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使命

據我想來，一個時代如果矛盾紛呈，甚至民不聊生，文學的一部分，必然是會承擔起社會責任的。好比耗子大白天率領子孫在馬路上散步，躥在窗台上的家貓發現了，必然會很有責任感或使命感地躥到街上去，當然有的貓仍會處事不驚，依舊蜷在窗台上曬太陽，或者躍到寵養者的膝上去喵喵叫著討乖。誰也沒有權力，而且也沒有辦法，沒有什麽必要將一切貓都攆到街上去。但是在談責任感或使命感時，前一種貓的自我感覺必然會好些。在那樣的時代，有些小說家，自然而然的，可能由隱士或半隱士，而狷士而鬥士。有些詩人，可能由吟花詠月，而爆發出詩人的呐喊。怎樣的文學現象，更是由怎樣的時代而決定的。憂患重重的時代，不必世人翹首期待和引頸呼喚，自會產生出憂患型的小說家和詩人。以任何手段壓製他們的出現都是煞費苦心徒勞無益的。

倘一個時代，矛盾得以大麵積地化解，國泰民安，老百姓心滿意足，喜滋樂滋，文學的社會責任感，也就會像嫁入了闊家的勞作婦的手一樣，開始褪繭了。好比現如今人們養貓隻是為了予寵，並不在乎它們逮不逮耗子。偶爾有誰家的嬌貓不知從哪個土祠旮旯逮住一隻耗子，叼在嘴裏喵喵叫著去向主人證明自己的責任感或使命感，主人心裏一定是甭提多麽膩歪的了。在耗子太多的時代，能逮耗子的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是因為不需要耗子。人評價貓的時候，也往往首先評價它有沒有逮耗子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在耗子不多了的時代，不逮耗子的貓才是好貓。人家裏需要貓已並不是因為家裏還有耗子。逮過耗子的貓再湊向飯桌或躍上主人的雙膝，主人很可能正是由於它逮住耗子而嗬唬它。嗅覺敏感的主人甚至會覺得它嘴裏呼出一股死耗子味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評價一隻貓的時候，往往首先評價它的外觀和皮毛。貓隻不過是被寵愛和玩賞的活物。與養花養魚已沒了多大區別。狗的價值的嬗變也是這樣。今天城裏人養狗，不再是為了守門護院。狗市的繁榮，也和盜賊的多起來無關。何況對付耗子，今天有了殺傷力更強的鼠藥。防患於失竊，也生產出了更保險的防盜門和防盜鎖。

時代變了，貓變了，狗變了，文學也變了，小說家和詩人，不變也得變。原先是鬥士，或一心想成為鬥士以成為鬥士為榮的，隻能退而求其次變成狷士，或者幹脆由狷士變成隱士。做一個現代的隱士並不那麽簡單，沒有一定的物質基礎雖然“隱”而“士”也總歸瀟灑不起來。所以旁操他業或使自己的手稿與“市場需求接軌”，細思忖也是那麽的情有可諒。非但情有諒，簡直就合情合理啊！魯迅先生即便活到現在，並且繼續活將下去的話，在當代青年對徐誌摩的詩和梁實秋的散文很熱衷了一陣子之後，還要堅持他的《論資本家的乏走狗》的風骨麽？他是不是也會麵對各方約稿應酬不暇，用電腦打出一篇篇閑適得不能閑適的文章寄出去期待著稿費養家糊口呢？

但是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時代，究竟是憂患更多了矛盾更普遍更尖銳了，還是憂患和矛盾已被大麵積地化解，接近於國泰民安，老百姓隻要好好過日子就鶯歌燕舞了？

任何一個人幾乎都有一百條理由仍做一個憂患之士，比如信仰失落，道德淪喪，民心不古，情感沙化，官僚腐敗，歹徒橫行，吸毒賣**，黑社會形成，貧富兩極懸殊，大款窮奢極欲一擲萬金，窮山溝裏的孩子上不起學，男人娶不起老婆，拐賣婦女兒童案層出不窮……

這些足令某些人身不由己地變成憂患之士。如果他不幸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今天詩人已經被時代消化得所剩無幾了），那麽他的小說裏他的詩裏，滿溢著責任感使命感什麽的，他大聲疾呼文學要回歸責任感使命感呀什麽的，當他是個偏執狂，並不多麽的公道，也難以證明自己才更是小說家或詩人。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並不都是瘋子，起碼並不比尼采瘋多少。比如杜甫和白居易的詩，直到今天仍在被世人經常引用，一點兒也不比被自作聰明的後人貼上“純詩”之標簽的李清照和“超現實主義”之標簽的李白缺少價值……

任何一個人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做一個閑適之士。如果他剛好同時還是小說家或詩人，便幾乎又都有一百條理由認為，文學的責任感已變得那麽的多餘，已成一種病入膏肓的囈語。改革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業績，市場繁榮生活提高，“海”裏很熱鬧，岸上很消停，老百姓人人都一門心思掙錢奔小康，朗朗乾坤光明宇宙，文學遠離現實的時代明明的已經到來了，還遑論什麽責任感使命感？還喋喋不休地幹什麽哇？煩人不煩人呀？在他之前古今中外有過許許多多他這樣的小說家和詩人。他們的小說和詩正被一批又一批地重新發現重新評價重新出版，掀起過一陣陣的什麽什麽熱，似乎證明了沒什麽社會責任感使命感的遠比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小說或詩文學之生命力更長久……

倘偏說他們逃避現實也當然值得商榷。因為他們的為文的選擇是不無現實根據的。

孰是孰非？

我想因人而異。甚至，更是因人的血質而異的吧？

當然，也由人的所處經濟的、政治的、自幼生活環境和家庭影響背景所決定的吧？南方老百姓對現實所持的態度，與北方老百姓相比就大有區別。

南方知識分子談起改革來，與北方知識分子也難折一衷。

南方的官員與北方的官員同樣有很多觀點說不到一塊兒去。

南方的作家和北方的作家，呈現出了近乎分道揚鑣的觀念態勢，則絲毫也不足怪了。這就好比從前的貓與現在的貓，都想找到貓的那點子最佳的感覺，都以為自己找到的最佳亦最準確，其實作為貓，都仍是貓也不是貓了。於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進化。於北方而言，並不意味著什麽退化。隻不過是同一個物種的嬗變罷了。何況，不論在南方和北方，作家還剩一小撮，快被時代幹淨、徹底地消化掉了。

所以現在是一個最不必討論文學的時代。討論也討論不出個結果。恰符合“存在的即合理的”之哲學。

至於有幾個西方人對中國文壇的評評點點，那是極膚淺極賣弄的。對於他們我是很知道一些底細的。他們來中國走了幾遭，呆了些日子，學會了說些中國話，你總得允許他們尋找到賣弄的機會。權當那是吃貓罐頭長大的洋貓對中國的貓們——由逮耗子的貓變成家庭寵物的貓，以及甘心變成家庭寵物、仍想逮耗子的貓們的喵喵叫罷。從種的意義上而談，它們的嬗變先於我們。過來人總要說過來話，過來貓也如此。本屆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一位美國黑人女作家，而她又是以反映黑人生活而無愧受之的，這本身就是對美國當代文學的一種含蓄的諷刺。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來越悟明白了——小說本質上應該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尋常的。連哲學都開始變得普及的時代，小說的所謂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評論”這碗飯的人的無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這麽一種假象——所謂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在今天其實是根本不存在的。以為自己是大眾的啟蒙者或肩負時代使命的鬥士，自然很一廂情願，很唐·吉訶德。但以為自己高超地脫離了這個時代，肩膀上業已長出了一雙仿佛上帝賦予的翅膀，在一片沒有塵世汙染的澄澈的文學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飛翔，那也不過是一種可笑的感覺。全沒了半點兒文學的責任感的負擔，並不能吊在自己吹大的“正宗”文學的氣球飛上天堂，剛巧就落在繆斯女神在奧林匹斯山為他準備好的一把椅子上……

但我有一天在北京電台的播音室裏做熱線嘉賓時，卻沒有說這麽許多。歸根結底，這是一些沒意思的話。正如一切關於文學的話題今天都很沒意思。所以還浪費筆墨寫出來，乃是因為信馬由韁地收不住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