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之七

漢紀

文帝

太宗孝文皇帝，名恒，高祖第四子。初封為代王，大臣既誅諸呂，迎而立之。在位二十三年，諡號孝文，廟號太宗。

元年，有司請早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用此道也。今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

文帝即位之元年，諸大臣有司以此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故勸文帝蚤立太子，以安人心，說道：“太子是天下之本，宗廟社稷所係，故須豫先建立，正其位號，這不是私其子，蓋將使祖宗之祀有托、百神有主、天下蒼生有依，乃所以重宗廟社稷而不忘天下也。且如古者殷自玄王相土，至湯有天下；周自後稷、公劉，至文、武有天下，以世相繼，治安皆千有餘歲，享國長久，由太子早建而國本素定故也。今皇子啟年最長，其德性純厚而慈仁，又最賢。夫立嫡、立長、立賢，於理為順，就請立以為太子。庶足以上奉宗社之靈，下慰蒼生之望。”初時文帝不聽，後乃許之。

按《史記》，文帝當群臣請立太子時，堅不肯從，曰：“吾不欲以天下私其子。”其後群臣上請，至再至三，然後聽許。此文帝謙讓之德，過於後世人主遠矣。但此時初誅諸呂，人心未定，若不早正國本，則無以係屬人心而奠安國祚。況自古以繼嗣不定，而禍亂國家者多矣。如秦始皇帝不早立扶蘇，致有趙高之謀、胡亥之亂，而國隨以亡。此近事之可鑒者也。然則有司之亟請於文帝，豈諛詞過計哉！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之。平專為丞相。

廷尉，是漢時平刑的官，即是今之大理寺。治粟內史，是掌錢穀的官，即今戶部提督倉場官。

文帝即位之初，留心治道，把國家的政事一一都講求明白。一日臨朝時，忽然問右丞相周勃說：“如今一年之間，天下決斷過的獄囚共有多少？”周勃對說：“不知道。”帝又問：“一年之間，國家用度的錢糧數目共有多少？”勃又對說：“不知道。”周勃見連問兩事，俱不能對，心上惶恐，不覺的流汗沾濕了背脊。帝乃問左丞相陳平。陳平對說：“這兩件事，各有該管的衙門。陛下若問決獄，便該責成掌刑的廷尉；若問錢糧出入，便該責成治粟內史。此二者皆非臣之職也。”帝遂問說：“卿所管的，卻是何事？”陳平對說：“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上則輔佐天子，使其君為聖君；燮理陰陽，使寒暑有常；順序四時，使氣候不差；下遂萬物之宜，使飛走動植各得其所；外則鎮撫四夷諸侯，使四夷都來朝貢，諸侯無不服從；內則愛養百姓，使民皆安土樂業，親附其上；表帥百僚，使卿大夫各盡其職，分理朝廷的政務。此皆宰相之事，臣所知也。若夫刑獄錢穀，則自有主者，非臣所知。”文帝聽說，稱陳平所言有理。於是絳侯周勃自知其才能不及陳平，乃稱病不出，請解相印，致仕而歸。文帝允其所辭，以陳平專為宰相。

夫宰相之事，陳平雖未必能盡然其所言，則可謂深識治體者。宰相得人，則一人元良，群賢匯集，民安物阜，外寧內謐，人主所以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所以古語說：“相道得而萬國理。”此明主之所以重擇相也。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製，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文帝初立，聞知河南郡太守吳公政治和平，為天下第一，就召他入為廷尉。吳公在河南時，他所屬洛陽縣有個秀才，叫做賈誼，甚是博學，吳公愛之。及為廷尉，就薦舉於朝，說他可大用。文帝因召賈誼來，授以博士官職。那時賈生年少，才二十餘歲。文帝愛其文詞博洽、學識通明，知是個經濟之才，要大用他，隻這一年內便超遷做太中大夫。漢朝博士官比六百石，太中大夫比千石，是不拘常格，超升五級了。賈生見文帝這等拔用他，一心報效，知無不言。漢家因秦法，以十月為歲首，今請改正朔，用正月；漢家火德，服色尚赤，今說是土德，請改尚黃；漢家左右丞相、太尉等官，廢置不常，今請定職官之名；漢家用叔孫通禮，《房中》《安世》樂，與古不同，今請興禮樂之事。整頓這幾件，以立漢家一代的製度，革去了秦時鄙陋之習。於是文帝謙讓說：“這議論固好，但我一時未暇為此，且姑待之。”

蓋此時天下初定，百姓未安，文帝承高、惠、呂氏之後，躬修玄嘿，務與天下休息，不欲以多事擾民，故雖愛賈誼之辯博，而不遽行其說。若文帝者，可謂知為治之本者矣。

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晦，是月盡之日。

文帝二年冬十一月晦日，適有日食之變。帝以日食者，陰勝陽、邪幹正之象，必君德有虧，朝政有厥，故天見變異，以示儆戒，因此恐懼，務修德以回天變，乃下詔說：“爾文武群臣，各宜盡情思量我已前的過失，啟告我知道，使我得以著實修省。及天下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爾廷臣但有所知，都薦舉將來，使他陳說時務，極言過失，以匡正我之不及處，庶乎可以改過遷善，感天心而消災變也。”

古語說：天心仁愛人君，每出災異以儆戒之。蓋王者父天母地，譬之人家父母少有些嗔怪的意思，為子者當恐懼敬畏，益修子道，則父母之心亦必變嗔怪而為喜悅。故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克謹天戒，遇災而警，故能享天心而召和氣。今日食一事，未為大變也，而文帝即恐恐然反身修德，下詔求言，引咎自責如此，可謂克謹天戒者矣。故終文帝之世，災變雖多，而致治最盛，豈非天鑒有德之明驗歟！

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其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欣欣然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選其賢者，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弛也。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延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湣之。”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嚐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

孟賁，是古之勇士。

是時文帝以日食下詔求言，於是潁陰侯有個騎士，叫做賈山，見文帝時常與近臣射獵，恐妨害政事，乃上一書，論天下所以平治亂亡的道理。以秦始皇惡聞其過，自取亡亂，就借秦事為譬喻。這書叫做《至言》，明其言之切至也。其書中一段，先說當廣開言路的意思，說道：“臣聞雷霆之所擊，物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物無不糜碎者。今為人主者其威甚於雷霆，而其勢重於萬鈞，臣下誰不畏懼。縱是多方開導他，使之直言無隱，又和顏悅色，虛心聽受，其言可用，就采而行之，且酬以官爵，顯榮其身，這等優待他那草茅之士，幹冒天威，尚且恐懼隕越，不敢盡言。又況縱欲以自快，恣暴以淩人，惡聞其過，而使之不敢指乎？震之以刑罰之威，壓之以尊重之勢，莫說是尋常人，就使智如堯、舜，勇如孟賁，也都摧折於天威之下矣，士孰敢以其身而試不測之怒哉！使人皆鉗口結舌，緘默苟容，則人主之過失無由得聞，聰明日蔽於上，惡政日加於下，民不堪命，而社稷危矣。此秦之所以亡也，可不戒哉！在先周之盛時，九州之內，封建大小諸侯之國共一千八百處。當是時，以九州之民力，供養千八百國之君，而天子所有者，獨王畿千裏之地，宜乎用度不足矣，然卻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歌頌之聲交作於下。及到秦皇帝時，改封建而為守令，天下一統歸於天子，以古時千八百國之民力，供養一人，宜乎有餘，卻乃民力罷敝，不足以供上之役使。民財匱竭，不足以供上之取用者，何故？蓋古時為君者，嗜好減省，國家費用都有個一定的節度，無分外取辦之擾，故上用常足，而民力易供。秦皇帝用度奢侈，其所以自養者，隻馳騁射獵之樂，所費無窮，故雖以天下之財，不能供一人之用也。陛下監於往事，宜乎以周為法，以秦為戒矣。今乃不然。且陛下初時詔天下有司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人都欣欣然喜而相告說：“吾君舉賢自輔，將興舉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所以天下懷材抱德之士，莫不思乘時自奮，勉竭忠誠，以讚成陛下的盛德。及至舉到朝廷，卻隻與之馳驅射獵，一日而再三出。臣恐群臣見陛下所為如此，無複竭誠盡慎之心，而朝廷之事，將懈惰而廢弛矣。陛下初從代邸來即帝位，親自勉勵，以加惠天下，裁節用度，愛養百姓。平訟獄，使無冤滯；緩刑罰，使無暴苛。一時初政，人心忻然，莫不歡喜。臣聞山東地方有司官吏宣布詔令，百姓每便是衰老羸瘦的、疲癃疾病的，也都扶著柺杖往而聽之，都道聖主在上，太平指日可待，隻怕我等老病將死，不及見之，願得少延須臾，思見德化之成也。民心之望治如此。今陛下左右都是豪俊之臣、方正之士，正該與之講議朝政，共成德化，以答天下仰望之心。卻與他日日獵射，擊兔伐狐，搏取禽獸，以傷帝王之大業，使天下的人失了指望，臣切為陛下惜也。且為士者，平素誦詩讀書，修古致君澤民之道，其在家如此。一旦有司薦舉，登於天子之庭，這正是他試用之時。乃舍其所學，而從事射獵，把他平生所學之事都廢壞了，臣又為諸臣惜也。”於是文帝嘉納其言，一一都依行。文帝每視朝乘輦出來時，縱是郎吏侍從這等卑官，但上書疏，未嚐不停了車駕，從容聽受。所言的事如不可用，隻留下不行，不加責怪；如所言可用，便采而行之，未嚐輕忽。此賈山所以得行其說也。文帝之虛己聽言，不遺微賤如此，豈非萬世之所當法哉！

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後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後，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人彘，是呂後害戚夫人的事。初高帝寵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趙王為太子。高帝崩後，呂氏鴆殺趙王，將戚夫人斷其手足、抉眼耳，放在廁中，名曰人彘，言其人而似豬形也。

文帝所愛幸的慎夫人，在禁中嚐與皇後同席而坐。一日從帝遊幸上林，郎署官亦照常並設兩座。此時有中郎袁盎隨從在旁，乃撤去了慎夫人的坐席，不使與皇後相並。慎夫人怒，帝亦怒。袁盎說：“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相安，自然和好。今陛下既已立了皇後，慎夫人雖愛幸，論名分，乃妾耳。嫡庶同席而坐，豈不失尊卑之序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之事乎？彼時呂後處戚夫人，雖極為毒惡，也因高帝寵幸戚夫人太過，以致呂後憤恨不平，遂遭慘禍。今日正主妾之分，明尊卑之禮，乃所以保全慎夫人，使宮闈和睦，永承寵眷也。”帝喜袁盎說得有理，乃召慎夫人來，以盎所言告之。慎夫人始悟盎之卻坐，原是好意，因賜盎金五十斤。

夫萬化之原，始於閨門，而齊家之道，在正名分。名分正則家齊，家齊而國可治矣。為人君者，最宜留意於斯。

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嚐聞。漢之為漢，幾四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裏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饋之？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文帝即位以來，躬行節儉，休養百姓。那時去戰國未遠，民多遊食，不務農業。賈誼上疏勸文帝說道：“管仲有言：‘倉廩充實，則民有賴而知禮節；衣食給足，則民有恥而知榮辱。’蓋禮義生於富足，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嚐聞也。漢興以來，將近四十年矣。此時官府公儲及民間私蓄尚是空虛，甚可哀痛，幸得年穀屢登，天下無事，未有兵荒。然世之有饑荒與豐穰，乃天行之數，不可預必。就是夏禹、商湯，聖王治世，也曾被水旱來。如今豈能必得年年豐稔？脫或不幸，雨暘失調，有二三千裏地方亢旱之災，顆粒無收，那時要賑濟這許多饑民，何處取給？又或猝然邊上有事，調動數十百萬軍馬，把守截殺，這許多糧餉又何處取給？夫積蓄存貯，所以備災變，這是天下的大命脈，安危所係。若積粟既多，財用有餘，天下的事那一件幹不得？以攻則必取，以守則必固，以戰則必勝，以之綏懷敵人，降附遠夷，又何招而不至？可見治國之道，先於足食。隻要錢糧充足，則事事可為。然欲足食，必先重農。今蓄積所以不充，隻為民不務農之故。必須設法勸民，驅逐他盡歸於農，使各自出力耕作，以為衣食之資，不複去做商賈工匠，徒靠手藝遠出求趁。那末技遊食之民都轉而緣南畝，改變其業，各守本等的農務，則蓄積自然充足，而民亦安土樂業，不輕去其鄉矣。此今日之急務也。”於是文帝感悟賈生所言，這年春正月丁亥日，就下詔開籍田，仿古時天子親耕以供宗廟粢盛的意思。文帝親自到籍田中，扶著耕犁，行三推之禮，以倡率天下之民，使百姓每聞知，說：“天子至尊，尚且親耕，況我等小民，可不盡力？”是以不煩教令，不假刑威，而民爭趨於農，由文帝以身先之也。

當時瘡痍之民，一變而為富庶之俗。至其末年，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賈生之言，信有驗矣。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文帝二年初，既嚐詔群臣極言過失，猶恐群臣之不肯盡言，又下詔說：“古者聖王之治天下，莫不以聽言納諫為急務。朝裏麵豎著進善之旌，使凡以善言來告者，都立於旌旗之下，以待詔問；又立誹謗之木，許人以朝廷之過失，寫在木上，以圖省改。所以然者，無非欲明目達聰，通治道而開言路也。及至秦為無道，但有盡忠直諫者，就說他誹謗朝廷、妖言惑眾，加之以重罪，著為法律，到今尚因循未改。此群臣之所以畏威懷罪，不肯盡言，而上有過失，無由聞也。何以能招來天下賢良與直言敢諫之士？自今以後，除去了這一條律令，使人人得以盡言，無所忌諱。”

夫誹謗、妖言之禁，秦皇行之，而立見其亡；漢文除之，為一代賢君稱首。曆觀往古，莫不皆然。可見興亡治亂之幾，在言路通塞之間而已矣。為人君者，宜以文帝為法。

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民今年田租之半。”

文帝二年正月，既納賈生之言，親耕籍田，以率天下矣。這年九月，遂下詔說：“百姓的職業，有為耕農的、有為商賈的。朕看來，惟農事乃是天下的大根本。蓋民生於食，食出於農，這是百姓每所賴以生養，而不可一日廢者也。那商賈不過是末技耳。而今百姓每或不專力於本，而乃從事於末，為商賈者多，為耕農者少，五穀何由生？日食何由給？所以民生不遂。朕為此故，親率群臣首耕籍田，以身勸率天下之民，使皆力於農事，庶本業不廢，而民生有資。然民盡力以耕田最是勞苦，而又不能不取其租，若不體恤，反不如那做商賈的，得以坐享其利矣。朕甚憫之。今國家租稅固有定額，然朕每事節省，亦自夠用。今年的錢糧且隻著百姓每辦納一半，其餘一半盡行蠲免，以蘇天下之民。”

夫文帝即位之初，國用浩繁，又屢歲下詔蠲免租稅，宜其用之不足矣。而史稱當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京師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府庫充溢，海內富庶。至於武帝用桑弘羊等，言利析秋毫，取利盡錙銖，宜其用之有餘矣。而動見匱乏，卒致海內虛耗。蓋其用之有節不節故也。可見足國者，不以厚斂為得計，當以節用為先務矣。

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當是也。”

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後，許之。

奏當，是法司議擬罪名的意思。蹕，是駕出清道。長陵，是高帝葬處。兩手掬物叫做抔。不敢斥言發掘陵墓，故隻說取長陵一抔土。

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一日聖駕出行，從中渭橋過，有一人在橋下行走，驚了駕輦的馬。文帝使兵騎拿獲，發與廷尉問罪。釋之問擬衝突儀仗罪名，該納金贖罪。奏上，文帝怒，說：“此人親驚吾馬，幸得馬還調良，不曾失事。假若是不馴熟的馬，吃他這一驚，奔逸起來，豈不至敗車而傷我乎？情重如此，而廷尉止擬罰金，何其輕也！”釋之對說：“法者，高帝所定，布之天下，與共守之。天子不敢以喜怒為重輕，人臣亦不敢承上意以出入。今犯蹕之罪，論律隻該罰金，而欲更為加重，是法可由人增減，而百姓不以為信矣。且當犯蹕之時，上若立遣人殺之，法雖不當，與臣無幹。今既發下廷尉，付之法司，臣居法司之官，隻知守法而已，豈敢隨上意以為輕重乎？夫朝廷之設廷尉，正要詳審刑獄，使情法得中，輕重平允。若廷尉之法一偏，則天下從而效尤，必將任情用法，故為輕重，受冤之人不止一犯蹕者而已矣。民安所錯其手足乎？”文帝聞言而悟，說：“廷尉問擬的是。”允其所奏。

其後又有人偷盜高帝廟中神座前供禦的玉環，吏卒捕獲那為盜之人，送下廷尉問擬罪名。釋之奏說：“此人盜宗廟服禦物，依律該處斬。”文帝大怒說：“這人無理，乃敢盜我先帝的廟器，朕欲將他全家處死，誅滅其宗族。你卻隻照常法奏擬，何以重宗廟而慰先靈！非朕所以敬奉宗廟之意矣。”釋之乃免冠頓首謝說：“竊盜之罪，不至於死。今以盜宗廟器問擬死罪，已是盡法處了，豈可複加？今人盜宗廟一器便誅及宗族，設或有等無知愚民，盜取高帝陵墓上一抔土，此時陛下憤山陵之侵損，必欲重處此人，又當萬倍於盜廟器者矣，不知更有何法，可加於族誅之上者乎？”於是文帝感悟，乃稟白於母薄太後，而聽許之，竟從張釋之所擬。

夫釋之為朝廷持法，而不徇人主之喜怒；文帝能容釋之之持法，而不任一己之喜怒，皆古今美事，可以為後世法。故史臣記之如此。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後帝思誼，召至入見。上方受厘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為梁太傅。

厘字，解作福字，受厘是祭神畢而受福胙也。宣室，是殿名。

文帝愛賈誼之才，欲任以公卿之位。其時大臣周勃、灌嬰等，嫌其多事，常短毀之於文帝麵前，說道：“洛陽賈生，年少初學，未更世事，恃他有些才華，便要專擅事權，紛更變亂高帝的成法，此人不可大用。”於是文帝從此遂疏遠之，不複用其所言，而出為長沙王太傅，蓋欲老其才而用之也。其後文帝忽又思誼，遣使召來，既至入見。此時祭祀才罷，文帝坐在宣室中，飲福受胙，因此想起鬼神一事。問及鬼神的來曆，賈誼乃具道其所以然之故以對，談論之久，至於夜半。帝聽之，喜而不厭，促席向前，聽其議論。既退，歎說：“吾許久不見賈生，自以學問進益，勝過他了，今聽其言，還覺不如。”乃拜為梁王太傅。梁王，是文帝第二子，帝甚愛之，故用文學之臣為之師傅也。

夫帝當天下初定之時，諸呂方平之後，清淨無為，與民休息，固其所也。誼以多事承之，是以不見任用。至其通達國體，辯博有辭，帝未嚐不愛其才，而歎服之。用人取善，兩得之矣。

十年，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引分，即引決，是自盡的意思。

文帝十年，將軍薄昭，乃薄太後之弟，文帝之母舅也，嚐恃寵而驕，擅殺朝廷差遣的使臣，法該抵死。文帝以母後之故，不忍教他受戮於市曹，乃使公卿大臣都到他家飲酒，與之訣別。欲令薄昭自家引罪，曉得該死，尋個自盡便了。薄昭恃在外戚，還望文帝赦他，卻不肯就死。文帝又使群臣都穿了孝服，往他家哭之。薄昭然後知帝意必不肯赦，乃不得已而自殺。

看文帝處這件事，甚是剛斷，又且從容。內不傷母後之意，外必伸朝廷之法，可謂得情法之中矣。然猶有未盡者，恨不能防之於早。古語說：“嬰兒之患，常傷於飽；貴臣之患，常傷於寵。”故人君之待外戚，其裁抑之者，乃所以保全之也。文帝不早為薄昭置賢師傅，而使之典兵幹政，至於驕而犯法，恩不能庇，悔將何及哉？然後知向之所以過寵之者，適足以殺之而已矣。後世人主愛厚外戚，而欲長保其富貴者，當鑒於斯。

齊太倉令淳於意，有罪當刑，詔獄逮係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複生，刑者不可複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詔獄，即今錦衣衛鎮撫司獄也。逮，是押送罪人。肉刑，是割體斷趾之刑。

齊太倉令淳於意犯罪當刑，被提至長安，係詔獄。淳於意無子，止生五女。其少女緹縈，傷父之陷於刑罪，無與辯理，乃隨父到長安，上書奏說：“妾父在齊中做官，齊中之人都稱其清廉平恕。今不幸而誤陷於罪，坐法當刑。妾傷夫已死之人，不可再生，受刑身毀，不能再續，縱有悔悟之心，要更改前非，從新行好，而形體已毀，自新無路，豈不可惜？然法有贖罪之例，而妾父做官素清廉，又無以為贖罪之資，妾情願收沒入官為奴，以贖父刑罪，使得以改過自新。”文帝覽緹縈所奏，悲憐其情意之苦，又有感於其言，而知肉刑之慘刻如此也，乃下詔除去肉刑之法，以笞代之。

夫文帝除肉刑，可謂至仁，及其用法，雖親無赦，似又有不專於仁者，何也？蓋立法貴寬，不可無好生之意；而行法貴斷，不可有姑息之心。仁義並行，寬猛互用，治天下之大法如是矣。

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法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玄，是清淨。默，是簡重。禁罔，是法禁似網羅一般，所以叫做禁罔。錯，是置而不用。

文帝承高惠呂氏之後，知百姓每方離了戰爭之苦，要在休養生息，不可以多事擾民，一切務在安靜。既躬修玄默之道，以身化民，無所作為，不尚詞說。那時為將相的，如周勃、灌嬰、張蒼等，都是高帝時開國的功臣，少文飾，多質樸。又親見秦家以暴虐致亂亡，心裏厭惡他，以為懲戒，凡百議論，務在寬大仁厚。人有過失，務為包容，不肯對人明說出來，恐羞辱了他。其寬厚如此，是以化自朝廷，行於天下，那百姓每也都變為忠厚，興於禮讓。舊時進本告狀，訐發人陰私，那樣偷薄的風俗盡改變了。故當是時，吏安其官，民樂其業；錢糧蓄積，每歲增加；民間戶口，日漸蕃息。下之風流篤厚，而無薄惡；上之禁網疏闊，而無煩苛。凡人犯罪，有可輕可重，疑而未決的，便都饒了他，不必一一深求，盡入於法。是以彼時刑罰大省，至於一歲天下有司所決斷的輕重獄囚，隻有四百而已。民不犯法，刑無所用，蓋有刑錯之風焉。

前代惟周成王、康王時，刑錯不用，今文帝亦庶幾乎此。與成、康比隆，而其本則上修玄默，下務寬厚，有以致之。漢家四百年之命脈，其培於此矣。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於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遂至彭陽。上親勞軍，自欲征匈奴。皇太後固要，乃止。於是以張相如為大將軍，擊之，逐出塞即還。

單於，是北虜酋長的稱號。老上，是單於的名。朝那、彭陽，是縣名；北地，是郡名，俱在今陝西地方。都尉，是管軍之官。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背和親之約，其老上單於帥領十四萬人馬從朝那、蕭關進，搶殺了北地的都尉，遂深入至彭陽一帶地方。文帝不忍見百姓之被害如此，遂發憤整兵，親自犒勞軍士，要禦駕親征。群臣諫止，不聽；皇太後再三勸住，才罷不行。於是以張相如為大將軍，領兵截殺，驅逐虜騎出邊塞之外，即班師而還。

古稱王者之於夷狄，來則禦之，去不窮追。三代而後，如漢文者，其庶乎此。武帝好大喜功，勤兵遠討，豈不稱雄？而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幾致大亂。人君欲知安攘之計，觀漢二帝，則得失之效昭然可睹矣。

上輦過郎署，問馮唐曰：“父家安在？”對曰：“臣大父趙人。”上曰：“昔有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巨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嚐不在巨鹿也。”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讓唐。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製之；閫以外，將軍製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是以北逐單於，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今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陛下賞太輕，罰太重。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及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複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署，是官舍。郎署，是郎官所居的去處。巨鹿，是秦、漢時郡名，在今真定及順德府地方。人身兩股叫做髀，拊髀，是以手拍其股。閫，是門限。雲中，是郡名，即今大同地方。大將所居的去處叫做幕府。

文帝一日乘輦從郎官署中經過，此時馮唐為郎署長，文帝見他年老，因以父老呼之。問說：“父老，你家住何處？”馮唐對說：“臣的祖公是趙國人。”文帝說：“昔朕為代王時，一日正進膳，有尚食監高祛向我說：‘趙國的大將李齊甚是賢能，曾與秦兵戰於巨鹿之野。觀其用兵取勝，真乃是個良將。’朕常思慕其人，至今每遇進膳，就想起李齊的事來，我的意思常如在巨鹿地方，未嚐忘也。”馮唐對說：“李齊雖好，然趙國良將還有個廉頗，曾在邯鄲拒秦兵；又有個李牧，曾在代州雁門關拒匈奴。這兩人為將更有本事，李齊尚不如他。”那時匈奴屢次犯邊，殺了北地都尉，邊事方急，文帝正要求個良將用之，一聞馮唐之言，便以手自拍其髀，歎說：“朕如今怎能勾得那廉頗、李牧來用？若得這般人為將，著他統兵在邊上備虜，又何憂匈奴之為患哉！”馮唐因見文帝留意將帥，這時有個雲中太守魏尚，方以微罪廢棄，要把言語激發文帝，薦他起來，故意說道：“莫說今日沒有廉頗、李牧，就是有廉頗、李牧這般人，隻怕陛下也不能任用他。”文帝因馮唐當麵恥辱他，也不覺發怒，怪責不是。馮唐對說：“臣謂陛下之不能任用良將，非敢妄言，蓋有所見。臣聞上古王者遣將出征之時，必跪而親推其車轂以命之說：‘凡在閫以內的事物，悉聽寡人處置；閫以外的事務，悉聽將軍節製。凡一應論功行賞的事，都任將軍自家主張，取決於外，寡人不從中製也。’蓋以將權不重，則號令不行；動有掣肘，則事機錯誤。故上古王者之遣將如此。趙用李牧，惟其能這等信之專、任之篤，所以李牧為將，凡事都由得自己，便於展布，故能北邊驅逐單於，破東胡，滅澹林；西麵挫抑強秦，南麵抵當住韓、魏二國，趙國稱強焉。今陛下之用將能如是乎？且如前日魏尚做雲中太守，他軍市中收的租稅，一毫不入己，盡用之犒賞士卒，所以士卒盡力，而匈奴遠避，不敢犯邊。止曾進邊一次，魏尚統領人馬截殺，所斬獲甚多。其功如此，臣以為宜蒙厚賞。隻因報功幕府，一兩個字不相照對，那文官便說他報功不實，以法律糾正其罪，而罷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則太輕矣，而罰又太重也。夫魏尚當時不曾犯了大罪，止因報功冊上混開了六顆首級，此其情固可原，而功亦難泯。陛下不但格其賞不行，又送下法司問罪，至於削其官爵而罰及之，此殆與上古王者之遣將異矣。何以為立功者之勸哉！即此看來，可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聽馮唐這番說話，深自感悟，心中喜悅。即日令馮唐持節赦了魏尚，複職為雲中太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以嘉其能直言敢諫焉。其後細柳勞軍，委任周亞夫，可謂得用將之道，其有悟於馮唐之言者深矣。

春，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吾聞祠官祝厘，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築土為壇，除地為場，是祭神的去處。玉器為珪，段帛為幣，是祭神的禮物。祝厘，是禱神求福。

文帝十四年春，下詔說：“一應祀典，神祇壇場狹小的，比舊時都要充廣，珪幣缺少的，比舊時都要增加，以致敬於神，不可褻瀆。”又詔書內一款說：“吾聞祠祭官凡祭祀之時，祝文上的說話，都祈禱神福歸於朕躬，不為百姓，朕心裏甚是慚愧。這福必須有德，然後能饗。今以朕之不德，而欲專饗其福，獨擅其美，私厚於一身，那百姓每都不得預，這乃是加朕的罪過，而重其不德也。今後一應祭祀，隻著祠官致敬盡禮，無得仍前歸福朕躬，有所祈禱。”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文帝詔廣增壇場、珪幣而無所祈，可謂能敬而遠者矣。然有天下者不以一己之富壽康寧為福，而以百姓之和平安樂為福，此文帝所以不欲專饗而必與百姓共之也。曆觀前代人君，其好禱神祈福者，莫如秦始皇，乃身致亂亡之禍以及子孫，至今笑其愚；其不欲禱神祈福者，莫如漢文帝，乃身享治平之福以及子孫，至今頌其美。可見人君之所以為福者，在德而不在禱矣。此又主百神者之所當知。

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文帝十七年，改為後元年。因連歲災傷，下詔說道：“近來數年，五穀不收，今又有水旱疾疫之災，百姓困苦，朕甚憂慮。然變不虛生，必有所以致之者。但我愚暗不明，不曉得過失所在。想是朕之政令有所闕失，而行事或有過差歟？抑或上而不能順天之道，下而不能盡地之利，明而人事乖戾失和，幽而鬼神怠廢不祀歟？果何由而致此災變也？朕又思想，莫不是百官之俸祿或缺，以致侵漁百姓；無用之興作或多，以致濫費民財歟？不然，何其民食之寡乏如此也？夫料度如今的田地，比古時不見加少；算計如今的人民，比古時不見加多。若以戶口較量田地之數，不但比古時一般，覺得如今田地尚寬廣有餘，宜乎民食充足矣，而乃甚患不足者，其過咎畢竟安在？莫非古時力本者多，用度有節，如今百姓卻每每從事於商賈末藝，以妨害農功者太盛歟？或是造為酒漿，以糜費米穀者太多歟？又或是豢養六畜，而食人之食者太眾歟？凡此小大的事理，我反複思之，未得其當，故特詔下禦史大夫，可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以上及博士等官，大家商議。但有可以消弭災變，佐助百姓之急者，各任你每意見，為國家深遠思慮，明白開陳，無所隱諱可也。”

夫天災流行，雖明君在上，不能必無。惟文帝不諉於適然之數，而反躬自責，博求所以弭災之道，此所以雖有災變，不為民害也。當是時，百姓殷富，戶口蕃息，有由然哉。

班固讚曰：“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禦，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嚐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台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不朝，賜以幾杖。群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班固，是漢朝史臣，嚐作《漢書》，於《文帝本紀》之末，讚美他許多好處，說道：“文帝即位以來，通計二十三年，所居的宮室、所遊的苑囿、所乘坐擺列的車馬、所服禦的衣裳器物，一一都遵守先世之舊，無所增加。若這苑囿地土等項，雖是舊時所有，或有不便於民的，便都從寬減省，以從民便，寧可使百姓得些便益，不肯厚於自奉，以妨民也。一日要在驪山上造一露頂高台，叫工匠來估計那所費的價值，說該用百金。百金是一千六百兩。文帝說：‘這百金資財，在民間中等人家，可勾十家的產業。今我承繼著先帝的宮室，常恐享用過分，玷辱了這去處，又要那台何用？豈可興此無益之工，而破費民間十家之產乎？’因此就停止了工作。其愛惜財用如此。文帝自家所尚的袍服，止用弋綈。弋，是黑色。綈，是粗厚的緞匹。隻取耐穿，不尚華采。當時有個慎夫人，是文帝所寵愛的。他穿的也是樸素的衣服，長不拖地；用的帷幕帳幔，也都不用文繡。自家敦尚樸素，以為百姓每倡率，使天下風俗都化為儉樸。其尋常服禦如此。生前預造陵寢在霸水上，叫做霸陵。這霸陵裏麵擺設的，都是瓦器，不用金銀銅錫等物裝飾。依著那山勢便做葬處，不複築土為墳，勞費民力。其山陵製度如此。南越王趙佗恃其強大，自稱南越武帝，占據著海南地方，抗拒中國。文帝不行誅討，乃召其宗族兄弟，在中國的都與他官爵賞賜，以恩德懷服其心。其後趙佗感激，就去了帝號，自稱藩臣，終身不敢倍漢。先年曾與匈奴單於和親，約以長城為界，不相侵犯，後來匈奴背約，常時入邊搶掠。文帝也不與他計較，隻著各邊將士提備防守，驅逐出邊便罷，不曾發兵深入，惟恐損傷了百姓生命，多費了兵馬錢糧。其製禦夷狄如此。吳王濞稱病不朝，已有反謀，文帝道他年老，乃賜之幾杖，免其來朝，並不曾發覺他的奸詐。群臣袁盎、晁錯、賈誼等或上疏諫諍，或因事論說，雖常觸犯忌諱過於切直，也都寬容，假借納用其言，並不曾嗔怪他。將軍張武曾受人饋送的金錢，事頗發覺，文帝隻說他家貧，反賞賜他財物，使他心裏慚愧，自知省改，並不曾播揚他的過失。其優待臣下如此。那時行出來的政事，說出來的議論，專要休養生息，以德化民，不用刑罰。是以四海之內財力豐富，戶口蕃庶，人人興起於禮義，樂為善而恥犯法，遂致風俗淳厚，刑罰減省。一歲中總計天下有司決斷的輕重獄囚，不過數百，庶幾有古時刑錯不用之風焉，其真可謂仁德之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