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與外語

一、問題的提出

我們正處在20世紀的世紀末中，也可以說是處在第一千紀的千紀末中，再過幾年，一個新的世紀，21世紀和一個新的千紀，第二千紀，就要來到我們眼前。值此世紀和千紀轉軌之際，學術界的各門學科都在進行回顧與前瞻，我們語言學界當然也不會例外。在過去將近一百年中，我們學術界以及學術界以外一些人士，對待外語的態度有天翻地覆的轉變。總的發展趨勢是，由世紀初的漠然懵然進到了世紀末的肅然狂然。時至今日，不但大中小學都有了英文教學，連給店鋪起名，給商品命名，給新生嬰兒起名字，都非帶點洋味不行；連官方的電台也稱之為BTV。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是好事呢，還是壞事？這是進步呢，還是退化？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這裏先不深入探討。但是，我個人總認為，這是大勢所趨，這是世界潮流所向，九斤老太頭搖得再厲害，也無濟於事。

但是，我們語言學界也不能特立獨行，我們也不能反潮流，我們也必須在回顧與前瞻的基礎上思考與語言有關的問題。問題是千頭萬緒，絕不能畢其功於一役。我先提出一個在我們日常活動中和學術研究中漢語與外語的關係問題，來談一談我個人的看法。

二、當前的情況

社會上一般的情況，我已在上麵稍有所涉及，我在這裏集中談學術界的情況，特別是北京大學的情況，後者是有些代表性的。

北大是處在社會中的，並非世外桃源。社會上彌漫著的外國熱——簡短截說，實際上就是英語熱——當然會波及北大；不但波及，而且變本加厲。可是根據我多年的仔細地觀察與體會，我終於發現，盡管在這裏英語熱熱得發燙；但是，該學的人中卻有不愛學者，而在學習的人中，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

什麽叫“該學的人”呢？我首先指的是教師，而且不是哪一科的教師，而是所有的教師。到了今天，大家都會承認，所有的國家，所有的學科，都是世界性的，國際性的，哪一科也不能自我封閉，閉關鎖國。如果真想這樣做的話，其無前途完全是可以斷言的。就拿中國國學來說，表麵上來看，這是中國的學問，中國學者不通外語，完全能夠玩得轉的。然而，如果不是井蛙觀天而是放眼世界的話，則立刻就能發現，別的國家也在研究我們的“國學”，而且由於研究基礎和傳統的不同，由於研究角度和方式的差異，往往能發我們所未發之覆。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俯拾即得，不承認是不行的。中國古人早就認識到這個真理了，他們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外國漢學家往往喜歡搞一些很小很偏僻的題目，搞一些我們中國國學家所疏忽不注意的題目，搞一些由於語言條件的限製而我們搞不了的課題。這些題目完全可以彌補我們的不足，使我們的國學研究涵蓋麵更廣，鑽研得更深。這會大大地有利於我們的國學研究，彰彰在人耳目，不言自明。至於國學以外的其他國際通行的學科，我們更需要隨時了解世界各國同行們的研究情況，絕不允許閉門造車，其道理更是人人都能明白的，解釋反而會成為贅疣。

能做到這一步，必須通外語。

現在北大流行一種說法：我們的學科要與外國接軌。我認為這個說法提得好，提得鮮明生動，是不易之理，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界進步的表現。但是，如果想接軌，必須首先知道，軌究竟在什麽地方，否則自己的軌往哪裏去接呢？亂接一氣，驢唇對不上馬嘴，接這樣的軌有什麽用處呢？

真想接軌，必須通外語。

事實上，有一些軌就在眼前，比如說到外國去參加國際學術討論會，出席的基本上都是同行的學者，這些就是擺在眼前的軌，要想接立刻就能接上。然而，“眼前有軌接不得，隻緣缺乏共同語”。我曾多次參加國外舉辦的國際學術討論會。有時候我國派出去規模相當大的代表團，參加者多為著名的學者，個個滿腹經綸，學富五車，在國內國際廣有名聲。如果請他用中國話作學術報告，必然是廣征博引，妙語連珠，滔滔如懸河瀉水，語驚四座。然而，我們的漢語，雖然在世界上使用的人數居眾語的前列；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還沒有能爭取到國際學術通用語的地位，一出國門，寸步難行。沒有哪一個在國外召開的學術會議規定漢語為會上發表論文的通用語，我們隻好多帶翻譯。然而有不少會議規定，參加主席團不能帶翻譯，宣讀學術論文不能帶翻譯。於是不會說洋話的代表團長（在國內往往是個官）隻好退避三舍，成為後座議員。而有一些很有價值的優秀論文也得不到向國外同行們顯示的機會。

在會議休息時，往往到大客廳裏去喝點咖啡或茶，吃點點心，這正是不同國家的學者們交流感情、增進友誼的好時機。每一位學者手端一杯飲料，這裏聊上幾句，那裏侃上一陣，胡談亂侃中，往往包含著最新的學術消息。如果有共同的語言，這真是如魚得水，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秀才不出廳，便知天下事”。然而可惜的是我們中國的學者，隻帶了一張嘴，然而卻沒有帶語言工具，除了點頭微笑之外，連“今天天氣，哈，哈，哈”都說不出來。尷尬之態可掬，隻好找中國人紮堆兒談話。

參加國外學術會議，必須通外語。

我在上麵舉的這幾個必須學習外語的例子，隻是順手拈來，一點求全的意思也沒有。真想求全，是辦不到的，也是沒有必要的。我覺得，僅僅這三個小例子也足以令人觸目驚心了。我談的對象也絕不僅僅限於大學的圈子，這個圈子以外的所有的科研機構中的人員，都應當包括在裏麵的。至於在政府部門，不管是經濟、教育、法治、國防，等等，等等，都必須同外國同行或非同行打交道。語言不能溝通，必須配備翻譯，翻譯必須學外語，而且還要學好外語，這屬於常識之列，用不著多說了。

我現在想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談一談學習外語的必要性。不管是在大學，還是在科研部門，研究學問第一步要懂目錄學，特別是與自己研究的學科有關的目錄學，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中國有造詣的學者，比如說乾嘉諸大師，以及西方各門學科有成就的學者，無不如此。不通目錄學，不看新雜誌，你連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都不會找到。研究學問，不能閉著眼睛捉麻雀。一個題目，特別是在自然科學內，如果別的國家的學者已經研究過，而且已經得出了結果，你懵懂無知，又費上力量，從事研究。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將會騰笑士林，無顏見人。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情況與此稍有區別。比如一個莊子，別人能研究，你當然也能研究。因為人文社會科學有一些題目不是丁是丁，卯是卯，同一個題目結果也能夠而且允許不同的。即使是這樣，人文社會科學者也必須了解國內外與自己研究有關的進展情況，與自己看法相同的可以增加研究信心，與自己看法不同的可以供自己進一步推敲和思考。而且研究學問，不是創作寫詩，你必須認真搜集資料，資料越多越好，要有“竭澤而漁”的氣魄。古代學者隻搜集中國材料就足夠了。我們處於今天信息爆炸的時代，搜集資料隻限於中國是絕對不行的，必須放眼世界。這是時勢使然，不這樣做，是不行的，而想做到這一步，必須學習外語。

根據我上麵的極簡短的說明，人們已經可以知道，在當前中國，學習外語的重要性已昭如日月。我既講了北大的教師，也講到了北大以外的科學工作者。很可惜，在這些人中，不懂外語的和所懂不多的，人數並不算太少。更可惜的是，他們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對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似乎一點也不理會。我希望，這種局麵能夠盡快改變。

在“該學的人”之外，我還必須提到一類“學者”，我的意思是指“學的人”或者“愛學的人”。他們愛學外語，當然是一件絕大的好事。但是我又說到，他們學習的方式和目的都令人擔憂。這是什麽意思呢？這一類人中，青年學生較多。他們學習得非常刻苦，除了上正課以外，有的還參加什麽“英語強化班”，有的簡直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他們真懂得了學習外語（首先是英語）的重要性了嗎？倘你進一步深入了解，可以說，在一種特殊的意義上，他們是懂得的。英語是一把金鑰匙，可以幫他們打開出國的大門，可以幫他們拿到綠卡，可以使他們異化為非中國人。這是學習的目的，目的決定學習方式。指導他們學習的指揮棒就是大名鼎鼎的托福和GRE。這兩個指揮棒怎樣指揮，他們就怎樣跟著轉，不肯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學外語會得到一個什麽結果，可以想見。抱著這樣的目的，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外語，難道還不令人擔憂嗎？

三、我對出國留學的看法

讀了上麵我寫的那一些話，也許有人會懷疑我是反對出國留學的。

不，不，絕對不是這樣。我不但不反對中國青年學生出國留學，而且真誠地積極地希望和幫助他們這樣做。不但年輕學生，連並不年輕的教員，不管是哪一門學科的，我都希望他們能夠出國看一看，學一學，時間可長可短，走的國家可多可少，訪問和學習的方式可以多種多樣。多少年來，世界各國的人士都承認，現在的世界越變越小了。不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時代早已被我們遠遠地拋在後麵，連法顯、玄奘、義淨時代到天竺去取經要經過艱難跋涉，千辛萬苦的情況，也早已成為曆史陳跡。當今之世，出國千裏萬裏，朝發夕至，人類連當年被認為是“天上宮闕”的月球都能夠登上。要想再當井底之蛙，是絕無可能的。何況我們這一些在大學或其他科研機構學習和工作的人，更需要放眼世界，否則學習和工作都絕無前途。因此我才有上麵說到的那些想法和希望。

但是，我希望我們中國的老、中、青年的學者們，甚至包括一些學生在內都能夠到國外去看一看，學一學，其目的同當前的人數不能算是太少的青年們努力通過托福和GRE考試的目的是絕對不相同的，是針鋒相對的。我希望，他們看一看，學一學之後還要回到我們的祖國來，用看到的和學到的本領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而那些兀兀窮年，廢寢忘食努力學習外語，通過必要的測試終於到了外國的青年人，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能拿到綠卡，放棄了中國國籍。正如中國俗話所說的那樣：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頭。

我是堅決反對和蔑視這種行為的。

但我自己並不是一個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今天的世界上，放棄一個國籍，取得一個新國籍，這完全是個人的行動，並不是犯法的行為。可是我覺得對這個問題必須作具體的分析，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所謂“具體的分析”者，就是要看為什麽，在什麽時候，加入什麽國家，放棄什麽國家。這話太玄虛，還是直白地說為好。我不講別的國家，隻講中國與美國。中國是一個窮國，而美國是一個富國，就眼前來說，這是最大的區別。嫌貧愛富，雖然說是人之常情，但是卻一向為中國倫理道德所鄙視。西方國家的倫理道德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可能認為這是正常和正當的行為，別人無權說三道四。

但是，在中國則不然。前幾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其中我談到，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養成了兩個突出的特點，一個是愛國主義，一個是講骨氣，兩者有聯係，又有區別。存在決定意識，這兩個特點也是中國曆史存在所決定的。中國從先秦起，每一個朝代都有“邊患”，也就是外敵的侵略和騷擾。這些外敵今天可能已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但在當年卻確是敵人，屠殺我人民，強占我土地。這種長達幾千年的外敵壓境的情況，就決定了中華傳統的愛國主義。像嶽飛、文天祥、林則徐等等家喻戶曉的愛國人物，沒有外敵的國家是不會產生的。

至於講骨氣，則與此有聯係，又有區別。在外寇的斧鉞前麵，絕不貪生怕死，這也是愛國主義的一種表現。在別的地方，中國人也講骨氣。寧願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幾千年來在中國傳為美談。三國時候，禰衡擊鼓罵曹；民國時候，章太炎赤足持扇胸佩大勳章站在新華門前痛罵袁世凱；解放前夕，朱自清忍饑不吃美援麵粉，如此等等，都傳為佳話，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硬骨頭。

眼前，我們國家社會正處在轉型時期，由於眾多的原因造成了我們仍然是一個窮國，人們，當然包括知識分子在內，工資極低，同國外比較起來，簡直讓人感到寒磣和臉紅。我認為，這隻能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現象，將來一定會改變的。我們眼前的日子確實過得非常緊，可並沒有看到哪一個知識分子真正挨餓的。而且按照中國古老的傳統，越是在困難中越應該顯出我們的骨氣。“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凋也。”這句話道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可悲的是，這一個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也能稱得上獨特的值得稱揚的優良傳統，今天已被許多中國青年人忘掉了，忘得無影無蹤了。為了生活得好一點，多撈一些美元，竟忍氣吞聲心甘情願地住在一個中國人被視為不知是幾等（反正連二等也夠不上）公民的國家裏，天天吃著嗟來之食，我真想問一聲：美國的黃油麵包你咽得下去嗎？自己國家的事辦不好，有骨氣的人都應當咬一咬牙，排除萬難，把自己的事辦好，焉得厚著臉皮賴在人家的國家裏不走！

請大家千萬不要誤會，我並不是籠統地反對加入外國國籍。有的中國人，雖然入了美國籍；但身在異域，心懸中華，想方設法，幫助祖國辦好教育，搞好科研，希望祖國真正富強起來。這樣的人，在別的國家是極少見的。有的西方國家的人，一旦異化為美國人，就棄自己原來的祖國若敝屣，這同他們缺少真正的愛國主義這一件事實是密切相連的。

但是，話又說了回來，我對那些極少數身處異域，心懸中華的人，雖然有點尊敬；但是，我的尊敬是有限度的。在我的心理天平上，這種人同學成回國寧願一簟飼一瓢飲的人，分量是有相當大的懸殊的。

四、語言，特別是外語的功能

上麵的話扯得太遠了，還是收回來談語言問題為宜。

語言是什麽？如果硬鑽牛角，世界上許多語言學派都有自己對語言下的定義，我個人覺得，這些定義都有片麵的道理；但都有偏頗之處。我在這裏不是寫論語言的專著，我想完全不理會那些定義，我想隻用傳統的對語言的看法也就夠了，這種看法就是語言是人類交流思想的工具。這是不是就是想說，隻有人類才有思想，因而才有思想交流的工具呢？也還不這樣簡單。人類中有啞巴一種人，他們無語言而有思想，想要交流，隻能靠手勢。至於他們如何理解外在的世界，恐怕永久會成為一個謎，除非啞巴忽然能說了話，別人實無法越俎代庖。這問題我在這裏先不談。

至於禽獸有無語言，我知道，國外個別語言學家是主張禽獸也有語言的。這個問題同我現在要談的問題無關，我在這裏也先不談。

我現在談語言的功能，特別是外語的功能。對我們懂漢語又懂外語的人來說，同外國人交流思想，外語是絕對不可缺少的。然而，我卻聽說，30年代一個國民黨政府駐意大利的公使（那時候還沒有大使）隻用一個意大利文相當於漢語“這個”的詞兒，就能指揮使館裏的意大利工作人員完成他的指示。比如說，他指著窗子說“這個”“這個”。意大利人一看窗子，如果是開著，就把它關上；如果是關著，就把它打開。於是任務完成，皆大歡喜。其餘的事情可以此類推。宋代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我們的公使先生以“這個”一詞治大使館，古今異曲同工，堪稱佳話。然而外語之為用渺乎小矣！

這當然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然而確實是事實。如你不信，我再舉一個例子。50年代我隨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赴東德開會，在莫斯科旅館中碰到一位中國民主婦聯的領導人，一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她是從中國到日內瓦去開會的，孤身一人，一個翻譯也沒有帶，而她自己又下那一位公使一籌，連外語的“這個”也不會說。然而竟能行萬裏路，從容不迫。我們私下議論，實在猜不透她在路上是怎樣生活的。這也是一個事實。外語的功能又顯得渺小了。

但是，我必須鄭重聲明，這些個別的例子，雖為事實，實不足為訓。那一位到了日內瓦參加會議時必定會用翻譯的。那一位公使在外交談判中隻用“這個”，也是辦不到的。我絕不是勸人不學外語，而是勸人外語學得越多越好。我隻想告訴讀者，漢語和外語的功能都不是絕對化的。我們不是啞巴能夠說話，但有時還未免要動用手勢。中國古時就有言意之辨，言是難以盡意的。不管怎樣，我個人的經驗是，掌握漢語或外語越好，則動用手勢越少；反之則越多，而產生誤會的機會也就越多，這種情況有時會影響思想交流，影響社會生活。在關鍵時刻，還會貽誤“戎機”，產生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我們必須盡上一切力量掌握好漢語和外語。

五、翻譯的危機

一個人掌握一種外語，已極不易，遑論多種！但是，居今之世，國與國之間必須打交道，打交道就必須靠翻譯。這已是常識，不必多談。

中國是最早的有翻譯的國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翻譯的記載。自從漢代印度佛教傳入中國以後，中印高僧以及其他一些中亞民族的高僧，從事譯經工作者，代不乏人。明末歐風東漸，又掀起了一股從西方語言譯為漢文的**。此外，還有古今少數民族，如藏、蒙、回鶻等等，也都翻譯了大量的佛典。到了近代和現當代，翻譯的範圍日益擴大，翻譯的功能日益顯著。在某一些方麵，已經到了沒有翻譯就無法過日子的程度了。

從上麵極其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已經可以斷言，從古至今，從實踐到理論，中國都可以算是世界翻譯第一大國。然而，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和觀察，中國現在存在著相當嚴重的翻譯危機。我們翻譯的量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麵也不是世界第一；我們翻譯的及時程度更不是世界第一。在這些方麵，日本都走在我們前麵。我個人沒有研究過日本的翻譯，他們的質量怎樣，我不敢瞎說。但是，我們中國當前的翻譯質量卻不能不令人憂心忡忡。我接觸的翻譯並不是太多；但是，僅就我接觸到的那一些來說，質量或多或少是有問題的，其中原因很多。有的譯者外語水平不高，又不肯下死工夫去學習，急功近利，靠翻字典來翻譯。有的人自以為是，連字典也不肯翻，抓住一本書，就譯開了。其結果如何，不問可知。出版社的所謂責任編輯，有的通外語，有的通之不多，他們有的不肯核對原文。社會上，出版界，又缺乏有力的審查和監督製度。我認為，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度。現在有某一些譯本，不用查原文，僅從漢文不通之處，就能推知譯文是有問題的。可惜這種危機現象還並沒有能引起社會上，尤其是文藝界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一味聽之任之，文恬武嬉，天下太平。

然而，我的心裏麵卻無論如何也太平不下去，我深深知道翻譯的重要性。從外國原作者來說，不管他們的學問多麽大，書寫得多麽精彩，對不懂原書的語言的外國人來說卻都是像天書一般。誰也沒有如來佛那樣大的本領，有天眼通，有天耳通，能識盡人世間一切文字和語言。在世界各國，不管你能通多少外語，反正不能盡通。像這樣能通多種外語的人，還不得不依靠翻譯，遑論他人！就全體而論，我們中國人，盡管誰也不敢說我們缺少學習外語的天才；可是，事實上，我們由於種種原因，同東方一些國家相比，我們中國的外語水平還是比較低的。專以英文水平而論，我們普遍性和水平較之印度，甚至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還是有相當差距的。不承認這一點，不能算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學習外語，淺嚐輒止，似乎並不困難。但要精通，卻必須付出極大的勞動，還必須有相當高的才能。兩者缺一不可。我舉口譯作一個例子。50年代和60年代前半，周恩來總理接見外賓，形形色色，除了政治家之外，有時也會有著名的學者和藝術家。這時候陪同會見的人中往往有中國的學者和藝術家、文學家等參加，我也有幸多次參加這樣的會見。在這樣的場合，口頭譯員是必不可少的。有時候，在外賓離去後，周總理往往讓中國陪同人員留下，談一談剛才招待的情況。外賓在時，我的任務隻不過是揖讓進退，鞠躬如也，奉陪末座，一言不發。外賓一走，我們這些剛才是木雕泥塑的人，現在也活了起來，必須開口說話了。有一次，周總理含笑問翻譯說：“今天你又貪汙了多少呀？”翻譯也笑著回答說：“不多，不多！至多不過百分之二十。”此時，郭沫若也在座，他接起話頭說：“我在日本住了多年，家中說的是日本話。但是，如果今天讓我擔任日語口譯，我最多也隻能翻到百分之八十。能有這個成績，就應該表揚了。”總理點頭稱是。

又有一次，還是這樣的場合，周總理對外賓說話時，使用“倚老賣老”這樣一句俗話，翻譯雖然譯出來了，但感到有點困難。這一點總理也注意到了。於是在外賓離去後，他就同大家討論“倚老賣老”究竟如何譯為英文才算妥帖。大家七嘴八舌，最終也沒有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不失原文韻味的譯法。

這僅僅是兩個例子，但從中也足以看出口譯之困難。口譯難，筆譯也不易。在這兩方麵，我個人都有不少經驗與教訓。我曾學習過不少的外語；但是，有的已經交還給老師。在剩下的那些外語中，筆譯我使用過五六種，其中包括那一種稀奇古怪的吐火羅文。從梵文中譯成漢文的最多，巴利文、英文和德文都有。口語能應用到一定程度的，隻有英文和德文。口譯工作我也曾作為臨時客串擔任過，其中困難，我所深知。端坐摞滿山珍海味的宴會桌前，食難下咽，如坐針氈。大約隻有幹過這一行的，才能知道其中的滋味。至於我的口譯究竟貪汙了多少，那就概難言矣。在這裏，我還必須聲明一句：我對有一些外語都是用過十年寒窗的苦功的，絕非倉促臨陣磨槍。

我刺刺不休地說這些話有什麽用呢？我隻想說一點，就是學習外語並不容易。我在下麵還會談到這個問題。這同今天的翻譯危機有什麽瓜葛呢？我個人認為，今天翻譯之所以有危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一些譯者有意或無意地認為學習外語很容易。我們必須下定決心，力矯這種弊端，然後我們外語界才有希望。

六、學習哪一種外語

我在上麵多次談到學習外語的重要性。但是，在世界上，民族林立，幾乎都各有各的語言或方言，其數目到現在仍然處在估計階段，究竟有多少，沒有人能說得清楚。至於語言的係屬和分類的方法，更是眾說紛紜，一直也沒有大家都承認的定論。

一個明顯的問題擺在我們眼前：我們中國人要學習哪一種或幾種外語呢？這個問題在中國實際上已經解決了，學校裏，科研單位，社會上，都在學習英語，而這個解決方式是完全正確的。

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領導世界共運時，根據傳記的記載，他們兩人之間也有所分工，馬克思主要搞經濟問題和理論研究，恩格斯分工之一是搞軍事研究，在他們的圈子裏，恩格斯有一個綽號叫“將軍”。至於語言，兩人都能掌握很多種。希臘文和拉丁文在中學就都學過，馬克思能整段整段地背誦古希臘文學作品。據說他們對印度的梵文也涉獵過。他們兩人都能用德、英、法文寫文章。德文以外，用英文寫的文章最多，這是當時的環境使然，不足為怪。恩格斯更是一個語言天才，磕磕巴巴能說十幾種外語。他們同家屬一起到北歐去旅遊，擔任翻譯的就是恩格斯。

總起來看，他們學習外語的方針是：需要和有用。

六十年前，當我在德國大學裏念書的時候，德國文科高中畢業的大學生，在中學裏至少要學三種外語：希臘文、拉丁文、英文或法文。拉丁文要學八年，高中畢業時能用拉丁文致詞。德國大學生的外語水平，同我們中國簡直不能同日而語，這對他們不管學習什麽科都是有用的。歐洲文化的淵源是古希臘和羅馬，他們掌握了這兩種語言，給他們的人文素質打下了深厚廣闊的基礎。至於現代語言，比如英文、法文、荷蘭和北歐諸國的語言，由於有語言親屬關係，隻要有需要，他們用不著費多大的力量，順手就能夠撿起。據我的觀察，他們幾乎沒有不通英文的。

總之，他們學習外語的方針依然是：需要和有用。

我們中國怎樣呢？我們學習外語的目的和方針也不能不是需要和有用。

拿這兩個標準來衡量，我們今天學習外語首當其衝的就是英語。而近百年來我們的實踐過程正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了這個方針。五四運動前，英語已頗為流行。我們通過英語學習了大量的西方知識，連德、法、俄、意等國的著作，也往往是通過英語的媒介翻譯成了漢文的。五四運動以後，有些地方從小學起就開始學英文。初中和高中都有英文課，自然不在話下。山東在教育方麵不是最發達的省份；但是，高中畢業生都會英文。學習的課本大概都是《泰西五十軼事》、《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等等，英文文法則用《納氏文法》。從這些書本來看，程度已經不算太淺了。可是，根據我的觀察和經驗，山東英文水平比不上北京、上海等地的高中畢業生。在這兩個地方，還加上天津，有的高中物理學已經采用美國大學一年級的課本了。

總而言之，簡短截說一句話，中國一百年以來，學習外語，選擇了英文，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是順乎世界潮流的。

大家都知道，英文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國語。連在印度，英文也算是國語之一。印度獨立後第一部憲法規定了英文作為印度使用的語言的使用期，意思是，過了那個時限，英文就不再是憲法規定的使用語言了。但是，由於印度語言和方言十分繁雜，如果不使用英文，則連國會也難以開成。英文的使用期不能不無限期地延長了。在非洲，有一些國家也不得不使用英文。我們中國人，如果能掌握了英文，則遊遍世界無困難。在今天的世界上，英文實際上已經成了“世界語”了。

說到“世界語”，大家會想到1887年波蘭人柴門霍夫創造的Esperanto，這種“世界語”確實在世界上流行過一陣。中國人學習的也不少，並且還成立了世界語協會，用世界語創作文學作品。但是，到了今天，勢頭已過，很少有人再提起了。此外還有一些語言學家製造過一些類似Esperanto之類的人造語言，沒有產生什麽效果。有的專家就認為，語言是自然形成的，人造語言是不會行得通的。

可是，據我所了解到的，有人總相信，世界上林林總總的人民，將來有朝一日，總會共同走向大同之域，人類總會有，也總需要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種共同語言不是人造的，而是自然形成的。但形成也總需要一個基礎，這個基礎是哪一種語言呢？從眼前的形勢來看，英文占優先地位。但是，英文能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語”呢？我聽有人說，英文單獨難成為“世界語”的。英文的結構還有一些不合乎人類思維邏輯的地方。有的人就說，最理想的“世界語”是英文詞匯加漢語的語法。這話初聽起來有點近似開玩笑。但是，認真考慮起來，這並非完全是開玩笑。好久以來，就有一種漢文稱之為“洋涇浜英語”，英文稱之為PidginEnglish的語言，是舊日通商口岸使用的語言。出於需要，非說英語不行，然而那裏的中國人文化程度極低，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去認真學習英語，隻好英漢雜燴，勉強能交流思想而已。這種洋涇浜英語，好久沒有聽說了。不意最近讀到《讀書》，1998年第3期，其中有一篇文章《外語為何難學？》一文中講到：語言具有表達形式與表達功能兩套係統。兩套係統“一分為二”還是“合二而一”，直接影響到語言本身的學習。作者舉英語為例，兒童學話，但求達意，疏於形式，其錯誤百出，常令外人驚愕。如Idoneit（Ididit)（我做了它）；Shenosleeping（Sheisnotsleeping）（她沒有睡）；Nobodydon’tlikeme（Nobodylikeme）（沒有人喜歡我）。這表示功能與形式有了矛盾，等到上學時，才一一糾正。至於文盲則“終身無悔”了。當它作為外語時，這一順序則正相反，即學者已經具備表達功能，缺少的僅僅是一套表達形式。作者這些論述給了我許多啟發。三句例子中，至少有兩句合乎洋涇浜英語的規律。據說洋涇浜英語中有nocando這樣的說法，換成漢語就是“不能做”。為什麽英國小孩學說話竟有與洋涇浜英語相類似之處呢？這可能表示漢語沒有形式變化，而思維邏輯則接近人類天然的思維方式。英語那一套表達形式中有的屬於畫蛇添足之類。因此，使用英語詞匯，統之以漢語語法，從而形成的一種世界語，這想法不一定全是幻想。這樣語言功能與表達形式可以統一起來。這種語言是人造的，但似乎又是天然形成的，與柴門霍夫等的人造的世界語，迥異其趣。

七、怎樣學習外國語

這是我經常碰到的一個問題，也是學外語的人容易問的一個問題。我在1997年給上海《新民晚報》“夜光杯”這一欄一連寫了三篇《學外語》，其中也回答了怎樣學習外語的問題。現在讓我再寫，也無非是那一些話。我索性把那三篇短文抄在這裏，倒不全是為了偷懶。其中一些話難免與上麵重複，我也不再去改寫了，目的在保存那三篇文章的完整性。話，隻要說得正確，多聽幾遍，料無大妨。

成語和典故

成語，舊《辭源》的解釋是：“謂古語也。凡流行於社會，可證引以表示己意者皆是。”典故，《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詩文裏引用的古書中的故事或詞句。”後者的解釋不夠全麵，除了“古典”外，有些人還用“今典”這個詞兒。

成語和典故是一種語言的精華，是一個民族智慧的結晶，是高水平文化的具體表現。短短幾個字或一句話，卻能喚起人們的聯想，能蘊涵無窮無盡的意義，有時是用千言萬語也難以表達清楚的。中國古代文人，特別是詩人和詞人，鮮有不用典者，一個最著名的例外是李後主。

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成語和典故最豐富多彩的是哪一個民族呢？這個問題，我想，考慮到的人極少極少，反正我還沒有遇到呢。我自己過去也從未想到過，隻是到了最近，我才豁然開朗：是中國。

中國漢語浩如瀚海的詩文集是最好的證明。沒有足夠的古典文獻的知識，有些詩詞古文是無法理解的。許多古代大家的詩文集，必須有注釋才能讀得懂。有的大家，注釋多到數十家，數百家，其故就在於此。

這情況不但見於古典詩文，連老百姓日常習用的口語也不能避免，後者通常被稱為“成語”。成語和典故的區分，有時真是難解難分。我的初步的膚淺的解釋是，成語一般限於語言，典故則多見諸文字。我們現在每個人每天都要說話（啞巴當然除外），話中多少都用些成語，多半是無意識的，成語已經成為我們口語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成語的量大得不得了，現在市麵上流行著許多版本的《漢語成語大詞典》可以為證。例子是舉不勝舉的，現在略舉數例，以見一斑。“司空見慣”、“一箭雙雕”、“濫竽充數”、“實事求是”、“每況愈下”、“連中三元”、“梅開二度”、“獨占鼇頭”，“聲東擊西”、“坐井觀天”、“坐山觀虎鬥”、“坐失良機”、“座無虛席”、“坐以待斃”、“聞雞起舞”，等等，等等。這不過隻是滄海一粟而已。在我這篇短文中，我就不自覺地使用了一些典故。連電影中的體育報告員，嘴裏也有不少成語。比如，踢足球踢進第二個球，則報告員就用“梅開二度”，連踢進三個球，則是“連中三元”了。連不識字的農民有時也想“傳”（讀音zhuǎi）文，使用成語，比如，“實事求是”，對一個農民來說實在太拗口，他便改為“以實求實”。現在常聽人說“不盡人意”，實際上應該是“不盡如人意”，去掉“如”字，是不通的。但是，恐怕約定俗成，將來“不盡人意”就會一統天下了。

漢語的優點是說不完的，今天隻能講到這裏，等以後有機會再來囉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