蓋天下事，非知之難，惟行之難。武帝所慕者成周之治，而所行者亡秦之政，欲以比隆於古，不亦遠乎！故仲舒此言，真深中武帝之病。而後世人主有誌於慕古者，毋若武帝之空言哉！
“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仲舒既對了第二策，武帝又出一策題問他說：“三王之教，所尚不同，莫非是道有異乎？”於是仲舒又對說：“這道是古今天下所共由的，就使行之萬世，豈有弊病？其有弊病，乃是後來人肆意妄行，失了這道故也。如夏禹開國之初，崇尚忠厚，到後來風俗變得都驕恣了，故殷湯繼之，不得不改尚敬畏。敬畏之久，又變得忒質樸了，故周文、武繼之，不得不改尚禮文。是文以救敬之弊，敬以救忠之弊，矯偏歸正，損益就中，事當如此。至於道，則豈有異哉！蓋這道之大原，乃從天出，自然而然。天至今不變，則道亦不變，自古聖王不過順天道而推行之耳。是以禹承繼舜，舜承繼堯，這三個聖人，以聖繼聖，遞相傳授，守著一個道理，無有弊病。既無弊病，何用救正？故堯、舜、禹之間，不聞有損益厘革的事，正以其道之同故也。這等看來，可見聖人承繼治世之後，其道則同。如夏繼虞，虞繼唐是也。承繼亂世之後，其道則變。如周繼殷，殷繼夏是也。今漢繼秦大亂之後，周家所尚的儀文，已流**澆薄到極處了。今日正該漸漸減損周家的儀文，崇尚夏家的忠厚，以救正之，然後教化可行而風俗可易。此乃繼亂世之道，不得不如此也。”
大抵世變之日趨於文，如江河之日趨於下。在周末世，孔子已歎其過於文，而欲從先進，況漢世乎？仲舒斯言，真救時之論也，抑非特漢世為然。自漢以來，虛文日盛，實意漸漓，司教化之責者，宜三複於斯言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六藝，即《易》《書》《詩》《春秋》《禮》《樂》之六經。
董仲舒又對策說：“《春秋》之義，天下諸侯皆統於天子，稟其製度，無敢違異，叫做大一統。這乃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不可一日不明者也。如今學術分裂，民無適從；師之所傳，各為一道；人之所持，各為一說。六經之外，殆有百家，方術各異，指意不同。紛紛然爭立門戶，此是彼非，各欲行其所學。所以為人上者，被諸家的議論說亂了，亦無以主張國是而成一統之治，斯大亂之道也。臣愚以為，天下所當誦習者，止是孔子所刪述的六經，其餘諸家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的，如申不害、韓非為刑名家，蘇秦、張儀為縱橫家，如此等類，都是邪說，該一切禁絕之，勿使並進。凡師之所以為教，弟子所以為學，有司所以薦舉，朝廷所以取人，都隻以孔子六藝為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百姓每始知所適從矣。”
蓋漢家承秦之後，士習申、韓、蘇、張之術者，皆在所舉。故仲舒第三策篇終，講禁絕之，使聖道不雜於功利，六經不晦於異端，此其所以為醇儒也。至今百家滅息，而孔子之六藝如日中天。若仲舒者，不獨有功於漢，亦有功於萬世者哉！
及為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嚐問之曰：“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嚐有一仁也。”
勾踐，是越王的名。泄庸與文種、範蠡，都是越王的臣。五伯，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楚莊王、秦繆公。
董仲舒對策之後，武帝除授他做江都國相，出事江都易王劉非。易王，是景帝之子，武帝的兄，平素驕貴，又好勇力。仲舒既為國相，時常以禮法輔導匡正之，易王因此感動，也知敬重他。一日問仲舒說：“昔春秋時，越王勾踐發憤苦誌，欲報吳仇，與其大夫泄庸、文種、範蠡三人共圖之，竟用這三人的計策，舉兵伐吳，遂滅其國。越王自此強於天下，得與中國之會盟，三人之功大矣。昔孔子稱微子、箕子、比幹，是殷時三個仁人。寡人觀泄庸、種、蠡霸越吞吳，功業不小，說越也有三仁，不知何如？”董仲舒對說：“王把仁許這三臣，不過取其功耳。殊不知所謂仁人者，其存心處事，但知有道理，不知有利鈍。義之所在，就守正而行之，更無一毫圖利之心；道之所在，則秉公而明之，絕無一毫計功之念。純乎天理，一無所為而為，這才是仁者之心。少涉私意，便是伯道，乃仁人之所深恥者。所以孔子之門，就是五尺童子稍知道理的，也羞稱五伯之功，隻為他專尚詐力，假借仁義以濟其私欲故也。夫五伯之功，猶為聖門所羞稱如此。今觀泄庸、種、蠡，功既不高於五伯，而任術逞力，滅人國家，覆人宗祀，其專尚詐力，不顧仁義，比之五伯，殆又甚焉。這等看來，越何嚐有一仁乎？”
按是時江都王驕恣不奉漢法，觀其羨慕於陰謀並國之臣，則其邪心已萌，故仲舒明正道以陰折之。所謂以禮匡正，即其事也。後其子建竟以謀反誅，豈非貽謀不善，世濟其惡，以致此哉！若仲舒所論五伯義利之辨，尤足以見其學術之純正，漢世儒者所不及也。
上雅向儒術，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
推轂，是推舉引薦人，如推轉車轂一般。魯邸，是京師中設有魯王府第處，如今之諸王館。曆，是曆書。
武帝平時，向慕儒者的學術。那時丞相竇嬰、太尉田蚡也都好儒術。君臣意合，於是竇嬰、田蚡共薦舉當時名儒趙綰做禦史大夫，王臧做郎中令。趙綰以古時天子有明堂之製，順四時月令之宜，以朝諸侯、聽政事，奏請立之。但其製度，一時考究未明，以其師申公是當時名儒，博通今古，乃薦之於武帝，請召用之。申公，即是前時與楚元王同學者，此時歸老在魯國。武帝特遣使臣，將幣帛一束，加上玉璧，以為聘禮，用蒲輪安車，駕駟馬而迎之。申公到京，武帝就延見他，訪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已老耄了，言語質直，就對說：“為治也不在多言，隻看其力行何如耳。能著實去行，便可以致治；議論徒多，反生惑亂，無益也。”這時武帝正好文辭，見申公對說如此，意向不同，故默然不喜。然心裏思量，既已招致他來了，不好就遣去，隻著他做太中大夫，暫安下在魯國府中，與趙綰、王臧等，商議明堂的製度，及天子巡狩郡國、改正朔、易服色等事，其實無重用之意矣。
夫申公雖非醇儒，然“力行”一言，切中武帝之病，乃為治者所當體驗也。武帝徒慕儒者之名，而不能用，此豈真能好儒者哉！然束帛加璧，安車駟馬，實一時禮賢之盛舉，亦後世所僅見者也。
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嚐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田蚡，是皇太後之弟，武帝的母舅，初封為武安侯。
漢初丞相皆以列侯為之。武帝即位之六年，以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恃其貴戚，習為驕侈。營造第宅，必窮極壯麗，比別人家的房屋獨為華美，論甲乙次第，他為諸第之最；買置田園，都揀擇上等肥美之地，極其膏腴，以為奉養遊觀之所；時常遣人市買各郡縣中貨物，往來道路，絡繹不絕。又貪而好利，多受四方賄賂饋贈之物，所以其家蓄積的金銀寶玉，與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之物極多，不可記算。其奢侈如此。蚡又以太後之故，得出入宮禁，時常入宮奏事。武帝便與他坐了說話，留連許多時候才出，但有所言無不聽從。蚡所薦舉的人，不拘資次，或從草野中，徑與他做食二千石俸的大官。漸漸使主上的威福之柄都下移了，武帝因此漸不能堪。一日因見他選的官太多，乃責問他說：“你自家選的官吏盡了不曾？我如今也要選些官吏！”蓋責其專擅不知有朝廷也。田蚡又曾討要少府考工的官地，蓋造房屋。武帝發怒說：“你這等求討再無厭足，何不把國家藏兵器的武庫都占了去罷！”蓋甚言其不可，以折其驕恣之心也。田蚡自後方才懼怕，稍稍退抑。
這一段見武帝之剛明，能製抑外戚，使之不敢為非。然原其本，失在用他做丞相、秉國政。彼富貴驕奢之人，識見短淺，一旦操握權柄，欲其不為非豈可得哉？昔文帝時，後弟竇廣國有賢行，文帝欲用之為相，後竟以外戚之故遂舍之而用申屠嘉。故竇氏得長保其富貴，而朝廷亦不至於寡恩。若文帝之防微杜漸，則又過於武帝遠矣。
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製之罪。”上賢而釋之。
東海郡的太守，姓汲，名黯。武帝聞其在地方，守己愛民，廉能卓異，遂升他做主爵都尉之官。漢時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汲黯以太守而為九卿，蓋因其賢而超遷之也。史臣因敘汲黯之為人說道，起初汲黯做謁者之官，主引奏讚禮之事，常在朝廷左右，以嚴正為武帝所敬憚。曾因河內郡失火，延燒了千餘人家，武帝使汲黯持節往那裏驗看火災。汲黯還朝複命說道：“這是百姓人家不謹，偶然失火，房屋連接因而延燒，非關天災，不足憂也。臣經過河南地方，見貧民遭水旱之災，饑餓流離者，至萬有餘家，甚者或父子相殺而食之。災變至此，深為可憂。臣目擊百姓困苦，宜行賑濟，若待奏聞朝廷，恐緩不及事。謹從權宜，輒自持節發倉中米粟以賑濟之。然未奉明旨，擅便行事，臣之罪大矣。今請納還使節，退而伏受矯詔之罪。”武帝聽說，喜汲黯能宣布主恩，全活民命，反以為賢而宥之。
按《春秋》之義，大夫由疆，有可以利國家者，專之可也。今水旱為災，人民相食，汲黯即以便宜發粟，救萬姓之命，消不測之變，可謂得《春秋》之義矣。然非遇明哲之君，鮮不以專擅而得罪者。而武帝乃能嘉其功而恕其罪，不拘責之以文法，其雄才大度，亦於此可見。故觀汲黯之事，可為人臣任事者之法；觀武帝之赦汲黯，可為人君任人者之法。
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務在無為，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麵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雲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數，是責其罪。請告，是給假。守城深堅，是說人有持守，臨大節而不可奪，譬如為將者，固守城池，深溝堅壁，不可攻奪的意思。賁、育，是孟賁、夏育，二人古之有勇力者。
汲黯在東海郡做太守時，凡臨治官事，統理百姓，隻好清淨簡默，與民相安。其治務在順著那人情事理之自然，無所作為，不欲多事紛擾。一切設施措置，止是引用大體，不拘那瑣屑事例。其為官如此。然汲黯為人，生性倨傲，少有禮文。但聞的人有過失，便當麵挫折他，不能含容在心裏，必說出而後已。那時武帝方招致天下文學儒臣，會聚在殿廷，講圖治理。武帝是個好名之君，每與群臣議論，必高談仁義，遠慕唐、虞。動輒說我要如此，我要如此，其實不能躬行。汲黯當眾人麵前，唐突對說：“古者帝王之治天下，皆以正心誠意、無私寡欲為本。今陛下心裏，聲色貨利種種私欲，紛擾於中，外麵卻要行仁義。這等樣，卻怎麽學得那堯、舜聖君，而成唐、虞之治乎？”武帝因汲黯當眾恥辱他，心不能堪，默然不語，發怒變色，因此罷朝。公卿大臣以黯觸犯忌諱，禍且不測，都替他驚恐。武帝平素卻知道他為人，退去宮中，對左右說：“汲黯為人何其直戇之甚，一至於此！”及群臣朝退，或戒責汲黯，說他言語太直，麵斥主上，非事君之禮。汲黯說道：“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凡事正欲其直言盡諫，以共成君德。豈是要依阿從諛，順承意旨，陷主上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做朝廷的官，須是守正直道，方為稱職。若唯務自愛其身，緘默避禍，自己一身雖是全了，卻不玷辱了朝廷官職？”夫汲黯之麵諍，雖若傷於太激，而其剛方正直之節，則有大過人者，故武帝因此亦有取焉。他平日多病，一日因有疾，同僚官莊助替他請假調理。上因問莊助說：“你評論汲黯之為人何如？”莊助對說：“汲黯之為人，可大受而不可以小知。若使他尋常任職居官，其才能也不見有過人處。若著他輔佐少主，當危疑之際，正色立朝，城守深固，一切禍福利害都動搖他不得。人欲招之，未必能來；欲麾之，亦不能去。其操守堅定，確然不移，就是孟賁、夏育那樣勇力，亦不能奪其誌而易其守矣。此汲黯之所長也。”武帝說：“此論誠然。古有社稷之臣，為國家所倚賴，國在與在，國亡與亡。至如汲黯之忠直，近於古之社稷臣矣。”
夫武帝能容汲黯之戇直，且稱為社稷臣，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然立朝未幾，而即出之於淮陽，不竟其用，則亦何貴於能知哉？《大學》說：“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正武帝之謂矣。
二年，李少君祠灶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祠灶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卻老，是養生延年之術。封禪，是祭泰山之禮。加土於山上，叫做封；設壇於山下，叫做禪。安期生，是古之仙人。
武帝元光二年，此時即位已八年，頗好祈禱鬼神之事。有個方士李少君，平日會使些妖術惑人，聞武帝好鬼神，乃奉獻祭灶祈福、卻老延年的方術。武帝甚尊信他。少君說道：“祭灶，則可以召致鬼物，點化丹砂便成黃金。把這金煉成靈丹服食之，使人添壽，而東海蓬萊山中的仙人，也可與相見。既見了仙人，因而行封禪之禮，則仙道可成，而長生不死矣。”又說他曾遊海上，見安期生。於是武帝慕其術，始親自祭灶燒煉黃金，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仙人安期生之類。那海上燕、齊等處，妖言怪術的人見武帝好神仙，都欲欺哄朝廷，希圖富貴，多更迭而來，爭談神仙之事矣。
大抵人主之心，不可輕有所好。所好一見，則小人即以其術投之，逢迎煽惑，無所不至。武帝隻為好鬼神、信方術、求長生，而方士邪人遂乘其間。自少君以祀灶之說進，其後少翁、欒大、公孫卿之屬紛紛求售。雖其術後皆無驗，並以誣罔被誅，而君德為之虧損，海內為之虛耗，末年痛悔，亦無及矣。然則人主之於好尚，可不謹哉！
匈奴入上穀，殺掠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穀，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李廣皆為胡所敗。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上穀，即今宣府。代，即今代州。雲中，即今大同府。雁門，即今朔州。龍城，是匈奴中地名。
武帝元光六年，匈奴入犯上穀地方，官吏百姓每都被其殺戮搶掠。武帝乃遣四個將軍，分路出去。車騎將軍衛青出上穀，騎將軍公孫敖出代郡，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領一萬人馬，往塞外征剿胡虜。獨有衛青從上穀出去，直到龍城地方，斬獲首級並俘虜共七百人，得勝回來。那公孫賀雖不曾敗，也無所得。公孫敖與李廣都被胡虜殺敗了，公孫敖折了七千餘軍，李廣被虜人捉去，全軍盡沒，單身逃回。以此隻有衛青賜爵為關內侯，賞其功也。衛青本是平陽侯家人，出身微賤。然而他平日會騎射，材力過人。一旦貴顯，又能接遇士大夫以禮，極其謙謹；撫士卒以恩，致其體恤。那眾士卒每都歡喜替他出力，真有將帥之材。所以每次出塞，便有功績。當時武帝識他於微賤之中，拔用他為將，不待左右薦引，不拘尋常資格，天下由此都服武帝能知人也。
夫材有可用，雖奴隸不棄，真知獨斷，迥出常情，此可為用人之法。然四將出塞，勞師遠征，喪卒幾二萬，獲虜僅七百，得不償失，此可為黷武之戒。
元朔元年冬，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當免。”奏可。
武帝元光元年，曾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到元朔元年，已經六載，並不見有舉到者。這年冬月，又下詔說道：“孝弟是百行之本源，廉恥乃士人之美節。古先聖王每加意於此，以風化於下。朕前此也曾深切告詔郡國守令等官，務要興起清廉官吏，薦舉孝子順孫。庶幾使人有所激勸，勉而為善，以移風易俗，承繼先聖的美業。今卻都不舉來。孔子說：‘十家的小邑，也有生質美好忠信之人。’況以天下之廣，豈無賢人堪以應舉的？今乃合一郡之中，通不舉薦一人，是守令等官不能宣朝廷的德化，以究竟於下，而使積行之君子，壅蔽而不得上聞也。且朕聞人臣能薦進賢士的，該受上賞，若蔽塞賢路，不能薦進的，該被顯戮。這是古道如此，如今何獨不然？你廷臣每可議擬那郡國守令，食二千石俸的官員，不舉孝廉者應得何罪！”於是有司會議奏說：“前有詔書，著各郡國舉孝，卻乃不行遵奉，便於詔書有違，當以不敬論罪。興起廉能，揚清激濁，乃郡國守令之任。今不能察廉，便是不稱其任，當以不職免官。”奏準俱依擬行。
按武帝此舉，亦是良法。夫天下賢才，伏於草莽之中，朝廷豈能遍知？而郡國俗吏，但以簿書期會為事，又豈能以舉賢為急務？今既責郡國以舉賢，而又罪其不舉者，則人人畏罪而思自盡，天下賢才豈有遺在草莽者哉！然非明核其所舉之是非，而行連坐之法，又或有苟且塞責者，此不可不知也。
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平津，是鄉名。
武帝元朔五年，以禦史大夫公孫弘為丞相。漢初丞相必以列侯為之，今公孫弘起自儒臣，原無封爵，武帝乃封他為平津侯。此後遂為故事，凡拜相者必封侯，實自弘始也。此時武帝方欲製禮作樂，開邊拓境，興起功業。公孫弘自以遭遇異常，責任隆重，恐他識見有限，不足以謀國事、稱上意，於是就丞相府東邊，立個客館，另開一閣門，以延見天下之賢人，與之參決謀議。其所得俸祿，多以供給賓客焉。
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故人君以之謀於宰相，而宰相又必以之謀於士大夫。集眾思以廣忠益，盡群議以開聰明，這才是大臣公忠體國之道。公孫弘之開閣延賢，庶幾有得於是。但史稱弘意忌，有隙必報，如出董仲舒，徙汲黯。則其所延者，未必皆賢人，而其所謀者，未必皆正論矣。後之相天下者，惟法弘之延賢，而戒其報怨焉，可也。
緱氏，漢縣名，在今河南府。中嶽，是嵩山，其東一山名太室。八神，是八方之神。宿，音秀；留，音溜，是等待的意思。封，是加土。禪，是築壇。泰山，是東嶽。蓬萊、碣石，都是海中山名。九原，郡名，即今河套之地。甘泉，宮名。
元封元年正月，武帝信方士公孫卿之言，車駕親到河南緱氏縣地方，登中嶽太室山，行祭禮。那扈從官員在山下的，都說恰才聽得似有呼“萬歲”者三聲。這是各官影響附會，以希武帝之意，原非實事。武帝卻便信了，就詔祠官加增太室山的祭禮給三百戶，以奉祠事。遂往東去巡行海上，以禮祀八方之神。公孫卿持節候神人無驗，因誑說，見神人長數丈，尚有足跡在地，甚大。群臣都附和他，也說適間見一老父牽狗，口稱要見天子，忽然不見。武帝以眾人的言語與公孫卿相合，就信以為諸臣所見者必仙人也，因留住海上，守候仙人來。久之竟無所見，乃回到泰山，加土於山上，築壇於山下，祭天地諸神，行封禪禮。那封禪的去處，夜間若有光明，晝間又有白雲，從所封處騰出。這也是群臣附會欺誑，以此為應驗。武帝回還，群臣慶賀，奉觴上壽，都稱頌天子的功德。世俗傳說秦始皇封禪，沮風雨不得上。今武帝既上封泰山，無風雨，正合方士所謂有封禪則不死，可上接蓬萊神仙者。而海上方士乘機更言，蓬萊山諸神仙若就可立見一般。於是武帝愈惑，心下欣喜，覬望得遇神仙，複往海上等待候望焉。又要親自渡海，去求蓬萊山仙人所居之處。以萬乘之尊，而親蹈風波不測之險，縱自輕，如天下何？當時侍臣有個東方朔，婉詞諫說：“神仙隻在人心，心靜便得，躁便不得。陛下但回宮去，澄神息慮，靜以待之，仙人將自至，何必遠求蓬萊？”武帝才止不行，而其心猶未忘，遂去傍海而行。北至碣石，巡遼西，曆北邊，至九原，經過許多地方，自正月出去，到五月才回甘泉宮。凡行過一萬八千裏。其遠如此，千乘萬騎，勞費又可知矣。
泛駕，是馬之奔逸，不循軌轍的。跅弛，是落拓不檢，遺棄禮法的人。
武帝好大喜功，內興製作，外征伐四夷，紛紛多事，嚐欲求文武異才而用之。及在位日久，一時名臣文武之士或以年老物故，或以罪累見誅。看看凋落殆盡，不彀任使，乃於元封五年夏四月下詔，說道：“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待賢臣而建功業者。故人主欲建非常的大功，必得那非常的大才而任用之，然後功名可立。但要用此非常之人，卻不可以尋常尺度去論他。譬如養馬一般，有一樣馬，乘之即奔，立則踶人，雖則不甚馴良，卻有絕力，能一日而致千裏。有一樣人，賦性豪**，不拘小節，往往為流俗所譏刺，雖則不甚謹厚，卻有異才，幹得事，能立功名。夫泛駕之馬，人但見其奔逸不循軌轍，便以為棄物；跅弛之士，人但見其落拓不循規矩，便以為棄人。殊不知，隻要自家會駕禦他，若禦得其道，則馬之泛駕者，不害其能千裏也；士之跅弛者，不害其為有用也。如今天下的人，豈沒有智勇殊絕之士，苦為繩墨所拘，罪累見廢，而伏於下位，遺於草野，如千裏之馬，困於槽櫪者乎？其令州郡等官，察吏民中，但有俊茂之才，超出等類，可以為將為相，及奉使遠方絕國，不辱君命的人，便有些微過細累，不必苟責，都舉薦將來，以備朝廷任使。”
按武帝雄才大略，銳於有為，其用人往往不拘常格。如公孫弘以海濱牧豕之人，數年而至宰相；衛青、霍去病以侯家仆隸而為大將軍；卜式、桑弘羊、孔僅，發於商賈；張湯、趙禹，出於刀筆小吏。武帝驅策而使之，鹹得其用，卒以鞭撻四夷，威加海內，亦可謂得用人之術矣。然天下自此日益多事，而士大夫皆馳騖於功名，不複知有名節行檢之可貴，以致廉恥道喪，風俗敗壞，則其所損亦豈淺淺哉！若古聖王之用才則不然，明教化以養之，表節行以勵之，興之以三物，辨之以九德，貴賢而賤能，先德而後藝，故其風俗醇美，人才茂盛。卿大夫有素絲羔羊之節，而兔罝之野人，皆可以為腹心幹城。較之武帝之用舍，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世人主，欲求賢以輔治者，當鑒於斯。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與張勝、常惠使匈奴。單於使衛律召武，欲降之。律謂武曰：“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複然。空以身膏草野，誰複知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欲複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於。單於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帝天漢元年，因匈奴遣使來通好，遂遣中郎將蘇武與張勝、常惠等，往使匈奴以答其禮。及到了匈奴國中，那虜王單於卻轉加驕慢，不以禮相待。又使漢家先降順的一個使臣，叫做衛律，呼召蘇武，以兵威逼脅他，要他降順。蘇武抵死不從。衛律乃將好言語哄他說道：“我先年也為出差到此，隻因懼罪不敢還朝，歸順了匈奴。幸蒙單於的大恩，就封我為丁靈王，統領著數萬之眾，馬畜滿山，其富貴如此。蘇君你若是今日降順了，明日也就是這等富貴，何等受用！若不降必遭殺戮，空把這個身子糜爛在草地裏，有誰知道？死而無名，雖死何益？不如降順的好。”衛律雖把這話去動他，蘇武也隻不答應。衛律又恐嚇他說道：“你如今不早聽吾計，到後麵禍迫時，要再見我麵，不可得了。”於是蘇武大罵衛律說道：“汝本是漢家的臣子，忘恩失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以苟全性命，偷取富貴，乃不忠不孝不義之賊也。這等的人，我要見你怎的！”衛律見蘇武誌節甚堅，知其終不可脅，乃將蘇武的言語回報單於。單於大怒，乃囚閉蘇武，放在個大窖裏，絕不與他飲食，要餓殺之。蘇武手中隻是持著那使節，遇天下雪，就取雪和節上的旃毛並吞之，聊以充饑，捱到數日不死。匈奴見餓不死他，皆驚怪之，以為神靈，不敢加害。又遷徙蘇武於北海之上，把一群公羊著他牧放。與他說：“待這公羊下羔兒時，才放汝歸國。”夫公羊豈能生子？匈奴此言，所以示其終不得歸之意也。又分別其同行官屬常惠等，各安置他處，不得相近。
如此拘囚困苦者，凡十九年，而蘇武持節牧羊，竟不肯屈。夫死生在前，不足以動其心，而艱苦久曆，亦不能以變其節，古所謂“不辱君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蘇武之謂乎？
征和二年。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己。皇後、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後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
征和二年，是武帝在位第五十年。武帝早年無子，至二十九歲時，才生一子，名據，立為太子。初生時，武帝以得子遲，甚憐愛之。及太子長成，生性仁恕溫謹。武帝卻嫌他才能短少，不似己這般雄才大略。從此太子之母衛皇後與太子的恩寵漸漸衰減，他母子心下疑慮，恐遭廢黜，常不自安。武帝知道他這意思，一日對皇後之弟、大將軍衛青說：“我漢家自高祖以來，凡事都隻是草草創立，未得完美，又加以四夷侵陵中國，擾害邊方，我若因循，不變更製度，興起禮樂，則後世子孫何以觀法？坐視四夷為患，不出師征伐，任其侵陵，無所懲創，則天下何由安寧？我為此故，內修外攘，紛紛多事，不得不勞動百姓。若使後世子孫又複如我所為，紛擾不已，便與當時秦家一般。蓋秦家隻因征伐不已，百姓勞擾，遂至於亡。我身後子孫若複如此，是蹈其覆轍矣。今太子敦厚簡重，性好安靜，必能保守天下。天下多事之後，要求個謹守成法之主，豈有過於太子者？聞得他母子心下不安，你可將我這意思去曉喻他知道，著他安心，勿生疑慮也。”大將軍頓首拜謝。太子平日見武帝南北征伐，用兵於四夷，天下勞擾，往往進諫。武帝笑說：“如今四夷侵陵，必須征伐。勞動一番，才保得百年無事。我今身任了這勞苦事，經營停當，卻把安逸太平之福遺下與汝，使汝坐享，卻不是好？”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台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巫蠱，是師巫咒詛之術。湖，是縣名，即今河南閿鄉縣。
武帝末年，宮禁不嚴，妃嬪宮人都與外間師巫婦人交通，雕刻木人，禱祀祈福。其後宮人有彼此妒忌者，就說有人在背後咒詛主上。武帝信之，多所誅殺，遂成巫蠱之獄。讒臣江充因而誣陷皇太子，說太子也在宮中行咒詛之術。太子忿恨不能自明，因發兵捕斬江充。長安城中，因傳說太子謀反。太子懼罪，走出湖縣地方，自縊而死。由是窮治巫蠱之獄，無辜被誣者甚眾。其後法司按問，通無指實，多有冤枉。武帝以此想起太子當初，也是被江充誣賴，無處分辯，逼迫至此，倉卒懼罪，原無反意，心裏漸漸明白，知太子之冤。適有高祖廟寢殿裏一個郎官，叫做田千秋，來上急變替太子申冤，說道：“今律法上，兒子盜弄父親的兵器，罪止於笞。在平民且如此，況天子之子？縱是擅發武庫兵，過誤而殺人，何罪之有？乃加以謀反之名，使之抱痛而死，豈不冤哉？”於是武帝乃大感悟，即召田千秋麵見，說道：“父子間的事，乃人所難言者。自從太子死後，誰人與他一言？今你獨明言太子之無他意，這乃是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不忍太子冤死，故使你來指教我的。你是祖宗貽我的忠良之臣，便當為我的輔佐。”於是就拜田千秋為大鴻臚，列於九卿；把江充的家族盡數誅戮，以泄神人之憤。武帝哀憐太子無罪而死，乃別建一宮，叫做思子宮。又於湖縣築一台，叫做歸來望思之台。言己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天下聞而悲傷之。
夫讒佞之臣，反覆傾險，以非為是，將無作有，雖明達之人，亦往往為其所惑。如伊戾之害宋太子痤，費無極之害楚太子建，江充之害戾太子。其意唯起於希寵避罪，而其禍乃至於戕害骨肉，傾覆國家。然楚、宋昏暗之君，被惑固宜。以武帝之剛明，亦遭其慘毒而不能察，雖納千秋之說，滅讒臣之族，明太子之冤，然亦晚矣。夫大舜至仁，猶疾讒說之殄行；孔子大聖，亦惡利口之覆邦，況其他乎！後世人主，可不戒哉！可不察哉！
武帝征和四年，在位五十餘年矣。一旦覺悟前非，乃自家悔恨說道：“朕即位以來，所行的事，多狂妄悖謬。如嚴刑、厚斂、征討、土木、禱祀等項，致使天下的人憂愁困苦，不能聊生。深思既往之失，追悔無及。自今以後，凡事有傷害百姓的，濫費財賦的，盡行停止。”於是大鴻臚田千秋進說：“今方術之士，言神仙者甚眾，然求之數十年，絕無效驗，其不足信明矣。臣請將那方士每，都罷斥遣去之，勿令左道惑人。”武帝說：“鴻臚說的是。”於是悉罷遣諸方士之候求神仙者。自是之後，上每對群臣，輒自歎：“向時愚昧迷惑，被方士每欺誑，妄意求仙。到今看來，天下豈有長生不死的人？凡所言的，都是妖妄耳。人但能節飲食，服藥餌，培養元氣，差可減少疾病而已，豈真有神仙不死者哉？”
夫武帝痛悔既往之非，一切更改，漢業賴此遂以不墜，固可稱矣。然是時武帝行年已老，海內虛耗已極，而後知悔過，不亦晚乎？雖幸而不至於亂亡，然亦危矣。是以人君之圖治，必朝警夕惕，無怠無荒。或舉動一有不當，即如古帝王之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庶可免於他日之悔也。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有司奏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安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複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輪台，是西域中地名。亭，是墩台。隧，是開通的道路。擅賦，是額外加派的糧差。馬複令，是百姓領養官馬，該免徭役的事例。
武帝往時，好大喜功，極意興作。內則求神仙，治宮室；外則征伐四夷，招來西域諸國。把國家的錢糧都消耗了，百姓困苦，不得安生。到晚年，深悔他往日所為的不是，乃下詔書說道：“朕前此紛紛多事，以致天下不安，方悔之無及。今有司官桑弘羊等，又奏請發兵募民，遠去西域數千裏外，開墾田畝，屯種於輪台地方，要就這荒遠去處，築墩台，開道路。若依他所請，未免又征調百姓，擾動勞苦，不得休息，非所以安天下之民。朕心惻然，何忍聞此？為今之計，天下既以虛耗，務在嚴禁有司官員苛刻暴虐，停止那不時擅興的科派，使百姓每盡力於本等農業。縱是一時馬少，隻當修舉舊例，著百姓每領養，免其雜差，其所派養馬匹，但以補足舊額所缺之數，不致消乏武備便了，不必又別生事端，以致勞民動眾。”這是武帝悔過的說話。自此之後，更不複出軍征討四夷。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今日任用的本意，隻要休息愛養天下之民，使之殷富而已。於是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這趙過能行古代田之法。每田一畝，分作幹溝三條，溝闊一尺，深一尺，叫做甽。就這甽裏栽種，待禾苗長時，卻將土爬平了，以壅其根，所以收成倍多。又恐怕地力或薄，不能年年收成，他這甽畝，每年更換一處，所以叫做代田。其用以起土、去草、耕耘的田器都有便利巧法，以教導百姓每依他使用，不費大力。用力雖少，得穀更多。百姓每都以為便，而從其教焉。武帝能用趙過，蓋真有意於富民者矣。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
奉車都尉，是官名。
武帝後元元年，戾太子既死。有個寵幸的趙婕妤住在鉤弋宮，就號為鉤弋夫人。他生得一子，名叫弗陵，懷身十四月才生。此時年方數歲，形體壯大，異於常人。又資性聰明，多智識。武帝以其類己，奇異而鍾愛之，心裏要立他為太子。隻為他年紀幼小，其母鉤弋夫人又方少年，恐怕後來或致母後幹預朝政，又有呂氏之禍，因此猶豫不決，思量要求個托孤寄命的好大臣，以後事付托之。遍察群臣中，惟有奉車都尉霍光，平日侍從左右，小心謹慎，忠誠篤厚，堪以擔當大事。乃使黃門待詔的畫工，畫周公背負著成王朝見諸侯的圖，賜與霍光。蓋默示以托孤之意，要他將來輔佐少主，而行周公之事也。
其後霍光果能擁立昭帝，盡忠輔政，折燕王蓋主之逆謀。漢業賴以不墜，武帝之付托可謂得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