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閑話少年夢
人之初：畫框與畫筆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少年和少女時期的人生，仿佛剛剛繃緊於畫框內的畫布；其後上麵的每一線條，每一色彩，都是要由自己來一筆筆畫上，一筆筆塗上的，是謂人生之底色……
如今想來，我的話並不完全符合人生的真相。甚至，簡直可以說很不符合。或更幹脆地說，對於“人之初”而言，世上根本不同的例子舉不勝舉。
因為我的話無疑會給人一種不是人生真相的意思，那就是——仿佛一切人之人生的底色，皆由是少年和少女的他們或她們自己來決定。
其實，人生的真相哪裏是這樣的呢？
人生的一種真相便是——在一個人尚未出生之時，就已開始有人為之定製畫框了，就已開始有人在他或她以後之人生的畫布上，畫最初的線條塗上最初的色塊了。
三十幾年前，瑞典上著小學的王子，因為學年考試有兩門主科不及格，不僅整個王家憂心忡忡，幾乎全國家的人都陷於焦灼不安。有許多人竟為此失眠，還有許多人竟流淚不止。補考成績公布那一天，瑞典全國半數以上的人守在電視機前，期待著“重要新聞”……當新聞播音員報道：王子的補考及格了！於是舉國一片歡慶……
小學生，“人之初”也。
但如此這般的“人之初”的線條和色塊，哪裏是由自己畫在和塗在自己人生的畫布上的呢？
大約是在去年或前年吧，日本的天皇夫人懷孕了，於是成為全日本的新聞和大多數日本人關注的焦點之事。日本人都希望她生下的是兒子而非女兒，因為日本的天皇一向是由男人來接位的。他們還不情願像英國人那樣以順其自然的心理接受一位女天皇。日本的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甚至預測，如果皇後生的是兒子，那將會對日本的股市行情有積極的刺激；會抑製通貨膨脹；會削弱失業率造成的社會不穩定狀況……
看，一個人還沒出生呢，其人生的畫布上，不是有了太複雜也太古怪、太超現實主義的線條和色塊了嗎？
記不清是英國的哪一代王子了，大約是喬治六世的事吧——他在玩具店裏看到了一架木馬，特別喜歡，又沒有勇氣向父母要錢買，於是給外祖母寫了一封信，滿以為可以獲得兩英鎊；不料是上代女王的外祖母鄭重地回信道：“你已經到了該懂事的年齡了，所以你應懂得金錢對人的重要性，它必須花在值得的方麵……”
雖然王子並沒從外祖母那兒獲得兩英鎊，但他還是得到了那架特別喜歡的木馬——他以四英鎊的價格，將外祖母的信賣給了收藏家……
看，他人生畫布的底色上，已經有了極具商業色彩的線條和色塊……
古時的中國，指腹為親是常事；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國，童養媳現象也是常事；而即使在今天，私生子現象在外國仍屢見不鮮……
如此這般的人生底色，皆非自己情願的，而且是自己無可奈何的。
貧富差距，使“人之初”的畫布，往往在人出生前便有了不同的框子，或根本沒有；家庭變故，使“人之初”的畫布，往往底色陰暗，線條扭曲，甚至在自己還一筆沒往上畫什麽、一筆沒往上塗什麽時，已有破洞……
“人之初”，有的框子是金鑲玉的；有的框子是銀飾珠的；有的框子是名貴之木的；有的框子本身已是藝術品；而有的框子卻可能是很舊的，上幾代人的“人之初”一代代用過的；而有的框子可能已經快散了，背麵用些膠條加固著；而有的人的“人之初”，既沒畫框，也沒畫筆和顏色，隻不過是一片麻袋片充當著畫布。筆和顏色，是得自己以後滿世界去發現去尋找的；不像另外一些人的“人之初”，一排一排的畫筆和一盒一盒的顏色，和一個華麗的畫框，和一匹上等的畫布，已為之預備好在那兒了。最初畫得多麽不成樣子也不打緊，等於練筆……
然而，世界上一概人的“人之初”，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也是公平的，那就是——無論男女，在二十歲，最遲二十五歲以後，所謂“人之初”的年齡都將一去不返。而人生其實是從這時才真正開始的。上好的框子也許恰恰框住了某些人的人生；那“人之初”幾乎一無所有的人，沒有什麽可沉湎其中，倒反而走出了自己的，而非是別人替自己豎立了路標的路。我們都知道的，後一條路，往往倒更多些人生的況味和精彩……
我與兒子
我曾以為自己是缺少父愛情感的男人。
結婚後，我很怕過早負起父親的責任，因為我太戀愛安靜了。一想到我那十二平方米的家中，響起孩子的哭聲，有個三四歲的男孩兒或女孩兒滿地爬，我就覺得這簡直等於受折磨，有點兒毛骨悚然。
妻子初孕，我堅決主張“人流”。為此她倍感委屈，大哭一場——那時我剛開始熱衷於寫作。哭歸哭，她妥協了。妻子第二次懷孕，我鄭重地聲明：三十五歲之前絕不做父親，她不但委屈而且憤怒了，我們大吵一架——結果是我妥協了。
兒子還沒出生，我早說了無窮無盡的抱怨話。倘他在母腹中就知道，說不定會不想出生了。妻臨產的那些日子，我們都惴惴不安，日夜緊張。
那時，妻總在半夜三更覺得要生了。已記不清我們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也記不清半夜三更，我攙扶著她去了幾次醫院。馬路上不見人影，從北影到積水潭醫院，一往一返慢慢地小心地走，大約三小時。
每次醫生都說：“來早了，回家等著吧！”妻子哭，我急，一塊兒哀求。哀求也沒用。始終是那麽一句話——“回家等著，沒床位。”有一夜，妻看上去很痛苦。但她咬緊牙關，一聲不吭。她大概因為自己老沒個準兒，覺得一次次折騰我，有點兒對不住我。可我看出的確是“刻不容緩”了——妻已不能走。我用自行車將她推到醫院。醫生又訓斥我：“怎麽這時候才來？你以為這是出門旅行，提前五分鍾登上火車就行呀！”反正我要當父親了，當然是沒理可講的事了。總算妻子生產順利，一個胖墩墩的兒子出世了。而我半點喜悅也沒有，隻感到舒了口氣，卸下了一種重負。好比一個人被按在水盆裏的頭，連嗆幾口之後，終於抬了起來……
兒子一回家，便被移交給一位老阿姨了。我和妻住辦公室。一轉眼就是兩年。兩年中我沒怎麽照看過兒子。待他會叫“爸爸”後，我也發自內心地喜愛過他，時時逗他玩一陣。但那從所謂潛意識來講是很自私的——為著解悶兒。但心裏總是有種積怨，因為他的出生，使我有家不能歸，不得不棲息在辦公室。
夏天，我們住的那幢筒子樓，周圍環境肮髒。一到晚上，蚊子多得不得了。點蚊香，噴藥，也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蚊子似乎對蚊香和蚊藥有了很強的抵抗力。
有一天早晨我回家吃早飯，老阿姨說：“幾次叫你買蚊帳，你總拖，你看孩子被叮成什麽樣了？你真就那麽忙？”
我俯身看兒子，見兒子遍身被叮起至少三四十個包，臉腫著。可他還衝我笑，叫“爸……”我正趕寫一篇小說，突然我認識到自己太自私了。我抱起兒子落淚了……當天我去買了一頂五十多元的尼龍蚊帳。
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編輯修曉林初次到我家，沒找到我。又到了辦公室，才見著我。我挺興奮地和他談起我正在構思的一篇小說，他打斷我說：“你放下筆，先回家看看你兒子吧，他發高燒呢！”
我一愣，這才想起——我已在辦公室廢寢忘食地寫了兩天。兩天內吃妻子送來的飯，沒回過家門。
從這些方麵講，我真不是一位好父親。人們都說兒子是個好兒子，許多人非常喜歡他。我的生活中，已不能沒有他了。我欠兒子的責任和義務太多，至今覺得對兒子很內疚。我覺得我太自私。但正是在那一二年內，我艱難地一步步地向文壇邁進。對兒子的責任和自己的責任，於我，當年確是難以兩全之事。
兒子愛畫畫，我從未指導過他。盡管我也曾愛畫畫，指導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那點兒基礎還是夠用的。
兒子愛下象棋。我給他買了一副象棋，卻難得認真陪他“殺一盤”。他常常哀求：“爸爸，和我殺一盤行不行啊？”結果他養成了自己和自己下象棋的習慣。
記得我有一次到幼兒園去接兒子，阿姨對我說：“你還是作家呢，你兒子連‘一’都寫不直，回家好好兒下功夫輔導他吧！”
從那以後，我總算對兒子的作業較為關心。但要輔導他每天寫完幼兒園的兩頁作業，差不多也得占去晚上的兩個小時。而我尤視晚上的時間更為寶貴——白天難得安靜，讀書寫作，全指望晚上的時間。
兒子曾有段時間不願去幼兒園。每天早晨撒嬌耍賴，哭哭啼啼，想留在家裏。我終於弄明白，原來他不敢在幼兒園做早操。他太自卑，太難為情，以為他的動作，定是極古怪的，定會引起哄笑。
我便答應他，做早操時，到幼兒園去看他。我說話算話。他在院內做操，我在院外做操。有了我的奉陪，他的膽量壯了。
事後我問他：“如果你連當眾伸伸胳膊踢踢腿都不敢，將來你還敢幹什麽？比如看見一個小偷在公共汽車上扒人家腰包，你敢抓住他的手腕嗎？”
他沉吟許久，很嚴肅地回答：“要是小偷沒帶刀，我就敢。”
我笑了，先有這點膽量也行。
我又對他說：“隻要你認為你是對的，誰也別怕。什麽也別怕！”
我希望我的兒子在這一點上將來像我一樣。誰知道呢？
總而言之，我不是位盡職的父親。兒子天天在長大，我深知我對他的責任將更大了。我要學會做一位好父親，去掉些自私，少寫幾篇作品，多在他身上花些精力。歸根到底，我的作品，也許都微不足道。但我教育出怎樣一個人交給社會，那不僅是我對兒子的責任，也是我對社會的責任。
我不希望他多麽有出息——這超出我的努力及我的願望。
體恤兒子
現在，兒子是一點兒良好的自我感覺也沒有了。稍微的一點兒也沒有了。起碼我這個父親是這麽看他的。
由小學生到中學生，他已算頗經曆了一些事，或直白說是一些挫折。在學業競爭中嗆了幾次水，品咂了幾次苦澀。
兒子自小就受到鄰居的喜愛。“幹媽”不少。“幹媽”們認他這個“幹兒子”，絕非衝著我認的。一個寫作者的兒子沒有什麽稀罕的，在人際關係中對誰都不可能有實際的幫助。犯不著走“幹兒子”路線，迂回巴結。當然也絕非衝著他親媽認的。他親媽，我的“內人”，乃工人階級之一員，更是誰都犯不著討好的。別人們喜愛他，純粹是因為他自己有招人喜愛之處。長得招人喜愛，虎頭虎腦，一副憨樣兒。性情招人喜愛，不頑不鬧，循規蹈矩，膽子還有些小，內向又文靜。
在小學六年裏，他由“一道杠”而“兩道杠”，由小組長而班委，連續三年是“三好生”。這方麵那方麵，獎狀獲了不少。而優於我的一點是，“群眾關係”極佳。同學們都樂於跟他交朋友。小學中的兒子，是班裏的一個小“首領”，不是靠了爭強好勝，而是靠了隨和親善。
六年級下學期，他非常在乎的一件事，便是能否評上“三好生”了。評上了，據他自己講，就可以被“保送”了。然而兒子小學的最後一次考試，亦即畢業考試，卻並沒有考好。在我印象中，似乎數學九十六分，語文八十五分，平均九十點五分。結果可想而知，他在全班的名次排到了第二十幾名。兒子終於意識到，“保送”是絕無希望了！
“但是我們老師說，一百二十三中也不錯！以後可能升格為區重點中學呢！”
他這麽安慰他自己，也希望他的父親能從這番話中獲得安慰。
我當然有些沮喪，但主要是替他感到的。
我說：“兒子，好學生不隻出在重點中學裏。你能自己往開了想，這一點爸爸讚成。”
在我印象中，一百二十三中是我們那一市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所中學。然而兒子連這一所中學也沒去成。兩天後他回到家裏，表情從來沒有過的抑鬱。他說：“爸，老師說去一百二十三中的同學，名次必須在二十名以前。”我說：“那，你如果連一百二十三中也去不成的話，能去哪一所中學呢？”
“老師悄悄告訴我，推薦我去北醫大附中。”聽來倒好像老師們格外惠顧著他似的。而北醫大附中，據我想來，已屬“最後的退卻”了。
我問：“你們老師不是說，考卷要發給家長們看看的嗎？”——我這麽問，是因為我憑著大人的社會經驗，開始起了些疑心的。
“又不發了。”
“為什麽？”
“不知道。”
“你自己怎麽想？”
“我……怎麽想也沒用了……”
我說：“兒子，聽著。如果你希望進一所較好的中學，爸爸是可以試著辦一辦的，隻不過太違反爸爸的性格。爸爸從來沒給你開過一次家長會，覺得很愧疚，也是肯在你感到需要時……”
“爸你別說了！我不怪你。我去北醫大附中就是了。”看得出，兒子是不願使我這個“老爸”做什麽違心求人之事的。然而兒子連北醫大附中也沒去成。第二天他接到同學打來的一個電話後，傷心地哭了。他被分到了一所仿佛是全市最差的中學。我說：“別哭，也許是不一定的事兒呢！”發榜那一天，結果卻正是那麽一回事兒。隻不過他拿回了小學的最後一份“三好學生”證書。於是該輪到我安慰他了。
我說：“哪怕最差的中學，隻要學生自己努力，也是有可能考上最好的高中的。你難道沒有信心做一名這樣的中學生？”
他流著淚說：“有的……”
於是開學那一天，我親自送他去報到……
但是他的“幹媽”們，和一直關心著他升學去向的我的朋友們，獲知消息後，一個個都感到十分意外了，紛紛登門了——有的嚴厲地批評我對子女之不負責任，有的“見義勇為”地向兒子保證著什麽……
在正式開學的第三天，兒子轉入了一所重點中學——這是我根本沒有能力扭轉，也不知究竟該怎麽去辦的事。全靠別人們的熱心……
如今，上了重點中學的兒子，僅僅一年，性情徹底變了，也成了家中最沒有“業餘時間”的成員——早晨我還在夢鄉之中，他就已經離開家騎著自行車去上學了。晚上，妻子都已經下班了，兒子往往還沒回到家裏。一回到家裏，就一頭紮入他自己的小房間，將門關起來。吃過晚飯，擱下飯碗就又回到他的小房間……
有次我問他：“在同學中有新朋友了嗎？”
他搖頭。搖過頭說：“都隻顧學習。誰跟誰都沒時間建立友誼。”
倒是他小學的同學們，星期天還常一夥一夥地來找他玩兒。瞧著這些小學的學友們在一起那股子親密勁兒，我真從內心裏替孩子們感到憂傷——缺乏友誼，缺少愉悅的時光，整天滿腦子是分數、名次和來自家長及學校雙方的壓力。這樣的少年階段，將來怕是連點兒值得回憶的內容都沒了吧？幾分之差，往往便意味著名次排列上前後的懸殊。所以為了幾分乃至一分半分，他們彼此間的競爭態勢，絕不比商人們在商場上的競爭性緩和……
由我的兒子，我也很是體恤中國當代的所有上了中學的孩子們。他們小小年紀，也許是活得最累的一部分中國人了……
恰同學少年
“我常想在紛擾中尋出一點閑靜來，然而委實不容易。目前是這麽離奇，心裏是這麽蕪雜。一個人做到了隻剩回憶的時候，生涯大概總要算是無聊了罷，但有時竟會連回憶也沒有……”
這是魯迅為他的《野草集》所作的“小引”。
文中還有一段，進一步告白他的回憶感覺：“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蘿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嚐到了，也不過如此；唯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
魯迅寫這“小引”時是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在廣州。
魯迅文章的遣詞，有時看似隨意，然細一品咂，卻分明是極考究的。比如形容街上的人流如織為“擾攘”；形容屏息斂氣為“悚息”；而形容隱蔽又為“伏藏”。他是不怎麽用司空見慣的成語的，每自己組合某些兩字詞，使我們後人讀到，印象反比四字成語深刻多了。一九二七年的中國，居然用“離奇”二字來加以概括，這也是令我有“離奇”之感的，我咀嚼出了吊詭的意味。
近來便一再地回憶起我的幾名中學同學。在我的中學時代，和我關係親密的同學是劉樹起、王鬆山、王玉剛、張運河、徐彥、楊誌鬆。我寫下的皆是他們的真實姓名。我回憶起他們時，如魯迅之回憶故鄉的菱角、蘿豆、茭白、香瓜，那都是養育百姓生命的鮮美蔬果。而我的以上幾名中學同學，除了徐彥家的日子當年好過一些，另外幾人則全是城市底層人家的兒子。用那些生長在泥塘園土中的蔬果形容之，自認為倒也恰當。與魯迅不同的是，我回憶他們與思鄉其實沒什麽關係，更是一種思人的情緒。自然，斷不會生出“也不過如此”的平淡，而是恰恰相反，每覺如沐煦風，體味到彌足珍貴究竟有多珍貴。
我和樹起在中學時代相處的時光更多些。我家算是離校較遠了，大約半小時的路。樹起家離校更遠，距我家也還有二十分鍾左右的路。那麽，我倆幾乎天天結伴放學回家是不消說的了。走到我家所住那條小街的街口中，通常總是要約定，第二天我倆在街口相等，一塊去上學。路上是一向有些話題可說的——學校裏的事、班級裏的事、各自家裏發生的煩惱、初中畢業後的打算、誰在看一部什麽小說，等等。有時什麽也不說，隻不過默默往前走，那是要遲到了的情況下。還有時一同背著課文或什麽公式往前走，因為快考試了。樹起家在一片矮破的房屋間，比我的家還小，還不成個樣子。如今，中國的城市裏絕對見不到那樣的人家了，在農村也很少見了，一旦見了，會令富有同情心的人心裏難受，潸然淚下的。那樣的家，簡直可以說成是土坯窩。回到那樣的家，差不多可形容為一頭鑽進窩裏。但在當年的哈爾濱，那樣的人家千千萬萬。正因為比比皆是，所以小兒女們並不覺得自己多麽可憐，並且照樣愛家、戀愛，在乎家之安全和溫暖，仿佛小動物之本能的喜歡家。樹起和他的老父母以及弟弟、妹妹住在那樣的家裏。當年他的父母親都已經快六十歲，在我們幾個同學眼中是確確實實的老人了。然而他的父親還在工作著，是拉鐵架子車的。如今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找到那樣一種車肯定是很難的了，可在當年那是哈爾濱市特別主要的一種運載車。一般情況下不是誰有錢就容易買到的，得憑證明，屬於“勞動資產”。
我和樹起一起上學去，有時他會給我一個大的蒸土豆，或半塊烙餅。若是夏天，或一個大的西紅杮、一條黃瓜。那是挨餓的年代，給人任何可吃的東西都是一份慷慨，一份情義。他心裏就是那麽有我。記得有次他還給了我幾塊很高級的軟糖，我極享受地吃著時，他告訴我他的三姐結婚了。他有四位姐姐，這著實是令我們幾個羨慕的。
樹起學習很好，數理化及俄語四科成績在班裏一向名列前茅。他耿直、善良，具有天生的似的同情心，眼見不正義的事他是很難做到上前幹涉的，而發現一位老人或孩子當街跌倒了，他是那種會趕緊跑過去扶起來的少年。“文革”前，我們之間從沒發生過爭論。這麽好的同學，我和他爭論什麽呢？他對人對事的看法，我一向認為是客觀公正的。
“文革”中，他的表現也很“特別”。他是班裏的好學生，完全置身事外不行的。他從沒親筆寫過大字報；別人寫了讓他簽名，以示支持，那他也要認認真真地看一遍，倘覺得批判的內容不符合事實，那麽他就會拒絕簽名。倘覺得其中一句話甚或一個詞對被批判的人具有顯然的侮辱性，他竟會要求對方將那句話或那個詞塗抹了。若對方不，也不簽名的。他決不會打人的，不管對方是誰。即使是一個公認的“反革命”，他也並不認為於是便有權利進行侵犯。誰做過那樣的事，他對誰是極嫌惡的。他這一種“特別”，當年深獲我的敬意。
但我們之間發生了一次激烈的爭論，因為有次在我家裏，我說了一句對偉大領袖極不敬的話。
“文革”前我已看了不少外國小說，那些文學作品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文革”中凸顯了。樹起他當時瞪大雙眼吃驚地看著我，半晌才說出一句話是：“你再也不許這麽胡說八道！”我說：“這不是在家裏，隻對你一個人說嘛。”他說：“我沒聽到。什麽沒聽到。你發誓，以後再也不說類似的話了，對我也不說了。”直至我發了誓，他才暗舒一口氣。當年他替我極度擔心的樣子，以後很多年，都經常浮現在我眼前。然而事情並沒完，後來他又召集了張雲河、王鬆山、王玉剛三個再次鄭重地告誡我。雲河就問：“曉聲他說什麽不該說的話了？”玉剛說：“別問了呀，肯定是反動的話啊！”而鬆山則說：“這家夥，一貫反動，哎，你想哪一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啊？”雲河又說：“也不見得就一定是反動的話呢？樹起你說來我們聽聽，一塊兒評論評論，果然反動，再一起警告他也不晚嘛！”樹起張張嘴，搖頭道：“我不重複！”
我隻得自己承認：“是有點兒‘反動’。”
樹起又說：“你如果哪天打成現行反革命了，讓我們幾個怎麽辦？跟你劃清界限？那我們難受不？揭發你，那我們能嗎？我們幾個都不會在政治上出什麽事，就你會！你今天不再當著他們三個發出重誓，我根本不能放心你……”
他們三個，見樹起說得異常嚴肅，一個個也表情鄭重起來，皆點頭說對，之後就一起看著我，等待我發誓……
當年我們五個初三生，真是好像五個拜把子兄弟一樣，雖然我們不曾那樣過。“情義”觀念，怎麽一下子就在我們五個之間根深蒂固了，如今卻記不清楚了。似乎，起初主要是由於我們的家在上學去的同一路線上。雖說是同一路線，但上學是不可能一個找一個的，那我和樹起要多走不少路。但放學回家，則都走得從容多了，便常常一齊走。先陪雲河走到家門口，依次再陪玉剛和鬆山走到家附近，最後是我和樹起分手。寒來暑往，一個學期又一個學期走下來，共同走了三年多，走出了深厚的感情。另外的原因便是，我們都是底層人家的孩子，家境都接近著貧寒。不管一塊兒到了誰家，沒什麽可拘束的，跟回自己家了差不多隨便。而家長們，對我們也都是親熱的。當年我們的父母那樣一些底層人家的家長，對與自己兒子關係密切的同學，想不真誠都不會。而既真誠了，親熱也就必然了。
但我們之間的“情義”，主要還是在“文革”中結牢了的。雲河、鬆山和樹起一樣，也是班級數理化及外語四科的尖子生。玉剛則和我一樣，綜合成績也就是中等生。在“文革”初期，有文件說——初、高中生們，以後或升學或分配工作，皆要看“文革”中表現如何。弦外音是，表現不好的，那時會有麻煩。
這無疑等於“頭上懸刀”。
為了不至於落個“表現不好”的結果，大字報起碼總得寫幾張吧？然而對於雲河、鬆山、玉剛三個，讓他們提起毛筆親自寫大字報，如同讓他們化了妝演街頭戲。他們平時都是訥於語言表達，即使被迫作次表態性發言，往往也會麵紅耳赤，三分鍾說兩句話都會急出一頭汗來，當然也會急出別人一頭汗來。
於是寫大字報就成了我和樹起的義務，他們隻管簽名。我一個人不時在他們的催促之下寫一張，我們五名學生的表現也就都不至於被視為不好了呀。每次都是，我起草，樹起審閱，我再抄。樹起說“沒問題”，他們就都說“完全同意”。
其實呢，我每次都將寫大字報當成寫散文詩，也當成用免費的紙墨練毛筆字的機會，從不寫針對任何具體個人的大字報。
玉剛的話說得最實在，他當年曾一邊看著我寫一邊說：“那麽高層的事，咱們知道什麽呀？還是曉聲這麽虛著寫得好。”
而鬆山曾說：“‘啊’少幾個也行。你別往紙上堆那麽多詞，看著華而不實。”
雲河曾說：“詞多點兒可以的，蒙人。該蒙人的時候，那就蒙吧。不多用點兒詞，怎麽能顯得**飽滿呢？”
樹起則作權威表態：“那就少抄幾個詞，找一段語錄抄上，反而顯得字多。”
我們自幼從父母那兒接受的樸素的家教都有這麽幾條：不隨幫唱影，不仗勢欺人，不牆倒眾人推，不落井下石。
且莫以為以上那些詞，隻有文化人口中才能說出。誰這麽以為，真是大錯特錯了。事實上長大在城市貧民大院裏的我們，從小經常聽到目不識丁的大人們那麽評說世上人事的是非對錯。在民間，那不啻為一種衡量和裁判人品如何的尺度。我們都是“闖關東”的山東人的兒子；我們的父母，盡管都是沒文化的人，卻都知道——如果在做人方麵失敗了，那麽在生存方麵便也不會有什麽希望，故都自覺地恪守某些做人原則。
多少年後，我反思“文革”時悟到，我們實在是應感恩於父母的。
據說評定一名學生在“文革”中的表現如何，還要看是否主動與工農相結合過。我們五人中，樹起是團員，在政治方向上，我們都與他保持一致。
樹起認為，如果嚴格按照“學生也要學工、學農”的“最高指示”去做，學工強調在前，我們應該先學工。
於是我們去到了鬆江拖拉機廠。那完全是沒有任何報酬的義務性勞動。我們是不怕累的。因為累而多吃了家裏的口糧也在所不惜。但，那廠裏的工人階級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派，一派人多勢眾，叫“革命造反團”；一派人少，以老工人為主，叫“紅色造反團”。“紅色”的先是被“革命”的視為“不可救藥的保守組織”，後又幹脆被宣布為“反動”的了。偏偏，我們參加勞動的那一車間裏，基本全是“紅色造反團”的老工人。他們對我們很愛護，我們覺得他們都很愛廠，都很可敬。學工的學生隻埋頭苦幹地勞動是不行的，還要積極參加工廠裏的“造反勞動”。“革命”的造反，“紅色”的也造反，究竟應該跟隨哪一派造反，我們困惑了，為難了。
樹起倒很民主，其實也是沒了主張。他說：“聽大家的。”雲河說：“我覺得曲師傅一點兒都不反動，是個好工人，使人家傷心的事我不做”——曲師傅是帶領我們勞動的老工人。鬆山說：“我覺得這車間裏的老工人個個都是好工人。”玉剛說：“我的看法和他倆一樣。”樹起又說：“那，我明白你們三個的意思了。曉聲，你的態度呢？”我果斷地說：“咱們支持‘紅色’的，幫他們把‘反動’的帽子還給‘革命’的！”
於是我們在“革命”的和“紅色”的之間做出了堅定的選擇。若能使這個廠的一批老工人不再被視為“反動”的，我們覺得也不枉學工一場了。
我又寫起“文革散文”來，仿“九評”的風格，一評、二評、三評連續《評這些老工人誰都不反動》……看的人居然還很多，反響還很大。曲師傅不安了，老工人們感動了；他們勸說我們沒必要卷入廠裏的派性鬥爭。而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政治正義感，將那種卷入視為己任，還都有股子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勁頭。
有天早上我們又結伴去廠裏，在大門口被阻攔住了。前一天夜裏“革命”的一派單方麵奪權了，“紅色”的一派都被集中起來，辦所謂的“悔過學習班”了。
我們五名中學生，被一些青年工人打跑了。後來，廠裏連續貼出了評我們的大字報的大字報，也仿“九評”的風格，曰一評、二評、三評……
那個冬季，我們多次去曲師傅家看望他，最後一次才見到他。他的思想很頑固，被放出得晚。他沒寫“悔過書”。“革命造反團”的頭頭是他徒弟，拿他沒奈何，沒寫也隻得恢複了他的自由……
來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哈爾濱市一展開動員，我就報名下鄉了。一則是，家裏生活太困難了，太缺錢了，我急切地要成為能掙錢養家的人；二則是，我對“文革”厭煩透了。因為我每天所耳聞目睹之事，非是鬧劇是悲劇。即使以鬧劇開始，到頭來也還是會以悲劇結束，於是有人搭賠上血和命。
我不但第一批響應了“上山下鄉”的號召，而且此前還曾是為全班同學服務的“勤務員”，所以有了一種光榮的資格——參與為全班同學做政治鑒定，那一項工作由軍宣隊員主持。鑒定分為四等——無限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積極參加“**”，參加了“**”……
軍宣隊員說，別看多了“無限”或少了“無限”，多了“積極”或少了“積極”，一入檔案，隨人一生，將來的用人單位，憑這一種微妙區別，一看就會心知肚明，決定這樣看待誰或那樣看待誰。
既然茲事體大，我豈能掉以輕心？
但在議到雲河、鬆山和玉剛時，軍宣隊員說有人反應——他們屬於不常到學校參加運動的同學。
我據理力爭，說他們的運動表現和我起碼是一樣的。我寫過的大字報上他們都屬了名的，我們是一塊兒去學工的。如果他們的鑒定中居然沒有“無限”和“積極”四個字，那我的鑒定中也寧可沒有。有了，對他們不公平。
在我的極力爭取下，他們的鑒定中也有了當年被認為舉足輕重的四個字。
我的堅持感動了一位參加做鑒定的校“革委會”的老師，他提議在我的鑒定中加上了“責人寬，克己嚴”四字。
不久就要分別了，四個好同學對我依依不舍，幾乎天天都到我家去一次。沒事也去。沒什麽話說也陪我一塊兒沉默。他們因為沒報名和我一塊兒下鄉，都挺內疚，仿佛意味著愧對友情似的。我則安慰他們，各家的具體情況不同，沒人逼到頭上，何必非走？何況，樹起、雲河、鬆山，他們學習都特好，考高中、考大學是手拿把掐的事。他們的家長也都有意培養他們，那為什麽要放棄誌向呢？至於玉剛，他隻有姐妹，是家中獨生子，他父親長年生病，不走也有不走的原因。萬一不久能分配工作了，那不是更好嗎？
我這麽勸慰，他們個個釋然了。
和我同一批下鄉的隻有楊誌鬆。那一批全校才走了十二名學生，我們班就走我倆。
誌鬆也到家裏來過一次，恰巧樹起他們四個在。誌鬆家住學校附近，所以此前他與我們接觸較少。但在全班男生中，我們都覺得最與我們性情投合的，那就非他莫屬了。
樹起鄭重地說：“你來得正好，有頭等大事托付給你。”
誌鬆愣愣地問什麽事。
雲河反應快，立刻就明白什麽事了，朝我翹翹下巴說：“我們把他托付給你。沒我們在身邊了，你一定要多操點兒心，別讓他哪天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鬆山附和道：“對對，這可真是頭等大事！別的方麵我們對他都沒什麽不放心的，就是他這裏邊太複雜了。隻想不說還行，萬一不該那麽想的還偏要那麽想，還要忍不住說，後果嚴重了！”——他說時指自己太陽穴。
玉剛最後說：“我們授你權，他一胡思亂想，你就替我們敲打他。”
誌鬆樂了，指點著我說：“你聽到沒有？聽到沒有？他們幾個把你交給我了！如果到了廣闊天地你還胡思亂想，想了還說，看我不收拾你！……”
當年的我們，本不過個個都是貧家子弟，而且又都是中學生，哪裏諳知政治風雲？又怎麽能參與什麽國家大事？於我，實在是由於耳聞目睹人鬥人的冷酷亂象，厭惡之極，也壓抑之極。每欲一逞少年之勇，以圖釋放罷了。對“文革”反動一下，卻枉有此心，並無此膽。顧及家境，於是顧及自身，學做一個隱忍之“憤青”。於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個，實在是怕他們的情義冊上，哪天不得不劃掉了我的姓名，痛心不已。
樹起是一心要做“革命人”的。但“革命”在他那兒，是被充分理想化了的。他想做的是完全符合人道主義甚至足成楷模的“革命人”。“革命”一表現為凶惡，他內心就掙紮了，鬱悶了，認為是“革命”的恥辱，不屑為伍了。
而雲河、鬆山、玉剛三個，卻隻想本本分分地做人，什麽“革命”不“革命”的，都當成是“專門好那個”的人的事。何況那等樣的所謂“革命”，在他們看來是“集體演戲”，還怎麽邪性怎麽演。他們做“逍遙派”做得心安理得。誌鬆也是那樣。
當年倒是他們比我和樹起都活得超然，活得明白，活得純粹。
楊誌鬆的父親和劉樹起的父親一樣，也是拉車的，當年也快六十歲了。他上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下有一個妹妹。他當年下鄉的想法也和“革命熱情”無關。那一年他父親病了，看起來以後不能再幹拉車運貨那麽辛苦的活了；而大姐、二姐、大哥都已成家，自己小家庭的日子也都過得很拮據，二哥剛參加工作，每月僅十八元工資。僅以學習成績而言，他也是那類升高中考大學不成問題的學生。但出於對全家今後生活的考慮，他下鄉的決心毫不動搖。
我說：“當然。樹起他們托付你管住我的嘴嘛！”
他樂了，又說：“明白就好，那以後就得服管。”
事實上，到了北大荒以後，我並沒太使他操心過我的思想和我的嘴。遠離了城市，家愁不再是每天直接麵對的了，令我嫌惡的“文革”現象也看不到了，便有一種心情豁然開朗的感覺。不太習慣的是每天三頓飯前必得正兒八百地“敬祝”一番。以前都是在家裏吃飯，完全可以不那樣的。但一到了連隊，別人都那樣，自己不習慣也得習慣！在食堂吃飯的老戰士們原本並不那樣的，見知青們那樣，也隻得那樣了。而這一“革命”的日常儀式，是由幾名女知青帶的頭。誌鬆倒是很適應。我看出他還有幾分喜歡那樣。當然，他也看出了我的不情願。
某日，他背著人問我：“‘敬祝’時你為什麽好像是被迫的？”
我告訴他：“我讀過一本法國人寫的關於宗教的書。那本書裏說，一日三餐是每人每天最重要的事，三餐不保，人心發慌。而宗教規定了餐前祈禱，其實從心理學上看，是一種日複一日的暗示方法。而使人革命，不該借助宗教手段……”
他問：“你怎麽能看到那麽一本書？”
我說：“我家隔壁收破爛的鄰居收回來的一本殘書，沒頭沒尾。我一翻，覺得裏邊在講我從不知道的知識，所以帶回家讀完了。”
他又問：“後來書呢？”
我說：“一本沒頭沒尾的書，不值得收藏起來，做飯時燒了。”
他一拍我肩：“燒了就對了！我也同意你的想法。但那你也得裝出高興‘敬祝’的樣子，還絕不許對別人說你剛才那番話！”
其實，不僅誌鬆、樹起、雲河、鬆山、玉剛四人，也都多次同意過我對當年現實的不少看法。我記得雲河曾當著我麵對另外三個說：“有時候我喜歡聽曉聲的一些想法。”而平時最為少言寡語的玉剛則說過：“難怪‘文革’一起，首先要燒書……”
誌鬆又這麽說：“忘了那本書裏怎麽寫的！你要把‘敬祝’當成好玩兒的事，我就是當成好玩兒的事。或者，內心裏也可以這麽想，咱們真敬祝的是咱們爸媽。”
我愣了愣，問：“你內心裏這麽想過？”
他說：“對！”
麥收一開始，每一名知青都領教了什麽才叫“累”。一累，誰都沒那種堅持下去的精神頭了……
我下鄉前，家中被褥剛夠鋪蓋，所以我隻帶走了一床舊被子，沒帶褥子。第二年的布票棉花發下來之前，一年多以來，我一直睡在誌鬆的半邊褥子上。半夜一翻身，每每和他臉對頭上臉了。正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他家替他考慮得周到，他帶的東西全。而他的，基本上也可以說是我的。他的手套、襪子、鞋墊、短褲、衣服，我都穿過用過。他還多次向其他知青聲明：“我對梁曉聲負有保護的責任啊，誰欺負他就是欺負我！”盡管沒什麽人欺負我，但是分明的，他真的隨時準備為我和別人打架。
沉默寡言的玉剛一見我倆，樂了，大聲說：“要是你倆不在這個連了，那我們仨不下車了，肯定再坐這輛車返回團部，打聽清楚你倆在哪個連後，要求團裏重新把我們分去！”
我和誌鬆自是喜出望外，逐個擁抱之，親得流淚了。
他們三個是可以到離哈爾濱較近的一個團的，為了能和我倆在一起，卻報名到了離哈爾濱最遠的一團。
誌鬆埋怨他們沒先寫信告知一下。
雲河說：“要給你倆一個驚喜嘛！”
鬆山老誠，承認是因為臨時決定，走得急，從誌鬆家和我家各要到一個家信信封就來了。
那時樹起已如願以償上高中。不過僅僅一年之後，他也下鄉了。而且失去了來兵團的機會，去黑龍江邊的以饒河鄂倫春族為主的一個小村插隊了。我們接到他寄自那個小村的信後，一個個都嗒然若失，感到實在是我們的也是他的大遺憾。
如今回憶起來，我在兵團最覺舒心的時光，便是那以後的兩年。與四個親如兄弟的好同學朝夕相處，一概艱苦，幾乎也都同時有著快樂的色彩。友誼確如一盆炭火。
那兩年我如同有著多位家長的獨生子——我因家事而犯愁了，他們幾個會一起圍著我進行安慰和勸解，誌鬆還會為我唱歌；冬天到了，雲河見我的棉褲太破了，處處露棉花了，就將他自己舍不得穿的，兵團發的一條新棉褲“奉獻”給我了；玉剛和鬆山親自動手，為我縫做了一床新被子；我要探家了，都主動問我打算往家帶多少錢，由他們來湊；我探家回來了，路上將誌鬆家捎給他的包子吃得一個不剩，他也隻不過這麽抱怨：“你這家夥太不夠意思了吧？怎麽也得給我們一人留一個呀！……”但那樣的時光僅僅兩年多一些日子。
先是，誌鬆調到團報道組去了，在國慶和春節的長假期間才有機會回連隊看我們幾個，最多也就住一兩天。接著雲河調到別的連隊當衛生員去了。而兩年後，誌鬆上大學了，鬆山和玉剛隨他倆的排調往別師的化工廠去了。
我自己，則經曆了當小學老師、團報道員以及被“精簡”到木材廠抬大木的三次變動。
正如我親密的同學們所經常擔憂的，我的知青生涯落至孤苦之境，最終竟真是由於思想由於話語。
但即使在那兩年裏，我的思想也還是有著一處可以安全表達的港灣，這便要說到徐彥了。
徐彥的家境，在我們班級裏，當年也許是最好的了。他父親是市立一院的醫生。他母親原本也是醫生，因為患有心髒病，長年在家休養，但享有病假工資。而他哥哥曾是海軍戰士，複員後分配在哈市著名的大工廠裏。徐彥是我們班幾個沒下鄉的同學之一，也在他哥哥那個廠裏當車工。我在班裏當“勤務員”時，幾乎去遍了全班男女同學的家，徐彥的家當年是最令人羨慕的家。不隻我羨慕，每一個去過的同學都印象深刻，羨慕不已。房子倒不大，前後皆有花園，是有較高地基的俄式磚房。前窗後窗的外沿，砌出了美觀的花邊。門前還有數級木板的台階，冬季一向掃得很幹淨，夏季徐彥還經常用拖布沾了水拖，那大約是他主要的一項家務。哈爾濱人家，很少人家能直接用上自來水。但徐彥家廚房裏有自來水龍頭，而我們幾個，都從小抬過水，長大後以挑水為己任。我們在中學時代也是都沒穿過皮鞋的，但他既有冬天穿的皮鞋，也有夏天穿的皮鞋。不論冬夏，他一向衣著整潔。最令我們向往的，是他自己有一小套屋子可住。不是一間，而是有“門鬥”、廚房，分裏外間的單獨一小套，並且也是木地板。說到地板，我們幾個的家裏竟都沒有。雲河家的屋地要算“高級”一點兒了，卻也隻不過是磚鋪的。另外幾家的屋地，泥土地而已。那樣一套小屋子，與他父母和妹妹住的屋子在同一個大院裏。在那個大院裏，幾戶有四五口人的人家，所居便是那麽一套小屋子。他居然還擁有一架風琴，就在那小屋子裏。總而言之，在我們看來，他當年實在是可以算作“富家子弟”了。他還是美少年，眉清目秀，彬彬有禮，我們幾乎從沒聽他大聲嚷嚷著說過話。他如果生氣了，反而就不說話了。他的性格屬於沉靜的女孩子那種類型。
母親和徐彥的父母說話時，徐彥將我帶到了他住的屋裏。由於他的沉默寡言和我的自卑心理作怪，我表現得極矜持，低頭看書而已。他則坐在我旁邊表現著主人應有的熱情，隔會兒一句找話跟我說。而他不說什麽時，我則不開口。終於，他也問我看的是什麽書。這一問，幫我打開了我的話匣子，對他講起了書裏的故事。兩個多小時後母親才告辭，而徐彥還沒聽夠呢。幾天後他受他父親的吩咐，到我家來送安眠藥，我向他展示了我犯禁仍收藏著的十幾部書，建議他選一兩部帶回家去看。
他說：“這些書以後不會再有了，如果別人在我家看到了也向我借，萬一還不回來怎麽辦？我這人嘴軟，別人一開口借，我肯定會借給的。”
我說：“失去了，我認了，絕不埋怨你。”
他想了想，卻說：“我還是不借的好。以後咱倆在一起，我聽你講就是了，我愛聽你講。”
後來，母親經常獨自去他家，成為他家常客。因為兒女患同一種病，我的母親和他的父母之間，漸生相互體恤的深情。當年即使有證明，也隻能一次從醫院買出十幾片安眠藥，而徐彥的父親，可為母親一次買出一小瓶來，這減輕了母親總去醫院的辛苦。自然的，我和徐彥的關係也逐漸親密了。我以每次見到他都給他講故事的方式報答他父親對我家的幫助。
他哥哥參軍了，他妹妹有那樣的病，他母親還有心髒病——這些綜合理由，使他可以免於下鄉。
我下鄉後，每從兵團給他寫信，囑他去我家替我安慰我的母親；教導我的弟弟妹妹們聽母親的話；實際看一下我哥哥的病情。而他對我的囑托一向當成使命，往往去了我家，一待就是半天。其實我覺得他是不善於安慰人的，但卻是特有耐心的傾聽者。他的心也善良得如同一位院長嬤嬤。我想我的母親向他傾訴心中的悲苦時，一定也仿佛是在向對具有宗教般善良情懷的人傾訴吧。
“我到你家去了，帶去了我父親替你母親買的藥，和大娘聊了兩個多小時的家常。你家沒什麽更不好的事，你也別太惦家……”
“我也很寂寞。廠裏還有許多人熱衷於搞派性鬥爭，很討厭。同學們都下鄉了，周圍缺少友誼，更沒人給我講有意思的故事聽了……”
他信上的字寫得很大，也很工整，卻看得出，每多寫一行字，大概要想半天。
我雖精神苦悶，情緒消沉，但給他寫的信，內容一向不乏發生在兵團的極有趣的事。我不願用我的不快樂影響他。
故他給我的回信中，也曾有過這樣的文字：讀你的信，是我愉快的時候……
在我上大學前的一年，被黑龍江出版社借調了三個月。那三個月裏，他家的一位常客不再是我的母親，而是我自己了。出版社自然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比之於平民百姓，知識分子顯然是更加憂國憂民的。我每天在出版社都會加入值得信任的人之間的私議之中。而我在他家裏，也就不僅僅是隻講故事給徐彥聽了，而是“講政治”給他的父母聽了。至於他，倒成了一旁的陪聽者。他的父母，既不但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是有社會良知的那類。每逢我講到義憤時，竟也情不自禁地插話，詛咒禍國殃民者流。我講到希望所在時，他父親還會激動地陪我吸一支煙。我是極少數由他父親陪著在他家吸過煙的人，他父親一年也吸不了幾支煙的。
每次我走他都送我，有時送出很遠。
他不止一次告誡我：“千萬記住我爸媽的叮囑，那些話絕不能跟別人說。你以為有的人值得信任，可萬一你的感覺錯了呢？人出賣人的事咱們知道的聽到的還少嗎？……記住行嗎？”
他那時的口吻，更像一位院長嬤嬤了。我就說：“行。”他說過：“我可不是怕萬一你出事了，我和我父母受你牽連。槍斃你，你都不會出賣我們的，這我絕對相信。可……你是我最不願失去的朋友啊！你如果出事了，我不是就連個與我通信的朋友都沒有了嗎？……”
那時我不由得站住，睇視他，整個心感動得發燙。當年，當年，當年真是不堪回首，思想成了令親友們極度擔心的事。當年，當年，當年真是難以忘懷，有那樣一些中學同學的情義，如同擁有過美好愛情。因為那樣一種情義，我決定我死前要對這個世界虔誠地說：“謝謝。”
去年我回家鄉城市，我們所有以上幾名同學聚在了一起。大家都老了，也都還在為各自的家庭勞作。樹起兩口子都退休了，他曾為了增加家庭收入開過一個小飯店，沒掙到多少錢還累出了心髒病；徐彥為了幫婚後的兒子還買房貸款，雖也退休了仍得找活幹，在外縣的一處工地上開大型挖土機；誌鬆從一份醫學雜誌總編的位置退下來後，在家帶孫子，偶爾打麻將；雲河、玉剛、鬆山也都白了頭發，而我已十幾年沒見到他們了。彼此臉上都有被人生折騰出來的倦容，卻又都竭力表現出快樂，爭取給朋友們留下毫無心事的印象。然而我清楚，每人都有各自的遠憂近慮。
誌鬆反應快，緊接著說：“當年你們幾個托付給我的責任，我可盡到了啊！他後來在複旦大學上學，我已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北京，有次出差南京，還專程繞到上海，告誡他務必學會保護自己呢！……”
雲河說：“做得對，應該表揚！他上大學那三年，據說中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的人更多了。”鬆山說：“要說現在咱們對這家夥可以放心了，那也還是早點兒。什麽時候他不寫了，咱們才能徹底放心。”玉剛說：“現在中國沒有‘反革命’罪了。而且，我看這家夥的思想也不像當年那麽‘反動’了……”
大家就都笑了。徐彥待大家笑過，也看著我說：“別深沉了，講講吧！”我問：“講什麽啊？”他說：“講國家唄。你當年最愛講國家大事的呀！”我想了想，這麽說了一番話：“中國現在問題很多，有些社會矛盾又突出又尖銳。可即使這樣，我也還是覺得，倒退回去肯定不是出路。我們要告訴我們的兒女，從前的中國，與現在的中國相比，是一個無望的國家和一個大有希望的國家的區別……”
玉剛樂了：“都聽到了吧？不但不‘反動’了，還特革命了呢！”誌鬆接著不客氣地說：“你小子打住！當你是誰呀？大領導呀？在對我們做報告呀？不許裝模作樣了，喝酒喝酒！”於是除了樹起，都擎起杯來一飲而盡。我也是。大家剛放下杯，樹起又說：“但這家夥剛才的話，我完全同意。”雲河問：“咱們剛才反對了嗎？”鬆山他們幾個就搖頭。誌鬆一一往大家的杯裏斟滿酒，站起來，朗聲道：“本人提議……”我搶著說：“為情義幹杯！”誌鬆說：“錯。我要說的是為中國的大有希望！咱們晚年的幸福指數還指望一點呢，過會兒再為情義幹杯！”於是都站了起來，都一飲而盡。連樹起，也將杯裏的茶水喝光了。都老了的我的親愛的幾位中學同學，那時記得一個個寫著倦意的臉上，呈現著難掩的期盼了……
“過年”的斷想
我曾問兒子：“是不是經常盼著自己快快長大？”
他搖頭斷然地回答：“不！”
我也曾鄭重地問過他的小朋友們同樣的話，他們都搖頭斷然地回答並不盼著自己快快長大，說長大了多沒意思哇。現在才是小學生，每天上學就夠累了。長大了每天上班豈不更累了？連過年過節都會變成一件累事兒。多沒勁啊！瞧你們大人，年節前忙忙碌碌的。年節還沒過完往往就開始抱怨——仿佛是為別人忙碌為別人過的……
是的，生活在無憂無慮環境之中的孩子是不會盼著自己快快長大的，他們本能地推遲對任何一種責任感的承擔。而一個窮人家庭裏的孩子，卻會像盼著穿上一件新衣服似的，盼著自己早一天長大。他們或她們，本能地企望能早一天為家庭承擔起某種責任。《紅燈記》裏的李玉和，不是曾這麽誇獎過女兒麽——提籃小賣拾煤渣，擔水劈柴也靠她，裏裏外外一把手，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有時我瞧著自己的兒子，在心裏默默地問我自己——我十二歲的時候，真的每天要和比我小兩歲的弟弟到很遠的地方去抬水麽？真的每天要做兩頓飯麽？真的每個月要拉著小板車買一次煤和燒柴麽？那加在一起可是五六百斤啊！在做飯時，真的能將北方熬粥的直徑兩尺的大鐵鍋端起來麽？在買了糧後，真的能扛著二三十斤重的糧袋子，走一站多路回到家裏麽？……
連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殘存在記憶之中的童年和少年時期的生活情形都是真的。而又當然是真的，不是夢……
由於家裏窮，我小時候頂不願過年過節。因為年節一定要過，總得有過年過節的一份兒錢。不管多少，不比平時的月份多點兒錢，那年那節可怎麽個過法呢？但遠在萬裏之外的四川工作的父親，每個月寄回家裏的錢，僅夠維持最貧寒的生活。我從很小的時候就懂得體恤父親，他是一名建築工人，他這位父親活得太累太累，一個人掙錢，要養活包括他自己在內一大家子七口人。他何嚐不願每年都讓我們——他的子女，過年過節時都穿上新衣裳，吃上年節的飯菜呢？我們的身體年年長，他的工資卻並不年年漲。他總不能將自己的肉割下來、血灌起來，逢年過節寄回家嗬。如果他是可以那樣的，我想他一定會那樣。而實際上，我們也等於是靠他的血汗哺養著……
窮孩子們的母親，逢年過節時是尤其令人憐憫的。這時候，人與鳥獸相比，便顯出了人的無奈。鳥獸的生活是無年節之分的，故它們的母親也就無須在某些日子將來臨時，惶惶不安地日夜想著自己格外應盡什麽義務似的。
我討厭過年節完全是因為看不得母親不得不向鄰居借錢時必須鼓起勇氣又實在鼓不起多大勇氣的樣子。那時母親的樣子最使我心裏暗暗難過，我們的鄰居也都是些窮人家。窮人家向窮人家借錢，尤其逢年過節，大概是最不情願的事之一。但年節客觀地橫現在日子裏，不借錢則打發不過去。當然，不將年節當成年節，也是可以的。但那樣一來，母親又會覺得太對不起她的兒女們。借錢之前也是愁，借錢之後仍是愁，借了總得還的。總不能等我們都長大了，都掙錢了再還。母親不敢多借。即或是過春節，一般總借二十元。有時鄰居們會善良地問夠不夠，母親總說：“夠！夠……”許多年的春節，我們家都是靠母親借的二十元過的。二十元過春節，在今天看來仿佛是不可思議之事。當年也真難為了母親……
記得有一年過春節，大約是我上初中一年級十四歲那一年，我堅決地對母親說：“媽，今年春節，你不要再向鄰居們借錢了！”
我說：“像平常日子一樣過唄！”
母親說：“那怎麽行？你想得開，還有你弟弟妹妹們呢！”
我將家中環視一遍，又說：“那就把咱家這對破箱子賣了吧！”
那是母親和父親結婚時買的一對箱子。
見母親猶豫，我又補充了一句：“等我長大了，能掙錢了，買更新的、更好的！”
母親同意了。
第二天，母親幫我將那一對破箱子捆在一隻小爬犁上，拉到街市去賣。從下午等到天黑，沒人買。我渾身凍透了，雙腳凍僵了。後來終於凍哭了，哭著喊：“誰買這一對兒箱子啊……”
我將兩隻沒人買的破箱子又拖回了家。一進家門，我撲入母親懷中，失聲大哭……
母親也落淚了。
母親安慰我：“沒人買更好，媽還舍不得賣呢……”
母親告訴我——她估計我賣不掉，已借了十元錢。不過不是向同院的鄰居借的。而是從城市這一端走到那一端，向從前的老鄰居借的，向我出生以前的一家老鄰居借的……
如今，我真想哪一年的春節，和父母弟弟妹妹聚在一起，過一次春節，而父親已經去世了。母親牙全掉光了，什麽好吃的東西也嚼不動了，隻有看著的份兒。弟弟妹妹們已都成家了，做了父母了。往往針對我的想法說——“哥你又何必分什麽年節呢！你什麽時候高興團聚，什麽時候便當是咱們的年節唄！”
是啊，畢竟，生活都好過些，年節的意義，對大人也就不那麽重要了。
所以，我現在也就不太把年當年，把節當節了，正如從來不為自己過生日。即便是有所準備地過年過節，多半也是為了兒女高興……
新蕾初綻最喜人
友人薦來魏廷屹的數篇散文，囑我點評。
這名字使我以為她是男青年，看了簡介，方知是女孩，還在讀高三。那麽，是“九零後”了。
讀罷六篇散文，不禁從心底讚道：好一個文心細膩、筆觸深情的女孩！難怪小小年紀，已是宜賓市及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了！
我讀到的六篇散文是：《馬爾代夫的海在流淚》《一克拉的眼淚很珍貴》《想念一米陽光》《黎明前的星空》《那年小小》《墨隱》。
前兩篇散文短，是廷屹十五歲時寫的。
先說第一篇。世人皆知，二零零四年印度洋發生海嘯，幾乎瞬間吞沒二十餘萬人生命，舉世悲哀，而馬爾代夫，亦遭海嘯**，成為印度洋很深的一道傷口。這篇散文寫的是他者，一個叫任小喬的男孩。他五歲時產生一個大願望，要在三十五歲前“走遍全世界”。至二十三歲，最想去馬爾代夫，但父母都不同意。母親直接說“危險”，父親反對的理由是“馬爾代夫在流淚”。又過了五年，他的願望實現了，在馬爾代夫住了一個月，並在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感言：原來太陽也可以拭幹馬爾代夫的淚水，傷口也可以不流血，世界上真的沒有什麽可以永垂不朽……
故坦率地講，我認為這一篇是不成功的散文。
然而第二篇大為不同了。確乎，克拉隻用來計量鑽石的重量。
此篇的題目真的很好。感悟也好。
我想，相對於迄今為止一切印在紙上的文字，廷屹大約是將眼淚、鑽石、克拉三個關鍵詞聯想在一起的第一人吧？眼淚也珍貴嗎？她認為眼淚也珍貴，認為某些人在某些情況下所流的眼淚堪與鑽石相比，甚至比鑽石還珍貴。不是對眼淚每有所思所想之人，斷無此等體察入微的感受。眼淚當然是從眼中流出的，可我們也會常說“心在流淚”。那麽，寫眼淚之珍貴，其實也是在寫人心中某些“東西”是如鑽石般珍貴的。十五歲的女孩而能有此聯想、感悟，著實令我頓起敬意。此篇最短，但其聯想同樣珍貴，其感悟值得別人收藏。
但這一篇也有遺憾。不是所有的眼淚都珍貴，被情調吸引出來的眼淚是廉價的；“追星族”冒著鼻涕泡同時橫流滿臉的眼淚，在我看來也一錢不值。感動的眼淚、同情的眼淚、懺悔的眼淚，在我看來才是珍貴的眼淚。對於難以被感動、缺乏同情心、沒有懺悔意識的人，則就更珍貴了。其淚一流，證明一顆心軟化了，一個靈魂獲得救贖了。此時之淚，比之親情、愛情、友情、鄉情、戀物情所流的淚更高一個等級，是極品淚。
此篇若能加入以上感想，雖短，可謂短美文矣。
《想念一米陽光》是一篇回憶性散文——回憶是小孩子的時候，曾經由南方去往北方，與為生計而創業的父母住在“一間陰暗，窄小的屋子裏”“床似乎總是緊挨著幾十個酒箱子”。房間裏充滿酒糟味兒，看不到陽光，因為僅有的一扇小窗幾乎被摞得很高的紙箱擋嚴了；陪伴她的隻有小小的錄音機和兒童節目中所講的童話故事。某一天早晨醒來，終見一米陽光照進屋裏，於是欣喜若狂，又恢複了開朗活潑的性格。從此，與那一米陽光結下了醇醇親情……
我喜歡這一篇散文。
乃因，在許多“八零後”“九零後”那兒，清貧仿佛是可恥的、諱莫如深的、需要遮蔽的。所以，斷不肯由自己寫出來給人看。
清貧當然是人人都不願過的生活。
但若覺得清貧可恥，那麽天下所有含辛茹苦的父母，豈不是就都該自殺了嗎？
廷屹意識中顯然並沒有那麽一種錯覺。她寫得特坦率。而這一點，證明她是個內心極陽光的女孩。這是難得的。也是我喜歡此篇散文的理由。
永垂不朽不是天天都被人們紀念著；而是，即使過了一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人們麵對一個曆史人物時，仍會從內心裏油然而生敬意。
這樣的曆史人物是確實存在的。故我同時認為——懷疑“永垂不朽”有時是有意義的；而相信也是有意義的。
《那年小小》是寫他者的散文。此篇中的他者是廷屹的姨媽，一位大約比我小不了幾歲的女性。
作為“九零後”的廷屹，試圖了解五六十年代人的經曆，對於喜歡文學寫作的她，這種自覺應予肯定。盡管姨媽少女時期的一段朦朧的梅竹戀情並不足以多麽打動我這種年齡的人，但關注、關懷他者的人生、命運，不一味隻寫自己，以為唯有自己才最值得寫——這一寫作的方向是我一向主張的。
我希望這一方向，逐漸成為廷屹今後的寫作理念。一味寫“自我”難以持續。而他者構成社會，社會永遠大於“自我”，故誰也寫不完的。
《墨隱》是六篇中最長的寫人物的散文。那一人物是一位居住在北京一條胡同裏的、實際上終生未嫁的、孤身一人每月僅靠退休津貼過著普通生活的老人。她本富貴之身，曾是敵軍某黨高級將領的寶貝女兒。那英俊的男子不僅是她父親的副官，還是她的未婚夫。他一次次竊取的絕密軍事文件……他繼續潛伏……讀來像諜戰片情節，然而卻是真人真事。
難以想象，還是高三女生的廷屹，不但捕捉到了這麽一種線索，而且成功地進行了采訪，並在六七千字以內，從容不迫娓娓道來地寫出了《墨隱》這樣一篇散文！
此篇散文體現了廷屹相當不凡的采訪能力和相當成熟的敘事水平。老實說，我認為，怎樣詮釋如此這般令人唏噓不已的一段兒女情長的史事，委實有些超出了一名女高中生的認知範疇。但廷屹是明智的。她將筆墨集中於一個“情”字上，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愛情在此篇散文中，被寫得接近是信仰。此篇證明，廷屹這一名高中女生，在文學寫作方麵肯定是大有前途的。她這樣的高中女生日後倘不成為作家，我覺得簡直是不可能的……
祝她繼續寫出好作品！
“理想”的誤區
依我看來，“理想”這一詞的詞性，是不太好一言以蔽之地確定的。我總覺得它也可以被當成形容詞，因為它所象征著的目標必是引誘人的。它還可以被當成動詞，起碼可以被當成動詞的前導詞，因為有了理想往往接著便有追求，追求跟著理想走。
這一種宣傳的弊端是，使我們這個時代的，尤其是青少年群體之相當多的一部分，陷於對社會普遍規律、對人生普遍規律的基本認識的誤區。
我這樣說，並不意味著我對以上“一些”人之人生持什麽否定的態度。我又不是傻瓜，和每一個不是傻瓜的人一樣，毫無保留地認為以上“一些”人的人生，乃是極其幸運的人生。誰若能成為以上“一些”人中的任何一類，無疑將活得特別瀟灑。那樣的人生確是一種福分。姑且不論那樣的人生也包含著可敬的或可悲的付出。
我要指出的是，那樣“一些”人，實在是我們這個地球上極少數的一類人，統統加起來，也隻不過是幾百萬分之一。這還是指那樣“一些”人中的“普通”類型。至於那樣“一些”人中的佼佼者，則就是千萬分之一了，比如整個亞洲半個世紀以來隻出了一位李嘉誠和一位成龍。
那樣“一些”人之人生，有的足以為我們提供成功人生的經驗，有的卻幾乎沒有任何可比因素。時代往往一次性地成全“一些”人的人生。時代完成它那一種使命，往往要具備不少先決的條件。時過境遷，條件改變了，那樣“一些”人的人生，便非是靠誌氣和經驗所能“複製”的了，隻在精神激勵的方麵有“超現實”的積極意義了……
我主張有理想有誌氣的青少年，不必一味仰視著那樣“一些”人，開始走自己的人生之路：首先要掃視一下自己的周圍再確立自己的人生目標，再決定自己的人生究竟該怎麽走。
掃視一下自己的周圍便會發現，許許多多堪稱優秀的男人或女人，在物質生活方麵，其實都正過著僅比一般生活水平稍高一點兒的生活。他們畢業於名牌大學，他們留過學，他們有雙學位甚至頂尖級的高學位，他們敬業而且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所成就，他們已經青春不再，人屆中年，他們有才華和才幹，也有所謂的“知產”……
他們的月薪相對高點，但絕非“大款”。
他們住的相對寬敞但絕不敢奢想別墅。
他們買得起私車但必是“捷達”或“普桑”。
他們的人生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少說是在大學畢業後靠了五年的努力，多說靠了十年十五年的努力……
如果算上他們從小學考初中，從初中考高中，從高中考大學，進而考碩、考博所付出的孜孜不倦絲毫也不敢懈怠的學習方麵的努力，那他們為已達到的現狀在激烈競爭的社會中付出了多麽沉甸甸的代價可想而知……
對於最最廣大的中國人而言，沒有他們那一種付出和努力，欲使自己的人生達到他們那樣的程度也簡直是異想天開！或曰：那也算是成功的人生嗎？究竟可不可以算是成功的人生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我知道，那一種人生是很不容易爭取到的。我主張正為自己的人生蓄力儲智的青少年，首先應將這樣的人生定為追求的目標。它近些，對它的追求也現實些。我並不是在主張無為的人生，我隻不過主張人生目標的追求要分階段，每一階段都要腳踏實地去走。至於更高的人生的目標，更大的人生的誌向，似應在接近了最近最現實的人生目標以後再擬計劃……這便是我認為的社會的普遍規律和人生的普遍規律。倘連普遍都還難以超越，竟終日仰視“一些”人的極個別的人生，並且非那一種“理想”而不“追求”，則也許最終連擁有普遍的人生的資格都斷送了……
飄揚起你青春的旗
青春是短暫的。
當我們“分解”任何一個男人或女人的人生時，便尤見青春之短暫了。
從一歲到六歲，人牙牙學語，踉蹌學步，處在如小貓小狗的孩提時期。除了最基本的飲食需要，再有一種需要那就是愛了，而且多多益善。孩提時期的人還不太懂得愛別人，無論對別人，包括對爸爸媽媽表現出多麽強烈的“愛”，也隻不過是最本能的依戀，所需要的愛也隻不過是關懷與嗬護。
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著近乎天然的詩性成分。
孩提時期的詩性成分乃是人性的單純。
一個孩子酣睡在母親懷裏的情形是特別美特別動人的，他或她被父親扛在肩頭時的笑臉，是人類最爛漫的笑臉。
一個孩子所依戀的首先還不是父母，而是父愛與母愛。如果一個孩子失去了雙親，倘有另一個女人真能像慈母一樣地愛這孩子，那麽不久這孩子在她的懷裏也會睡得像在最安全的搖籃中一樣踏實；倘有一個男人真能像慈父般愛這孩子，並且也喜歡將這孩子扛在肩頭上，那麽這孩子臉上也會綻出同樣快活的笑容。
孩子用本能感覺別人對他或她愛的程度，幾乎純粹是本能，不加入什麽理性的判斷，但孩子的本能也往往是極其細微的。某些孩子很善於從大人的表情、大人的眼裏看出愛的真偽，這也幾乎是本能，不是後天的經驗。
書中接著寫道：“那人走得相當快。珂賽特卻也不難跟上他。她已經不再感到累了。她不時抬起眼睛，望著那人，顯出一種無可言喻的寧靜和信賴的神情。從來不曾有人教過她敬仰上帝和祈禱，可是她感到她心裏有種東西，仿佛是飛向天空的希望和歡樂……”
珂賽特當時的心情，正是我所言——人性在孩提階段所體現出的那一種又本能又單純的詩性啊。
珂賽特當時八歲，倘她是今天中國城市人家的一個孩子，那麽她已經該上小學二年級了。
小學時期人有整整六年可度。
小學這一人生階段的詩性體現在人開始懂得愛別人了。“懂得”這個詞不太準確，實際上人生開始就生出對別人的愛來。小學生望著他或她所感激的人，目光中往往充滿著柔情了。這時一名小學生的眼睛，無論是男孩或女孩，都是會說話的眼睛。“眼睛是心靈的窗口”——我認為這一點是從小學時期開始的。
中學時期人已是少男少女了，人生處在花季的第一個節氣。這時人生的詩性無須贅言，但這時的人生還不是“青春”。因為這時的人生還缺少青春最本質的特征，那就是生命飽滿外溢的活力。
到了高中，人開始形成自己相當獨立的思想了。人心裏開始萌生出不同於以往的愛意了。這愛意已不再是對別人給予自己的關懷和嗬護的回報了，而體現為主動的對異性的暗懷其情的愛慕了。也有愛得纏綿難分的情況，但大抵是暗懷其情。此時人生進入了青春期的第一個節氣，正如驚蟄的節氣之於四月。但高中是通向大學的最後階梯，但凡是個初諳世事的兒女，都不敢鬆懈學業上的努力。這個人生最詩意盎然的階段，其實最乏詩意可言。
整整三年的埋頭苦讀，或者考上了大學，或者遺憾落榜。
此時，當年的孩子十八九歲了。
考上了大學的，自我補償式地品咂青春。而一到了大三大四，便又為畢業後的人生去向而時時迷惘、惶惑。遺憾落榜的，則難免陷入悲觀。
青春有了另外的許多負重感。
如此“分解”起來，看得分明——青春從十八九歲真正開始，一直到一個人組成家庭的時候結束。
有些人做了丈夫或妻子，心理仍然處在六月般美好的青春期。他們青春期的詩性延續到了婚後。他們是幸福的，也是幸運的。但大多數人未必如此幸運，因為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角色責任、角色義務，因為家庭生活的諸多常規內容，製約著人惜別青春，服從角色的要求……所以許多中年人回眸人生，常喟歎青春短暫，而這也正是我的人生體會。我將青春短暫這一個事實告訴青年朋友們，當然不是想使青年朋友們對人生產生沮喪。恰恰相反，青春既然那麽短暫，處在青春階段的人，就應善待青春！珍惜青春！
青春應該經得起失戀……
青春應該經得起一無所有……
青春應該經得起社會對人生的拋擲……
青春應該經得起別人的白眼和輕蔑……
因為，人在生命充盈著飽滿外溢的活力的情況之下都經不起的事，在生命的另外時期就更難經得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