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個雜家
主編對我說：“要寫一篇跋。”我漫應之曰：“可以。”那一位我姑且稱之為“助理主編”的小夥子從旁邊敲了一聲邊鼓：“越長越好!”我也漫應之曰：“可以。”於是就寫跋。
但是，寫些什麽呢？我心中無數。
按照老習慣，我還是先交代一下本書編選原則和具體做法為好，這樣對讀者會有益處。
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麽叫“學術文化隨筆？”最初我對這含義是並不清楚的。“學術文化”的含義我是清楚的。但是一同“隨筆”聯係起來，我就糊塗。按照我的理解，隨筆都是短的或者比較短的，長篇大論的隨筆我沒有見到過。而真正學術文化的論文往往比較長，甚至非常長，至少我自己的論文就是這樣子。這真是一個矛盾，怎麽解決呢？削足適履。我認為不是好辦法，這樣會破壞了論文的完整性，為我所不取。我坦率地提出了我的意見，主編和“助理主編”通情達理，雖微有難色，但仍然安慰我說：“長一點也可以。”這可以說是給我吃了定心丸。但也隻定了一半。“長一點”究竟長到什麽程度呢？我心裏仍然沒有底。
長短之爭是與“可讀性”有聯係的。據說，短了就有可讀性，長了可讀性就差，或者甚至沒有。對於這一點，我又對他們兩位慷慨陳詞，說不要形而上學地看問題。最近報刊上時有一些短文，長隻幾百字，短則短矣，無奈空話連篇，味同嚼蠟，一無文采，二乏內容。這樣的文章可讀性究竟在哪裏呢？反之，《紅樓夢》長達百餘萬言，然而人們卻一拿起書，就放不下，如磁吸鐵，愛不釋手，你能說這書的可讀性差嗎？
“你在狡辯!”我仿佛聽到有人在說。我承認，狡辯是有一點的，但不全是。我們且退一步想。隻給今天的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吃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甜品，絕非健康長壽之道。冰淇淋和奶油可可等是可以吃的；但應該加上一些苦的、辣的、澀的、酸的、鹹的食品。讓他們知道，世界上的食品不都是甜的。這樣可以鍛煉他們的胃口，使它能適應世間一切味道。偏食是有害無利的。
長篇的學術論文，有的確實是艱澀的，難以一下子就讀懂，絕不像冰淇淋和奶油可可那樣香甜適口。但是，這樣的文章是有餘味的，如食橄欖，進口苦澀，回味方甘。這個“甘”同一進口就感覺到的“甜”，絕不是同一個層次，同一個境界。稍有經驗的人一想便能明白。何況，這樣的文章在本“大係”裏是絕難避免的。因為，不管是“大師係列”，還是“探索係列”，其中有一些人是專門寫這樣的文章的。如果不選這樣的文章，有些人是難以進入任何“係列”的。
他們兩位還曾提出另一個解決矛盾的辦法，那就是，將一篇篇幅較長的論文分拆開來，分成幾個短篇。對此我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否定的意見。我覺得，一個人寫論文，不管多長，總都有一個整體概念，整體結構，起承轉合，前後呼應。如果一旦分拆開來，則驢唇難對馬嘴，宛如一個八寶樓台，分拆開來，不成片段。
以上就算是我的“狡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幸而，他們兩位“從善如流”，沒加批駁。這個問題就算是圓滿解決了。他們大概有先見之明，早已注意到可能有“特殊情況”了。於是在“探索係列”編寫要求中，在第四條，特別加上了一句話：“特殊情況請作者自己決定。”尊重作者之誠意溢於言表。這對我來說，無疑就成了一把“尚方寶劍”拿在手中，我可以“便宜行事”了。
我在這裏還想講一個情況。主編無意中說了一句話：“你寫的悼念胡喬木的文章，頗有意味，也可以選入。”石破天驚，這是我原來完完全全沒有想到的。既然主編這樣說，他當然會有自己的考慮。我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可以大大地增加“可讀性”。而且像喬木這樣的人當然與學術文化有關。選悼念他的文章，絕不是離題，而正是切題。像喬木這樣的在中國學術文化界有影響的人物，我的師友中還有一大批。為什麽不把悼念、回憶他們的文章也選進來呢？於是一發而不能收拾，我一選就選了一大批。文章好壞，且不去說它，反正我的這一些師友大都在現代中國文壇和學壇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讀了悼念、回憶他們的文章，對讀者來說絕不會沒有收獲的。
說了這麽多的話，繞了這麽多的彎子，現在才談到正題：我的編選原則和具體做法。
編選原則和具體做法，上麵實際上已有所涉及。總的原則不外是“編選要求”第一條提到的：“全書要求體現本人學術思想的‘整體性’。”但是，我是一個雜家，我所涉獵的範圍多而且雜，體現這樣的“整體性”，必須分門別類來編選。即使這樣，也難做到麵麵俱到。我隻能舉其犖犖大者，加以介紹。大體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佛教史
二、中印文化
三、比較文化
四、東方思想
五、懷舊
上麵的項目已經夠多的了，但是“完整”不“完整”呢？還不完整。了解情況的人大概都知道，上麵哪一項也不是我畢生精力集中興趣集中之所在。我在德國十年，精力完全集中在對印度古代俗語，或者更確切一點說，佛教混合梵語和吐火羅語上。真要想有“完整性”，這方麵的文章是必須選一些的。但是，對一般讀者來說，無論是佛教混合梵語，還是吐火羅語，都無疑是“天書”一般。先不講語法的稀奇古怪，就以字母而論，用拉丁字母轉寫，必須頭上戴帽，腳下穿靴，看上去花裏胡哨，讓人莫名其妙。我雖然主張給讀者一點苦的、澀的東西。但是，不用水泡而竟把一盤苦瓜端上餐桌，這簡直是故意折磨讀者，有點不“道德”。考慮來，考慮去，最後我還是決定，把我那一套“天書”留給極少數的素心人去啃吧，在這裏我隻好割愛了。由此而帶來的不“完整”——由它去吧。
編選原則和具體做法就講到這裏。但是我感到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一開頭就提到那位“助理主編”的話：“越長越好!”對這句話，我曾漫應之曰：“可以”的。俗話說：“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不管我算不算“君子”，食言總是不好的。而且我一向是一個很容易對付的作者，對主編和責編一向馴順，善於“以意逆誌”。這一次我能破壞自己的“善良的行為”嗎？我不想破壞。
但是，我卻遇到了實際困難。從模糊語言學的角度來講，“長”字是一個模糊概念。多長才算“長”呢？誰也說不清。至於“越”字，那就更模糊了。現在我已經寫了六頁半，有二千五六百字了。對一篇“跋”來說，我覺得，這已經夠長了。根據不成文法，跋一般都是比較短的。跋太長了，會有喧賓奪主的危險。為智者所不取。
如果“以意逆誌”的話。我體會，“助理主編”是想讓我談一談我的治學經過或者什麽經驗之類。這個題目談起來並不難，而且我是頗願意談的。但是，我有一點擔心，怕一談起來就刹不住車，洋洋十萬言也還未必能盡意。前不久我寫了一篇短文：《老少之間》。在這裏麵，我講到了一個現象，不少的老年人太愛說話。除了有一點“倚老賣老”的意味，似乎還有生理上的原因。我於是給自己和其他老人寫了幾句箴言：
老年之人
血氣已衰
刹車失靈
戒之在說
能做到這一步，就能避免許多尷尬局麵。你看，開會時，一個老人包辦了會場，口若懸河，刺刺不休，一無內容，二無文采，在場的人有的看表，有的交頭接耳。但是，此老老眼昏花，耳又重聽，不視不見，不聽不聞，這豈不大煞風景。我多少有點自知之明，所以寫了上麵的箴言。既然寫了，就必須遵守。因此，這一回我的什麽治學經過和經驗就先不談了。最近喜愛聽評書，千百年來講故事、說評書的藝人，為了招攬生意，說到興會淋漓處，總愛賣一賣關子，戛然停下，讓聽者牽腸掛肚，明天非聽不行。我現在也學學他們，賣一個關子，說上一聲：咱們下一回再說。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是不是自己的神經出了點毛病？最近幾年以來，心裏總想成為一個悲劇性人物。
六十年前，我在清華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門課叫做“當代長篇小說”。英國老師共指定了五部書，都是當時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像今天名震遐邇的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都包括在裏麵。這些書我都似懂非懂地讀過了，考試及格了，便一股腦兒還給了老師，腦中一片空白，連故事的影子都沒有了。
獨獨有一部書是例外，這就是英國作家哈代的TheReturnoftheHatiuc(《還鄉》)。但也隻記住了一個母親的一句話：“我是一個被兒子遺棄了的老婆子！”我覺得這個母親的處境又可憐，又可羨。憐容易懂，羨又從何來呢？人生走到這個地步，也並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旅客。與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輩子，倒不如品嚐一點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實甜。
我這種心情有點變態，但我這個人是十分正常的。這大概同我當時的處境有關。離別了八年以後，我最愛的母親突然離開了人世，走了。這對我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打擊。我從遙遠的故都奔喪回家。我真想取掉自己的生命，追陪母親於地下。我們家住在村外，家中隻有母親一人。現在人去屋空。我每天在村內二大爺家吃過晚飯，在薄暮中拖著沉重的步子，踽踽獨行，走回家來。大坑裏的水閃著白光。柴門外臥著一團黑乎乎的東西，是陪伴母親度過晚年的那一隻狗。現在女主人一走，沒人喂食。它白天到村內不知誰家蹭上一頓飯(也許根本蹭不上)，晚上仍然回家，守衛著柴門，絕不離開半步。它見了我，搖一搖尾巴，跟我走進院子。屋中正中停著母親的棺材，裏屋就是我一個人睡的土炕。此時此刻，萬籟俱寂，隻有這一條狗，陪伴著我，為母親守靈。我心如刀割，抱起狗來，親它的嘴，久久不能放下。人生至死，天道寧論!在茫茫宇宙間，仿佛隻剩下了我和這一條狗了。
是我遺棄了母親嗎？不能說不是：你為什麽竟在八年的長時間中不回家看一看母親呢？不管什麽理由，都是說不通的，我萬死不能辭其咎。哈代小說中的母親，同我母親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然而其結果則是相同或者至少是相似的。我母親不知多少次倚閭望子，不知多少次在夢中見到兒子，然而一切枉然，終於含恨離去了。
我幻想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是不是與此有些關聯呢？恐怕是有的。在我靈魂深處，我對母親之死抱終天之恨，沒有任何仙丹妙藥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須背負著這個十字架，我絕不會再有什麽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又是什麽呢？
然而我最近夢寐以求的悲劇性，又絕非如此簡單，我心目中的悲劇，絕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這些能夠激起人們的同情與憐恤、慨歎與憂思的悲劇，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種悲劇。我期望的究竟是什麽樣的悲劇呢？我好像一時也說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類似能“淨化”(hashasois)人們的靈魂的古希臘悲劇。相隔上萬裏，相距數千年，得到它又談何容易啊!
然而我卻於最近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豈不快哉！這裏麵當然也有遺棄之類的問題。但並不是自己被遺棄，而是自己遺棄了別人。自己怎麽會遺棄別人呢？不說也罷。總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華走了，我的女兒婉如也走了。現在就剩下了我一個孤家寡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成為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條件都已具備，隻待東風了。
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空穀足音
所謂“無產階級**”是中國五千年曆史上一場空前的大災難，這一點現在幾乎沒有人敢反對了。我個人認為，我們眼前的首要任務，不是追究哪一個人或哪一些人的責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過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研究一下它產生的原因，真實公正地記錄下它發展的過程，給我們後世子孫留下一點難得的經驗和教訓，使我們這個偉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轍，不要再演出這樣駭人聽聞的悲劇。我認為，這是我們這些親身陷入這場浩劫的人們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現在痛苦地發現，浩劫結束才不過二十來年，今天再同年輕人談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實的情況，他們竟瞪大了迷惑的雙眼，認為我們是談“天方夜譚”，是“海客談瀛洲”，他們絕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麵，許多真正蹲過牛棚，受過迫害的人們，由於自然規律的作用，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記憶中那些極可寶貴的經曆，特別是受迫害的經曆，隨著他們的消逝而永遠消逝了。這是我們民族的損失，絕不是個人的問題。照這樣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走的人越來越多，消逝的記憶也越來越多，再過上十年八年，這一場空前的悲劇真會變成了“天方夜譚”。我們許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喪失了，應得的教訓白白放過了。說不定到了什麽時候，氣候和環境一旦適合，這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又會在我們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出版了我寫的《牛棚雜憶》。我的主要論點是：不管是打、砸、搶者，還是被打、砸、搶者，我們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塗油蒙了心，做出了傷天害理的惡事。後者是在劫難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丟掉了性命。我自己屬於後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來的，結果一下子就跳進了牛棚，險些把小命丟掉。然而我卻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垮台，還在擁護**。這不也是糊塗油蒙了心嗎？
一個人，一個團體或組織，甚至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犯點錯誤，是不可避免的。關鍵是犯了以後怎樣對待。對待之方，不出兩途：一是掩蓋，一是坦率承認。前者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結果是往往自食其果，到了以後某一個時候，舊病複發。輕則病魔纏身，不能自脫；重則嗚呼哀哉，終於抱恨。我個人認為，聰明人，還有點良心的人或組織或國家民族應采取後者的態度。中國古人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蝕過之後，天日重明，決無損於日月之光輝。
**既然已經發生了，就無法不承認這個事實。在這裏，有兩類人至關重要：一類是害人者，一類是被害者，那一群廣大的旁觀者是怎麽想的，怎麽看的，就應該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對那些害人者也應該區別對待。絕大部分是由於糊塗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他們也是受害者，這一點我在上麵已經說過。對這種人，我隻期望他們返躬自省，這對於他們今後的做人會有極大的好處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則應另當別論。這種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極其殘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別人，比醫學上所謂“迫害狂”還要厲害百倍千倍，說他們是畜生，是抬高了他們，他們應當位居畜生之下。當年我在德國曾參觀一個法西斯集中營，一位當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訴我們說：“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員，每天晚上必須親手槍斃一個‘犯人’，陳屍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則就睡不著覺。”中國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這個法西斯有何區別!畜牲能幹得出這樣的事來嗎？然而，這一小撮人，雖然當年被劃為“三類分子”，而今卻一變而飛黃騰達，有的竟官居要津了。難道說，這些人不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伏的癌細胞嗎？要這些人拿出良心來寫一點當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實際行動和心理狀態，如果他們做了，這會給我們子孫後代留點極其寶貴的遺產；然而，這是與虎謀皮，戛戛乎難矣哉!
現在，我們隻能寄希望於那些受害者了。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勝餞”。他們有幸成為這一場空前的、千載難遇的悲劇的參與者，其中有一些“自絕於人民”者，無從追蹤了。我們這一些厚著臉皮活下來的人，絕不應當錯失良機，無所作為，否則就對不起這個上天的恩賜。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應當像我在本文開頭時所說的那樣，真實、公正、平允、客觀地寫下我們當年的遭遇，給後世子孫留一點極可寶貴的、千金萬金難買的教訓，杜絕這樣悲劇的再發生。
前不久，我發表了我的《牛棚雜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極短期間竟成了一部暢銷書，同一些明星、名主持人、名演員的書共同陳列街頭、巷尾、地鐵、車站的小書攤上，“世間多少傷心事，到處聽人說牛棚。”找我簽字者絡繹不絕。我舞筆弄墨一輩子，原來我並沒有特別垂青於《牛棚雜憶》，寫的時候也是頗為隨便的。可是最近聽人說，我寫到《牛棚雜憶》，就達到了光輝的頂點，今後大概不會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勸說我的“棚友”們寫下自己的經曆，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感到極大的失望。現在“棚友”馬識途同誌的《滄桑十年》可能就要問世了。馬識途“棚友”的經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經曆，同我大同而小異，殊途而同歸。他肯寫出來，對我來說，實如空穀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覺得他的寫法同我不完全一樣，他寫得更詳盡，更質直，但是我們的目的卻完全一樣，是我們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
它帶去的不是仇恨和報複，
而是一麵鏡子，
從中可以照見善和惡，美和醜，
照見絕望和希望。
它帶去的是對我們偉大祖國和
人民的一片赤誠。
懷念母親
我一生有兩個母親：一個是生我的那個母親；一個是我的祖國母親。
我對這兩個母親懷著同樣崇高的敬意和同樣真摯的愛慕。
我六歲離開我的生母，到城裏去住。中間曾回故鄉兩次，都是奔喪，隻在母親身邊待了幾天，仍然回到城裏。最後一別八年，在我讀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母親棄養，隻活了四十多歲。我痛哭了幾年，食不下咽，寢不安席。我真想隨母親於地下。我的願望沒能實現，從此我就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一個缺少母愛的孩子，是靈魂不全的人。我懷著不全的靈魂，抱終天之恨。一想到母親，就淚流不止，數十年如一日。如今到了德國，來到哥廷根這一座孤寂的小城，不知道是為什麽，母親頻來入夢。
我的祖國母親，我這是第一次離開她。離開的時間隻有短短幾個月，不知道是為什麽，我這個母親也頻來入夢。
為了保存當時真實的感情，避免用今天的情感篡改當時的感情，我現在不加敘述，不作描繪，隻從初到哥廷根的日記中摘抄幾段。
1935年11月16日
不久外麵就黑起來了。我覺得這黃昏的時候最有意思。我不開燈，隻沉默地站在窗前，看暗夜漸漸織上天空，織上對麵的屋頂。一切都沉在朦朧的薄暗中。我的心往往在沉靜到不能再沉靜的氛圍裏，活動起來。這活動是輕微的，我簡直不知道有這樣的活動。我想到故鄉，故鄉裏的老朋友，心裏有點酸酸的，有點淒涼。然而這淒涼卻並不同普通的淒涼一樣，是甜蜜的，濃濃的，有說不出的味道，濃濃地糊在心頭。
11月18日
從好幾天以前，房東太太就向我說，她的兒子今天家來，從學校回家來，她高興得不得了……但兒子隻是不來，她的神色有點沮喪。她又說，晚上還有一道車，說不定他會來的。我看了她的神氣，想到自己的在故鄉地下臥著的母親，我真想哭!我現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親都是一樣的！
11月20日
我現在還真是想家，想故國，想故國裏的朋友。我有時簡直想得不能忍耐。
11月28日
我仰在沙發上，聽風聲在窗外過路。風裏夾著雨，天色陰得如黑夜。心裏思潮起伏，又想起故國了。
12月6日
近幾天來，心情安定多了。以前我真覺得兩年太長；同時，在這裏無論衣食住行哪一方麵都感到不舒服，所以這兩年簡直似乎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下來了。
從初到哥廷根的日記裏，我暫時引用這幾段。實際上，類似的地方還有不少，從這幾段中也可見一斑了。總之，我不想在國外待。一想到我的母親和祖國母親，就心潮騰湧，惶惶不可終日，留在國外的念頭連影兒都沒有。幾個月以後，在1936年7月11日，我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尋夢》。開頭一段是：
夜裏夢到母親，我哭著醒來。醒來再想捉住這夢的時候，夢卻早不知道飛到什麽地方去了。
下麵描繪在夢裏見到母親的情景。最後一段是：
天哪!連一個清清楚楚的夢都不給我嗎？我悵望灰天，在淚光裏，幻出母親的麵影。
我在國內的時候，隻懷念，也隻有可能懷念一個母親。現在到國外來了，在我的懷念中就增添了一個祖國母親。這種懷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時候，異常強烈，以後也沒有斷過。對這兩位母親的懷念，一直伴隨著我度過了在德國的十年，在歐洲的十一年。
賦得永久的悔
題目是韓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賦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願作的，所以不是八股。
我為什麽心甘情願作這樣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題目出得好，不但實獲我心，而且先獲我心：我早就想寫這樣一篇東西了。
我已經到了望九之年。在過去的七八十年中，從鄉下到城裏；從國內到國外；從小學、中學、大學到洋研究院；從“誌於學”到超過“從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過陽關大道，也走過獨木小橋；既經過“山重水複疑無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悅與憂傷並駕，失望與希望齊飛，我的經曆可謂多矣。要講後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選其中最深切、最真實、最難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為它片刻也沒有離開過我的心。
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
我出生在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裏。我們家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熱的“老佛爺”，被她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她手下的小嘍囉們曾兩次竄到我的故鄉，處心積慮把我“打”成地主，他們那種狗仗人勢窮凶極惡的教師爺架子，並沒有能嚇倒我的鄉親。我小時候的一位夥伴指著他們的鼻子，大聲說：“如果讓整個官莊來訴苦的話，季羨林家是第一家!”
這一句話並沒有誇大，他說的是實情。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親等三個兄弟，孤苦伶仃，無依無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我父親和九叔餓得沒有辦法，隻好到別人家的棗林裏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饑。這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最後兄弟倆被逼背井離鄉，盲流到濟南去謀生。此時他倆也不過十幾二十歲。在舉目無親的大城市裏，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在濟南落住了腳。於是我父親就回到了故鄉，說是農民，但又無田可耕。又必然是經過千辛萬苦，九叔從濟南有時寄點錢回家，父親賴以生活。不知怎麽一來，竟然尋(讀若xin)上了媳婦，她就是我的母親。母親的娘家姓趙，門當戶對，她家窮得同我們家差不多，否則也絕不會結親。她家裏飯都吃不上，哪裏有錢、有閑上學。所以我母親一個字也不識，活了一輩子，連個名字都沒有。她家是在另一個莊上，離我們莊五裏路。這個五裏路就是我母親畢生所走的最長的距離。
北京大學那一位“老佛爺”要“打”成“地主”的人，也就是我，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家庭裏，就有這樣一位母親。
後來我聽說，我們家確實也“闊”過一陣。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東三省用口袋裏剩下的最後五角錢，買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災獎券，中了獎。兄弟倆商量，要“富貴而歸故鄉”，回家揚一下眉，吐一下氣。於是把錢運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裏，鄉裏的事由父親一手張羅，他用荒唐離奇的價錢，買了磚瓦，蓋了房子。又用荒唐離奇的價錢，置了一塊帶一口水井的田地。一時興會淋漓，真正揚眉吐氣了。可惜好景不長，我父親又用荒唐離奇的方式，仿佛宋江一樣，豁達大度，招待四方朋友。一轉瞬間，蓋成的瓦房又拆了賣磚，賣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變了主人。全家又回歸到原來的情況。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在這樣的情況下降生到人間來的。
母親當然親身經曆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可惜，當我同母親住在一起的時候，我隻有幾歲，告訴我，我也不懂。所以，我們家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隻像是曇花一現，我到現在也不完全明白。這個謎恐怕要成為永恒的謎了。
不管怎樣，我們家又恢複到從前那種窮困的情況。後來聽人說，我們家那時隻有半畝多地。這半畝多地是怎麽來的，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這半畝多地生活。城裏的九叔當然還會給點接濟，然而像中湖北水災獎那樣的事兒，一輩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九叔沒有多少錢接濟他的哥哥了。
家裏日子是怎樣過的，我年齡太小，說不清楚。反正吃得極壞，這個我是懂得的。按照當時的標準，吃“白的”(指麥子麵)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最次是吃紅高粱餅子，顏色是紅的，像豬肝一樣。“白的”與我們家無緣。“黃的”(小米麵或棒子麵餅子顏色都是黃的)與我們緣分也不大。終日為伍者隻有“紅的”。這“紅的”又苦又澀，真是難以下咽。但不吃又害餓，我真有點談“紅”色變了。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辦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個舉人，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他們這一支是有錢有地的。雖然舉人死了，但家境依然很好。我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親孫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鍾愛都傾注到我身上來。她是整個官莊能夠吃“白的”的僅有的幾個人中之一。她不但自己吃，而且每天都給我留出半個或者四分之一個白麵饃饃來。我每天早晨一睜眼，立即跳下炕來向村裏跑，我們家住在村外。我跑到大奶奶跟前，清脆甜美地喊上一聲：“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把手縮回到肥大的袖子，從口袋裏掏出一小塊饃饃，遞給我，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時刻。
此外，我也偶爾能夠吃一點“白的”，這是我自己用勞動換來的。一到夏天麥收季節，我們家根本沒有什麽麥子可收。對門住的寧家大嬸子和大姑——她們家也窮得夠嗆——就帶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裏去“拾麥子”。所謂“拾麥子”就是別家的長工割過麥了，總還會剩下那麽一點點麥穗，這些都是不值得一撿的，我們這些窮人就來“拾”。因為剩下的絕不會多，我們拾上半天，也不過拾半籃子，然而對我們來說，這已經是如獲至寶了。一定是大嬸和大姑對我特別照顧，以一個四五歲、五六歲的孩子，拾上一個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麥粒。這些都是母親親手搓出來的。為了對我加以獎勵，麥季過後，母親便把麥子磨成麵，蒸成饃饃，或貼成白麵餅子，讓我解饞。我於是就大快朵頤了。
記得有一年，我拾麥子的成績也許是有點“超常”。到了中秋節——農民嘴裏叫“八月十五”——母親不知從哪裏弄了點月餅，給我掰了一塊，我就蹲在一塊石頭旁邊，大吃起來。在當時，對我來說，月餅可真是神奇的東西，龍肝鳳髓也難以比得上的，我難得吃一次。我當時並沒有注意，母親是否也在吃。現在回想起來，她根本一口也沒有吃。不但是月餅，連其他“白的”，母親從來都沒有嚐過，都留給我吃了。她大概是畢生就與紅色的高粱餅子為伍。到了歉年，連這個也吃不上，那就隻有吃野菜了。
至於肉類，吃的回憶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賣煮牛肉的作坊。給農民勞苦耕耘了一輩子的老黃牛，到了老年，耕不動了，幾個農民便以極其低的價錢買來，用極其野蠻的辦法殺死，把肉煮爛，然後賣掉。老牛肉難煮，實在沒有辦法，農民就在肉鍋裏小便一通，這樣肉就好爛了。農民心腸好，有了這種情況，就昭告四鄰：“今天的肉你們別買!”老娘家窮，雖然極其疼愛我這個外孫，也隻能用土罐子，花幾個製錢，裝一罐子牛肉湯，聊勝於無。記得有一次，罐子裏多了一塊牛肚子，這就成了我的專利。我舍不得一氣吃掉，就用生了鏽的小鐵刀，一塊一塊地割著吃，慢慢地吃。這一塊牛肚真可以同月餅媲美了。
“白的”月餅和牛肚難得，“黃的”怎樣呢？“黃的”也同樣難得。但是，盡管我隻有幾歲，我卻也想出了辦法。到了春、夏、秋三個季節，莊外的草和莊稼都長起來了。我就到莊外去割草，或者到人家高粱地裏去劈高粱葉。劈高粱葉，田主不但不禁止，而且還歡迎；因為葉子一劈，通風情況就能改進，高粱長得就能更好，糧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葉都是喂牛用的。我們家窮，從來沒有養過牛。我二大爺家是有地的，經常養著兩頭大牛。我這草和高粱葉就是給它們準備的。每當我這個不到三塊豆腐高的孩子背著一大捆草或高粱葉走進二大爺的大門，我心裏有所恃而不恐，把草放在牛圈裏，賴著不走，總能蹭上一頓“黃的”吃，不會被二大娘“卷”(我們那裏的土話，意思是“罵”)出來。到了過年的時候，自己心裏覺得，在過去的一年裏，自己喂牛立了功，又有了勇氣到二大爺家裏賴著吃黃麵糕。黃麵糕是用黃米麵加上棗蒸成的。顏色雖黃，卻位列“白的”之上，因為一年隻在過年時吃一次，物以稀為貴，於是黃麵糕就貴了起來。
我上麵講的全是吃的東西。為什麽一講到母親就講起吃的東西來了呢？原因並不複雜。第一，我作為一個孩子容易關心吃的東西。第二，所有我在上麵提到的好吃的東西，幾乎都與母親無緣。除了“黃的”以外，其餘她都不沾邊兒。我在她身邊隻待到六歲，以後兩次奔喪回家，待的時間也很短。現在我回憶起來，連母親的麵影都是迷離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晰的輪廓。特別有一點，讓我難解而又易解：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母親的笑容來，她好像是一輩子都沒有笑過。家境貧困，兒子遠離，她受盡了苦難，笑容從何而來呢？有一次我回家聽對麵的寧大嬸子告訴我說：“你娘經常說：‘早知道送出去回不來，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他走的!’”簡短的一句話裏麵含著多少辛酸，多少悲傷啊!母親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眼望遠方，盼望自己的兒子回來啊!然而這個兒子卻始終沒有歸去，一直到母親離開這個世界。
對於這個情況，我最初懵懵懂懂，理解得並不深刻。到了上高中的時候，自己大了幾歲，逐漸理解了。但是自己寄人籬下，經濟不能獨立，空有雄心壯誌，怎奈無法實現，我暗暗地下定了決心，立下了誓願：一旦大學畢業，自己找到工作，立即迎養母親，然而沒有等到我大學畢業，母親就離開我走了，永遠永遠地走了。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親臨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當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從濟南趕回清平奔喪的時候，看到了母親的棺材，看到那簡陋的屋子，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世界上無論什麽名譽，什麽地位，什麽幸福，什麽尊榮，都比不上待在母親身邊，即使她一個字也不識，即使整天吃“紅的”。
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