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號入座

對號入座是一句常說的話，一看就明白。

什麽會場，什麽劇場，裏麵的座位都分排標號。你一券在手，入門查號；查準了，安然坐下，天下大定。

我現在想講的卻不是這樣的“對號入座”，而是它的引申意義。人們嘴裏常說的“對號入座”，幾乎全部是引申意義。

我把這句話的引申意義分為兩類：一是積極的，二是消極的。積極的起積極作用，消極的起消極作用，下文自明。

在文壇或學壇上，有人寫文章表揚或批評某一種現象，並沒有指名道姓；但是，你不妨對號入座一下：找一找和自己的情況近似的地方，以之為借鑒，照一下自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大有好處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積極的引申意義。

與此相反的是消極的引申意義。這種例子，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不勝枚舉。遠的不必說了，隻說清代。清代的幾個皇帝，特別是那一位主持纂修《四庫全書》的乾隆，因為自己是“胡”，是“虜”，特別怕見這樣的字眼兒。於是就學習阿Q（應該說是阿Q學習乾隆），盡量把這樣的字眼兒從書中除掉，給後人留下了萬劫難複的笑柄。

但是，誰又能想到，到了空前殘暴、野蠻的所謂“**”，竟以一出“海瑞罷官”開端。這是消極的“對號入座”的例子。十年浩劫中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也多使用這種方法，流毒之劇，亙古未有。

我可萬沒有想到，這種消極的“對號入座”到了今天，仍時有表現。聽說，有的教科書不敢選入嶽飛的“滿江紅”，因為裏麵有“胡”、“虜”等字樣，這些字樣刺痛了我們一些同胞的神經。他們主張，中國曆史上的對外戰爭都是內戰，當年漢族的敵對者今天都已成了我們的同胞。這話有一部分道理，但是經不起推敲。民族融合，舉世皆然。中國從先秦經過漢、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北方侵入者，當年確係敵國。我們不能把古代史現代化。今天他們已融入中華民族的大家庭中，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已融入。根據他們的說法，中國曆史上隻有內戰犧牲者，而沒有愛國者，著名的嶽飛、文天祥都不是愛國者，西湖的嶽廟以及普天下的文丞相祠似乎都無存在的必要了。這種想法，這種“對號入座”，是有害的，不利於我們56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的大團結。勸君切莫這樣“對號入座！”

難得糊塗

清代鄭板橋提出來的亦書寫出來的“難得糊塗”四個大字，在中國，真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盡人皆知的。一直到今天，二百多年過去了，但在人們的文章裏，講話裏，以及嘴中常用的口語中，這四個字還經常出現，人們都耳熟能詳。

我也是難得糊塗黨的成員。

不過，在最近幾個月中，在經過了一場大病之後，我的腦筋有點開了竅。我逐漸發現，糊塗有真假之分，要區別對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什麽叫真糊塗，而什麽又叫假糊塗呢？

用不著作理論上的論證，隻舉幾個小事例就足以說明了。例子就從鄭板橋舉起。

鄭板橋生在清代乾隆年間，所謂康乾盛世的下一半。所謂盛世曆代都有，實際上是一塊其大無垠的遮羞布。在這塊布下麵，一切都照常進行。隻是外寇來得少，人民作亂者寡，大部分人能勉強吃飽了肚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了。最高統治者的宮廷鬥爭，仍然是血腥淋漓，外麵小民是不會知道的。曆代的統治者都喜歡沒有頭腦沒有思想的人；有這兩個條件的隻是士這個階層。所以士一直是曆代統治者的眼中釘。可離開他們又不行。於是胡蘿卜與大棒並舉。少部分爭取到皇帝幫閑或幫忙的人，大致已成定局。等而下之，一大批士都隻有一條向上爬的路——科舉製度。成功與否，完全看自己的運氣。翻一翻《儒林外史》，就能洞悉一切。但同時皇帝也多以莫須有的罪名大興文字獄，殺雞給猴看。統治者就這樣以軟硬兼施的手法，統治天下。看來大家都比較滿意。但是我認為，這是真糊塗，如影隨形，就在自己身上，並不“難得”。

我的結論是：真糊塗不難得，真糊塗是愉快的，是幸福的。

此事古已有之，曆代如此。楚辭所謂“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所謂“醉”，就是我說的糊塗。

可世界上還偏有鄭板橋這樣的人，雖然人數極少極少，但畢竟是有的。他們為天地留了點正氣。他已經考中了進士。據清代的一本筆記上說，由於他的書法不是台閣體，沒能點上翰林，隻能外放當一名知縣，“七品官耳”。他在山東濰縣做了一任縣太爺，又偏有良心，同情小民疾苦，有在濰縣衙齋裏所做的詩為證。結果是上官逼，同僚擠，他忍受不了，隻好丟掉烏紗帽，到揚州當八怪去了。他一生詩書畫中都有一種憤懣不平之氣，有如司馬遷的《史記》。他倒黴就倒在世人皆醉而他獨醒，也就是世人皆真糊塗而他獨必須裝糊塗，假糊塗。

我的結論是：假糊塗才真難得，假糊塗是痛苦，是災難。

現在說到我自己。

我初進301醫院的時候，始終認為自己患的不過是癬疥之疾。隔壁房間裏主治大夫正與北大校長商議發出病危通告，我這裏卻仍然嬉皮笑臉，大說其笑話。終醫院裏的四十六天，我始終沒有危急感。現在想起來，真正後怕。原因就在，我是真糊塗，極不難得，極為愉快。

我虔心默禱上蒼，今後再也不要讓真糊塗進入我身，我寧願一生背負假糊塗這一個十字架。

論怪論

怪論這個名詞，人所共知。其所以稱之為怪者，一般人都不這樣說，而你偏偏這樣說，遂成異議可怪之論了。

我卻要提倡怪論。

但我也並不永遠提倡怪論。

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需要不需要怪論，是完全由當時曆史環境所決定的。如果強敵壓境，外寇入侵，這時隻能全民一個聲音說話，說的必是驅逐外寇，還我山河之類的話，任何別的聲音都是不允許的。尤其是漢奸的聲音更不能允許。

國家到了承平時期，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這時候倒是需要一些怪論。如果仍然禁止人們發出怪論，則所謂一個聲音者往往是統治者製造出來的，是虛假的。二戰期間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是最好的證明。

從世界曆史上來看，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怪論最多。有的甚至針鋒相對，比如孟子講性善，荀子講性惡，是同一個大學派中的內部矛盾。就是這些異彩紛呈的怪論各自沿著自己的路數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淵源和基礎。

與此時差不多的是西方的希臘古代文明。在這裏也是怪論紛呈，發展下來，成為西方文明的淵源和基礎。當時東西文明兩大瑰寶，東西相對，交相輝映，共同照亮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途。這個現象怎樣解釋，多少年來，東西學者異說層出，各有獨到的見解。我於此道隻是略知一二。在這裏就不談了。

怪論有什麽用處呢？

某一個怪論至少能夠給你提供一個看問題的視角。任何問題都會是極其複雜的，必須從各個視角對它加以研究，加以分析，然後才能求得解決的辦法。如果事前不加以足夠的調查研究而突然做出決定，其後果實在令人擔憂。我們眼前就有這種例子，我在這裏不提它了。

現在，我們國家國勢日隆，滿懷信心向世界大國邁進。在好多年以前，我曾預言，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當時我們的國力並不強。我是根據近幾百年來歐美依次顯示自己的政治經濟力量、科技發展的力量和文化教育的力量而得出的結論。現在輪到我們中國來顯示力量了。我預言，五十年後，必有更多的事實證實我的看法，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

我希望，社會上能多出些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