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

《美麗新世界》與奧威爾的《1984》及紮米亞京的《我們》並稱為“反烏托邦文學三部曲”。

《美麗新世界》的作者阿道司·倫納德·赫胥黎出身名門，家世可謂顯赫。他的祖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和散文家，也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支持者、捍衛者，以及不可知論的提出者。他的外祖父馬修·阿諾德是著名的詩人和評論家。他的父親倫納德是一位名氣不大的詩人兼編輯。他的母親朱莉婭·阿諾德用一筆銀行貸款創辦了普萊爾菲爾德（Prior's Field）學校——這是一所規模不大但意義重大的實驗性女子學校——並擔任校長（《美麗新世界》的女校長基特很可能部分地以她為原型）。他的哥哥朱利安·赫胥黎是進化生物學家、優生學家、自然選擇的支持者和國際主義者，也是現代進化論創始人，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第一任主任。置身於這樣的知識分子家庭，阿道司·赫胥黎的小說會以各種各樣的知識分子為主人公就不奇怪了，《美麗新世界》中伯納德·馬克思、赫姆霍爾茲·沃森，甚至野蠻人約翰身上，都有知識分子的影子，而世界國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更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形象（甚至可以說是柏拉圖《理想國》中“哲人王”式的人物）。

赫胥黎1894年7月26日生於英國的薩裏郡（《美麗新世界》中的一個重要地名），幼時就讀於希爾塞德斯學校，1908年進入伊頓公學，隨後進入牛津大學的貝利奧爾學院學習。他年輕時的願望是成為一名醫生，但由於一次眼睛感染，他幾乎失明，這使他打消了學醫的念頭。這一近乎悲劇的事件給他的一生蒙上了陰影，很可能是他喜歡在作品中描繪受苦情形的原因，也可能是他長期厭惡人的身體的根源（顯然，《美麗新世界》中對自身身體缺陷感到自卑的伯納德·馬克思，部分地以赫胥黎自己為原型）。更直接地說，視力障礙使他下定決心不從事經商或其他職業，而是嚐試利用更純粹的、個人的藝術才華來謀生。經過自律地鍛煉，赫胥黎的視力有所恢複，得以繼續在牛津大學學習。盡管如此，在此後的人生裏，他還是一直受到視力不佳的困擾。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視力問題，他隻在戰爭辦公室短暫地服務過。1918年，他從貝利奧爾學院畢業，第二年開始在伊頓公學教書，然而，他在這裏並沒有取得成功。

1915年左右，在坐落於牛津附近的奧托林·莫雷爾夫人的加辛頓莊園裏，聚集了一群作家和知識分子，包括T.S.艾略特、伯特蘭·羅素、奧斯伯特·西特威爾等。聚會上，知識分子對敵對行動的激烈反應，以及赫胥黎置身於這個圈子時內心的怔忡不安，對他早期嚐試寫作的主題，即表現知識分子絕望和徒勞的精神努力（該主題在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盛極一時），具有很大的價值。

麵對教書生涯的失敗，他決心涉足新聞業。1919年，他與比利時難民瑪利亞·尼斯結婚，婚後生下兒子馬修。這個時期，他以筆名奧托利庫斯為一份名為《學會》的雜誌撰寫文章和評論。同一時期，赫胥黎出版了兩本象征主義風格的詩集。一戰結束後，他曾短暫地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英國意象派運動有過一段交集。1921年，他完全轉向了更具創造力的寫作，將寫作作為謀生和自我表達的手段。在先後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之後，他又創作了一係列小說，其中《鉻黃》（1921）、《安蒂克·海伊》（1923）和《那堆枯葉》（1925）讓他聲名鵲起，這些小說對中上層中產階級和前衛的波希米亞人麵臨的精神危機做了詼諧而敏銳的觀察：敵意能改變世界，但卻不能讓世界進步。赫胥黎精妙老到的諷刺作品，被認為是對當時非常流行的娛樂崇拜所作的末日預言。他的小說完全擺脫了現實主義的風格，表現出越來越多不動聲色的冷靜分析，並允許思想成為情節的動力。

他這一時期的巔峰作品是半現實主義小說《點對點》，出版於一戰十年後，通常被認為是《美麗新世界》之前他最負盛名的小說。作為赫胥黎此時最為成熟的作品，它的敘事應用了音樂對位，情節敏銳地在動作和思想之間擺**，對現代社會中精神健全的人的內在和諧被破壞以後，展現的頹廢墮落進行了審察和解剖。據說《點對點》的主人公是以著名的作家D.H.勞倫斯為原型的。

1923年，赫胥黎和妻兒移居歐洲，遊曆了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1925年至1926年環遊世界之旅的結果是《歡樂的彼拉多：旅行日記》（1926）一書的出版，而他後來的中美洲之行則孕育了《墨西哥灣之外》（1934）這本書。他從旅行中結識了D.H.勞倫斯，後者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勞倫斯於1926年患上肺結核病，於1930年去世；赫胥黎曾長時間照顧他，並成了勞倫斯的信徒，盡管兩人對肉體和欲望的看法幾乎經常是截然相反的。1933年，赫胥黎編輯了已故的勞倫斯的信件。在這一時期的旅行中，他還結識了作家傑拉爾德·赫德，並從赫德那兒獲得了人類意識進化發展的一些近乎神秘的概念。這期間，赫胥黎還出版了一部詩集，而小說和非虛構的批評作品也源源不斷地從他筆下如泉湧出。

1930年，赫胥黎在法國南部的薩納裏買了一棟小房子。正是在這裏，他寫出了畢生最負盛名的小說《美麗新世界》。它和紮米亞京的《我們》及後來奧威爾的《1984》《動物農莊》一樣，被稱為“反麵烏托邦”或“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描繪了噩夢般的未來景象，在書中的世界國裏，科學和技術被用來壓製人類的自由。《美麗新世界》表明赫胥黎對他生存其間的時代困境進行了與他早期小說不同的描繪。在這部小說裏，赫胥黎放棄了他以前認為邪惡是一種溫和有趣的社會現象的觀點，而是采取了一種更宏闊的觀點，盡管或許犧牲了一些藝術自由：在《美麗新世界》裏，邪惡是過度的，而不是不足的，它與現代人的物質主義和感官享受相聯係，被描繪成對機器和肉體的崇拜。這是一個他後來將會不厭其煩地回歸的主題，就像他在《重訪美麗新世界》（1958）中所寫的一樣，這篇反思性的文章抨擊的邪惡轉化成了人口過剩和過度消費。

20世紀30年代後期，隨著歐洲向戰爭的方向發展，赫胥黎越來越關注文明的境況：他公開支持和平主義，並（部分受其朋友傑拉爾德·赫德的影響）對神秘主義和東方哲學越來越感興趣。1934年，赫胥黎訪問了中美洲。1937年，他來到美國，決定在加利福尼亞永久定居，在這裏待到去世。在美國西海岸定居後不久，可能是受加利福尼亞原教旨主義宗教複興的強烈影響，他的神秘主義傾向加強了，開始對所謂的“折中的神秘主義”產生了興趣。這種對於宇宙起源和計劃的一些直覺上可知但無法定義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許多更正統和先驗的宗教和哲學，尤其是東方的宗教和哲學（如瑜伽）的智慧。他認為，無論如何，神秘信仰是道德價值的一個恒常和積極的基礎，否則這個世界就會毫無意義、荒謬絕倫。這與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道德解體形成鮮明對比，也表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赫胥黎不斷出版精彩和極具諷喻意味的小說作品的時期結束了，他的創作開始轉向神秘主義，這在相當完整地闡述神秘主義的作品《永恒哲學》（1945）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

二戰期間，赫胥黎在好萊塢擔任編劇，撰寫名著《傲慢與偏見》（1941）和《簡·愛》（1944）等的電影劇本。這段經曆直接促成了他的第二部未來主義小說《猿與本質》（1948）的產生，這部小說以劇本的形式描繪了一個“後大屠殺時代”的厭世社會。

在加利福尼亞，赫胥黎與佛教和印度教團體時有聯係。20世紀50年代，他曾體驗過LSD（麥角酸二乙基酰胺）和麥司卡林等致幻藥物，他在《感知之門》（1954）一書中提及了這些體驗。《重訪美麗新世界》（1958）是一篇簡短的隨筆，文章討論了《美麗新世界》這部小說的一些不足及其影響，他這時對未來社會仍然持非常悲觀的看法，特別是在人口過剩和極權主義的威脅問題上更是如此。但在《島》（1962）這部烏托邦小說中（1961年一場大火燒毀了赫胥黎的家和他的許多文件，赫胥黎設法搶救出這份手稿），他展現了一個積極的烏托邦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精神與技術一起得到發展。

1955年，赫胥黎的第一任妻子去世，翌年他與小提琴手勞拉·阿切拉結婚。晚年的赫胥黎獲得了許多榮譽：1959年獲得了美國文學院的獎項，並被加利福尼亞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1962年當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的文學夥伴。

1963年11月22日阿道司·赫胥黎於洛杉磯逝世。同一天，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遭暗殺。因此，這位作家的去世幾乎沒有人注意到。極少數報刊發了幾篇評論文章，對他的寫作生涯進行了總結，回顧了他早期的諷喻小說，完全忽略了他晚期的神秘主義和政治理想主義主題的作品。

如果我們對有關烏托邦的著作鉤沉一番，就可以在一些曆史著述中注意到構成《美麗新世界》的許多成分。烏托邦文學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它在早期被視為一種健全的技術，可以在一個令人愉悅的框架內促進道德教學，而這個框架有其自身的意義。這種形式——特別是中世紀的宗教、世俗寓言——很快受到很多讀者歡迎。

古希臘作家阿裏斯托芬在其喜劇《鳥》中，講述了兩個厭惡城邦生活的雅典人帶領群鳥建國，使眾神挨餓、人類稱臣的故事，意在諷刺雅典帝國的腐敗。亞裏士多德在其帶有政治色彩的作品中，特別是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間接地探討了理想社會。

柏拉圖則更進一步，他在《理想國》中，對一個組織科學的合作社會進行了係統的論述和充分的表達。他也是曆史上第一個指出：在任何烏托邦中，選擇和管理民眾的手段都是必不可少的。為了在政治經濟體係中尋求共同利益或正義，《理想國》講述了蘇格拉底所設想的一個受控製的超級國家——理想國。在這個國家裏，每個人的身份地位都基於一個相當坦率的刻板印象。顯然，柏拉圖認為存在統治者和臣民的自然區分，且少數統治多數。在理想國裏，哲學家是天生的統治者（這讓我們想起了《美麗新世界》中的元首穆斯塔法·蒙德），被稱為“哲人王”，因為他們有智慧，所以是誠實的；在他們之下是維持秩序的更廣大的戰士階層，戰士階層之下是大量的工人。兒童由國家撫養，成人沒有婚姻，妻子為眾人共同擁有——《美麗新世界》中等級更為森嚴的世界國也是如此。總之，在最早的烏托邦作品裏，優生學和政治壓製是主要社會矛盾，但最為突出的矛盾是等級（種姓）製度。

到了中世紀，受《理想國》的影響，托馬斯·莫爾爵士創作了《烏托邦》（Utopia，1516），他提出的理想國家“烏托邦”也成了這種類型文學的總稱。“烏托邦”實際上是兩個希臘單詞的組合，它們分別意為“不存在的地方”和“好地方”。然而，在莫爾的思想中，柏拉圖的理想國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這本書對伊麗莎白時代盛行的嚴酷司法製度提出了控訴。莫爾認為犯罪是社會秩序混亂的結果，國家不應該懲罰犯罪，而應該糾正導致犯罪的社會弊端。這些弊端中，最嚴重的是財產私有製，它滋生了嫉妒、貪婪和犯罪。財產應該由所有人共享，不論其出身如何。在《烏托邦》的第二部分，主人公拉斐爾·赫托洛代參觀了烏托邦島，島上有五十四座規劃良好的城市。在這裏，人口保持不變，農業受到管製，國家的產品在社區市場直接分配給公眾。國家絕不鼓勵對金錢和服飾的熱愛，市民們被教導從事農業或手工業。工作日被大大縮短，這樣每個人都能有閑暇，都能接受國家發起的義務教育。在宗教方麵保證絕對寬容，但不可知論者不允許擔任公職。法律隻用來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並被簡化到所有人都能理解，從而使律師成為不必要的存在。而戰爭的發動隻為解救被壓迫者或自衛。

1600年以後，烏托邦文學大量出現，其基調變得更加實際。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法國的夏爾·傅立葉等人的思想催生了烏托邦社區的實踐。大多數社區都是簡單的合作社經濟，不鼓勵擁有私有財產，習俗被簡化，倡導人們種植土地、從事家庭手工藝，家庭關係也經常受到實驗的影響。這種類型的社區很少能長期維持，即使能持續一段時間，由於來自內外部的壓力，通常也會明顯改變其本來的特征。最有趣的實驗之一是美國的布魯克農場。它大約創立於南北戰爭時期，與本土浪漫主義哲學和簡單的合作生活有關，梭羅自己也對這一實驗表示了一定的認同。

1872年，英國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子：那就是塞繆爾·巴特勒的《埃裏汪奇遊記》[埃裏汪（Erewhon）這個詞是“無處可去（nowhere）”的變形詞]。這本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在書中，一個年輕的旅行者發現了埃裏汪，這是一個與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標準形成諷刺性對照的理想國。在這片新的國土上，疾病就是犯罪，犯罪就是疾病；宗教的運作就像銀行；機器是被禁止的，因為人們害怕它們會成為人類的主人。《埃裏汪奇遊記》情節充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浪漫特色。美國人愛德華·貝拉米所寫的《回顧》（1888）延續了這種浪漫傳統，也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烏托邦小說之一。小說中，主人公來到了2000年的波士頓，它的特色是擁有一支工業化的軍隊。其烏托邦色彩完全是美國式的，拒絕以階級戰爭來達到目的。

20世紀湧現了許多表現“技術烏托邦”的作品：人類享受著幸福的休閑，而工作則由聽話的機器完成。其中一些作品表達了嚴肅的經濟思想，如H.G.威爾斯（1866—1946）的作品。不過，這類作品大多隻是對機械進步進行天真的禮讚。有意思的是，威爾斯曾在老托馬斯·亨利·赫胥黎手下學習科學。因為對未來的不可思議的預測，威爾斯最終被封為科幻小說大師。1895年，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將地球上的人類劃分為優等種族和滿懷怨恨的農奴，令人不寒而栗，這一設定便是《美麗新世界》中種姓製度的起源。

威爾斯是一位堅信文明和人類的批評家。他的另一部小說《世界之戰》（1898）指出理性將戰勝血緣本能。他一貫認為，民族主義是不合時宜的，當代的製度和機構隻是暫時的，必須讓位於一個世界國家。其作品《未來事物的形狀》（1933）幾乎與《美麗新世界》同時問世。雖然這兩部作品的作者被認為屬於兩個不同的時代，但它們可以相提並論。在威爾斯的小說中，在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一場創造性的革命，然後出現了一個實行空中獨裁統治的世界政府。盡管看似充滿官僚主義色彩，但世界經曆了一場被稱為“進步的革命”——科學被用來夷平和重建舊建築，征服疾病，製造許多機械設備。這部小說以其對資本主義的尖銳譴責而聞名於世。

同一年，詹姆斯·希爾頓的《消失的地平線》（1933）寫成，它代表了對感傷的、逃避現實的烏托邦的回歸。在這個故事中，一個山穀奇跡般地與喜馬拉雅山的嚴冬隔絕，氣候非常有利，公民的壽命是正常壽命的好幾倍，自然資源也非常豐富。社會是建立在友誼和仁慈的基礎上的。這部小說激動人心的情節使它獲得了最廣泛的讀者，它把“香格裏拉”這個名字作為一個普通名詞加入了英語的詞匯庫。

烏托邦經常作為一種諷刺手法。阿裏斯托芬的《鳥》就是這樣的例子。當烏托邦思想中的空想成分以犧牲理想為代價而被強調時，就產生了所謂的“反向烏托邦”或偽烏托邦諷喻，《美麗新世界》和喬治·奧威爾的《1984》（1948）就是其中的兩個例子。奧威爾那些充滿諷喻色彩的作品晚於《美麗新世界》，當時的世界局勢更加複雜。在喬治·奧威爾身上，我們發現了一位真正的革命詩人的形象。奧威爾是一位激進分子，並且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家——他堅持於1936年前往西班牙，在內戰中為共和黨而戰。他對自己所認為的專製主義的狂熱憎恨，在《動物農場》（1946）和《1984》中得到了體現。

《動物農場》是奧威爾擔憂個人自由遭到破壞的首次表達。這是一部諷喻作品，講述的是動物獨裁者統治下動物的社區生活。奧威爾在赫胥黎寫出《美麗新世界》之後十年或更久後才開始寫作，他已經有證據表明，獨裁是對人類政治未來的一種合法的、也許是永久性的威脅。《1984》試圖描述未來世界。這部作品是奧威爾職業生涯的最高藝術成就，描述了獨裁者老大哥統治下的生活，以及龐大的等級製度。書中的人們從未見過暴君，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存在，隻有一些黑暗的暗示表明，老大哥隻是一個空洞的、象征性的傀儡。小說的大部分內容讀起來像一部間諜驚悚片。男女主人公相愛之後，決心策劃反對老大哥的革命，卻被一名特勤局成員出賣了。他負責對這兩個革命者進行洗腦，讓他們接受自己最害怕的東西。在結局中，這對戀人互相指責，順從了老大哥的統治。小說傳達的寓意是明確無誤的：一旦權力精英獲得了哪怕是部分的控製權，也必然會向專製邁進，並不斷自我延續。

許多烏托邦文學都結合了宗教主題，可追溯至古典時代晚期和中世紀早期的宗教寓言。這類作品最開始並不致力於烏托邦目標，比如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或更晚的班揚的《天路曆程》一樣，它們的主題是尋找個人或團體的救贖。直至托馬索·康帕內拉1623年創作的《太陽城》，出現了一種倡導共產主義和生物控製的社會，國家由一個牧師國王和三個國家部長統治。實際上，該計劃反映了康帕內拉的夢想，即在一個教皇領導下的世界國家裏，讓全人類團結起來，皈依天主教。弗朗西斯·培根在其未完成的《新大西島》（1627）一書中大力宣揚了文藝複興時期科學作為解放者和普遍受益者的承諾，這個主題在莫爾的作品中得到回響。在這裏，通過熟練的研究和探索，一個與世隔絕的社會全麵駕馭了大自然，為人類服務。培根預測了麥克風和電話，以及其他更奇妙的進步。科學在《美麗新世界》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國裏，科學幫助奴役了人類，而不是解放了人類。不過赫胥黎一直小心翼翼地將純科學和應用科學區別開來。

赫胥黎的評論者經常將他比作喬納森·斯威夫特，斯威夫特被認為是英國最多才多藝、最有影響力、作品最具諷刺色彩的作家。從《書的戰爭》（1697）到《一個溫和的建議》（1729），沒有什麽能逃脫斯威夫特的嘲諷，幾乎沒有一種製度不受到他毫不留情的審查。和赫胥黎相似，他早期的智慧和犀利的分析能力，到了職業生涯結束時，皆被極度的絕望所取代。斯威夫特所有的道德主義傾向的作品幾乎都是寓言，每部作品都在審察和評估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麵。著名的《格列佛遊記》（1726）是一部半烏托邦的敘事傑作，一直是被廣泛閱讀的書籍之一。表麵上看，這是一本關於去不可能的地方旅行的書，因此是一個冒險故事，不過在它的背後充滿了尖刻的諷刺。斯威夫特在這本書中抨擊了人類的渺小和粗俗，並抒發了他對命運和人類社會的憤懣之情。書中不乏富於想象力的烏托邦噱頭：一個由非常矮小的人類組成的種族，一個由六十英尺高的人組成的種族，一個由哲學家和科學家組成的社會（其中一個人花了八年時間試圖從黃瓜中提取太陽光，這是對英國皇家學會的嘲弄），還有一個真正的烏托邦國——它被一個像馬一樣的民族和平而健全地統治著。

此外，《美麗新世界》可能也受到了逃離文學的影響—要求對個人需求和自然生活進行簡化。從《美麗新世界》中野蠻人保留地的居民身上，我們看到了這一點。這種思維和情感的曆史傳道者是讓--雅克·盧梭，這位18世紀的哲學家倡導人們在政治、宗教、教育、藝術和一般生活中聽從自然的簡單指示。在1762年出版的《社會契約論》中，盧梭寫道：“人生而自由，卻無往而不在枷鎖之中。”對於這種困境，我們隻需看看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描繪的烏托邦式國家——世界國，就能找到精彩的詩意描述。盧梭直言不諱地批判啟蒙運動中那些自以為是的進步主義信條，而赫胥黎也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樂觀主義進行了批判。兩人都認為，如若沒有感情的引導，理性是無力完善世界的。盧梭對高貴的野蠻人的擁護，顯然能從赫胥黎對野蠻人約翰充滿熱情和同情的描寫中，找到超越時代的共鳴。

通過個人隱退來逃避文化的影響從而臻於完美的主題，可見於大量的文學作品，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梭羅的《瓦爾登湖》。回歸自然和自然狀態的想法對赫胥黎很有吸引力，盡管對他書中的角色約翰而言，回歸自然的嚐試並沒有取得成功，不過這種想法卻在赫胥黎本人的生活中發揮了作用。他從倫敦移居歐洲，又從歐洲移居加勒比海，步D.H.勞倫斯後塵來到新墨西哥沙漠，隨後又來到洛杉磯，最後移居加利福尼亞的鄉村。在快節奏的洛杉磯的生活，使他對民主和平等產生了深深的不信任。赫胥黎對政治權力下放問題的思索以及“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觀念，可以清晰地追溯到盧梭和梭羅身上。

《美麗新世界》這一書名取自莎劇《暴風雨》，或許不僅僅是巧合。逃避現實、讚頌自然和自然高貴的主題貫穿了莎士比亞的大部分作品，而正是莎士比亞讓《美麗新世界》的野蠻人約翰接受了與自然相一致的教育。

《美麗新世界》自1932年出版以來，其對後世的深遠影響不亞於奧威爾的《1984》及《動物農莊》，它“對科技的戲謔式揶揄成了後現代電影學習的教科書，對人類命運的憂思引發了跨領域多學科的關切和熱議，對娛樂問題的指向性批判至今仍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1998年，在美國現代圖書公司評選的“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中，《美麗新世界》名列第五位，領先於《1984》（第十三位）。在中文世界，或許人們更熟悉的是《1984》中“老大哥”監視下的“大洋國”，然而，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為我們勾勒出來的未來科技發達的盛世烏托邦圖景，則更令我們不寒而栗。這個看似人人安居樂業的世界國，背後卻是令人恐怖的真相：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經通過新巴甫洛夫條件反射設定，被劃分為由高到低的五個種姓等級：阿爾法、貝塔、伽馬、德爾塔和愛普西龍。其中，阿爾法和貝塔屬於高等種姓，成人後會成為領導和控製別的種姓的大人物；伽馬是普通種姓，是平民百姓；而德爾塔和愛普西龍則屬於卑微種姓並且毫不自知，他們一出生就被設定為普通的體力勞動者，智力低下，被稱為半白癡，同時會被大量複製。

高種姓的精英管理階層通過試管孵化、條件反射設定、催眠洗腦教育等種種科學方法，嚴格控製各種姓的喜好，讓每一個種群每天都幸福快樂地去工作、生活、消費。是的，每一個人都很幸福，以至於他們幸福到不知道“不幸福”為何物：他們所有的物質要求都能夠得到保障，他們所有的欲望都能夠被嗦麻等藥物滿足，他們的身體絕對健康，青春永駐。這是一個沒有戰爭、沒有核武器、沒有疾病的世界，無人受傷害，邪惡並不凸顯。事實上，這是一個人人得到滿足的幸福的社會。在這個沒有沮喪、瘋狂和壓抑的社會，卻沒有藝術、詩歌，沒有莎士比亞，更沒有“愛情”這種危險的東西，人們可以多情**，盡情放縱……

多麽幸福啊！可是，別忘了，人們的幸福是出生後的“被幸福”，他們的一生全都是被設定的，人們實際上已淪為擁有奴隸幸福的幸福奴隸。真正的精英元首則高高在上，一邊嘲笑，一邊安穩地控製著製度內的人，一遇到對現狀產生懷疑或叛逆心態的子民，就會將其視為不安定因素並流放到邊遠的島嶼。

赫胥黎在《美麗新世界》中將科技高度發達社會下的人們的消費、娛樂、享受、狂歡和虛無心理描摹得栩栩如生，並且對科技發展是否會促進人類幸福持審慎和懷疑的態度。

現在，《美麗新世界》中所幻想的未來烏托邦景象，越來越多地成為我們眼見和親曆的現實。也許，這正是《美麗新世界》的先見之明的偉大之處，也是其地位超越《1984》的地方。尼爾·波茲曼在其《娛樂至死》的前言中，對《美麗新世界》和《1984》的聲勢消長有著極為精辟並且發人深省的論述：

人們一直密切關注著1984年。這一年如期而至，而喬治·奧威爾關於1984年的預言沒有成為現實，憂慮過後的美國人禁不住輕輕唱起了頌揚自己的讚歌。

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續，不管奧威爾筆下的噩夢是否降臨在別的地方，至少我們是幸免了。

但是我們忘了，除了奧威爾可怕的預言外，還有另一個同樣讓人毛骨悚然的版本，雖然這個版本年代稍稍久遠一點，而且也不那麽廣為人知。這就是阿道司·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

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們也不會料到，赫胥黎和奧威爾的語言截然不同。

奧威爾警告人們將會受到外來壓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則認為，人們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使他們喪失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

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強行禁書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失去任何禁書的理由，因為再也沒有人願意讀書；奧威爾害怕的是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赫胥黎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奧威爾害怕的是真理被隱瞞，赫胥黎擔心的是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煩瑣的世事中；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製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訪美麗新世界》裏提到的，那些隨時準備反抗獨裁的自由意誌論者和唯理論者“完全忽視了人們對於娛樂的無盡欲望”。

在《1984》中，人們受製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自由。簡而言之，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尼爾·波茲曼在書中總結道：美國人憂慮的1984年已經成為曆史，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卻未嚐不會是未來—“本書想告訴大家的是，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對此，國內作家止庵也有同樣精辟的論述：

如果要在《美麗新世界》和《1984》之間加以比較，我會說《美麗新世界》更深刻。我不認為“1984”有可能百分之百實現，因為畢竟過分違背人類本性；但是裹挾其中，還是感到孤獨無助。然而“美麗新世界”完全讓人無可奈何。對“美麗新世界”我們似乎隻能接受，因為一個人能夠抵禦痛苦，但卻不能抵禦幸福。

本書譯本不少，譯者不奢望自己的譯本是最出色的一本，隻希望有自己的特色，文字盡可能通俗易懂。由於本書涉及大量醫學、生物、科技等術語，故此將書中出現的一些重要術語、書中人物名字的來源做出解釋，希望有助於深化讀者對正文內容的理解。盡管譯者翻譯時竭盡全力，但錯誤依然在所難免，歡迎讀者指正。

張暉

2021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