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麵的情景，我在以前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麵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麵孔是孩子似的麵孔。我個人認為，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為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憤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麵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19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遊泳，把學生帶到遊泳池旁，把他往水裏一推，不是學會遊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滕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念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兩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麽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著對兒子說道：“家裏來了一個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裏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裏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征從軍，是一個什麽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征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著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麵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征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周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舉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裏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麵是完完全全地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製，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著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隻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師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並不清楚。到他家裏，隻見到老伴一人，是一個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麽親眷，從來沒有見過。看來是一個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盡管老夫婦情好極篤，相依為命。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早越過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隻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他對我傳授知識的情況，以前已經講了一點，下麵還要講到。在這裏我隻講我們師徒兩人相互間感情深厚的一些情況。為了存真起見，我仍然把我當時的一些日記，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麵：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買了一張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對著自己。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他簡直有父親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裏就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拚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點半出來，到Prof．Sieg家裏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長已答應。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這位老人家，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

原來他發現我生活太清苦，親自找文學院長，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實我的薪水是足夠用的，隻因我枵腹買書，所以就顯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設法離開德國回國。我在10月29日的日記裏寫道：

11點半，Prof．Sieg去上課。下了課後，我同他談到我要離開德國，他立刻興奮起來，臉也紅了，說話也有點震顫了。他說，他預備將來替我找一個固定的位置，好讓我繼續在德國住下去，萬沒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設法同Rektor(大學校長)說，讓我得到津貼，好出去休養一下。他簡直要流淚的樣子。我本來心裏還有點遲疑，現在又動搖起來了。一離開德國，誰知道哪一年再能回來，能不能回來？這位像自己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容易動感情，現在更製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場。

像這樣的情況，日記裏還有一些，我不再抄錄了。僅僅這三則，我覺得，已經完全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了。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師是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布勞恩(Braun)。他父親生前在萊比錫大學擔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他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能流利地說許多斯拉夫語。我見他時，他年紀還輕，還不是講座教授。由於年齡關係，他也被征從軍。但根本沒有上過前線，隻是擔任翻譯，是最高級的翻譯。蘇聯一些高級將領被德軍俘虜，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要親自審訊，想從中挖取超級秘密。擔任翻譯的就是布勞恩教授，其任務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高興同我閑聊他當翻譯時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軍和蘇軍內部最高領導層的真實情況。他幾次對我說，蘇軍的大炮特別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是德國方麵從來沒有透露過的極端機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輕的夫人，兩個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亞斯，約有五六歲，小的叫斯蒂芬，隻有二三歲。斯蒂芬對我特別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從遠處飛跑過來，撲到我的懷裏。他母親教導我說：“此時你應該抱住孩子，身上轉上兩三圈，小孩子最喜歡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氣，好像有點愣頭愣腦，說話直爽，但有時候沒有譜兒。

布勞恩教授的家離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鍾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裏去玩。他有一幅中國古代的刺繡，上麵繡著五個大字：時有溪山興。他要我翻譯出來。從此他對漢文產生了興趣，自己買了一本漢德字典，念唐詩。他把每一個字都查出來，居然也能講出一些意思。我給他改正，並講一些語法常識。對漢語的語法結構，他覺得既極怪而又極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歐語係語言迥乎不同。他認為，漢語沒有形態變化，也可能是優點，它能給讀者以極大的聯想，自由，不像印歐語言那樣被形態變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擅長油畫。有一天，他忽然建議要給我畫像。我自然應允了，於是有比較長的一段時間，我天天到他家裏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當模特兒。畫完了以後，他問我的意見。我對畫不是內行，但是覺得畫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滿意了。在科學研究方麵，他也表現了他的才藝。他的文章和專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國學派的拿手好戲：語言考據之學。用中國的術語來說，他擅長義理。他有一本講19世紀沙俄文學的書，就是專從義理方麵著眼，把列·托爾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為兩座高峰，而展開論述，極有獨特的見解，思想深刻，觀察細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沒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覺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總之，布勞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學是頗為不得誌的。正教授沒有份兒，哥廷根科學院院士更不沾邊兒。有一度，他告訴我，斯特拉斯堡大學有一個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帶了去。後來不知為什麽，沒有實現。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後我重新訪問西德時，我去看他，他才告訴我，他在哥廷根大學終於得到了一個正教授的講座，他認為可以滿意了。然而他已經老了，無複年輕時的瀟灑英俊。我一進門他第一句話說是：“你晚來了一點，她已經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誰，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亞斯和斯蒂芬都長大了，不在身邊。老人看來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會中，失掉了實用價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無言了。去年聽德國來人說，他已經去世。我謹以心香一瓣，祝願他永遠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國老師是馮·格林(Dr.VonCrimm)博士。據說他是來自俄國的德國人，俄文等於是他的母語。在大學裏，他是俄文講師。大概是因為他從來沒有發表過什麽學術論文，所以連副教授的頭銜都沒有。在德國，不管你外語多麽到家，隻要沒有學術著作，就不能成為教授。工齡長了，工資可能很高，名位卻不能改變。這一點同中國是很不一樣的。中國教授貶值，教授膨脹，由來久矣。這也算是中國的“特色”吧。反正馮·格林始終隻是講師。他教我俄文時已經白發蒼蒼，心裏總好像是有一肚子氣，終日鬱鬱寡歡。他隻有一個老伴，他們就住在高斯—韋伯樓的三樓上。屋子極為簡陋。老太太好像終年有病，不大下樓。但心眼極好，聽說我患了神經衰弱症，夜裏盜汗，特意送給我一個雞蛋，補養身體。要知道，當時一個雞蛋抵得上一個元寶，在餓急了的時候，雞蛋能吃，而元寶則不能。這一番情意，我異常感激。馮·格林博士還親自找到大學醫院的內科主任沃爾夫(Wolf)教授，請他給我檢查。我到了醫院，沃爾夫教授仔仔細細地檢查過以後，告訴我，這隻是神經衰弱，與肺病毫不相幹。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塊心病，如獲重生，這更增加了我對這兩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離開德國以後，沒有能再見到他們，想他們早已離開人世了，卻永遠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來的老師當然不限於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馮·素頓(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懷爾德(Wilde)、哲學教授海澤(Heyse)、藝術史教授菲茨圖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麥伊(May)、伊朗語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聽過課或有過來往，他們待我親切和藹，我都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