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複旦到北影（四）
八
沃克畢竟是留學生，他們不敢過分放肆。所謂“教訓教訓”，不過是推過來搡過去，一拳一腳而已。其中一個極為可恨，打了沃克一記耳光。
他們離開我們的宿舍時，小莫大聲譴責：“你們怎麽能毆打留學生？！”
為首的一個答道：“叫他明白他是在中國。”
我說：“你們踢碎了我的暖瓶，得賠我。”
那家夥冷笑道：“就算你為我們的革命行動貢獻了吧！”他們揚長而去。
沃克捂著臉在自己**坐下，許久才喃喃地說：“真想不到，在中國，我被中國人打了。如果我的老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不知會怎麽想。”
小莫說：“沃克，你應該通過瑞典使館向那幾個家夥提出嚴正抗議！”
沃克搖搖頭，說：“不，我不會那麽做的。瑞典是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西方國家，在我記憶中，瑞典政府從來沒有向中國政府提出過任何形式的抗議。我不願因為我自己，使兩個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受到絲毫影響。”
我說：“沃克，你回國吧！目前你在中國能學到什麽呢？世界這麽大，你又何必到中國留學呢？”
沃克沉默許久，又搖頭，低聲說：“不，我不回國。也許他們以為我會害怕了，回國去。可是隻要我還沒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我就要在中國待下去！”
小莫揉著頭，無比歉疚地說：“沃克，真對不起你，我們沒有能力保護你。”
沃克望著他，苦笑了一下，說：“你們每一個中國人也沒有能力保護你們自己呀，不是嗎？”
小莫無言。
我說：“是的。”
沃克說：“這真可悲。”
我果然又遭到了“算計”。而事件湊成之情節，猶如小說家的巧妙構思。先是，半年前，弟弟給我匯來了二十元錢。隔日，我要到郵局取錢，卻找不到匯款單了。我在宿舍樓各樓口貼了“尋物啟事”，兩日後也無人送回。便到係裏開了一張證明信，證明我匯單已丟，將二十元錢取了回來。
幾天前，我又到雜技學館去體驗生活。一天傍晚，接到V從學校打來的電話，告知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正缺錢花，便匆匆趕回學校，拿到了匯單。郵局已經下班，隻好將匯單帶回雜技學館。
第二天，和我一同在雜技學館體驗生活的C，有事要回學校，我就將匯單交給她，委托她代取。她回到學館，快晚上十一點了。我已躺下，在看書。她敲門，我給她開了門。她不進，站在門外對我說：“明天上午，係工宣隊莊師傅叫你回校一次。”
我問：“什麽事？”
她一笑：“不知道。”
我覺出她那一笑頗不善，但又想不出自己近來有什麽失謹的言行足可被人“整治”，也就隨她笑得不善，又問：“我的匯款單替我取出來了嗎？”
回答：“E老師替你取。”
E老師是我們專業上一屆的留校生，我們的“教導員老師”，負責抓政治思想工作的。
我因此而怪，不免再問：“怎麽E老師替我去取？”
C又那麽令人莫測高深地一笑，其意味更加不善，慢悠悠地答：“我沒工夫。”一雙眼中，放射出兩股冷氣，逼得我從臉到心一陣發寒。
複躺下後，總覺C那笑，那話，那目光，包含著什麽幸災樂禍，不再能看下書去，苦思苦索，終不悟其所以然。輾轉反側，難以安睡。翌日，滿腹狐疑回到學校，E老師和工宣隊莊師傅在工宣隊辦公室聯袂“召見”了我。
E老師隨口問了幾句在雜技學館深入生活的情況後，話鋒突然一轉：“你最近丟什麽東西了嗎？”
我回答：“前幾天將書包在48路公共汽車上丟了。”
又問：“除了書包，還丟什麽了？”
我一貫地丟三忘四，想不明白為什麽問我這個，還以為他們要發慈悲，補助我點錢呢！便答道：“除了書包再沒丟什麽。書包裏有十幾元錢，不過我弟弟又給我匯錢來了。”
“是這張匯款單嗎？”E老師拉開抽屜，將那張匯款單取出，朝桌子上一丟。
我說：“是啊，您沒替我取出來啊？”
E老師臉色頓變，厲色道：“你好好看看。”
我拿起那張匯款單“好好”看，寫得一清二楚，是弟弟匯給我的沒錯，問：“怎麽啦？”
“你看看郵戳！”
我就翻過來看郵戳，一時不免大為尷尬，訥訥地說：“這是我半年前丟的那張匯款單呀，從哪兒出來的呢？”
“這正是我們要向你提出的問題！”一直正襟危坐的莊師傅，朝我瞪起了眼睛。我說：“這得去問V呀，是他打電話叫我回來取的，那麽他一定知道這張匯單是誰從什麽地方找到的。”
“V在宿舍，”E老師站起來說，“我這就去問。”
E老師走出去後，那位工宣隊領導一邊吸煙，一邊目不轉睛地瞧著我。許多人在訊問別人時，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裝出捷爾任斯基的樣子。這位工宣隊領導也不例外。他大概自以為他那雙肉眼泡投射出來的目光，也必定稱得上“鷹一樣的目光”。
一會兒E老師回來了，身後跟著V。不待E老師開口，V便衝我大聲質問：“我沒有給你打過電話！你怎麽無中生有呢？”
“你……沒有給我打過電話？可我明明聽出來是你的聲音啊！”
“你胡說！豈有此理！”他仿佛被牽扯進了什麽極不光彩的事件之中，做了“嚴正聲明”後，憤憤離去。
見他那種仿佛受了奇恥大辱的樣子，我真懷疑自己從電話裏聽錯了聲音，低聲說：“讓我再想想，也可能是別人給我打的電話……”
E老師說：“你不必想了。我問過咱們專業所有的同學，誰都沒有給你打過電話。”
我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了——我企圖用一張作廢的匯單，再從郵局騙取二十元錢，且讓別人代取，嫁禍於人之心，昭然若揭也。
莊師傅說：“坦白交代吧，這張匯單你為什麽保留至今？”這句話的意思就等於是說——你半年前偽裝丟失了匯單，從學校開出證明取了款，而將匯單保留至今——是有“蓄謀”的。
“我？！……我將匯單保留至今？！”我拍案而起。
“你坐下！難道是別人替你保留至今的嗎？！”工宣隊領導者也拍案而起。
E老師說：“這件事明擺著，性質是嚴重的，證明你的品質、手段也是惡劣的。你要抵賴是不行的。隻有端正態度，老老實實承認錯誤。否則，你是不能帶著這樣一個沒有交代清楚的問題畢業的！”
我說：“你們想一想，一個頭腦正常的人，會辦這種蠢事嗎？二十元啊！不是二百、二千，值得我從半年前就處心積慮，製造假象嗎？難道我不知有人正希望我畢不了業嗎？”
E老師說：“你不要將問題扯到別人身上去，這對你自己沒什麽好處！”
那位係工宣隊副隊長說：“你的態度很壞，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吧！你回去想想，還是誠實點，別拖到畢業分配時處理！那樣對你更不利！”
我簡直發蒙了。弄不明白他為什麽希望“莫須有”的事成為事實，更不明白他何以會因此而內心裏產生了某種快感似的。
我說：“我什麽也不會交代的，隨你們的便吧！”說罷，起身便走。
回到宿舍裏，小莫見我臉色不對，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我將事情前後對小莫述說了一遍。
小莫追問：“到底是不是V給你打的電話？”
我說：“是。可他否認。”
沃克連聲說：“這太無恥了！這太無恥了！……”
小莫沉思了一會兒，說：“我問你一句朋友之間的話，你可別多心。”
我說：“問吧。”
小莫說：“你真希望分配到北京去嗎？”
我說：“見他媽的鬼吧！我隻希望能讓我平平靜靜地度過這最後一個多學期！我家有老母病兄，我想回哈爾濱。回不了哈爾濱，能讓我回兵團也罷！”
小莫說：“那就好辦了。我代你找V去談判！告訴他，他可以想方設法進北京，但不要和你競爭，更不要陷害你達到目的！”
似乎也隻有這條路可走。我點點頭，表示同意。沃克卻說：“這太軟了，這太軟弱了！我看讓我找幾個留學生狠狠揍他一頓才對！既然你們中國學生可以在工宣隊的唆使下蠻不講理地揍我，我也可以串聯幾個留學生揍他一頓！”
我說：“沃克，你要敢這樣，你就不是我的朋友！”……
小莫的“談判”以失敗告終。
V將此事亦向工宣隊匯報了。
於是我莫須有的“錯誤”更加屬實，情節更為惡劣。
小莫懊悔不已。
我婉言相勸。
我忽又想起，那一天除了V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個人也在電話中嘻嘻哈哈了一陣。這個人是誰呢？
我怎麽也想不起來。
沃克仍想串聯幾個留學生揍V。我和小莫極為嚴厲地向他提出警告，他到底打消了念頭。
好事無人知，醜事有人傳，此話真不假。中文係許多學生，都漸知創作專業的梁曉聲“出事”了。於是有人因此而莫名其妙地覺著高興。雖然我與他們並無利害衝突，亦無什麽不快的瓜葛。自己沒什麽值得高興的事的某些人，見別人“出事”了，可不是會覺著也夠高興的麽！實乃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心理遺傳吧。
我走在校園裏，出現在圖書館或食堂裏，便不免招致某些人看一個“出事”了的人的特殊目光。沃克和小莫怕我覺著不自在，常有意一左一右陪著我。我也確實覺著大不自在。C和V們，當然挺高興的。因為這正是他們預期的“輿論效果”。
在給工宣隊打的“證言”中，C寫道：“某月某日，事發前，我與梁同返雜技學館。途中我寄信，梁站在郵局內的‘匯款領款常識’前，看了許久——可見其犯錯誤前是有縝密準備的。”
確有其事。我承認了。她寄信，我沒事，就看那東西。
“梁在將匯單交付我時，猶豫了一陣——這是其犯錯誤前矛盾心理的反應。”
我也承認了。確實猶豫一陣——因我本不願勞她代辦任何一件小事。
“當我對梁說‘E老師替你取’時，梁的臉色頓時蒼白，呆呆地半天說不出話來——這是他預感到事情將要敗露時的緊張心理的反應……”
這就有點不實事求是了。
但她覺著我當時就是那樣的，我也無法。
V的“證言”簡單些，隻有兩條，但有分量：一、我根本沒給梁打過電話，叫他回學校取匯單；二、莫替梁與我“談判”，企圖說服我承認給梁打過電話。
作廢了的匯單壓在工宣隊那兒。人證物證俱全，隻待我低頭認罪了。
我離開學校，“逃亡”雜技學館。
大學裏有工宣隊，雜技學館也有工宣隊，是上海某紡紗廠的幾位女工。學員們盡是十幾歲的男孩女孩，整日被關在曾是汪精衛的一個小老婆的獨院別墅裏練功，其實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與他們無關的。但幾位紗廠女工卻不這麽認為。她們也時常地造出什麽“新動向”“新情況”，折磨孩子們，折磨雜技老師們，也折磨她們自己。仿佛不唯此不足以顯示出她們存在的價值。孩子們在她們的授意下，也常常寫幾張“大人腔”的思考“路線鬥爭”或“思想鬥爭”的大字報，貼在練功房裏。
我是北方人，愛吃辣醬。學館的趙老師就經常從家中帶點辣醬來送給我。趙老師是學館負責人，但受工宣隊領導，被女工宣隊員領導更是不幸。故而學館內的“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便集中體現在她和幾位女工宣隊員之間。她年近五十，身材高大，像馬玉濤。她也是北方人，我們便認了“老鄉”。她為人坦誠，性格耿直，我覺得她比幾位嚴肅的女工宣隊員可親，願意接近她。她是中國的第一代芭蕾舞演員，而且是蘇聯舞蹈家西諾夫培訓過的。工宣隊認為她是“文藝黑線”上的人物。我則覺得她不唯可親，亦複可敬。我親她近她，女工宣隊員們大不高興。她們認為：一名“工農兵學員”，理應對工宣隊員們親而敬之，才對頭，否則，就不對頭。她們經常對C叨叨咕咕，說我“屁股坐歪”了。C是我在學館體驗生活時期的直接領導，非常樂於將學館工宣隊們對我的這類意見反映給學校工宣隊。其實我的屁股是常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的。她們還是不高興，認為我“屁股雖然和她們坐在一條板凳上了”，可“思想是與趙老師合拍”的——也即“與舊文藝思想合拍”。我無法討她們歡心，隻好隨她們不高興去。她們不免常以冷臉對我。
有一次我問趙老師：“她們怎麽這樣呐？”
趙老師：“你別在意，隻當她們是在更年期。”
我那時特傻，不知“更年期”為何意，因問：“更年期是怎麽回事啊？”
趙老師想了想，回答：“女人到了不知把自己怎麽辦才好的年齡。”
我覺得身為女人真不幸。不但要和男人們一樣受命運的擺布，還要受生育之苦，還要受“不知把自己怎麽辦才好的年齡”的捉弄。便對那幾位女工宣隊員格外同情起來。中文係圖書館有“文革”前的《婦女雜誌》，我便特意回校一次，大量翻閱，選出幾冊載有“婦女到了更年期怎麽辦”一類文章的，借出來帶到學館，推薦給幾位女工宣隊員讀。不料想她們甚為惱怒，以為我當麵羞辱她們。其實我一向尊重婦女，而且確確實實一片好意。我盡辦傻事。
著名戲劇家黃佐臨先生小女黃小芹，在雜技學館做鋼琴伴奏老師，與我是同齡人。我們之間亦頗有話說，心是相通的，常背人一起咒咒“老妖婆”，覺得彼此都一吐為快。我們唯獨不避趙老師。小芹是趙老師調來的人。趙老師與我交談時，常流露出對佐臨先生的敬仰。她將小芹調到學館，頗費了一番周折。幾位“不知把自己怎麽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當然自以為她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推斷，一個“文藝黑線”上的人物，一個被“打翻在地”的“資產階級戲劇藝術家”的女兒，再加上一個愛吃“文藝黑線”上的人物的辣醬，“屁股坐歪了”的工農兵學員湊在一起，所談所論肯定都非“革命言論”無疑。
我從學校逃到學館，連我給他們做了半年之久輔導員的孩子們也知道“大梁老師出事了”。C已將“輿論工作”做到家了，我真佩服她。被自己喜愛的孩子們用種種猜疑的眼光看待和不敬的態度對待，令我尤其不堪忍受。連趙老師和小芹也不知我究竟出了什麽事，欲問而不便問。
我也沒心思向她們解釋。隻好再逃。
上海郊區有個小鎮叫朱家角。據說電影《枯木逢春》中的一些鏡頭，就是在那裏拍的。我的一位上海知青朋友的外婆家住在那小鎮上。他回上海探家時，曾帶我到他的外婆家住過幾日。我很喜歡那小鎮。那裏似乎是一個寧靜的世界。老阿婆非常真誠地歡迎我再去做客，視我為他的親外孫一樣。
我從大上海逃避到小小的朱家角，著實過了幾天清靜日子。老阿婆說我瘦得叫人可憐，頓頓給我做好吃的。
一天，沃克竟找到了我住的地方，令我大出所料。我問：“你怎麽知道我住在這裏？”
沃克回答：“小莫告訴我的。”
我隻告訴了小莫一個人我在什麽地方，而且囑咐他不要告訴別人。他告訴了沃克，我有些不悅。我不願被任何一個人擾亂我在小小的朱家角所感受到的清靜。這小鎮上最主要的一條街，又深又窄。兩旁盡是歪斜的木板閣樓。對門住著的女人們，常一邊坐在自家門檻上摘菜，一邊隔街拉話。姑娘們結伴從街上走過，木底拖鞋在石路上發出吧嗒吧嗒的響聲，其聲如梆，遠遠地傳過來，又遠遠地消失了，給這小鎮增添了一種獨特的音韻。而老人們在敞開的窗口隔街對飲，那真是一幅妙趣橫生的畫。鎮外還有一條河，河上有古老的石橋，河中有木船駛來駛往。就這些，對我已足夠了。我喜愛上了這小鎮。而最主要的是，這小鎮的政治氛圍較淡薄，不那麽壓迫人。沒有男性工宣隊，也沒有“不知將自己怎麽辦才好”的女工宣隊員。也許隻有鎮“革命委員會”那幢不大的二層樓裏的人們，才像別的地方的某些人一樣，有興趣去玩那同一局政治橋牌。總之我是那麽不願離開朱家角，不願回到上海，不願回到雜技學館，更不願回到複旦去。我真希望就能在朱家角待到畢業，隨便他們將我分配到什麽地方。還有那張匯單，也見鬼去吧！隨便他們給我下個什麽結論！
沃克看出我有些不高興，說：“小莫本不想告訴我你住在這裏，是我逼問出來的。我不能不來見你一麵。因為……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要回國了。以後，也許不會再到中國來了……”
我心中倏然對這位瑞典留學生產生了一種依依不舍的感情。同時也因為對他的冷淡而自責。
我問：“你為什麽突然要回國呢？”
他說：“我把V揍了一頓。”
“你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了？”
“沒那麽嚴重。不過我對中國感到失望了。”
九
我不知再說什麽好。
老阿婆見一位外國人來找我，顯出極為忐忑不安的樣子。在這個小鎮上，誰家裏來了一位外國人，可是件不尋常的事情。不尋常的事情往往也會被認為是不正常的事情。小鎮上的人們肯定都忌諱這一點的。我很理解老阿婆便告訴她，沃克是我的外國同學，不會給她帶來任何麻煩，見我一麵就走，叫她打消疑慮。
隨後，我陪沃克來到一家小飯館。落座後，我說：“沃克，我請你吃頓便飯吧。”
沃克說：“還是我請你，我比你有錢。”
拗他不過，讓步。隨便點幾樣菜，要了三瓶啤酒。沃克先替我的杯裏倒滿了酒，接著往他自己的杯裏也倒滿了酒，之後盯著我，問：“告訴我，我們是朋友嗎？”
我也盯著他，莊重地回答：“當然是朋友。”
沃克說：“在中國，有一個中國人承認我是他的朋友，我覺得自己不算白來中國留學一次。”
我說：“不，沃克，你不隻有我一個中國朋友。除了我，還有小莫呢！除了我和小莫，複旦園裏一定還有許多中國學生把你當作朋友的。不過他們沒有機會向你表示罷了。”
沃克說：“謝謝你的話。”
我舉杯，說：“讓我們像朋友那樣幹一杯吧！”
沃克說：“好，不但為了我們之間的友情，也讓我們共同為一個中國姑娘少遭厄運而幹杯！”
我問：“哪一個中國姑娘？”
沃克說：“就是你覺得你愛上了的那個中國姑娘。”
一陣憂鬱籠罩在我心間。
沃克問：“你現在還想著她嗎？”
我說：“幾乎天天都在想著她。”
我們的塑料杯無聲地碰到了一起。
沃克問：“按照你們中國的習慣，這一杯得一飲而盡是不是？”
我說：“是的。”
於是我們眼睛注視著眼睛，一口氣喝光了那杯啤酒。沃克用手背抹一下嘴，微微一笑，說：“我曾經有一個願望，想找一個中國姑娘做我的妻子。我們西方人都認為，東方女性溫柔多情，而且對丈夫，對孩子，對家庭比西方女性有責任感……”他遺憾地搖搖頭。
我說：“中國的潑婦悍婦也是很可怕的，《聊齋》裏將她們比作枕旁夜叉，將那些不幸的丈夫比作床頭係羊。”
沃克說：“我當然要找一個美好的中國姑娘做妻子啦！如果我再來中國，仍抱有這種願望，你幫我尋找好嗎？”
我說：“你趁早打消這種願望吧，難道你不明白一個外國人與一個中國人結成夫妻是多麽困難嗎？”
沃克說：“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
他天真得可愛。我啞然一笑。
剛吃罷飯，他就要往回趕。他說他已買妥了明天的飛機票。我一直送他到公共汽車站。他從兜裏掏出一疊人民幣，說：“我來不及兌換了，帶回國沒用，你收下吧！不多，不到一百元。”
我說：“我們中國古人有句話——不輕受一文。”
他說：“你真怪。”
我說：“我們中國古人還有句話——不敢忘一餐。沃克，你跑到郊區來向我告別，你請我吃了一頓飽飽的飯菜，我不會忘記的。如果你真還會到中國來，如果那時我的處境好些，我一定請你在最高級的飯店吃一頓中國大菜。”
沃克十分認真地說：“別忘了你還要替我尋找一位願做我妻子的美好的中國姑娘。”
我也十分認真地說：“隻要那時我們的政策允許一個中國姑娘嫁給一位外國人，而且你保證不欺負她。”
公共汽車來了，我們匆匆握了一下手，他便跳上了汽車。
汽車開出很遠，我還看到沃克一隻長長的胳膊從車窗伸出，向我不停招著。
我惆悵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
我這“出事”了的工農兵學員，在朱家角生活了十來天後，心中漸感不安起來，總有種近乎“逃亡”的陰暗意識，時時地擺布著我。
我便告別了阿婆，鼓起勇氣，回學校了。
回到學校的第二天，E老師把我叫到一個學生宿舍裏，訊問我對自己的錯誤反省得怎麽樣了，還暗示我，工宣隊認為，人證物證俱全，我拒不承認，也是可以定“案”的。那就不是我將被分配到何處的問題了，而是我有沒有資格畢業的問題了。
V就住在這個宿舍裏。我不知E老師為什麽偏偏將我叫到這個宿舍。桌上有瓜子、果脯、軟糖，毫無疑問都是V買的。他是我們專業帶工資學員中工資最高的一個，每月七十多元，比我們有些老師的工資還高。除了我和E老師在宿舍裏，V也在。他不離開，使我憤怒。按理說他是無權聽我與E老師這番特殊內容的“談話”的。可他卻躺在**一邊吸煙一邊看書，一副優哉遊哉的樣子。E老師不讓他出去，也使我大為不解。
我老老實實告訴E老師，我這些天來根本沒有進行過什麽反省，到一個去處躲清靜。
“你當真不想要畢業證書啦？”E老師一邊嗑瓜子，一邊瞪著我問。
我說：“隨你們他媽的便！”
V騰地坐了起來質問我：“你罵老師？”
“滾！你有什麽權力質問我！”我指著他大聲說，真想和他打一架。
“你……”E老師臉氣白了。
就在這時，門開了，進來的是專業的於老師。他到安徽去“開門辦學”，昨天剛回來。他見我們三個虎視眈眈的樣子，奇怪地問我們在爭吵什麽。E老師就把我“犯錯誤”的事對他講了一遍，還說：“大梁的態度這麽不好，是畢不了業的呀！”
於老師說：“這事啊！那張匯單是我從閱覽室一本《朝霞》中無意翻到的。我當時也沒想到去細看郵戳，不知那是大梁半年前丟失的……”
V這時要往外走。
於老師叫住他說：“哎，小V，我不是親手把匯單交給你，讓你打電話告訴大梁回學校取的嗎？”
V不免狼狽起來，支支吾吾說不出話。
E老師不禁地轉臉去看V。
V半天才憋出一句話：“可我也沒叫你拿著作廢的匯單再冒領啊！”
我氣恨得渾身發抖。
這件事從此就算過去，不了了之。那位係工宣隊副隊長往後見了我，臉上也強作微笑了。
實事求是地說，V與C，在這件事上，並無“合謀”。他們各有各的想法，各幹各的。千不該萬不該，我不該讓C代領匯款。如果換了別人，這事本不成其為事，最多埋怨我幾句。C將這件事搞成一件事，當然沒什麽奇怪；對於某些人，能夠有什麽機會“整”別人一下，不“整”白不“整”。V不過是見C首先已將這事搞成了一件性質嚴重的事，順水推舟，使其更為嚴重罷了。因為他是做夢都想進北京啊！自從我們上一屆的畢業生中，就是對同學突然“襲擊”，貼出“某某反動言論百例”的那個，進京後據說可能當教育部副部長，多少人都認為進京簡直就等於躍龍門。
不久，複旦園內暗傳，“四人幫”在北京被逮起來了。接著，馬天水、王秀珍在北京交代問題一說被證實。
複旦園內人心揚沸。工宣隊員們一個個如喪考妣。在發生於複旦園內的許多大大小小事件中“革命”得過分的某些人，像偷了漢子被揭發的女人似的，都變得有了幾分扭捏，有了幾分羞臊，有了幾分不自在，低眉順眼起來，而做過惡的，受到的心理衝擊是太突然也太大了，未免惶惶然不可終日。
複旦大學與上海交大的學生，率各大學之先，深夜衝出校園，會聚外灘。市革委樓前，萬頭攢動。
兩校學生的隊伍，從市革委門前出發，幾乎繞市遊行十周。複旦學生歸校，時間已過午夜。
我在遊行隊伍中發現了C，其情緒之昂奮，令我驚詫。圍攻物理係女學生時的表現，大概也不過爾爾。健忘若此，真奇人也！我暗想，像她，總該轉個彎子吧？卻順溜筆直地就從一條路線衝刺到另一條路線了！
中文係學生首先貼出一批揭發“四人幫”在複旦罪行與陰謀的大字報。C一手拎糨糊桶，一手持刷糨糊的笤帚，忙前忙後，頗不辭辛勞。……又過不久，畢業分配工作開始了。E老師動員我留校，我表示願意服從分配。小莫暗中向我透露，動員我留校，是為了照顧V，將他分到北京去。因為他最怕被重新分回新疆去。而他留校是沒指望的，老師們十之八九堅決反對。我便找E老師，告訴他，我寧肯回北大荒，也不留校。E老師問我何以變卦。我說：“你心裏明白！”
那一天我賣了手表買的那件“三合一”的褲子曬在外邊丟掉了。我隻有兩條褲子，丟的是體麵的一條。V就拿著一條新褲子來送給我。
我說：“我穿著短褲畢業，也不會接受你給我的褲子。”
他說：“我女朋友在北京，求求你。”
我說：“把你的褲子拿走，否則我從窗口扔出去。”
他不拿走。我便當著他的麵從窗口扔出去了。那條褲子悠悠地飄過了院牆，飄落在馬路中間。一輛卡車駛過，車輪又將它卷入了路旁的水溝。
V尷尬地待了一會兒，又說：“我錯了……”
我朝房門一指：“出去！”
V不得不離開了。
小莫走進來，問：“那小子來幹什麽？”
我沉思許久，低聲說：“小莫，要不我就成全了他吧？他女朋友在北京……得理讓三分才對是不是。”
小莫說：“狗屁！他女朋友是北大哲學係的，與我們同屆，半年前就與他徹底斷絕關係了！全專業哪個同學不知道？E老師也是明明知道的！……”
我說：“就算這樣吧！反正我也不是北京人，北京對我並沒什麽吸引力。他剛才對我承認他錯了……”
小莫說：“好，好，好，你是君子，你多好啊！可生活中的壞人，就是讓你們這些人給他媽的慣的！你成全他吧，也成全你那顆自以為善良的心吧！老子從此和你絕交！……”摜門而去。
我又想了很久，決定報複一次。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報複人。
直到如今，我仍每每回想此事，不知自己當初對抑或錯，得不出個結論。其實我並不算報複了V，我隻不過是不肯原諒他對我的傷害，在完全可以成全他的情況下沒有使他如願以償而已。這麽想，似乎也就寬宥了自己。但進而一想，若我當初成全了他，說不定他分到北京之後，尚可能與其女友重歸於好，結成伉儷，夫敬婦愛，一生幸福。愛是一種機緣，誰錯過了則可能鑄成千古恨。斷送了別人愛的機緣，畢竟是有幾分可惡的事。而且也太小人氣。這麽想，又覺得自己當初很不應該。
臨畢業更近了。每晚，在校園裏談心的人大大多起來。分離使人與人之間都變得友善起來。
C抓緊在校的最後時間開始談情說愛。沒什麽政治的事兒可做了，對一個二十七八的，其貌不揚的，毫無女性魅力的大姑娘來說，趕緊抓住一個可以做丈夫的男人，就“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了。
每晚有比我們低一屆的一個部隊學生陪著她，與比我們高一屆的一個留校生在校園裏兜圈子。據說那部隊女學生是“紅娘”。逢熟人“紅娘”便“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解釋“我們談工作”。
我在校園裏碰見過他們幾次。C總是將臉扭向別處，裝未見我。
我知這不是害羞。害羞的本能使女性可愛，在這一點上C挺不幸的，她避我另有緣故。她曾向我們專業一個比她小兩歲的同學求愛，而對方又愛著新聞係一位女同學。她明知卻又“鍥而不舍”，結果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按理說作罷算了，她不。她以創作專業支部副書記名義，到哲學係去“調查”人家的“不正常關係”。從法律的角度講，這屬於“刺探”別人的隱私，非法活動。假專業黨支部名義而行之，更是做得太過分了。她還不作罷。還要在專業的各種會上大講特講“上大學時期談情說愛，對不起送我們上大學的人民”一類話……那位新聞係的女同學有次當眾大罵了她一通，於是她的所作所為徹底敗露。女人天生是女人的對手。那一次她真是大現其眼。有這個前因，她碰到我自然要將臉扭向別處。這絕不是害羞。套用句京劇道白，是——“叫奴的臉兒往哪擱？”不過我倒因此同情她則個了。那也算正經地談戀愛嗎？跟著個女“陪同”，像跟著個寸步不離的女保鏢似的。碰上熟人還要來一句：“我們談工作。”仿佛三個中央委員在一起似的，真真大煞風景！也太沒詩意。沒半點詩意，那愛還值得一談嗎？天可憐見的！
有人也邀我談心，是專業的一個部隊學員。我對他一向極好。除了小莫，視他為第二知己。他年齡比我小三歲，我拿他當弟弟對待。
我們從宿舍樓走至校門口，在毛主席塑像背後站住了。他忽然說：“大梁，有件事我對你挺內疚。”
“你？……什麽事？……”我詫然。
他說：“你肯定已知道，裝不知道。”
我說：“真的什麽也不知道。”
他說：“V給你打電話，我在場。我還接過電話與你開了幾句玩笑，你怎麽能沒聽出？……”原來如此！我始終想不起那個“第三者”，竟是我這位“第二知己”！我又怎麽能想到是他？幾次電話裏那聲音使我想到了是他，我都將他從苦苦的追憶中排除了。我連問都不曾問過他。
“那你當時為什麽不作證？”我覺得他變得那樣陌生。
在毛主席塑像的陰影裏，他臉上浮現出一種令我感到吃驚的純粹概念化的笑。
他說：“你了解的，我這個人，不願與任何人發生矛盾。我的處世原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不願卷到什麽矛盾之中。所以……所以我要向你當麵解釋一下……”
我呆呆地看了他片刻，猛轉身撇下他走了。直到畢業離校，我再沒跟他說過一句話。
他給我留下的最後印象不是可恨，而是實實在在的可怕……
畢業證書領了。火車票也訂了。再過三天，我就要離開上海了，卻總覺得有什麽縈繞著我的心。仿佛我人離開了，心也會留下一半似的。我竟弄不明白自己何以會產生這樣的失魂落魄般的情愫。不明白究竟是什麽縈繞著我的心。第二天，有人喊我接電話。
我抓起話筒問：“誰？”暗想沒什麽人會給我打電話的。
“我……”一個姑娘的聲音，低低的，語調柔婉。
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定住了。不能動，也不能發音。我聽出她是誰了。我明白究竟是什麽縈繞著我的心了，我明白我那種失魂落魄般的情愫究竟因何而產生了，我明白某種感情一旦作用於我的心靈，我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了。
“你怎麽不說話？……”那低低的、柔婉的聲音又問。
“你在哪兒？”我用顫抖的語調反問。
“在校門口。”
“我去接你！”我一放下電話，就飛快地朝校門口跑去。跑到校門口，並未發現她。我旋轉著身子尋找她。
“往哪兒看？”她卻突然出現在我麵前，笑吟吟地望著我。她穿一件白色短袖衫，一條淺咖啡色裙子，顯得那麽清秀淡雅。她心情分明很好，臉上神采照人。難怪我看見了她，也未敢上前認她。我笑了。她說：“我父親病了，我陪父親回上海來看病。”
我關心地問：“病得重嗎？”
她說：“是大學裏過去的一些老教授們想念他了，找借口把他接回來的。”
她奇怪地眨著眼睛問：“在哪兒？”
我說：“在火車站，你們父女離開上海那一天。”
“你到底去火車站了？”她收斂了笑容。
我點了點頭。
“那你為什麽不露麵？”
“怕你不高興見到我。”
“你……”她注視著我，搖搖頭，“真傻啊！”
有人注意我們。我說：“走吧，到我們宿舍去坐一會兒。”
我帶著她來到宿舍，將她介紹給小莫。小莫打量了她一番，對我說：“是像橄欖。”沃克將我對他說過的話告訴了小莫，小莫就常拿那句話開我的玩笑。
小莫借故走出。我們麵對麵坐在桌子兩旁。她說：“你的同學為什麽說我像橄欖？”
我臉紅了，說：“是嗎？我沒聽見啊！”
她沉默了一會兒，低下頭去，說：“知道你快離校了，來看看你。”
我說：“我分到北京了。”
她抬起頭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複低下頭去，又沉默起來。
我說：“我本是可以留校的。”
她漸漸抬起頭，問：“你不願留校？”
我說：“談不上願意或不願意。北京上海對我反正都一樣。因為我將來總歸是要回到哈爾濱去的。我有一個身體很不好的老母親，有一個患精神病的哥哥，家庭需要我。”
她輕輕歎息了一聲，再次低下頭去。她的雙手像幼兒園裏等待阿姨給剪指甲的小女孩那麽規規矩矩地平放在桌上。而她低著的頭卻扭向一旁，似乎永不會再抬起，永不會再看我一眼。
我站起來，走到她身旁，握住了她的雙手。她沒有抽回她的手，有半分鍾的時間，她保持著原來的姿勢，一動未動。她坐在那裏仿佛是一個石頭人。她的雙手在顫抖。也許是我的雙手在顫抖。忽然她將她的臉貼在我的手背上。
我說：“我愛你！”
她說：“不……”
我不禁放開了她的雙手，走到窗前去，背對她站著。
她問：“你生氣了？”聲音低低的。
我轉過身，盯著她的臉說：“那麽請原諒。”
她說：“我有老父，你有老母。我有侍奉我父親的義務。你有孝子之心。我們雖然是在馬路上偶然相識的，但我永遠不會忘記你。因為你是第一個對我說‘我愛你’這句話的人。今後南北相離，何必鍾情呢？這是緣分，你我命定如此。”
我怔怔地說不出話來。
她低下了頭去，沉默著。
我也沉默著。
不知過了多久，她站起來說：“我該走了。”朝我淒然一笑。見我還怔著，不說話，她轉身向房門走去。
“等等！”我叫了一聲。她在門前站住了。我走到她跟前，將門鎖落下了。
“你……”她吃驚地瞪著我。
我堅定地說：“我要吻你一下。”
我覺得，她的凝視是那麽幽深。我說：“在你之前，我沒吻過任何一個姑娘。”
她說：“在你之前，我沒被任何一個小夥子吻過。”
她閉上了眼睛，我輕輕在她眉宇間吻了一下。
她睜開眼睛，問：“你吻過了？”
我說：“是的。”
她說：“我什麽也沒覺得。”
我說：“那我再來一遍……”
有人敲門……
第二天，我離開了上海。小莫去送我。還有三個同學：小杜、小劉、小周。我從車窗口探出身子，一邊和他們說些告別的話，一邊用目光在站台上的人群中尋找著。
小莫說：“你尋找她？”
我突然發現了她，隱蔽在一根水泥柱後，呆呆地凝視著我。我要從窗口跳出來。列車開動了。小莫、小杜、小劉、小周對我喊了些什麽，我一句也沒聽到。我的目光隻望著那根水泥柱子，柱子後的她。
上海，別了！別了，你這在新華路掃馬路的姑娘！我們在新華路的人行道上相識。那時你手中拿著掃帚，我是一個“工農兵學員”。我們卻在上海火車站相別！你隱蔽在水泥柱子後，就像我送你去浙江農村時隱蔽在候車室的一個角落一樣。你有老父。我有老母。我有孝子之心。你也有孝女之心。今後南北相離，我們命定如此。我們沒有緣分。你像一顆橄欖，我用我的心含著你。今後我將成為丈夫，但我不會忘記你。人人都有這點權利。
我又了解你多少呢？了解得那麽少，那麽少，那麽少！我為什麽竟愛你呢？我自己也不明白。永遠也不想弄明白。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望著車窗外，思考我這三年的大學生活。學到了識別人的一些經驗和一些教訓。如果這也是學問，三年還不算白過。
做過什麽虧心事嗎？做過的。“批鄧”的時候貼過一張大字報。寫過三篇“反小生產者”的短篇小說，沒發表。寫過一部“反文藝戰線‘走資派’”的長篇，沒寫完。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幫”，短篇也發表了，長篇也寫完了。為了什麽呢？為了獲得。為了獲得什麽呢？為了獲得我所憎惡的那種政治勢力的青睞。憎惡是真的。想討好也是真的。產生過奮起疾呼果敢抗爭的類乎勇士精神的衝動，更多的時候唯恐禍及自身，以懦夫的可鄙的沉默維護著一點點可憐的人格。如果討好成功呢？如果想獲得的獲得了呢？我會不會加入“另一類勇士”的行列，順著政治的竹竿往上爬，越爬越起勁呢？
而我的畢業鑒定上卻寫著：“同‘四人幫’做過鬥爭……”一條永恒的榮譽。
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比V、C一類人正派多少。
我忽然覺得，自己仿佛和一個娼妓鬼混了三年。
也算是收獲——我認識了我自己。
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忽而又想到了沃克。如果他還在中國，我真願將自己內心裏最真實的一切一切都坦率地告訴他，讓他真正了解一個中國人。
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我在心裏對自己說：“梁曉聲，梁曉聲，你今後得多少變得好一些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