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

我的題目“一個真正的中國人，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分為兩個問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講陳先生的愛國主義，因為近幾年國內外對陳先生的著作寫了很多文章，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可是我感到有一點不大夠，我們中國評論一個人是“道德文章”，道德擺在前麵，文章擺在後麵，這標準看起來很簡單，實際上並不簡單。據我知道，在國際上評論一個人時把道德擺在前麵並不是太多。我們中國曆史上的嚴嵩，大家知道是一個壞人，可字寫得非常好。傳說北京的六必居，還有山海關“天下第一關”都是嚴嵩寫的，沒有署名，因為他人壞、道德不行，藝術再好也不行，這是咱們中國的標準。今天我著重講一下我最近對寅恪先生道德方麵的一些想法，不一定都正確。

第一個講愛國主義。關於愛國主義，過去我寫過文章，我聽說有一位台灣的學者認同我所說的陳先生是愛國主義者，我感到很高興。愛國主義這個問題我考慮過好多年，什麽叫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有幾種、幾類？是不是一講愛國主義都是好的？在此我把考慮的結果向大家匯報一下。

愛國需有“國”，沒有“國”就沒有愛國主義，這是很簡單的。有了國家以後就出現了愛國主義。在中國，出現了許多愛國者，比歐洲、美國都多：嶽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歐洲曆史上找一個著名的愛國者比較難。我記得小學時學世界曆史，有法國愛國者Jeanned’Arn(貞德)，好像在歐洲曆史上再找一個嶽飛、文天祥式的愛國者很難，什麽原因呢？並不是歐洲人不愛國，也不是說中國人生下來就是愛國的，那是唯心主義。我們講存在決定意識，因此可以說，是我們的環境決定我們愛國。什麽環境呢？在座的都是曆史學家，都知道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有一個特點，北方一直有少數民族的活動。先秦，北方就有少數民族威脅中原；先秦之後秦始皇雄才大略，麵對北方的威脅派出大將蒙恬去征伐匈奴；到了西漢的開國之君劉邦時，也曾被匈奴包圍過；武帝時派出衛青、霍去病征伐匈奴，取得勝利，對於絲綢之路的暢通等有重大意義。六朝時期更沒法說了，北方的少數民族或者叫兄弟民族到中原來，隋朝很短。唐代是一個偉大的朝代，唐代的開國之君李淵曾對突厥秘密稱臣，不敢宣布，不敢明確講這個問題。到了宋代，北方遼、金取代了突厥，宋真宗“澶淵之盟”大家都是知道的，不需我講了，宋徽宗、宋欽宗都被捉到了北方。之後就是南宋，整個宋代由於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產生了大愛國主義者嶽飛、文天祥。元代是蒙古貴族當政，也不必說了。明代又是一個大朝代，明代也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威脅，明英宗也有土木堡之圍。明代之後清朝又是滿族貴族當政。

中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曆史一直有外敵或內敵(下麵還將講這個問題)威脅，如果沒有外敵的話，我們也產生不出嶽飛、文天祥，也出不了愛國詩人陸遊及更早牧羊北海的蘇武。中華民族近兩千年的曆史一直受外敵，後來是西方來或南來的歐洲，或東方來的敵人的威脅。所以，現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過去不這麽算，始終都有外敵。外敵存在是一種曆史存在，由於有這麽一個曆史存在，決定了中國五十六個民族愛我們的祖國。

歐洲的曆史與這不一樣，很不一樣。雖然難於從歐洲史上找出愛國主義者，但是歐洲人都愛國，這是毫無問題的，他們都愛自己的國家。我說中國人、中華民族愛國是存在決定意識，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愛國主義是不是好的？大家一看，愛國主義能是壞東西嗎？我反複考慮這個問題，覺得沒那麽簡單。我在上次紀念論文集的序言中講了一個看法，認為愛國主義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愛國主義指敵我矛盾時的表現，如蘇武、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還有一種愛國主義不一定針對敵人，像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君”嘛當然代表國家，在當時愛君就是愛國家，杜甫是愛國的詩人。所以，愛國主義有狹義、廣義這麽兩種。最近我又研究這一問題，現在有這麽一種不十分確切的看法，愛國主義可分為正義的愛國主義與非正義的愛國主義。正義的愛國主義是什麽呢？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受外敵壓迫、欺淩、屠殺，這時候的愛國主義我認為是正義的愛國主義，應該反抗，敵人來了我們自然會反抗。還有一種非正義的愛國主義，壓迫別人的民族，欺淩別人的民族，他們也喊愛國主義，這種愛國主義能不能算正義的？國家名我不必講，我一說大家都知道是哪個國家，殺了人家，欺侮人家，那麽你愛國愛什麽國，這個國是幹嗎的？所以，我將愛國主義分為兩類，即正義的愛國主義與非正義的愛國主義，愛國主義不都是好的。

我這個想法惹出一場軒然大波。北京有一個大學校長，看了我這個想法，非常不滿，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季羨林你那個想法在我校引起了激烈的爭論，認為你說的不對，什麽原因呢？你講的當時的敵人現在都是我們五十六個民族之一，照你這麽一講不是違反民族政策嗎？帽子扣得大極了。後來我一想，這事兒麻煩了，那個大學校長親自給我寫信!我就回了一封信，我說貴校一部分教授對我的看法有意見，我非常歡迎，但我得解釋我的看法，一是不能把古代史現代化，二是你們那裏的教授認為，過去的民族戰爭，如與匈奴打仗是內戰，嶽飛與金打仗是內戰，都是內戰，不能說是愛國。我說，按照這種講法，中國曆史上沒有一個愛國者，都是內戰犧牲者。若這樣，首先應該把西湖的嶽廟拆掉，把文天祥的祠堂拆掉，這才屬於符合民族政策，這裏需加上引號。

關於內戰，我說我給你舉一個例子，元朝同宋朝打仗能說是民族戰爭嗎？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承認是內戰嗎？別的國家沒法說的，如匈奴，現在我們已經搞不清楚了。魯迅先生幾次講過，當時元朝征服中國時，已經征服俄羅斯了，所以不能講是內戰。我說，你做校長的，真正執行民族政策應該講道理，不能歪曲，我還聽說有人這樣理解嶽飛的《滿江紅》，嶽飛的《滿江紅》中有一句“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他們理解為你們那麽厲害，要吃我們的肉，喝我們的血。嶽飛的《滿江紅》是真是假，還值得研究，一般認為是假的。但我知道，鄧廣銘教授認為是真的。不管怎麽樣，我們不搞那些考證。雖然這話說得太厲害了，內戰嘛，怎麽能吃肉喝血。我給他們回信說，你做校長的要給大家解釋，說明白，講道理，不能帶情緒。我們五十六個民族基本上是安定團結的，沒問題的。安定團結並不等於說用哪一個民族的想法支配別的民族，這樣不利於安定團結。後來他沒有給我回信，也許他們認為我的說法有道理。

現在我感覺到愛國主義不一定都是好的，也有壞的。像牧羊的蘇武、嶽飛、文天祥，麵對匈奴，抵抗金、蒙古，這些都是真的愛國主義。那麽，陳先生的愛國主義呢？

大家都知道，我說陳先生是三世愛國，三代人。第一代人陳寶箴出生於1831年，1860年到北京會試，那時候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陳寶箴先生在北京城裏看見西方煙火衝天，痛哭流涕。1895年陳寶箴先生任湖南巡撫，主張新政，請梁啟超做時務學堂總教習。陳寶箴先生的兒子陳三立是當時的大詩人，陳三立就是陳散原，也是愛國的，後來年老生病，陳先生迎至北京奉養。1937年陳三立先生生病，後來盧溝橋事變，陳三立老人拒絕吃飯，拒絕服藥。前麵兩代人都愛國，陳先生自己對中國充滿了熱愛，有人問為什麽1949年陳先生到南方來，關鍵問題在上次開會之前就有點爭論。有一位台灣學者說陳先生對國民黨有幻想，要到台灣去。廣州一位青年學者說不是這樣。實際上可以講，陳先生到了台灣也是愛國，因為台灣屬於中國，沒有出國，這是詭辯。事實上，陳先生到了廣東不再走了，他對蔣介石早已失望。40年代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蔣介石接見，陳先生回來寫了一首詩：“看花愁近最高樓，”他對蔣介石印象如此。

大家一般都認為陳先生是鑽進象牙塔裏做學問的，實際上，在座的與陳先生接觸過的還有不少，我也與陳先生接觸了幾年，陳先生非常關心政治，非常關心國家前途，所以說到了廣東後不再走了。陳先生後來呢，這就與我所講的第二個問題有關了。

陳先生對共產主義是什麽態度，現在一些人認為他反對共產主義，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華園日記》，他用英文寫了幾個字，說陳先生讚成Communism(共產主義)，但反對RussianCommunism，即陳先生讚成共產主義，但反對俄羅斯式的共產主義。浦江清寫日記，當時不敢寫“共產”兩個字，用了英語。說陳先生反對共產主義是不符事實的。那麽，為什麽他又不到北京去，這就涉及我講的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我講了陳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重點在“真正”，三代愛國還不“真正”嗎？這第二個問題講陳先生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

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也做了有八十年了，有一點體會。中國這個國家呢，從曆史上講始終處於別人的壓迫之下，當時是敵人現在可能不是了，不過也沒法算，你說他們現在跑到哪裏去了，誰知道。世界上哪有血統完全純粹的人!沒有。我們身上流的都是混血，廣州還好一點，廣東胡血少。我說陳先生為什麽不到北京去？大家都知道，周總理、陳毅、郭沫若他們都希望陳先生到北方去，還派了一位陳先生的弟子來動員，陳先生沒有去，提出的條件大家都知道，我也就不複述了。到了1994年，作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我寫過一篇文章《一個老知識分子的心聲》，我說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曆史條件決定有兩個特點：第一個愛國，剛才我已講過了；第二個骨頭硬，硬骨頭，骨頭硬並不容易。毛澤東讚揚魯迅，說魯迅的骨頭最硬，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

三國時禰衡罵曹操。章太炎罵袁世凱，大家都知道，章太炎掛著大勳章，赤腳，到新華門前罵袁世凱，他那時就不想活著回來。袁世凱這個人很狡猾，未敢怎麽樣。中國知識分子的這種硬骨頭，這種精神，據我了解，歐洲好像也不大提倡。我在歐洲待了多年，有一點發言權，不過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確。所以，愛國是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的一個傳統，硬骨頭又是一個傳統。

陳先生不到北京，是不是表示他的骨頭硬，若然，這下就出問題了：你應不應該啊？你針對誰啊？你對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骨頭硬嗎？我們50年代的黨員提倡作馴服的工具，不允許硬，難道不對嗎？所以，中國的問題很複雜。

我舉兩個例子，都是我的老師，一個是金嶽霖先生，清華園時期我跟他上過課；一個是湯用彤先生，到北大後我聽過他的課，我當時是係主任。這是北方的兩位，還可以舉出其他很多先生，南方的就是陳寅恪先生。

金嶽霖先生是偉大的學者，偉大的哲學家，他平常非常隨便，後來他在政協待了很多年，我與金嶽霖先生同時待了十幾年，開會時常在一起，同在一組，說說話，非常隨便。有一次開會，金嶽霖先生非常嚴肅地作自我批評，絕不是開玩笑的，什麽原因呢？原來他買了一張古畫，不知是唐伯虎的還是祝枝山的，不清楚，他說這不應該，現在革命了，買畫是不對的。玩物喪誌，我這個知識分子應該作深刻的自我批評，深挖靈魂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開玩笑，真的!當時我也有點不明白，因為我的腦袋也是馴服的工具，我也有點吃驚，我想金先生怎麽這樣呢，這樣表現呢？

湯用彤先生也是偉大學者，後來年紀大了，坐著輪椅，我有時候見著他，他和別人說話，總講共產黨救了我，我感謝黨對我的改造、培養。他說，現在我病了，黨又關懷我，所以，我感謝黨的改造、培養、關懷，他也是非常真誠的。金嶽霖、湯用彤先生不會講假話的，那麽對照一下，陳先生怎麽樣呢？我不說了。我想到了孟子說的幾句話：

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陳先生真夠得上一個“大丈夫”。

現在有個問題搞不清楚，什麽問題呢？究竟是陳先生正確呢，還是金嶽霖、湯用彤先生和一大批先生正確呢？我提出來，大家可以研究研究。現在比較清楚了，改革開放以後，知識分子腦筋中的緊箍咒少了，感覺舒服了，可是50年代的這麽兩個例子，大家評論一下。像我這樣的例子，我也不會講假話，我也不肯講假話，不過我認為我與金嶽霖先生一派，與湯用彤先生一派，這一點無可懷疑。到了1958年大躍進，說一畝地產十萬斤，當時蘇聯報紙就講一畝地產十萬斤的話，糧食要堆一米厚，加起麥稈來更高，於理不通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完全是荒謬的，當時我卻非常真誠，像我這樣的人當時被哄了一大批。我非常真誠，我並不後悔，因為一個人認識自己非常困難，認識社會也不容易。

我常常講，我這個人不是“不知不覺”，更不是“先知先覺”，而是“後知後覺”，我對什麽事情的認識，總比別人晚一步。今天我就把我最近想的與知識分子有關的問題提出來，讓大家考慮考慮，我沒有答案。我的行動證明我是金嶽霖先生一派、湯用彤先生一派，這一派今天正確不正確，我也不說，請大家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