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北方的二月，風依舊刺臉。
出警那天的天氣不好，陰鬱又清冷。
天氣預報說有小雪，我們開車趕到金狀元鉛筆廠的時候，天空已經飄起了零星的雪花。
廢棄的工人操場空**又荒涼。
兩個年久失修的籃球架子發出吱呀的晃動聲，遠處還有一排脫漆生鏽的單杠雙杠，旁邊是一對殘缺不全的乒乓球台子，偶爾有一兩個孩子從圍牆上跳過來，看到我們和身後的警車後，又匆忙跳了出去。
一個小時之前，值班室接到望江鎮派出所的電話，說是挖掘工人在對金山鉛筆廠的廢棄操場進行清理的時候發現了一口被掩埋的水井。
挖掘工人在向負責人請示之後，開始挖掘水井，清理水井內廢棄物，最後再進行填埋。
在清理過程中，挖掘工人挖出了很多廢棄生活用品，杯子罐子，水壺臉盆，甚至是枕頭被子等等。
一個年紀較大的挖掘工最先發現了裹在那些廢棄物中的頭骨，像是一顆貪玩的球，直接滾落了出來。
當時，他以為就是一個破足球了，走過去一瞧，才發現是一顆人的頭骨，後腦位置還被戳了一個大洞。
他嚇壞了，連忙讓開挖掘機的同事停下，接著上前掀開了那些廢棄物。
在那其中，他竟然看到了更多骨頭，長的，短的，大塊的，小塊的，不知道是人的，還是動物的。
他“哎呦”一聲，轉身就跑去報告了負責人。
負責人也嚇壞了，隨他過來看過骨頭之後，即刻報警了。
現場挖掘也就此停止了。
當時，接警的是望江鎮派出所的秦所長。
他趕到後，意識到事情不簡單，直接就給師父打了電話。
當時，我和大龍剛剛從宿舍出來，正準備出去吃點早飯，就被師父揪到車上，開車的正是法醫老遲。
出了分局，我就給茶壺打了電話，讓他直接前往位於東閩市運河區望江鎮的金山鉛筆廠。
我們一行四人趕到的時候，茶壺也剛到。
簡單打了招呼，師父就讓秦所長介紹現場情況：“咱們現在所在的這片操場是金山鉛筆廠的工人操場，當時就是供廠裏工人休閑所用，打打籃球，練練雙杠，跑跑步。鉛筆廠倒閉十多年了，這個操場也就廢棄了，沒什麽人來了。附近居民不多，偶爾有些孩子跳牆進來，玩一玩也就走了。”
我一邊環視，一邊聽著秦所長的介紹：“去年九月，這個操場被劃定為拆遷區域，計劃新建公園。從昨天開始，就有工人進場施工了。今天早上，挖掘工人在挖掘和平整土地的時候，發現了一口被掩埋的廢棄水井，裏麵充滿了廢棄物。挖掘工人向現場負責人請示後，繼續挖掘和清理，沒想到竟然挖出了人骨……”
秦所長和派出所民警出警後，立即對現場進行了封鎖。
我們趕到之後，在老遲的指揮下，我和大龍對留存在井下的大部分屍骨進行了觀察和拍照，隨後又對屍骨進行了簡單拚接和還原。
除了頭骨和胸骨在挖掘過程中受到了損害，其他部分屍骨還算完整。
死者初步判定為女性，死亡時間超過二十年，具體信息還需要在完整屍檢後才能確定。
老遲輕輕撥動了無名屍骨的頭骨，在頭骨的左後側有明顯裂痕：“看來，死者很可能是被人用鈍器或者重物擊中了後腦死亡。”
又是鈍器。
又是重擊後腦。
老遲曾說過，在同等條件下，雖然利器的殺傷力大於鈍器，且利器的致死部位也比鈍器要多，但是在針對具體部位的時候，就各有優勢了，鈍器對付腦袋有奇效，尤其是人體脆弱敏感的後腦勺。通常情況下，隻要力量到位，鈍器擊中後腦足以讓人直接斃命。
我冷不丁打了一個噴嚏。
雪越下越大了。
雪片落在了我們身上，也落在了那些屍骨之上。
老遲招呼我們將屍骨裝袋。
我一邊撿起屍骨，一邊抬眼看了看不遠處廢棄的辦公樓和車間：死者是誰呢，附近的住戶，鉛筆廠的員工，還是根本和這裏毫無關係？
她因何被殺，然後藏於廢井之下那麽多年？
她沒有家人甚至是親人嗎？
他們沒有找過她嗎？
我緩緩站起身，凝視著那一口被挖開的廢井。
如果不是即將修建公園，這具屍骨恐怕還要繼續被掩埋下去。在某種特定情況下，她可能永遠都不會被發現。
永遠都不會被發現。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寒意。
無名屍骨和在井內挖掘出來的廢棄物一並被老遲和大龍帶回了分局，我和師父還有茶壺留在了現場。
在刑事案件中，凶手在拋屍藏屍地點的選擇上往往都不是隨意的，即便是沒有準備的**殺人或突發犯罪，在拋棄或掩埋屍體的時候，往往也會遵循兩個原則，以降低屍體被發現的概率：其一，盡可能偏僻偏遠，隱蔽廢棄或人跡罕至的地方，這個比較容易理解；其二，在凶手的心理安全範圍之內的地方，比如說凶手家中或其經常出現的地方，這個地方讓他感覺安全，也完全在掌控範圍之中。
雖然金狀元鉛筆廠倒閉十多年了，這個工人操場也廢棄了，但是結合無名女屍超過二十年的死亡時間，在她被害的時候，金狀元鉛筆廠仍舊在經營，工廠裏有很多工人，附近還是有很多住戶，這裏既不偏僻偏遠，也不是什麽人跡罕至的地方。因此，凶手選擇拋屍井中的原因應該是這口井，這個操場，甚至是整個金狀元鉛筆廠，凶手認為它是熟悉的，安全的，起碼在他的心理上是完全可控的。
因此，凶手極有可能就是金狀元鉛筆廠的工人或者住在附近，與鉛筆廠有聯係的人。
由於案件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沒有大數據梳理和分析，更沒有任何監控等視頻線索可供調閱排查。因此，案件的偵破隻能依靠大量走訪。
師父感慨道：“現在的刑偵手段多了，你們也幸福多了。想當年，我和邱楚義跟著老隊長王強跑案子的時候，靠的就是一張嘴和兩條腿，磨破的布鞋和軋壞的車圈數都數不過來。老隊長說，張開嘴，邁開腿，隻要這麽做了，就是在無限接近真相了。”
金狀元鉛筆廠於1984年7月成立，主要從事普通鉛筆和彩色鉛筆的生產和銷售，工廠規模在三百人左右。
進入新世紀之後，由於市場競爭激烈，加之經營不善，這個老牌鉛筆廠連年虧損，並於2003年7月宣布破產倒閉。
秦所長介紹，在東閩市，金狀元鉛筆廠也算是家喻戶曉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東閩市很多學校學生使用的鉛筆都是這裏生產的，這也是很多八零後的童年記憶之一。
發現無名屍骨的當晚，老遲的屍檢報告就出來了。
死者係女性，從屍骨應風化程度分析，死亡時間超過二十年，也就是說死者在1997年或者之前死亡，死者死亡時的年齡在四十五歲至六十歲之間。
死因係疑似扳手等鈍器擊中左後腦，伴隨反複擊打，導致顱內出血死亡。
死者死後被直接投入井中，頭朝下，雙腳朝上，凶手又將很多生活用品和被褥塞入井中，掩蓋屍體。
關於凶手的推測，老遲隻是推測凶手係男性，年齡在二十至四十五的青中年。
隨後，老遲讓助手將在現場提取和整理的廢棄物一一展示，還讓助手附上了一張手繪圖。
“這是什麽圖？”大龍問，“這口廢井？”
“應該是遲哥畫的廢井內的狀態圖吧。”茶壺也走了過來，“從圖內分析，死者是在廢井的最下端，上麵分別被置入了杯子鍋子水壺等物品，然後是枕頭和被褥，最後是凳子和被折斷的桌板以及一些鐵罐子，也就是說，在被挖掘之前，這裏是一個封閉了二十多年的拋屍現場，不存在外界侵入和其他破壞因素。”
師父輕輕拿起一個物證袋，裏麵是一個銀手鐲和一枚金戒指：“看來，凶手不是圖財，如果圖財，他應該把這麽首飾帶走的。”
這時候，我拿起一個裝著枕巾的物證袋，雖然巾麵被汙物損毀，但還是能依稀分辨出左下角繡著的一行字。
“第二屆金狀元運動會？”我念出了上麵的字。
“沒錯，第二屆金狀元運動會。”老遲將一個損毀的藍色塑料盆遞了過來，那個塑料盆盆底印著一行字：第二屆金狀元運動會獎。
“看來，死者和凶手可能都與金狀元鉛筆廠有關係了。”我看向了師父，“白天，我們對凶手身份進行分析的時候，懷疑凶手可能是金狀元鉛筆廠的工人，現在通過死者身上的廢棄物推測死者或其家人很可能參加過金狀元鉛筆廠舉辦的這個第二屆運動會，並且獲了獎，說明死者也和金狀元鉛筆廠有關係。”
“看來，有必要好好查一查這個金狀元鉛筆廠了。”師父意味深長地說。
雪下了整整一天，一直到後半夜才停下。
一大早，天還沒有完全亮，我和師父還有大龍就出了分局。
與此同時，師父抽調其他中隊的警力協助茶壺，對於運河區乃至整個東閩市有記錄的，失聯或失蹤超過二十年的案件進行梳理。
由於二十多年前沒有辦案係統，案件也都是紙質卷宗，尤其是沒有進展的失聯或失蹤報案的案卷，分局部分的卷宗全部堆在了檔案室，一一翻找查閱需要一定時間，至於轄區各派出所，很可能在存檔或移動過程中出現過遺失。
通過秦所長，師父帶著我和大龍找到了金狀元鉛筆廠倒閉之前，負責全廠工作的魏廠長。
金狀元鉛筆廠工人操場旁的廢棄水井裏，挖出無名女屍的新聞一夜之間就傳遍整個望江鎮甚至是運河區。
聽聞我們前來拜訪，魏廠長也非常配合。
他說自己是2000年3月開始負責金狀元鉛筆廠的，當時工廠運營狀況已經出現虧損，雖然他也進行了整改，但還是沒能阻擋廠子三年後破產倒閉的結局。
魏廠長說，金狀元鉛筆廠自建廠起一共經曆了四任廠長。其中，第二任廠長馮廠長算是負責廠子最久的，長達十餘年，廠子也是在他的手裏一度創造過輝煌。
結合無名女屍的死亡時間，凶案應該就發生在馮廠長任期之內。
這個馮廠長也是魏廠長的師父，金狀元鉛筆廠破產倒閉後，魏廠長一度非常自責，感覺沒有接好師父的班。
隻不過，馮廠長已經在兩年前因病去世了。
雖然有些失望，但是魏廠長幫我們聯係到了馮廠長在任時期的後勤部孫主任。
通過視頻，我們和已經遷居外省的孫主任取得了聯係。
聽聞金狀元鉛筆廠工人操場旁的廢井裏挖出無名屍骨，他也極為震驚。
孫主任表示，他對那口廢井還有印象，就在工人操場的西北角。
師父詢問是否還有那些年的工人花名冊。
“早就沒了，當年沒有電腦，都是手抄存檔，在九五年還是九六年的時候，廠裏發生過火災，很多檔案資料都被燒毀了。”孫主任歎息道，“再者說，當時廠子工人流動性還是挺大的，有正式工人，也有打短工零工的，加到一起最多的時候有三百多人，除了我們關係不錯的老同事，其他人早就沒有聯係了。”
接著，我又問到了鉛筆廠的運動會。
“哦，這個我知道的。”孫主任應聲道，“當時也是響應市裏號召，鉛筆廠一共辦了三屆運動會，第一屆是在1992年，第二屆是在1994年，第三屆是1996年。”
“這三屆運動會都是您負責的嗎？”我問。
“我就負責了第二屆和第三屆。”孫主任答道，“主要是賽前準備和後勤保障吧。”
“您對這個枕巾和塑料盆有印象嗎？”我拿出平板電腦，調出印有“第二屆金狀元運動會”等字樣的照片。
“哦，我有印象。”孫主任眼前一亮，“這些是第二屆運動會的獎品，這個好像是一等獎的獎品。”
“一等獎就給枕巾和臉盆？”大龍瞄了我一眼。
“當然不是，一等獎給獎杯的。”孫主任笑著解釋道，“當時，我們後勤部幾個人商量，一等獎給獎杯，二等獎給運動背心，三等獎將給一個圓鏡子，後來有人說一等獎隻給獎杯有點少，就又加了一對枕巾和一個塑料盆，還在枕巾和塑料盆底上描了字樣。”
“隻有第二屆是這些獎品嗎？”我問。
“是，我記得第三屆的獎品就是茶杯茶具了。”孫主任答道。
“孫主任，您還記得第二屆運動會的一等獎有幾個人嗎，都是誰嗎？”師父開口道。
“這個，我是真的記不得了。”孫主任想了想，“我就記得我外甥女得了一等獎。”
與孫主任視頻通話結束後，我和師父還有茶壺已經餓得發昏，就在魏廠長家附近的一家包子鋪吃了點東西。
“第二屆運動會是1994年舉行的，也就是說死者大概是1994年至1997年之間被害的，這樣也就縮小了死亡時間區間。”我一邊吃包子一邊說。
“沒錯，不管是死者還是凶手，一定和當時的一等獎獲得者或多或少存在關係。”師父也認同了我的分析。
“老板，再來一屜水煎包。”大龍招呼道。
“你不是已經吃飽了嗎，怎麽還點？”我問。
“今天還不知道要忙到什麽時候呢，以備不時之需嘛！”大龍笑笑說，“俗話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我這往小了說是吃包子，往大了說就是保護大家的革命本錢。”
酒足飯飽之後，我們開了八個小時的車子，終於在次日清晨，輾轉見到了定居外省的孫主任的外甥女金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