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學時代

初中時期

我幼無大誌，自謂不過是一隻燕雀，不敢懷“鴻鵠之誌”。小學畢業時是1923年，我十二歲。當時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赫赫有名，為眾人所豔羨追逐的地方，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隻敢報考正誼中學，這所學校綽號不佳：“破正誼”，與“爛育英”相映成雙。

可這個“破”學校入學考試居然敢考英文，我“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頗好，因此，我被錄取為不是一年級新生，而是一年半級，隻需念兩年半初中即可畢業。

破正誼確實有點“破”，首先是教員水平不高。有一個教生物的教員把“玫瑰”讀為jiukuai，可見一斑。但也並非全破。校長鞠思敏先生是山東教育界的老前輩，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氣節，遠近傳揚。他生活極為儉樸，布衣粗食，不改其樂。他立下了一條規定：每周一早晨上課前，召集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上，聽他講話。他講的都是為人處世、愛國愛鄉的大道理，從不間斷。我認為，在潛移默化中對學生會有良好的影響。

教員也不全是jiukuai先生，其中也間有飽學之士。有一個姓杜的國文教員，年紀相當老了。由於肚子特大，同學們送他一個綽號“杜大肚子”，名字反隱而不彰了。他很有學問，對古文，甚至“選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我曾膽大妄為，寫過一篇類似駢體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蠅頭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給的批語是：“欲作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可憐我當時隻有十三四歲，讀書不多，腹笥瘠薄，哪裏記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員，名叫鄭又橋，是江浙一帶的人，英文水平極高。他改學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據學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寫一篇。這情況隻出現在英文水平高的學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給他們以簡練揣摩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讀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泰西五十軼事》、《納氏文法》等等。

我從小學到初中，不是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考試從來沒有得過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間。我也根本沒有獨占鼇頭的欲望。到了正誼以後，此地的環境更給我提供了最佳遊樂的場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內清溪流貫，綠楊垂蔭。校後就是“四麵荷花三麵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邊荷塘星羅棋布，蘆葦青翠茂密，水中多魚蝦、青蛙，正是我戲樂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飯，家裏窮，每天隻給銅元數枚，作午餐費。我以一個銅板買鍋餅一塊，一個銅板買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腦，站在擔旁，倉猝食之，然後飛奔到校後湖濱去釣蝦，釣青蛙。蝦是齊白石筆下的那一種，有兩個長夾，但蝦是水族的蠢材，我隻需用葦稈挑逗，蝦就張開一隻夾，把葦稈夾住，任升提出水麵，絕不放鬆。釣青蛙也極容易，隻需把做衣服用的針敲彎，抓一隻蒼蠅，穿在上麵，向著蹲坐在荷葉上的青蛙，來回抖動，青蛙食性一起，跳起來猛吞針上的蒼蠅，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於這種遊戲，其樂融融。至於考個甲等、乙等，則於我如浮雲，“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對我的要求卻是很嚴格的。正誼有一位教高年級國文的教員，叫徐(或許)什麽齋，對古文很有造詣。他在課餘辦了一個講習班，專講《左傳》、《戰國策》、《史記》一類的古籍，每月收幾塊錢的學費，學習時間是在下午4點下課以後。叔父要我也報了名。每天正課完畢以後，再上一兩個小時的課，學習上麵說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現在已經記不清楚，究竟學習了多長的時間，好像時間不是太長。有多少收獲，也說不清楚了。

當時，濟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馮鵬展先生，老家廣東，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幾個中學裏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創辦的尚實英文學社授課。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兩進院的大房子裏，學社就設在前院幾間屋子裏，另外還請了兩位教員，一位是陳鶴巢先生，一位是紐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7—9時來學社上課。當時正流行diagram(圖解)式的英文教學法，我們學習英文也使用這種方法，覺得頗為新鮮。學社每月收學費大洋三元，學生有幾十人之多。我大概在這裏學習了兩三年，收獲相信是有的。

就這樣，雖然我自己在學習上並不勤奮，然而，為環境所迫，反正是夠忙的。每天從正誼回到家中，匆匆吃過晚飯，又趕回城裏學英文。當時隻有十三四歲，精力旺盛到超過需要。在一天奔波之餘，每天晚9點下課後，還不趕緊回家，而是在燈火通明的十裏長街上，看看商店的櫥窗，慢騰騰地走回家。雖然囊中無錢，看了琳琅滿目的商品，也能過一過“眼癮”，飽一飽眼福。

叔父顯然認為，這樣對我的學習壓力還不夠大，必須再加點碼。他親自為我選了一些篇古文，講宋明理學的居多，親手用毛筆正楷抄成一本書，名之曰《課侄選文》，有空閑時，親口給我講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要說我真感興趣，那是謊話。這些文章對我來說，遠遠比不上叔父稱之為“閑書”的那一批《彭公案》、《濟公傳》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窩裏用手電筒來偷看這些書。

我在正誼中學讀了兩年半書就畢業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主觀上並不勤奮，客觀上又非勤奮不可；從來不想爭上遊，實際上卻從未淪為下遊。最後離開了我的大蝦和青蛙，我畢業了。

我告別了我青少年時期的一個頗為值得懷念的階段，更上一層樓，走上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當年我十五歲，時間是1926年。

高中時代

初中讀了兩年半，畢業正在春季。沒有辦法，我隻能就近讀正誼高中。年級變了，上課的地址沒有變，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彰，以書法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誌，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舍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灩，蛙鳴塘內，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讚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可見他對北園的感受。我在這裏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裏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可是我親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麵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名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名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後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唯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麵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於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於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所以學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書經》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並沒有什麽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麵提到的“大清國”，隻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學”，可能相當於後來的訓育主任，他經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並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學生們背後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隻因他人長得過於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做“X亙”，X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夥食由學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生。因為要同奸商鬥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幹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裏偷肉，負責人必須夜裏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夥食質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到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隻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麽“緋聞”一類的流言。“劉禿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治學生，胡蘿卜與大棒並舉，拉攏與表揚齊發。除了我們三班因細故“架”走了一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生什麽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傑，頗出了一些學習優良的學生。

至於我自己，上麵已經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誌”，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裏，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第一張桌子，標誌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並不難，隻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崑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後”，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練，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於英文，由於我在上麵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並非什麽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裏得來的靈感，他規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者，卻隻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七分。於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麵，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已經佚失，隻有扇麵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於是我真正立下了“大誌”，絕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麵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C．O．D．)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願意說謊話，我絕不是什麽英雄，“懷有大誌”，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時間到了1928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製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占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隻好留下，當了一年的準亡國奴。

第二年，1929年，奉係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裏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麵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家珍,個個都認識。現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學、曆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麽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盡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課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麽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麽？“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後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願意寫什麽，就寫什麽。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於故鄉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麵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奏，又一處節奏。”這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誇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後麵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反正我在這最後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貫。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並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麽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十九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麽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麽不行的話，那我隻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無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於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記北大1930年入學考試

1930年，我高中畢業。當時山東隻有一個高中，就是桿石橋山東省立高中，文理都有，畢業生大概有七八十個人。除少數外，大概都要進京趕考的。我之所謂“京”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指的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山東有一所大學：山東大學，但是名聲不顯赫，同北京的北大、清華無法並提。所以，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都進京趕考。

當時北平的大學很多。除了北大、清華以外，我能記得來的還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鬱文大學、平民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還有一些隻有校名，沒有校址的大學，校名也記不清楚了。

有的同學大概覺得自己底氣不足，報了五六個大學的名。報名費每校三元，有幾千學生報名，對學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本來是一個上不得台盤的人，新育小學畢業就沒有勇氣報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級時碰巧受到了王壽彭狀元的獎勵。於是虛榮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來!結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試，我考了六個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來。我到了北平，隻報了兩個學校：北大與清華。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經過反複的思考，我棄北大而取清華。後來證明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否則我就不會有留德十年。沒有留德十年，我以後走的道路會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學考試，北大就在沙灘，清華因為離城太遠，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場。清華的考試平平常常，沒有什麽特異之處。北大則極有特色，至今憶念難忘。首先是國文題就令人望而生畏，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評論之”。又要“分析”，又要“評論之”，這究竟是考學生什麽呢？我哪裏懂什麽“科學方法”。幸而在高中讀過一年邏輯，遂將邏輯的內容拚拚湊湊，寫成了一篇答卷，洋洋灑灑，頗有一點神氣。北大英文考試也有特點。每年必出一首舊詩詞，令考生譯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後，又忽然臨時加試一場英文dictation。一個人在上麵念，讓考生整個記錄下來。這玩意兒我們山東可沒有搞。我因為英文單詞記得多，整個故事我聽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類書籍抄來的一個罷。總起來，我都寫了下來。倉皇中把suffer寫成了safer。

我們山東趕考的書生們經過了這幾次大災難才仿佛井蛙從井中躍出，大開了眼界。了解到了山東中學教育水平是相當低的。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1934年夏季，我畢業於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後改名外國語文係)。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即失業。”可見畢業後找工作——當時叫搶一隻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雲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鬥，後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鬱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於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即失業”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麵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機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曆史係畢業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願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隻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隻不過是出於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級刊物上發表過一些篇散文，那些都是“隻堪自怡悅”的東西，離開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麽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幾歲，穩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鬥爭。最後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裏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於是我就於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於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山》，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並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仿佛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翁鬱葳蕤；但在人事方麵卻看不到幾張舊麵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統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複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淒涼寂寞之感。

在國文教員方麵，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隻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麽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係的畢業生，教國文是內行裏手。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英文教員我隻能記起兩位，都不是山東人。一位是張友鬆，一位是顧綬昌。前者後來到北京來，好像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審。後者則在廣東中山大學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廣州中大時，到他家去拜望過他，相見極歡，留下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從這兩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當時濟南高中的英文教員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至於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曆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係，關係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係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遊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淩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後，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如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牛)先生兼任，我一個乳臭未幹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麵，曾幾何時，我們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強耿直，不講假話，後來在五七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麽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於他的學問怎麽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最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係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後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係都很好。他常到我屋裏來閑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隻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館子，由於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誌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作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麵眾山叢中去遊玩，騎了四五十裏路，一路爬高，極為吃力，經過八裏窪、土屋，最終到了終軍鎮(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之古老。鎮上中學裏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後，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唯一的一條橫貫全鎮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仿佛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隻能聽到遠處泉聲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真仿佛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裏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後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裏，回到了學校。這次出遊，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遊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岩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麵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係是十分融洽的。

上課

我在上麵已經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三位每位都隻有一個頭，而我則需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可也隻能啞子吃黃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lurn、法國的象征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麵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驗，但是學國文的經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麽教材，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隻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征》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隻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閑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驗對我有點借鑒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願意怎麽教就怎麽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並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典忘祖”，說不出來源。於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後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後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淡經營的結果，都發表在全國一流的報刊和文學雜誌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後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後，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表在上麵，有一篇《遊靈岩》，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