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鐵驪老師
一
我與謝鐵驪老師之間的友誼，竟是由我對他的批判開始的。批判二字不帶引號，自然意味著是真正的批判。而且是咄咄逼人，火力相當猛烈的批判。
但我批判的隻不過是他的一部電影——《包氏父子》；並未見諸文字，可謂“口誅”。
事實上，在那之前，我對他是心懷敬仰的。因為他所執導的《早春二月》，是我喜歡的電影之一。作為北影編導室當年最年輕的編輯，他也是認得我的。受編導室領導的指示，我還曾到他家裏匯報過什麽事情。當年，在電影界有“南北二謝”之說。“南謝”指謝晉。“北謝”即指謝鐵驪老師。當年，他打算拍什麽電影，都會成為報刊爭相報道的新聞。
話說那一年（大約八十年代中期），謝鐵驪老師完成《包氏父子》後，在北影小放映室專為編導室的同誌們放映一場。用他的話說，是“藝術匯報”，“希望聽到自家人開誠布公的評論，以求進步。”
燈亮後，掌聲起。在回編導室的路上，耳邊已然好評不絕。
《包氏父子》改編於張天翼的一篇同名小說：主人公為老包小包父子二人。老包是一大戶人家的老司門人，小包是其不爭氣的兒子，齡在少年。小包的母親死得早，老包對兒子寄予厚望，唯恐他將來如自己一樣，成為人間一條沒出息的“蟲”。在他的邏輯中，別人家的兒子能成“龍”，自己的兒子何以不能？為了將兒子送入較好的學校，老包四處借債交學費，甚至抵押上了父子二人唯一可住的老屋……
影片的結尾是令人極為同情的——小包成為那樣一所為富家子弟開辦的學校的學生，非但對父親毫不體恤，毫不感恩，反而沾染惡習，要求穿名牌，要求有充裕的零花錢，還吸煙飲酒，整天一門兒心思琢磨怎樣獲得暗戀的女生的青睞。終於有一天，小包因偷盜被警車載走，淚流滿麵的老包之絕望，語言文字難以形容……
電影是特別忠實於原著的。謝鐵驪老師為什麽親自改編張天翼的那一篇小說並執導為電影呢？乃因，當年高考恢複沒幾年，大學成為一切望子成龍的家長們心目中唯一的“龍門”。某些家長，並非將大學視為知識的殿堂，而是視為造就“人上人”的殿堂。在他們看來，大學能如此這般，那麽當然比任何殿堂更加神聖。
於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亦屢屢發生《包氏父子》之類的事情。謝鐵驪老師不止一次從報上讀到了相關報道，以電影警示現實的藝術衝動油然產生。
公平而論，那樣的一部電影，即使在今天，亦具有現實意義。討論會氣氛熱烈，人人發言踴躍，無論從藝術水平還是現實意義方麵，充分肯定的意見都是一邊倒的。
隻有我沒發言了。作為編導室最年輕的劇本編輯，我的發言也往往是人們期待聽到的，正如今天人們對某些80後的聲音所持的態度。即使聽了大不以為然，畢竟也還是想聽聽。況且，當時的我，同時也是三次獲全國中短篇小說獎的青年作家了。
“這是一部在社會認識價值方麵隻能給予最低分的電影！”我話出口，語驚四座。責任編輯陳瑞琴大姐，坐我正對麵。她和她的先生，電影學院著名的電影理論教授餘倩先生，與我關係友好。我的話令陳瑞琴大姐極度驚愕。接著我引用魯迅先生對張天翼小說的一種評價。魯迅說（大約是對蕭伯納說的）：張天翼一向執著於反映中國底層人們的命運，這在當時的中國文壇是難能可貴的。但是，張氏對底層人物的描寫，卻每每諷刺挖苦有餘，缺乏體恤與同情的溫度。有時其對小人物的批判，“幾近於作踐”。而《包氏父子》，恰恰證明魯迅對張天翼小說的善意的批評言之有理；而電影《包氏父子》，恰恰又形象化地放大了張氏小說的缺點……
其實今天看來，竊以為，魯迅對張天翼小說的批評，我們借以來評價他自己的某些小說，似乎也無不當之處。而且，當年的我，並不曾核實魯迅那話的出處，隻不過從某本書中偶然讀到了不帶引號的一段話而已。魯迅究竟那麽說過沒有，在我這兒明明是存疑的。但會議中，意在拉大旗，做虎皮，當成轟向著名導演的重磅炮彈。是耶否耶，也就不管那麽多了。
接著，我又從社會公平的角度進一步批判《包氏父子》的缺乏深度——貧富懸殊導致優良的教育資源被少數富人階級占據，而這進一步導致社會人口素質的兩極分化，於是富者可持續地富，貧者代代貧。電影批判的重點，應針對社會不公平現象，而非老包那麽一個可憐兮兮的底層小人物。老包的悲劇，歸根結底，是社會巨大影響力之下的悲劇一種，正如苔絲的悲劇、於連的悲劇折射的社會問題……
如果我是心平氣和地談出我的看法，那麽再正常也不過。但我幾乎聲色俱厲，還拍了幾次桌子。討論會在凝重的氣氛中結束。之後我懊悔不已，因為謝鐵驪老師畢竟是我所尊敬的前輩。他在“文革”中因電影《海霞》而向剛剛複出政壇的鄧小平狀告江青一夥文藝沙皇行徑的事，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遠遠高於其他著名導演。以後，我若在廠內望見謝鐵驪的身影，繞道避行。心有所慮，怕迎麵相遇。
某日，我又繞過他的身影，正低頭走著，聽到有人叫“小梁”——抬頭，竟是他。不知他何時走到我跟前的。我尷尬，他和氣，說：“你對《包氏父子》的看法，別人轉告給我了。”我暗想，那是必然的呀。嘴上卻說：“我年輕，亂放炮……”他微笑。那一種多少有些狡黠意味的笑，分明在暗示我——少跟我來這套！是不是你心裏話，我聽得出來的。我尷尬之甚，又違心地說：“謝老師千萬別拿我的話當真。我那天的發言太情緒化了，請您多多原諒。”不料他說：“年輕人發言，沒點情緒色彩，那還像年輕人？你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我說：“您真這麽認為？”他說：“某些人間悲劇，肯定是社會問題導致，但絕不能說全是。人自身的思想意識，往往也成為導致悲劇結果的原因。某些文學作品揭示悲劇的社會外因，固然應予肯定。而某些文學作品揭示悲劇的主觀內因，也不應大加排斥是不是？這是我對《包氏父子》這一篇小說與你不同的看法。至於《包氏父子》這一部電影，我自認為不像你說的那麽糟吧？起碼兩位演員的表演還是到位的吧？”
我說：“是啊，是啊。”
他又笑，還是笑得有些狡黠。
這時又走來北影的另一位大導演，插話與他交談起某事來，我借機溜走。剛走幾步，聽到他在背後大聲說：“小梁，以後不許躲我啊，我是願意和你們年輕人交朋友的嘛！”
從此，我對他不再敬而遠之，我們的關係漸漸友好起來。但怎麽一來，竟友好到了彼此一見就都心裏高興，喜笑顏開的程度，我卻完全回憶不起來了。
兩年後聽說，他打算將張平的小說《天網》執導為電影，並一如既往地親自改編劇本。
《天網》當年爭議頗大，似乎還牽扯到了什麽名譽權之類的官司，當然那純粹是地方上某些做了虧心事的官員的無理取鬧。而謝鐵驪那時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於是廠裏廠外，界內界外，有不少好心人勸他三思而行。他們的思想方法是——你謝導在北影享有拍攝特權，得心應手地拍題材保險的電影不是很好嗎，幹嗎也非要蹚“雷區”呢？
我給他打了一次電話，表達熱烈的支持。
電話那端，他嗬嗬笑出了聲，欣慰地說：“和年輕人交朋友，就是有益無害嘛！”
我說：“那也得分什麽樣的年輕人吧？”
他說：“那是那是，得您這樣的。”
他將“您”字，說出了強調的重音。
我也不由得笑出了聲……
我是那一屆華表獎的評獎委員會成員。先前聽說，某些人士對電影《天網》極不以為然，從政治上不喜歡。我便力挺《天網》，認為《天網》理應獲得華表獎。
恰巧中央電視台記者采訪評獎情況，我對著鏡頭振振有詞：“華表獎是政府獎。政府獎的宗旨應是人民電影獎。人民電影獎當具有人民性。什麽是電影的人民性？歌頌現實中人民所擁護的好人好事，是謂人民性。批判現實中人民所反對的人和事，也是電影人民性的另一方麵。謝鐵驪導演以真誠的現實主義藝術情懷，拍了一部體現另一方麵人民性的電影，難能可貴。因為體現另一方麵人民性的電影太少太少……”
我不知後來中央電視台對我的采訪播出了沒有，但我關於華表獎的那些話，當年卻在京城電影界很是流行了一陣子。我再見到謝鐵驪老師時，又是在北影院內的路上，當時他身旁圍著些記者。我欲繞行，他又叫住了我。我隻得走過去。他說：“關於電影的人民性，你對他們講講。”我紅了臉說：“采訪的明明是你，我講什麽呀？”“版權屬於你嘛。沒碰到你，另當別論。既然你在這兒了，我不能不尊重版權所屬人啊，是吧？你說你說，你說的是原版。”又問記者們：“你們是不是想聽原版的？”我所熟悉的那一種狡黠的微笑，就又浮在他那永遠給人以親切印象的臉上。我隻得說起來。
當我們離開記者，並肩走著時，他說：“有人覺得你是我的死黨。”我說：“是嗎？”他說：“咱們為了避嫌，要不你以後發現我，還是繞道走？”我一時不知說什麽好。他又說：“如果那對你來說是件困難的事兒，我以後繞著你走也行。”我說：“我又沒犯什麽錯誤！”他說：“現在是沒有，誰知我以後怎麽樣啊！中國人活得都挺不容易，犯個把次錯誤很容易。”我不由得駐足看他，卻見他滿臉燦爛的笑容，笑得孩子般的無邪，這才明白他是在一路打趣……
九十年代初，中國電影家協會組成電影代表團出訪日本，成員名單上有我。我那年已調至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因老父親病故，長久難以從悲痛中自拔，決定不去。
影協方麵又打電話來說：“謝鐵驪同誌是團長，他很希望你去。”我立刻說：“那我去。”
二
我是個喜歡開玩笑的人。在我看來，謝鐵驪老師基本上是個不苟言笑的人，隻偶爾幽默一下罷了。那次訪日，完全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原來他竟是一個連骨頭裏都可能積澱著幽默的人。簡直可以這樣說，沒領略過謝氏之風趣的人，就等於根本沒有真正認識他。
在機場相見後，他提醒地問：“你的包呢？”他知我記性差，怕我丟了包，足見他這位團長，當起來也像當導演一樣細心。我左手拎一紙袋，右手拎一紙袋，答曰：“就這些。”“就……這些？……”他一臉訝然，繞我三匝，站我對麵，上下打量我。我穿一雙舊皮鞋，鞋幫有皮補丁，卻赤著腳；褲子洗過幾遭，縮水了，露踝。他又說：“腳脖子還挺白。”我說：“男人對男人，不欣賞腳。”他說：“別自作多情，我怎麽那麽愛欣賞你？我是以團長的身份，對你表示不滿。上身西服，不紮領帶，卻扣著襯衣領扣！腳穿皮鞋，還不穿襪子。明明出國，竟不帶包，拎兩紙袋兒！你對我當團長有意見？”
我說：“沒有呀。”
他說：“那你這麽出中國電影家代表團的洋相？我們幾個，知你是代表團成員；到了日本，警惕性高的日本警察，興許覺得你是個可疑的中國人！”轉身問其他成員：“對不對？”
大家就都說：“對！團長說得太對了！”“日本剛發生地鐵投毒事件，團長，他這樣子跟咱們出國，有你操心的！”
他就歎曰：“唉，我謝鐵驪的命啊！”大家皆笑。還不到辦手續的時間，周圍又沒地方可坐，幹站著多沒意思，他就指著我拎的一隻紙袋兒，繼續拿我尋開心：“這隻紙袋兒還印滿了小紅心，不夠一百個，也有八九十個！原來裝著某女士送給你的東西吧？”
我說：“不是中國心，是日本心，一位日本女性來北京，到我家訪問過我。這是一隻日本禮品袋。”
他又轉身對大家說：“都聽到了吧？他如果在日本出什麽緋聞，那是和我這團長沒什麽關係的！日本禮品袋兒肯定不僅這一種帶這麽多小紅心的，人家偏偏選擇這一種袋子，意味深長嘛！”
我裝無邪，成心誘他調侃，清白無辜地說：“人家年齡比我大。”
他說：“那更複雜了！都作證啊，我沒登機就開始操心了，我可是有責任感的團長！”大家就又笑。每聽北影人說——別看謝鐵驪表麵莊莊重重，其實性格上有極可愛的一麵。聞言，一向半信半疑。那日，始信也。終於明白我們以前接觸時，常浮現在他臉上的那一種狡黠的笑，不是什麽“狡黠”，是骨頭裏的幽默分泌到臉上的結果。
大家不忍讓我們可敬可愛的、六十多歲了的團長一直陪我們站著，都催他先過“綠色通道”，到貴賓室去坐等。他說：“那哪有和大家在一起愉快啊！”有人推之，方從眾願。走了幾步，反身回到大家跟前，儼然說：“本團長要求有個拎包的，大家看誰像拎包的？”
都看看我說：“他像。”
我知他是嫌悶，欣然從去。
在貴賓室，我們聊起了中國電影，謝鐵驪於是判若兩人，不無慍色地說：“中國電影，以後麵臨的考驗將更巨大，好比某寓言中的驢子，在意識形態的要求和市場的要求之間，肯定將熬一個疲於奔命的階段。”
我問：“您對未來的中國電影有什麽看法？”
他說：“那要看中國電影培養什麽樣的中國觀眾了。我們現在有些業內人士的思維邏輯是——商業片是拍給大多數人看的，文藝片是拍給很少一部分人看的。如此邏輯，將導致中國文藝片觀眾越來越少。其實，正常的情況應該是，電影將大多數人培養成像喜歡看商業片一樣喜歡看文藝片的人。也就是培養成喜歡看電影的人而不是一味兒朝僅僅喜歡看娛樂電影的方麵去吸引。一個國家有多少喜歡看電影的人和有多少僅僅喜歡看娛樂電影的人，這兩種情況，對於一個國家的電影業的繁榮發展，那差別可就大了……”
說那些話時的謝鐵驪，不再是從骨頭裏往外分泌幽默的謝鐵驪，而是從骨頭裏往外分泌憂患意識的謝鐵驪。
他看一眼手表，忽然說：“才八九個人的一個團，咱倆別太特殊，還是去找大家吧。團長應該時時刻刻和大家在一起。”
見了大家，他一本正經地問秘書長：“哎，請示一下，我這團長，可不可以封一個副團長呀？”
秘書長說：“請示什麽呀，我們都聽你的啊！”
他看看我說：“那我封曉聲為副團長。他自由散漫，給他個副團長當當，他會對自己有點兒要求，我不也少操不少心？”
結果大家都爭相說自己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為了對自己有點兒要求，也都討封。
他說：“都別急都別急，曉聲他對內是副團長，對外我得介紹他是我拎包的。咱們這一趟，場麵上說話的事，肯定都是我的事兒。我還需要個場麵代言人，誰先實習實習？”大家一時又都搖頭，擺手，躲一邊去，唯恐被他的目光鎖定……
到達日本，迎接的友人中，有在北京訪問過我的那一位彼國女士，五十餘歲的漢語言學家。她的目光一落在我拎的那隻印著八九十個小紅心的紙袋兒上，就仿佛被粘住了。謝鐵驪朝我擠眼睛，其他成員忍笑。
我說：“您如果看著眼熟那就對了，這正是一年半以前，您到北京訪問我時，裝禮物的那隻紙袋。”
她說：“我看出來了，看出來了！”
謝鐵驪聽她中國話流利，以團長的身份煞有介事地替我解釋：“我們中國人，在禮尚往來方麵，民間有規矩。禮物留下了，包袱皮兒那是一定要還的。”
她說：“你保留了一年半，就是為了有機會到日本來，當麵還我？”
我能怎麽說？隻得順水推舟：“正是。”
她大受感動，連說：“太使我意外了，太使我意外了！”
別的日本人亦皆肅然。那會兒，我想，我在他們心目中，肯定確立了一個禮數周到的中國人的形象無疑。
上車時，我和謝鐵驪並坐。他悄說：“記著到了住地就還給人家啊！”
我說：“那我裏邊的東西往哪兒裝？”
他說：“你還想拎回國去呀？你做出點兒個人犧牲，服從大局吧！”
……
先是，在國內時，某次電影現狀研討會上，有位第五代導演，談到謝氏電影時，稱之為“小謝”，自然滿堂燦笑，惟謝鐵驪未笑，認真聆聽，仿佛便是“小謝”了。那位仁兄姓騰，名文驥，亦謝鐵驪忘年交。輪到“小謝”發言，表情、語調，謙恭如第六代導演，甚至是第七代第八代導演。他說：“承蒙騰老奉承了我幾句，慚愧得很，不敢當‘成就’二字。騰老謙虛，說他是‘看著我的電影長大的’。而我呢，是看著騰老們的電影繼續長大的……”包括趙實部長在內，無不笑出聲來……
到日本的第二天，我不知怎麽，對謝鐵驪老師也脫口叫出了“小謝”。全團笑過，都道，叫團長“小謝”，實在是太親切的叫法了。他說：“那也得經我團長同意吧？”大家說：“代表團在國外，凡事尤其要講民主，我們是多數，您一個人是絕對少數。叫您‘小謝’是我們一致主張，您要少數服從多數。”他說：“那，我隻有——稱你們某‘老’或某老師囉？”異口同聲曰：“要得。”團內葉大鷹年齡最小，“小謝”問之：“以後我稱您葉老師，不會有不自在的感覺吧？”
大鷹立即回答：“感覺好極了！”
自此，“謝老師”之稱廢除，便一律叫他“小謝”了。劍雨兄一時改不過口，每遭大家批評。而“小謝”，自然是要稱我“梁老”的。
有次，在地鐵站口，一位新派的日本帶隊小姐，手持團員名單點名，點罷，不安地問：“怎麽少一個人？”都說不少啊。問：“你們在客車上總叫的那位‘小謝’呢？”大家忍俊不禁……還有一次，與日方中日友好人士座談，對方代表做了較長時間發言，“小謝”發言時，顯然是出於禮貌，也說了十幾分鍾。
在回賓館的車上，他問大家：“我講話時，感覺你們聽得挺不耐煩。”異口同聲：“對。”又問：“嫌我說的長了？”還是異口同聲：“是。”“那，諸位老師批準我以後講幾分鍾？”七嘴八舌之後，統一為五分鍾以內。當晚，是聯誼性質的活動，“小謝”團長發言時，從腕上捋下手表，放於桌麵，情緒飽滿地侃侃而談，還引用古詩句。團員中有人交頭接耳，暗暗計時。一回住地，大家齊聚他的房間，都道是“小謝”該表揚，因為他的發言僅四分半。
團員中女編劇王浙濱，一本正經地點評：“多精彩的發言啊，多一字嫌多，少一字嫌少，我們嚴格要求您還是對的吧？水平一下子就上去了！”他也不免得意起來，說：“承蒙各位老師培養，小小的進步，有你們的一半功勞，也有我自己的一半功勞嘛。”葉大鷹壞笑道：“高水平都是逼出來的，咱們再將‘小謝’的發言減少一兩分鍾怎麽樣？”
大家很人道，說那對團長的要求太過苛刻了，凡事不能過。但表揚也不能白表揚，團長得對表揚意思意思。結果，是“小謝”請我們去吃頓夜宵……
回國前一天，有半天逛超市購物的時間，團長要求大家都得去，不準任何人的假。他那話是衝我說的。還說，不在日本多少消費點兒，怎能對得住主人們連日來熱情周到的安排？
那是一家半大不小的超市，滿眼都是寫有“一百元貨”“四十元貨”的紙條。貨物也自然是小東小西。但大家到那種地方去，正是都要買些新穎別致的，有紀念意義的小東小西。
那些東西對我沒什麽吸引力，我閃於一旁呆看而已。“小謝”卻不容我置之度外，一會兒在某貨架後輕輕喚我：“曉聲，過來，看看這兒有你喜歡的沒有？”一會兒悄沒聲地突然冒出在我跟前，也不言語，拉著我手就往某處貨架那兒領……我說，我其實根本沒打算在日本買任何東西。他急了：“你怎麽可以這樣？你怎麽可以這樣？這樣是不對的，我堅決抗議！”我說，我也根本沒帶日元。他立刻說：“我有，我有，足夠你花的，你說你要多少吧！”
那時的“小謝”，像是那一家日本超市雇的導購員、推銷員或業務總管。而且，是王牌的。一會兒幫這個拿不定主意買什麽的人做出決定；一會兒慫恿那個買下他認為絕對值得買，不買就是大傻瓜的東西，不亦樂乎。有成員問他：“那您呢？”他先人後己地說：“我不急我不急，我是團長嘛，得先讓你們都買到中意的東西！”
我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終於由他墊付了幾十日元，買了幾樣他替我決定的小物件。在車上，大家一個個心滿意足，大有所獲的樣子，還唱歌。我照例與謝鐵驪老師坐一起，問他：“您是不是覺得很有成就感啊？”他說：“當然，那當然！”我說：“普遍而言，男人是不願逛商場買東西的。”他說：“那是不願體驗生活樂趣的男人。”我說：“那是女人們的生活樂趣。”他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所以女人的生活樂趣，也應該是男人的另一半生活樂趣。不經常體驗體驗，就不夠理解女人。連對女人都缺乏理解，怎麽談得上較全麵地理解生活？”我說：“那您經常逛商場買東西嗎？”他說：“那可能嗎？根本不可能啊！所以隻要有機會，就該像女人那樣逛商場。多好玩啊！”
七天轉眼過去。當我們走出北京機場，望著謝鐵驪老師，即將分手各奔東西時，我看出每一個人都有些與他依依不舍了。他說：“諸位老師，以後還願意和我出國嗎？”異口同聲：“願意！”葉大鷹補充了一句：“以後要不是謝老師帶隊，那咱們誰還出國啊？！”他笑道：“大鷹這話的意思好像是，把以後率你們出國當成任務壓給我了。”王浙濱的眼立刻一亮：“再什麽時候？”
幾個月後，忘了因為什麽事兒，我去過鐵驪老師家一次。那時，他的家早已搬至木樨地了。其實也沒什麽非去不可的事，大約僅僅是由於想他了，找個借口見他一麵吧？
他擺出了好煙，沏上了好茶，和他的夫人共同陪我聊天。他夫人也是北影人，也和他一樣待人親切，雖然和他交談的場景不同了，我亦不覺拘束。究竟聊了些什麽，卻早忘了，左不過就是電影話題夾雜著生活話題罷了。
唯一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沙發上的一本書——《茨威格小說集》。
我不由得問：“您還喜歡讀外國小說？”
他說：“是啊。中國的文學和電影，一向是三維視角——政治的、民生的、綜合成故事的。西方是四維的。”
我說：“多那一維是心理的。”
他說：“對。”
我說：“中國心理小說也將湧現了。”
他說：“不知什麽時候，中國會有心理電影。”想了想，問：“心理現實主義，中國也需要那樣的電影。我是肯定沒機會拍那樣的電影了。”
前輩臉上，顯出了心有不甘，心有鬱悶的表情。
一小時後，他的侄子回來了。那是個麵容清秀，身材頎長的青年。前輩向我介紹，侄子是研究佛學的，而且是碩士，同時是居士，在京工作，住他家裏，已編輯出版過幾部介紹佛學故事的書籍。居士問我對佛教是否感興趣？我就回答了我對佛教的認識，局限於文化層麵的理解而已。於是其侄請我到他的小房間，向我介紹幾類佛教知識方麵的書，同時贈我幾本。結果，一聊起來，竟忘了真正的主人夫
婦了。
快中午時，我離開居士的小房間，見謝老師夫婦，雙雙坐在沙發上候著我的出現呢。我不禁臉紅。謝老師說沒什麽，說自己難成侄兒的知音，侄兒遇到一個有些共同語言的，可以理解。他們夫婦要留我用餐，我執意告辭了。
鐵驪老師送我下樓，在電梯裏說：“我是無神論者，侄子是虔誠的有神論者，還住在我這兒，朝夕相處，也是和諧共處，誰也不企圖影響誰，不爭論，不對立，彼此尊重對方的信仰，有意思吧？”
我說：“不僅有意思，還耐人尋思。”
他說：“文化之事，最應該講共同存在的原則。文化觀點的誓不兩立，其實是不可取的立場。軍事上，一個師團消滅另一個師團往往是容易的。文化上，企圖用一種抵消另一種那就是文化專製主義了。文化消亡的現象，更多時候是自然而然的現象……”
我說我同意他的看法……
自那以後，我竟再也沒見過謝鐵驪老師。屈指算來，不通音訊十幾年矣。每每想念。再屈指一算，謝鐵驪老師已是年過八十的人了。謝鐵驪，一位一生喜歡讀書的中國電影導演；也是一位名著改編情結很深的電影導演。同時是一個從不端藝術架子，高興與年輕人打成一片的人；一個平易近人的、幽默風趣、在人際關係中反對鬥爭哲學、主張和諧相處的人；一個在年輕人心目中具有魅力的，不僅可敬，而且特別可愛的人。
大約，他一生中隻有一次是與人鬥爭過的。便是在“文革”時期，和“四人幫”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