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等待

他走進屋子關上窗戶的時候,我們還躺在**,我瞧他一副病懨懨的樣子。他在發抖,臉色蒼白,走起來慢慢吞吞的,似乎一動彈就會痛似的。

“你怎麽了,寶貝兒 ?”

“我頭疼。”

“你最好回**躺著。”

“不用了,我還好。”

“你到**去,我穿好衣服就過來看你。”

可等我下了樓,卻看見他已經穿好了衣服坐在火爐旁,臉上顯露出九歲男孩生病時那副慘兮兮的模樣。我把手放在他前額試了試溫度,知道他發燒了。

“上樓去睡覺,”我說,“你生病了。”

“我沒病。”他說。

醫生來了一趟,給他量了體溫。

“怎麽樣?”我問他。

“華氏一百零二度。”

醫生在樓下給他開了三種不同的藥,是三種不同顏色的膠囊,並留下了服用方法。一種是退燒的,一種是幫助代謝退燒藥的,第三種是改變體內酸性環境的。他對此解釋說流感病菌隻能在酸性環境下存活。他看起來對流感相當了解,還說如果沒燒到華氏一百零四度就沒什麽好擔心的,不過是輕度流感而已,隻要能避免感染肺炎,就沒有危險性。

我回到房間,把孩子的溫度記在紙上,還記下了給他喂藥的時間。

“想讓我念書給你聽嗎?”

“好啊,如果你想念的話。”男孩說。他臉色白如紙,眼下一團烏青,直挺挺地躺在**,仿佛對周邊發生的一切毫不在意。

我大聲給他念了霍華德?派爾 的《海盜集》,但我能察覺到他並沒在聽我所讀的內容。

“寶貝兒,你感覺怎麽樣?”我問他。

“目前來說還是一樣。”他說。

在等著給他喂另一顆膠囊的時候,我坐在床腳,讀書給自己聽。我本想這能讓他自然地入睡,但當我抬頭看向他時,發現他正盯著床腳,一副怪怪的樣子。

“你為什麽不試著睡一會兒呢?吃藥的時候我會叫醒你。”

“我寧願醒著。”

過了一會兒,他對我說:“如果你心煩的話,不用在這兒守著我,爸爸。”

“這並沒有煩擾到我。”

“不,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是覺得煩,就不用待在這兒。”

我想他可能有點兒頭暈,於是在十一點給他吃了醫生開的處方藥後,就離開了一小會兒。

那是晴朗而寒冷的一天,地麵上覆蓋著一層被凍住的霧,好像所有光禿禿的樹木、灌木叢、修剪過的枝丫和草地,還有**的地麵都被冰霜塗染了一遍似的。我帶著條小愛爾蘭塞特犬沿著一條凍實的小溪散了會兒步,但在玻璃一樣滑的冰麵上不論是走還是停都不容易。那隻紅色的狗一直滑著打趔趄,我自己摔倒了兩次,還摔得挺重,有一次把槍都摔了下來,眼看著它滑過冰麵溜得老遠。

我們把一群鵪鶉從灌木倒長的高土堤下麵趕了出來。當它們飛到土堤上麵時,我趁著它們飛離視線前打中了兩隻。有幾隻鵪鶉明晃晃地待在樹上,但是更多的鵪鶉則稀稀拉拉落在灌木堆裏。要把它們都趕出來,還得在被冰雪包裹的灌木堆上多蹦躂幾下。等鵪鶉飛出來那會兒,你還正搖搖晃晃地在覆滿冰霜的鬆軟灌木叢上找平衡,這樣其實很不好瞄準。我打中了兩隻,有五隻失了手,便折回去了。在途中,我驚喜地發現屋子附近就有群鵪鶉,一想到來日還有那麽多打鳥的樂趣,就覺得非常開心。

到家後,他們說男孩拒絕讓任何人進他的屋子。

“你不能進來,”他說,“你不能感染上我得的病。”

我徑直走到他身邊,發現他還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樣子:麵色發白,但高燒讓他的臉頰染了兩坨紅暈,雙眼直勾勾地盯著床腳。

我量了量他的體溫。

“多少度?”

“好像是一百度。”我說。其實是一百零二點四華氏度。

“之前是一百零二度。”我說。

“誰說的?”

“醫生。”

“你的體溫沒大礙,”我安慰道,“沒什麽好擔心的。”

“我不擔心,”他說,“但我沒法兒不去想它。”

“別胡思亂想,”我說,“放輕鬆就好。”

“我在放鬆。”他說,直直地看著前麵。他顯然有什麽事在心裏藏著。

“把這些水喝了。”

“你覺得我會好起來嗎?”

“當然會。”

我坐下來,打開《海盜集》讀了起來,但我看他沒什麽聽的心思,便停了下來。

“你覺得我什麽時候會死?”他問。

“什麽?”

“我過多久會死?”

“你不會死的。這就是困擾你的問題嗎?”

“哦,是的,我很困擾。我聽見他說一百零二度。”

“沒人會因為燒到一百零二度就死掉。說這話也太蠢了。”

“我知道會死的。在法國上學的時候,男生們告訴我,你要燒到四十四度就活不了了,可我燒到了一百零二度。”

他一整天都在等待著死亡的降臨,從早上九點鍾起就在等。

“可憐的寶貝兒,”我說,“可憐的傻孩子。這就像英裏和公裏的區別。你不會死的,那是不同的溫度標準。他們說的那種溫度標準,三十七度是標準體溫,這一種九十八度才是標準體溫。”

“你確定?”

“當然確定,”我說,“這就好比英裏和公裏,你知道的。比如說,我們開車走了七十英裏,換算成公裏走了多少?”

“哦。”他說。

但他盯著床腳的視線慢慢放鬆了下來,那份威脅感也終於落了幕。到了第二天,他終於鬆弛了下來,還很輕易地為一些不重要的小事眼淚漣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