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光榮 ——悼一位醫學前輩
前言：張劭——一個男人的名字。一九三三年畢業於河南大學醫學院。一九三四年考入英國雷斯德醫學研究院。三年後獲該院藥物化學及醫學治療博士學位。同年轉至美國聖約翰霍普金氏醫學研究院任研究員，兩年後又獲該院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一個月後回英國醫學研究院母校任“正大教授”。曾參加過青黴素的發明研製，曾被授予英國皇家醫學院終身院士之榮譽，曾是早期太平洋地區醫學學會僅有的四名華人會員之一。
一九四九年後，他滿懷赤子之心，毅然攜妻女回國，任上海生物化學製藥總廠總經理兼化驗師，從事生物化學、抗衰老藥物的理論研究和生產實踐，虔誠報效解放初年中國十分落後的醫藥事業。然一九五四年因過錯受到極不公正待遇，遭捕判刑。從此消失於中國醫藥界，並被徹底遺忘。三十二年的時間使一位國際知名醫學科學家變成了老農。直至一九八二年在家鄉用鍋、盆、瓢、勺等生活用具，在極其簡陋的房子內研製成功了植物激素三十烷醇（在那樣的情況下是一項了不起的成果），在省內外科技界引起了極大震驚。河南省領導對此予以高度重視，派員了解情況，在原副省長羅幹的親自批示之下，終於落實政策。而他婉謝了省農科院、化工研究所等部門的聘請，做了一向重視科技人才的春都集團洛陽生化藥廠的高級顧問。他以七十歲不堪往昔歲月摧殘的弱質之軀，攻關三年，研製成了集治療、預防心血管疾病和抗衰老功效於一體的良藥“養命寶”。該藥獲科技發明獎、商業部及省優秀產品獎後不久，老博士悄然而逝……
一
殘陽西墜，禿穆的崖頭仿佛漸漸滲出血來。無名的季節河不情願地流著。河邊一株枯樹上，棲著幾隻寂寞的烏鴉。它們呆望遠處，望著一條曲折蜿蜒的野路的盡頭。如果那可以勉強算作一條路，則是不常出嶺的嶺內人和他們的牲口年複一年從荒地上踏出的。
兩個身影踽踽蹣跚在路的盡頭……
殘陽墜到禿穆的崖頭後麵去了。原本赭黃色的土崖開始變得黑黦黦的。夜幕迫不及待地降臨……
“媽，爺爺家還有多遠啊？”
“不遠了……”
“總說不遠……怎麽總也走不到？”
“真的不遠了……”
“走不動了……媽，我一步也走不動了……”
“那也得走……”
“爺爺為什麽不來接我們呢？”
“快走……”
“……”
“走！”
母親的口吻，從來沒有過的嚴厲。
蹲在地上的，似乎一步也不肯再往前走的，剛滿十一歲的長女哭了。她往起站了幾次，才終於站立得住。
“好孩子，別哭。媽也走不動了。可咱們不往前走，又怎麽辦呢？媽是多想背著你抱著你往前走哦……”
十一歲的長女仰臉看看母親，不哭了。母親背著大妹，抱著小妹。不，不能算背，也不能算抱。如果不是三條連接的紗巾，在母親身上繞了幾周，將兩個妹妹緊緊地縛在母親身上，母親肯定早已背不動她們，抱不動她們了……
“你看，不快走，天就黑了。天黑了你不怕麽？”
“怕……”
十一歲的女孩兒環顧四周，黑暗已從八方向她們包抄。整個大地上，隻有前麵那條河，閃耀著破碎的亮光。她以前從沒離開過城市，更確切地說從沒離開過繁華的不夜之城大上海。正從八方向她們悄悄包抄過來的，從天到地垂在眼前的那一種厚密無隙的黑暗，使她感到宛如蟄伏著許多恐怖……
“媽也怕哦……”
“媽，咱們快走吧……”
於是她們又往前走。一個失去了父親的家庭往前走。
三十裏路，從小小的，像貧窮農村裏的孩子一樣“衣衫襤褸”的洛寧縣城，到那個叫呂家坡的陌生的地方，到那個陌生的地方一個叫聶墳村的陌生的村子，對這習慣了以車代步的母女四人，不啻是一次“長征”。背後的和胸前的兩個女兒，早已踏實地酣然入睡了。睡夢中不時發出咿呀囈語。她們夢見了什麽呢？
而一步一跛，兩步一呻，勉強能跟隨在母親身後的長女，卻幻想著那個叫聶墳村的地方，正有美食和軟床等待她們的“光臨”。那一年張劭博士的夫人大約四十一二歲。而三個女兒的年齡加一起，不及她的年齡的一半。她們還不知道父親出了什麽事。母親告訴她們，父親出國了，也許要很長很長時間以後才能回來。她們隻知道母親帶她們到爺爺家去，從此將要和她們的爺爺一起生活一個時期。
博士夫人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藝術學院。是一九四九年前中國為數不多的，在大學裏接受過鋼琴演奏藝術培養的幸運女性之一。這位江南大家閨秀，自從成了博士夫人以後，在國外過的是典型的精神和物質兩方麵的貴族生活。她和博士各有各自的貼身傭人。而且，由於飲食偏好相差很大，夫婦二人甚至各有各自的廚師。當博士決意放棄在西方的名人社會地位和優越的生活條件回國時，她表現出了中國女性促夫之誌的傳統美德。他們在短短的幾天內便遣散仆傭，竟以區區幾美元近乎白白贈送的廉價賣掉了兩部小汽車。足見他們當初是何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而感奮，而歸心似箭！
在上海，在不久前，他們擁有花園、洋房、汽車……管家和傭人。而此刻，他們已一無所有。有的隻是三個年齡加起來不足二十歲的女兒和挎在她身上的一個小小的坤包。坤包幾乎是空的。隻有一小袋巧克力糖（一路不時分給三個女兒，已所剩無幾），和證明她們身份的，一路由各地專政部門蓋了許多紅章的抄件。當家被封時，封查人員目光咄咄地盯著她的臉，斥令她將金耳環和金項鏈摘下。她默默地，溫良而恭順地服從了。對方接著斥令她將戒指也摘下。她猶猶豫豫地，鼓起最大的勇氣說明，那是她和她丈夫的結婚紀念物。可是對方麵孔嚴肅，她也不得不摘了下來。她帶著三個女兒被逐出家門。除了她們身上穿的衣服，和那個小坤包，和那一小袋巧克力，未從家中帶出任何東西。而那一小袋巧克力，是保姆塞在二女兒衣兜裏的。母女四人被有關部門的車送到了上海某一臨時住處。不久有關部門通知，她們將被發配洛陽。這是考慮她的丈夫張劭的請求，對她們予以的照顧。因為她那尚未見過麵的公公在洛陽。於是她帶領三個女兒，開始了從上海至開封至洛陽的千裏行程。
那一年河南饑荒遍布。她們每到一地，便和饑民擠在濟災棚裏，渴望分吃到一頓濟災飯——高粱麵糊糊和高粱麵餅子。三個往昔吃慣了細軟之食的女兒，吃不慣供災民們吃的東西，腹脹、便秘、上火發燒，哭哭鬧鬧要回家，不要去見爺爺了。從不知虱子為何物的三個女兒，已經著上了滿身滿頭發的虱子。到洛陽，她和女兒們，並沒能按照地址找到她的公公。當她終於打聽清楚，公公已離開洛陽到洛寧縣去了的時候，仿佛所到不過是“假西天”一樣，一下子癱軟在地許久，無言亦不動，驚得三個女兒惴惴哭泣。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之下，最後博士夫人隻好帶領三個女兒向有關專政部門去“報到”，實則是企圖找到能收納母子四人棲身一夜的地方。她原本打算安定下來再去報到的，卻連這一希望的泡影也破滅了。在有關專政部門的傳達室裏，她們獲準度過了一夜。那時從洛陽到洛寧還沒有專線公共汽車，一位負責接待她們的善良的女同誌，替她們聯係好了一輛馬車，將她們載到了小小的洛寧縣。在洛寧縣內，她和女兒們也沒能見到博士的父親。博士的父親是一位虔誠的傳教士。這一點，當年決定了父子倆的命運幾乎類似。公公那時已回到村裏種地去了……
三十裏路，三十裏沒有任何交通工具，也不可能有任何交通工具代步的野路——隻有走。
二
三十裏路，對於帶著三個稚齒女兒，連日來被程途消損得疲憊不堪的這一位從未走過山徑野路的母親來說，仿佛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那麽遠。她倒並不自惜一向的嬌貴之軀，但是她太心疼她的三個女兒。小女兒正發著高燒，她必須走。她明白，如果自己連走這三十裏路的勇氣都不具備的話，那麽今後她將很可能喪失了生活下去的勇氣……
“媽，我餓……”大女兒的聲音怯怯地從她身後傳來。“……”做母親的頭也不回地往前走。幸虧，在被逐出家門的時候，她和她的兩個女兒，各係著一條紗巾……
“媽，如果給我一點兒吃的，一點點兒，我還能跟你走老遠老遠……”大女兒怯怯的聲音裏充滿乞求。
做母親的站住了，不禁回頭看了看長女。長女雖已不再發出哭泣之聲，但卻仍在默默流淚不止。這個小姐姐，一路多次將吃的東西讓給兩個幼小的妹妹……母親忽然覺得，這僅僅十一歲的長女，似乎已在幾天內長大了。母親內心裏倏感無比的愴然愀然。
她的一隻手探進了小坤包，摸到了幾顆巧克力。可是掏出來的時候，卻是一顆。因為她同時又想到了另外兩個女兒。
長女羞慚地接過了那一顆巧克力。在這一種時候，在這一種地方，十一歲的長女那一種仿佛已深諳命運含意的、大人般的羞慚模樣，令做母親的心為之頓碎。做母親的眼眶濕了。
“孩子，你腳上是不是打泡了？”
“嗯……”
“那你為什麽不說嗬？”
“我怕說了，你也沒辦法，還心疼我，還難過……”
母親的眼淚一湧而出。
她自己的雙腳，也已經打了泡。而在這條布滿了尖銳石礫的沿河灘路上，脫去鞋是寸步難行的。“媽，你別心疼我。別難過。就有一點點磨，我能忍。真的……”“好女兒，咬著牙忍吧。你看，咱們已經快走到河邊了。過了河，前麵就是土路了。就可以光著腳走了……”然而她們終於走到河邊的時候，卻發現河上沒橋。天已完全黑了。母女二人手緊拉著手，試探地往河裏走了幾步，又不得不退回岸上。她不知那條河究竟有多深，她不敢牽連三個女兒和自己一同冒生死之險。她茫然地，徹底失去了主張地怔坐在河邊，呆望著彼岸黑黦黦的土嶺。聶墳村，聶墳村，你究竟藏匿在哪一座毗連的高嶺的哪一層褶皺裏呢？
她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三個女兒一齊伴著母親哭了起來……
烏鴉們被驚怒了。發出一片哇哇的暴躁……
三十八年後，我在張邵博士外孫女讓妮（他長女之女兒）的陪同下，從洛陽出發到洛寧，去博士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村子憑吊他。斯時博士已長眠泉下。我們乘坐的是新型吉普車，車底很高，卻還是在半路上撞了底盤，撞裂了油管，滴油不止。讓妮也不停地說著：“快到了，就快到了！”像她的外婆當年對她的母親所說的那樣。司機也不停地嘟噥著問：“怎麽總說到，總也不到啊？”像她的母親當年問她的外婆那樣。依然是那一條路。依然是嶺內莊戶人出嶺的唯一的路。由它現在的狀況我完全想象得出它三十八年前的狀況。同時也恍然明白了，一位三冕博士為什麽竟如同被活埋了似的，而完全變成了另一種人，變成了一個始終也沒能精通農活的老農。依然是那一條河。不過因為旱季它已幹涸。幹涸了的那一條河依然擋住了我們的去路。河上依然沒有橋。讓妮在河灘奔來奔去，卻始終找不到我們的吉普車能夠開上彼岸的地方。我奇怪地問：“讓妮，你不是和你外公外婆住在一起的麽？路你應該認得的呀！”她說：“我也沒出過嶺幾次啊！”她是博士的三個女兒及所有外孫外孫女中唯一獲得了城市戶口的人。這一幸運，是洛陽生化製藥廠為她爭取到的，而這一幸運，曾在她的同輩人和長輩人中，造成了種種不快的摩擦和哀哀怨怨。當博士被聘為藥廠高級技術顧問後，他的多少下一代，也希望他能將自己帶出大嶺之後的農村哦！而博士當時說：“我們夫妻已經七十多歲了。誰也照顧不了誰了。為了我能在有生之年研製出傾注了我多年夙願的‘養命寶’，我需要一個人照顧。讓妮陪伴我們生活了多年，她不容易。一個被劃為‘地主分子’的外公，對直接受自己牽連的下一代是心懷內疚的。再說我也不願給藥廠添更大的麻煩了。所以我隻能帶走讓妮一人。至於你們大家，今後就隻有靠你們自己各自的命運了！……”
我們不得不棄車前行。遁路登嶺，去了讓妮家生活的那個村子。也去了博士生活過的那個村子。讓妮的父親已經去世。讓妮的二姨已經去世。讓妮的三姨父據說從小智力受損，家中生活依然很苦。一位三冕博士和他的受過高等藝術教育的妻子，在中國的這一片閉塞偏僻的土地上，遺留下了兩個殘缺不全的家庭和一個雖然完整但是也和殘缺不全差不多的家庭。都屬於我們這個國家期待著脫貧的農村家庭。還遺留下了許多第三代人。博士的第三代人中能有幸讀到中學的也寥寥無幾。他們將幾乎命中注定地加入中國文盲或半文盲的隊伍。他的後人們將世世代代地繁衍下去。但是，他們中還能奇跡般地再出一位三冕博士嗎？不，哪怕再出一名大學生……
據說，博士生前曾惆悵地對他的三女兒說：“你連小學文化程度都不到，不但誤了自己，也誤了對子女們的教育。以後可怎麽辦啊？”
孰料一句話觸到了三女兒心靈的疼處。她哭了，哭得非常非常傷心。
她說：“這是我自己願意的麽？當年你一人犯了過錯，可我們有什麽罪？要不是因為受你的牽連，我們怎麽會一輩子紮根在這裏？我和兩個姐姐又怎麽會才十六歲就不得不嫁了人？我二姐活著的時候又怎麽會得了憂鬱症？”
一番話說得老博士良久發愣。三女兒走後，他像個孩子似的，麵壁長哭……
出了兩個村子，讓妮又帶我去了洛寧縣城，終於在讓妮的一位伯父家，見著了讓妮的母親。她是我的主要采訪對象，也幾乎是當年之事唯一的見證人。因為她的大妹已不在，而小妹當年尚不懂事。在三十八年前那一個夜晚，在同樣攔住了我們去路的那一條河邊，母女四人哭了很久很久。博士的長女已經四十九歲了，大過了她母親當年的年齡。她回憶時表情很凝重。坐在我們對麵的是讓妮的伯父和讓妮的一個堂弟兩個堂妹。讓妮自己也在一旁聽。年輕的一代對這些往事似乎心存著許多的困惑和不解，然而他們並不插問。畢竟那些，不過是往事。他們的表情告訴我，他們確信如此這般的往事，將肯定不再可能發生，當然也不再可能降臨到他們頭上……
我問我的被采訪者：“當時，也就是你們被攔在河邊的那一個夜晚，你們的母親……是否產生過輕生的念頭？”
她說：“我不知道。母親當時心裏的想法，我怎麽會知道呢？”
沉默了一會兒，又說：“我想不會的。我的母親雖然是在富貴環境中生活慣了的女人，可性格很堅強，要不她也活不到我父親落實政策的一天。”
告別時，讓妮的母親說，她要不惜一切代價，在洛寧縣城內開一個小雜貨鋪，撲奔出一條較好的生路，以圖有能力在經濟方麵周濟兩個妹妹的家庭。
她說：“幸虧我在上海讀完了小學。我現在就算是我父母的後代人中的大知識分子了。今天，沒有起碼的文化，想幹什麽都難啊……”
三
當“反右”鬥爭開始，張劭已在鐵道兵某部工程隊接受改造兩年多了。因為有一技之長，又是一位一身三冕的醫學博士，便被分配在醫務處。
他仍是權威。這是連他自己也沒辦法的事。官兵們的疑難病症，由他做出診斷結論，似乎才是正確的結論。盡管他的身份是一名勞改犯。他的同行和病患者，一律對他直呼其名——張劭。
最初的日子裏他很不習慣。一聽到有人直呼其名，就以為自己說了什麽錯話，做了什麽錯事，或違反了什麽勞改條例，心中立刻忐忑不安，垂手肅立，等待訓斥。像張劭這種從青年時代起，就立誌獻身於醫學事業的人，隻要仍允許他為人看病和治病，他便會覺得仿佛什麽都沒發生，什麽都沒改變，他還是他。
工程隊發生了痢疾大傳染，而且醫藥短缺，他帶頭上山采草藥，熬湯藥，治愈和減輕了許多官兵的病情，控製住了傳染病流行，確保了工程的按期完成。有天他為了采到某一種草藥，翻越了幾座大山，離開勞改地很遠很遠，至夜未歸。人們以為他潛逃了，於是搜捕。在一條山溝發現了他，背著滿滿一簍子草藥，摔傷了腿，臥在地上動彈不得。監管隊長對他大吼：“你他媽的怎麽不請示就離隊？！”他說忘了，他常常忘了自己是一名勞改犯。在特殊情況之下，又忘了，似乎更情有可原。搜捕他的人們不禁都笑了……
當然，他不是一個遺忘症者，也不是一個毫無親情需要的怪人。他時常想家。無數個夜晚，他也曾偷偷地默默地哭泣過。他的枕頭不知被淚水濕過多少次……
他因自己的過錯悔恨不已。他的過錯說來情節明明白白——介紹香港某藥廠采買人員在大陸收購“麻醉劑原料”——就是大煙。當時國家也在從民間進行收購，用於醫藥方麵。香港某藥廠經理是他同行中的友人，給他多次寫信請求他務必幫忙，因在大陸收購價格便宜許多。那一家香港藥廠和他任總經理的上海生物化學製藥總廠有著良好的業務關係。他書生氣地認為這忙幫了似乎也沒什麽。自己不是幫助大煙館之類罪孽門道收購，而是幫一家頗有聲譽的藥廠收購。何況在他看來，大煙乃是“麻醉劑原料”，隻要是用於醫療，在香港和大陸，不都是起作用於救死扶傷嗎？在國外生活了十四五年的博士，那時剛剛回國不過短短幾年，還未結識幾位醫學同行以外的人，還未對醫院大門以外的世界形成起碼的概念。對於解放初期的種種的政府法令和法律，基本上還是一個“法盲”。沒有受賄行為，僅僅是出於難卻的友情，介紹了一種買賣關係而已。但是因此觸犯了法律。因此成了勞改犯……如果申述，如果請求赦免，至少可以判得輕些。但是他不申訴，不請求赦免。他的性格和他的自尊，決定了像他這一類人，隻能采取那一種態度。
後來鐵道兵部隊的一位首長前來慰問官兵和視察工程，表揚了他。進一步了解清楚他的案情後，還說要向有關方麵反映反映，爭取給他減刑。但是“反右”鬥爭恰好開始了，監管他的人們認為，像他這一類人，像他這一類性格的人，即使減刑了，提前釋放出去了，也保不定會說些什麽“右派言論”，十之八九有可能會接著被打成“右派”。在接受改造的日子裏，他不是還說了不少對蘇聯的醫學理論和教科書公然提出質疑的、大不敬的話嗎？僅僅因為這一條，也會被定為“反蘇”性質，將他打成一個穿勞改服的“右派分子”。出於對他的愛護，監管人決定他還是老老實實地繼續接受改造，直至服刑期滿的好。他也認為這樣好，反正還有三年多就刑滿了。他甚至暗暗慶幸，如果不是身在勞改隊裏，“右派”的帽子他隻怕是在劫難逃注定了總要戴上的。那樣的結果未必會比自己現在的命運強多少……
終於他盼到了刑滿釋放那一天，可是關於給他定一個什麽結論的問題，卻成了使他自己和監改人員雙方尷尬，雙方犯難的事。因為當時“地富反壞右”的階級劃分法已經提出。在那五個字裏，他自己最不能忍受的，是“壞”字。他據理力爭，強調自己一沒偷過二沒搶過，更沒**過，身上連一星半點兒流氓習氣不曾沾染。監改負責人也認為他的莊嚴聲明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若將他定為“反”或“右”，對方又不忍。人家清楚那究竟將對他意味著什麽。人家不願坑害他。而且那樣做從根本上也完全不符合事實——他是出於愛國才回國，無黨無派，對政治一向敬而遠之，何“反”之有呢？“反右”的全過程他在接受勞動改造，勞改表現還是相當不錯的。再說人家當初決定不爭取給他減刑，不就是出於好心，暗保他平安無事，不至於被打成“右派”麽？那麽隻剩下了“地”和“富”兩個字，究竟定哪一個。反正總得給他定上一個字。人家倒有心給他定為“富”，卻又怕定得輕了，使自己落個在“階級政策”方麵“右”的罪名。他確確實實使人家感到了左右為難。他看出這一點。他懷著幾分虔誠的感激，主動對人家說：“我知道，按慣例，凡是判過刑的人，幾乎都是要定為壞分子的，您不把我定為壞分子，已經算是對我很照顧了。我張劭走到哪兒，這輩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我也知道，地富反壞右，排起來‘富’雖在第二，‘壞’雖在第四，但‘富’比‘壞’要輕得多，‘壞’比‘富’要重得多。這方麵的知識，我如今腦中也多少裝進一些了。本該定我‘壞’，而您從輕定我為‘富’，您就該犯錯誤了。都是有妻兒老小的人，我怎麽也不能讓您因我犯錯誤啊。監改您也別為難了，您就把我定成‘地主分子’吧！這麽定，和‘壞分子’也差不多是對等的……”
難得他如此這般的通情達理。於是他成了“地主分子張劭”。
幾天後，張劭回到了他的故鄉。自從一九三三年到西方去求學，整整二十七年來他第一次回到故鄉。二十七年前故鄉送走的是一名躊躇滿誌的學子。二十七年後故鄉重新容納的是一名年近五十歲的“地主分子”。盡管故鄉人和族人們曾因他成了博士而自豪過，可是如今卻沒有因他又成了“地主分子”而詫異。雖然他們都十分清楚這個張劭根本就不是什麽“地主分子”，但又都確信不疑地認為他現在已經是一名“地主分子”了。政府說他是了，他怎麽可以實際上不是呢？隻有他的老父親百思不得其解，連連愣怔地自言自語：“主啊，主啊，你怎麽會是地主分子呢？那麽我是什麽呢？”
妻子和女兒們自是歡欣異常的，妻子並不在乎這些，他仍是她的好丈夫嗬！隻要他回到她身邊來，回到她的生活中來了，她就夠感天謝天，心滿意足的了。而女兒們則更不在乎他已然是什麽人了。她們需要的是父親。一名是“地主分子”的父親，或者反過來說是一名“地主分子”的女兒們，這一點的嚴峻性，當她們漸漸長大了，不得不嫁人了的時候，才被咄咄逼人地昭示給她們看，才被咄咄逼人地昭示給她們的父母看……
夫妻團圓、父女們團圓的最初的歡欣，很快就被最現實的眼前的生存問題掃**得一幹二淨。故鄉是一個窮村。很窮的故鄉不得不（既然是政府的決定）容納他一家五口，但是卻沒有供他們居住的地方。他當年曾往家中寄過美元，但是他成了罪犯後，家人不敢保留，都燒了。即使不燒，也不能用以購物——當年中國拒絕美元。
四
他放牛，看場院。要將一個已經近五十歲的、完全知識分子化了的男人，重新變成一個對什麽農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很內行的農民，也並非一件簡單的事。而隻有那樣的農民，從早幹到黑，才有可能掙到“滿十分”。而一個掙“滿十分”的農民，一天也不過才算掙了一兩毛錢，剛夠買一斤半口糧的錢。那樣的令人羨慕的農民，全村並沒有幾人。他一心想成為，又談何容易！他這個農家子弟，二十幾年不事稼穡的雙手，重新幹起農活來，既拙且笨，遠不如他擺弄醫療器械那麽靈活。所以他也隻有放牛，隻有看場院的份兒。這在農村是較輕鬆的活兒，是半大孩子和老人們幹的。按勞取酬，他每天隻能掙到五六分。靠他掙的五六分，是養活不了包括自己在內一家五口的。而他的妻子，在學會變成一個農婦方麵，一點兒也不比他聰明。她那雙彈慣了鋼琴的手，使用任何農具時都好像是在用一雙假手。他們成為全村最不能自食其力的一戶。後來博士夫人終究算是學會了紡棉花。
這一家五口，在饑一頓飽一頓的情況之下，麻木地打發著窮困潦倒的日子。他們和全村人，和全國人一樣，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
在三年自然災害的第一個年頭或是第二個年頭，做父母的嫁出了長女。嚴格地講，她出嫁的時候還沒到法定的結婚年齡。這既確保了她自己不至於餓死，也為家庭節省了一份口糧。一個“地主”的女兒在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願娶，那已經意味著是一種慈善行為了。做父母的，對比女兒年長十餘歲的未來的女婿，實際上完全不可能有什麽“審議”的資格和權利。女兒自己也是……
他迅速地蒼老了。看去很像一個農民了。村裏的孩子們，已開始背地裏叫他“老地主”了。
有時候，連他自己主觀上，也喪失了對自己的清醒明白的認識。仿佛自己確實是“地主”。仿佛自己剝削過每一戶村人。他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變得如同啞巴。
我在采訪時問讓妮的母親：“你父親那時和你談過什麽心裏話沒有？”
她說談過，但隻談過一次，而且就是幾句話而已。
我又問談的是什麽內容？
她說：“後悔唄。後悔將在國外積攢的一大筆錢，帶回國投資辦醫院了。後悔沒直接從國外帶著那一大筆錢回家鄉，在村裏辦個小紡織廠什麽的。我們這兒出棉花。他說自己當年如果那樣，村裏的一些人家，就不至於過得這麽窮苦了。回想起自己曾過的那些好日子，他感到害羞。他說人在連飯都吃不上，衣都穿不上的情況之下，命如草芥，還哪兒來的錢買藥看病啊！……”
她說這是她父親跟她說得最多的一次……
三年自然災害熬過之年，她的大妹也不得不出嫁了。三年自然災害在中國有些地方不止三年。聶墳村便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緊接著“文革”又開始了。她的小妹在“文革”中出嫁。她隻有兩種選擇——或者永不嫁人，或者無條件嫁人。兩種選擇都注定了她沒法不成為“成分”的祭品。父母替她選擇了後者，她服從了父母。因為以她結婚時的年齡，還不可能對兩種不同的選擇做出獨立的思考。而現實也不允許她選擇前者。一個不嫁人的女子在農村將注定被視為一個怪物。
嫁了三個女兒，對博士夫婦來說，如同做了三次大手術。嫁是嫁得再簡單也不過，來個人領走或來輛牛車拉走就是了。可嫁之前的內疚和之後的孤獨，像老鼠不停地噬咬著他們的心一樣……
他們的身體都已變得病弱不堪。長女不得不送來長孫女讓妮陪伴他們，照料他們。而讓妮當時也不過七八歲。但是春季裏畢竟可以替他們四處去挖野菜。冬季裏畢竟可以替他們到山上拾把茅草做飯、取暖。
作為“地主分子”，唯一的“好”處便是被剝奪了某些權利。諸如聆聽傳達“最新指示”的權利等等。但是他很在乎這樣的權利，渴望某一天也被恩準這樣的權利。實際上，他是渴望聽人說話，和人說話，渴望了解知道中國每天都在發生些什麽事情，即將發生些什麽事情。無論那對他個人的命運，值得樂觀或恰恰相反……
他實際上仿佛生活在一個廣闊的無人區。他對別人是完全多餘的。活著也罷，死了也罷，都沒有什麽意義。他死了，第二天便會有另一個人，接過牛鞭，而且可能比他放牧得更好。
每晚，老夫妻在昏暗的燈光下相對無言，除了“吃飯吧”“熄燈吧”“睡覺吧”之類最簡單的話，沒有什麽另外的話題值得一說。
有一天隊幹部動員大家捐款買化肥。如果不及時解決化肥問題，歉收將成定局，而那也就意味著全村都將麵臨挨餓。
動員的結果——全村所湊的錢，還不夠買一袋化肥的。農民哪有不知道化肥對莊稼的作用的？但是他們沒錢可湊。
他鼓起最大的勇氣，當晚去找村幹部們。
他說——讓我們全村來做化肥吧。這方麵我懂，做起來也不是難事。最重要的是，就地取材，不必花一分錢。他保證，如果聽從他的指導，做出的化肥，將是一等的。不但能滿足本村需要，還可雪中送炭於鄰村……
他說得很令人振奮，起碼很令自己振奮。他還極其認真地向隊幹部們講解化肥元素的構成。他一廂情願地認為他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可以將他的知識貢獻出一點點了。盡管那不過是他頭腦之中所擁有的全部知識的百分之一二而已。盡管那不過是他頭腦中所擁有的最低層次的知識而已。作為知識分子，擁有知識而無權貢獻，對他是常人無法理解的一種痛苦。他渴望能獲得一次機會，借以減輕內心的痛苦。為了實現這一點，他準備奉獻自己所有一切，做任何力所能及的工作……
然而，待他終於無話可說時，隊幹部們卻麵麵相覷。並且，各自歎息。那種歎息既是為他而發出的，也是為他們自己而發出的。他們說，他們是絕對相信他一定能夠指導大家做出化肥的。不用他那麽急切地自我推薦，他們也是相信的。但是，他們不能同意他的想法。盡管他們都承認，他的想法是很好的想法。但是他們絕對不能給予他一次為集體貢獻知識的機會。甚至，也絕對不能向上級請示。即使請示了也將白請示。除了受到上級的批評，不會有另外一種結果。而若不請示便擅自同意，那他們犯的錯誤將更大更嚴重。
讓一名“地主分子”指導貧下中農做化肥，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不是明擺著的嗎？
湊不起錢來買化肥，不買就是了。莊稼將減產，減產就是了，挨餓，勒緊褲腰帶忍著就是了，但是——政治錯誤卻犯不得。階級路線錯誤卻犯不得。這一點是大的至高無上的原則。他們對他說完，又各自歎息。
他還想再說什麽，張了張嘴，什麽也沒說出來。
他以他的表情告訴他們——他理解了，完全理解了。不是理解了遭拒的原因本身，而是理解了隊幹部的難處。如當年在究竟將他定為“壞分子”還是“地主分子”的問題上，理解了他的監改隊長的難處一樣……
正是從那一天開始，一種十分強烈的願望成了他作為人精神方麵的支撐點——要活下去。要活得壽命長些再長些。要活到那一天，親眼看到一切不公正、一切謬誤和荒唐得到糾正。不活到那一天他將死不瞑目。
這——便是張劭博士後來研製“養命寶”的最初動機。正是從那一天開始，他一有餘閑，便入迷地采集中草藥。
然而，在那樣的政治條件和物質條件之下，他要實現自己的執著願望近乎紙上談兵！
五
他沒料到周圍的群眾會暗中給予他那麽多鼓勵、協助和支持、信賴。莊稼人也需要醫生和藥，正如農作物需要化肥。政治雖然不能容忍一名“地主分子”（而且是一名“老地主”）帶頭製造的化肥施在社會主義的農田裏，農民們卻挺信服一名曾是醫學博士的人按照他豐富的寶貴的醫學學識和經驗給他們開的藥方和免費贈送給他們的中草藥。它們在他的搭配下對他們的各種疾病產生奇異的療效。在求醫治病方麵，唯有醫學的權威性，是永遠也不可能被真正踏倒的……
“赤腳醫生”心甘情願與他配合……
村裏的幹部們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保持著可貴的緘默。有的還對他說：“如果誰給你們送點兒什麽表示感謝，你們就收下。隊裏沒法兒出麵解決你們的任何實際困難，原因不說你也明白。但是民不舉的事兒，我們也保證不究！”
“老地主”——老博士，深深被感動了。
他最初那一種純粹個人的求康求活的願望，於是升華為一種替更多人無償服務的虔誠。在他的故鄉，他的才智被埋沒了十幾年之後，終於開始被人們認識到了價值。在他的故鄉，他完全失落了自我之後，終於又尋找到了另一種自我。
他曾對他的夫人說：“李時珍畢其一生心血，為中國人留下了一部《本草綱目》。我張劭少懷從醫之誌，通曉中西，求學於歐美，三獲博士之冕，卻運命乖張，懷抱百願而僅奉世於一二，實在是心有不甘誌有不達啊。此生已無他願，倘能留一良藥於世，便死而無憾了！”
越接近晚年，博士越需要一種信仰。現實拒斥於他，便將他推向了宗教的涅槃。
他還曾對他的夫人說：“普度眾生的佛家宗旨，和救死扶傷的人道主義，其實淵於同一種精神啊！那麽就讓我徹底忘了自己曾是一位飲譽西洋的醫學科學家，虔虔誠誠地做一名非法的鄉村赤腳醫生吧。勞苦大眾就是佛就是基督啊，就讓我把全部的愛心在狹小的範圍內竭力奉獻吧……”
“四人幫”粉碎後，“右派”平反，“走資派”平反，許多人的冤假錯案平反，他卻似乎無“反”可平，無“名”可正。
直至一九八二年，他以每月微薄的工資，以“臨時工”的名義，被借調到洛寧縣一家瀕臨倒閉的小小化肥廠，並在那裏的一間頹陋的“化驗室”內，研製出了三十烷醇，才終於引起河南省內外新聞界和有關科技單位的訝然和關注……
他又恢複了知識分子可以讀書可以看報的本能和權利，而每則中國中年知識分子早夭的報道，常令他感同失親，欷歔而泣。
他每每對人言：“中國的一代知識分子真可憐。四十至五十，本當壯年。可於他們，何壯之有？好比通體龜裂的瓷器，其實是早已預碎了啊！人各有責，人唯一命，強其命方能使盡其責。知識分子首先能各盡其才各盡其責了，科技才能搞上去，‘四化’才大有希望。我要加緊研製良藥，為搶救中國的知識分子盡我之責吧！”
他是他研製的“養命寶”的第一批服用者之一。半年後，他那滿頭白發中竟有黑發環顱如染。人們替他感到高興地說：“老博士，看來您返老還童了，必定長壽啊！”他亦十分自喜地說：“那，我就能爭取到時間，進一步研製出‘抗癌一號’啦！”他的二女兒卻不幸病故了。接著他的夫人也棄他而去。這雙重的嚴酷的情感打擊，一下子將他從精神上摧垮了……
誠如他所言，他自己的身心，又何嚐不像一件瓷器，早已在命運的擠壓之下，通體龜裂，預碎難鋦了呢？學貫中西，飲譽歐美的這位三冕醫學博士，不久也與世長辭。醫學科學家，一生僅留下了一種藥——“養命寶”……總算是圓了他的醫學夢。圓了他唯一的人生夙願。正是——“遍地關山行不得，為誰辛苦為誰啼？”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惜哉張劭！嗟乎張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