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我的祖父是光緒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經故去了，他不曾聽到國語文學這些名稱，但是他的教育法卻很特別。他當然仍教子弟學做時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尤其是獎勵讀小說，以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之後，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他所保舉的小說，是《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這幾種，這也就是我最初所讀的書。（以前也曾念過“四子全書”，不過那隻是“念”罷了。）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林之洋的冒險，大家都是賞識的，但是我所愛的是多九公，因為他能識得一切的奇事和異物。對於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長在我們的血脈裏，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誌》之類千餘年前的著作，在現代人的心裏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九頭的鳥，一足的牛，實在是荒唐無稽的話，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嗬。《鏡花緣》中飄海的一部分，就是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夠理解荷馬史詩《阿迭綏亞》的趣味的，當能賞識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說，這些荒唐的話即是誑話。我當然承認。但我要說明，以欺詐的目的而為不實之陳述者才算是可責，單純——為說誑而說的誑話，至少在藝術上麵，沒有是非之可言。向來大家都說小孩喜說誑話，是作賊的始基，現代的研究才知道並不如此。小孩的誑話大都是空想的表現，可以說是藝術的創造；他說我今天看見一條有角的紅蛇，決不是想因此行詐得到什麽利益，實在隻是創作力的活動，用了平常的材料，組成特異的事物，以自娛樂。敘述自己想象的產物，與敘述現世的實生活是同一的真實，因為經驗並不限於官能的一方麵。我們要小孩誠實，但這當推廣到使他並誠實於自己的空想。誑話的壞處在於欺蒙他人，單純的誑話則隻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過被欺蒙到夢幻的美裏去，這當然不能算是什麽壞處了。

王爾德有一篇對話，名“The Decay of Lying”（《說誑的衰頹》），很歎息於藝術的墮落。《獄中記》譯者的序論裏把Lying譯作“架空”，仿佛是忌避說誑這一個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實有什麽要緊。王爾德那裏會有忌諱呢？他說文藝上所重要者是“講美的而實際上又沒有的事”，這就是說誑。但是他雖然這樣說，實行上卻還不及他的同鄉丹綏尼；“這世界在歌者看來，是為了夢想者而造的”，正是極妙的讚語。科倫（P.Colum）在丹綏尼的《夢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說：——

“他正如這樣的一個人，走到獵人的寓居裏，說道，你們看這月亮很奇怪。我將告訴你，月亮是怎樣做的，又為什麽而做的。既然告訴他們月亮的事情之後，他又接續著講在樹林那邊的奇異的都市，和在獨角獸的角裏的珍寶。倘若別人責他專講夢想與空想給人聽，他將回答說，我是在養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聖的。

我們在他的著作裏幾乎不能發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卻有一個在那裏，這便是一種對於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於凡俗的都市，對於商業的實利，對於從物質的組織所發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

夢想是永遠不死的。在戀愛中的青年與在黃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夢想，雖然她們的顏色不同。人之子有時或者要反叛她，但終究還回到她的懷中來。我們讀王爾德的童話，賞識他種種好處，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漁夫與其魂》裏的敘述異景總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對於《鏡花緣》，因此很愛他那飄洋的記述。我也愛《呆子伊凡》或《麥加爾的夢》，然而我或者更幼稚地愛希臘神話。

記得《聊齋誌異》卷頭有一句詩道，“姑妄言之姑聽之”，這是極妙的話。《西遊記》《封神傳》以及別的荒唐的話（無聊的模擬除外），在這一點上自有特別的趣味，不過這也是對於所謂受戒者（The I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說法，更非所論於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灣的人們。他們非用紀限儀顯微鏡來測看藝術，便對著畫鍾馗供香華燈燭；在他們看來，則《鏡花緣》若不是可惡的妄語必是一部信史了。

大白先生的《舊夢》將出版了，輪到我來做一篇小序。我恐怕不能做一篇合式的序文，現在隻以同裏的資格來講幾句要說的話。

大白先生我不曾會見過，雖然有三四年同住在一個小城裏。但是我知道他的家世，知道他的姓名——今昔的姓名，知道他的學業。這些事我固然知之不深，與這詩集又沒有什麽大關係，所以不必絮說，但其中有應當略略注意者，便是他的舊詩文的功夫。民國初年，他在《禹域新聞》發表許多著作，本地的人大抵都還記得；當時我的投稿裏一篇很得意的古文《希臘女詩人》，也就登在這個報上。過了幾年，大白先生改做新詩，這部《舊夢》便是結果，雖然他自己說詩裏仍多傳統的氣味，我卻覺得並不這樣；據我看來，至少在《舊夢》這一部分內，他竭力的擺脫舊詩詞的情趣，倘若容我的異說，還似乎擺脫的太多，使詩味未免清淡一點，——雖然這或者由於哲理入詩的緣故。現在的新詩人往往喜學做舊體，表示多能，可謂好奇之過，大白先生富有舊詩詞的蘊蓄，卻不盡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歡樂府調詞曲調的新詩，但是那些圓熟的字句在新詩正是必要，隻須適當的運用就好，因為詩並不專重意義，而白話也終是漢語。

我於別的事情都不喜講地方主義，唯獨在藝術上常感到這種區別。大白先生是會稽的平水人，這一件事於我很有一種興味。當初《禹域新聞》附刊《章實齋文集》《李越縵日記鈔》之類，隨後訂為“禹域叢書”，我是愛讀者之一，而且自己也竭力收羅清朝越中文人的著作，這種癖性直到現在還存留著。現在固未必執守鄉曲之見去做批評，但覺得風土的力在文藝上是極重大的，所以終於時常想到。幼時到過平水，詳細的情形已經記不起了，隻是那大溪的印象還隱約的留在腦裏。我想起蘭亭鑒湖射的平水木柵那些地方的景色，仿佛覺得朦朧地聚合起來，變成一幅“混合照相”似的，各個人都從那裏可以看出一點形似。我們不必一定在材料上有明顯的鄉土的色彩，隻要不鑽入那一派的籬笆裏去，任其自然長發，便會到恰好的地步，成為有個性的著作。不過我們這時代的人，因為對於褊隘的國家主義的反動，大抵養成一種“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態度，容易減少鄉土的氣味，這雖然是不得已卻也是覺得可惜的。我仍然不願取消世界民的態度，但覺得因此更須感到地方民的資格，因為這二者本是相關的，正如我們因是個人，所以是“人類一分子”（Homarano）一般。我輕蔑那些傳統的愛國的假文學，然而對於鄉土藝術很是愛重：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麵的趣味，而不相衝突，合成和諧的全體，這是“世界的”文學的價值，否則是“拔起了的樹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還將枯槁了。我常懷著這種私見去看詩文，知道的因風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以推想風土；雖然倘若固就成見，過事穿鑿，當然也有弊病，但我覺得有相當的意義。大白先生的鄉土是我所知道的，這是使我對於他的詩集特別感到興趣的一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