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宋案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即使他就任總理，中國當時的諸多問題

與危機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這些問題與危機，或許會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承擔；

議會民主、政黨輪替，或許會有機會在憲政框架內試驗、成熟。他的被刺，使這

一稍縱即逝的機會長久地喪失了，而此案至今也成了曆史疑案，一百年之後，疑

雲仍未散開。

意外發案，意外破案

上海地鐵3號線南行線路，自江楊北路開出，在四川北路公園附近與4號線漸行漸近，終於在寶山路站並為一線。車站南麵不遠處就是上海鐵路局。在1987年新的火車站建成以前，這裏曾是上海站的所在地。再往前追溯，1909年，上海滬寧鐵路站開始在此運營。

1913年3月20日夜，10點30分，一行人乘馬車抵達滬寧火車站。在議員接待室休息了10分鍾，他們起身走向檢票口。此時其中一人身後閃出一名身材矮小的黑衣男子，掏出手槍，開了一槍。中彈者先在旁邊的鐵椅上靠了下，然後振作精神奔向檢票口，呼喊：“我中槍了！”刺客見第一槍已經命中，即刻逃竄，中途遇人，又趴在地上開了兩槍後躍起逃逸。

中彈者是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當時正要乘火車北上。在他的主持下，國民黨此前已在國會選舉中大勝，獨得參眾兩院870席中的392席（指純粹國民黨籍者，因當時有不少議員身兼數黨）。雖然沒達到半數，但主要對手共和、統一、民主三黨總共也不過223席。當年在日本，一位陰陽家曾讚宋有30年太平宰輔之命，此時他似乎有極大機會以多數黨黨魁身份組閣，實現責任內閣、政黨內閣的夢想。槍響，夢碎。兩天後，這位原本前途無限的政治家，在滬寧鐵路醫院辭世。

黃興、陳其美、於右任以及宋的秘書劉白等人送了他最後一程。但還沒等他湖南的家屬趕到，遺體就被匆匆殮入了陳其美出資購買的楠木棺材。入殮前請照相師拍照。黃興主張衣冠齊整，以顯示他的光明正大；居正等則認為他遭逢慘禍，不能不留曆史紀念，於是又拍了張赤身露出傷痕的照片。刺宋案發生之後，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下令“重懸賞格、迅緝真凶，徹底根究”。國民黨則一麵自行偵查，一麵請滬上的各個警區、捕房提供幫助。詭異的是，兩三天後案子竟破了。犯下如此大案，兩名嫌犯竟都沒有離開上海。

應夔丞買凶，武士英殺人

宋教仁遇刺後，很快有人去現場勘查，從車站酒吧洋服務員那裏得知，宋在議員接待室休息時，曾有3個人頻頻在室外窺探；在宋走出接待室時，其中兩人退到裏月台西南角的水果攤旁，另一人站在裏月台中央，很可能就是凶手。21日（宋教仁遇刺次日），寶善路六野旅館有人向國民黨報告，有個房客很可疑。此人叫武士英，身材矮小、麵目凶惡，生活窘迫。宋教仁遇刺那天，有個姓馮的帶著三四個人來找他。之後武麵露喜色，向隔壁房客借了3角錢車資外出。晚上8點他穿著新衣回來，用1元錢還了3角錢的借款。隔壁房客說：哪用這麽

多！武手裏捏著幾十塊錢，得意地說，事成後還有一千。說完就出門去了。當晚他沒回旅館，第二天一早來店結清房錢就搬走了。

同日，有兩人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報案，說刺宋是中華國民共進會會長應夔丞主使。之後，又有兩人（其中一人之前來過）第二次報案，說古董商王阿法也知道此事。23日晚上，又有第三次報案。巡捕房於是先找到王阿法詢問，而後采取了行動。午夜，正在迎春坊喝酒的應夔丞被捕。

應夔丞是個身份複雜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於寧波，一名秉鈞，後改桂馨。他父親是個石匠，投靠官府炒賣地皮發家。應夔丞年輕時中過秀才，後在上海學過英語，愛揮霍，好結交，江湖人脈廣布，是青幫中“大”字輩的大佬，與同是“大”字輩的範高頭交好，因為牽連進自立軍起義和經營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卻成功破牆越獄。1906年，範高頭被清政府處死，應逃離上海，並改名應夔丞。此後，他捐過官，做過古董生意，辦過新式學堂。辛亥革命時，應夔丞動用財力、會黨為同盟會打探情報。

上海光複後，他在滬軍都督府參謀部當上了諜報科科長。後來都督陳其美派他護送孫中山去南京，擔任孫的衛隊長和庶務長，後又被調到黃興手下。南京臨時政府撤銷，他回到上海組織了一個聯合青幫、洪幫、哥老會的組織：中華國民共進會，擔任會長；之後又被江蘇都督程德全委任為江蘇駐滬巡查長。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武士英的落網更出人意料。應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應家搜查證據，發現一可疑人物，經車站目擊者和旅館房客指認，確定是武士英無疑。之後在應家又發現一柄已經射出3發子彈的手槍，子彈的規格與刺殺宋教仁的是同一種。武士英被捕後痛快供認，他是山西人，在雲南當過管帶（營長）。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館認識了一個姓陳的。19日，陳約他加入共進會，派他殺一個“無政府黨”。他答應了。第二天吃過晚飯，陳給他一支手槍，一行4人乘車去火車站，一人在外麵望風，另3人買了月台票進站。陳指給他看誰是宋教仁，宋從休息室出來不久他就開了槍。行刺之後逃到應夔丞家，陳已經先到了，他就把手槍交還給陳。他還見到了應夔丞，應稱讚他做得很好。但當初承諾的1000元錢報酬他隻拿到30元。

應、武二人被捕後，公共租界會審公堂進行了預審。出人意料的是，4月4日的第二次預審中，武士英當庭翻供說他不認識應夔丞，刺宋是他一個人的主意，因為宋教仁想做總理、想推翻中央政府，是四萬萬同胞的罪人。自稱賣字畫為生的王阿法作證，此前經由朋友吳乃文介紹，他去過應夔丞家賣畫。應拿出一張照片問他能否謀害上麵的人，事成之後酬謝一千大洋。他不敢答應，去找做保鏢的朋友國民黨員鄧文斌，鄧答應後又反悔。兩人的談話被鄧的

雇主張秀泉聽到，報告了國民黨，隨後鄧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報案。

但應夔丞始終不承認與刺宋案有關。他說他的確見過王阿法，不過當時王是拿著吳乃文的介紹信來求職的。至於買凶“我就發瘋亦不能（對他）說。我共進會人很多，何必找此種人”。他說他也不認識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為武自稱殺了宋教仁，他想穩住武，找機會處置，並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殺黨，或是反對黨，或是黨內反對宋的人。

會審公堂的7次預審，沒有審出什麽眉目來。之後，刺宋案被移交給中國方麵。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會同上海檢查廳廳長陳英等，對從應家搜集到的證據（包括手槍一支、子彈兩顆、密電碼3本、函電證據7包、一大木箱、皮箱一個、皮包一個）進行檢查，對所有重要證據共同蓋印並拍攝照片。4月25日深夜，程、應通電公布了部分證據。國務院秘書洪述祖的名字浮出了水麵。

洪述祖，字蔭之，1855年生，是清代著名學者洪亮吉的玄孫。據當時媒體報道，此人善於鑽營，自詡為縱橫家，在劉銘傳、岑春煊手下做過事，屢次因犯事（貪汙受賄、偽造地契、盜賣礦山等）被革職甚至坐牢。辛亥革命時，他曾勸唐紹儀同袁世凱商議，提出一方麵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麵借南方勢力以脅製北方，最終將帝國改造為民國的方案。後來他向人吹噓說清帝遜位詔書是他草擬的。

南北統一後，洪述祖任內務部秘書，頂頭上司是內務總長趙秉鈞。後來唐紹儀、陸征祥兩屆總理免職，趙改任總理，洪仍呆在內務部。1912年9月，洪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到上海等地對會黨力量進行調查，事先托人給應夔丞寫了封介紹信。兩人同是青幫“大”字輩大佬，又有中間人介紹，一見如故。當時因為參與湖北兵變，應正被副總統兼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緝，洪述祖往來奔走，為應爭取到特赦及江蘇駐滬巡查長職務，要他出力解散擾亂治安的會黨徒眾，並陪同應和共進會副會長張堯卿等人入京，期間應受到趙秉鈞和袁世凱接見。

程德全、應德閎公布的證據中，洪、應往來函電極多，但起先談的都是解散會黨以及國會歡迎團等事。2月1日，洪突然在信中說“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並叮囑應閱信後燒毀，應卻沒有照辦。第二天，洪追加一信，稱“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徑密電老趙，索一數目”。同日，應以專用密碼給趙秉鈞發去密電，第一次提到宋教仁，稱，“孫黃黎宋運動極烈，黎外均獲華僑資助，民黨皆主舉宋任總理。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興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冊，擬從橫濱發行。”

2月4日，洪寄出兩封快信，告知應的電報送到趙秉鈞處後，轉交他麵呈總統，袁世凱“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進行雲雲”（應發給趙的密電洪知道內容，可見是趙轉交給洪，而趙對內容應該知情。）。此後洪屢次催促應寄出“宋騙案由、提票、影片（照片）”，毫無結果。終於有些不耐煩的他3月6日致信應，“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為是），或有激烈之舉。”一周後的密電中他承諾應“毀宋酬勳位”。

同一天應致信洪，主動提出了“去宋”計劃：“事關大計，欲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必為擾亂。急急進行，複命有日。請俟之。”第二天他給洪發電報說，“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

18、19日，洪兩次密電要他“應即照辦”、“事速行”。21日淩晨兩點，宋教仁遇刺數小時後，應發出密電稱“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9點，他又發密電稱“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兩天之後應夔丞被捕，得知消息，洪述祖即刻逃往青島德租界避禍。5月3

日，他發表通電自辯，“一年以來，黨爭日劇，怪狀百端，使全國陷於無政府地位，心竊痛之”，所以想“暴宋劣跡，毀宋名譽，使國民共棄之，以破其黨派專製。”，但他“並無奪其生命之意”，不應該把“毀宋”二字當作謀殺的證據。

國民黨元老張繼在回憶錄中說，宋案發生不久，他和人去拜訪趙秉鈞，恰好北京警察總監王治馨也在。王說洪述祖南行前麵見袁世凱，問：“國事艱難，不過是二三反對人所致，如能設法剪除，豈不甚好？”袁說：“一麵搗亂尚不了，況兩麵搗亂乎？”宋被刺後，洪又見袁世凱一次。袁問究竟是誰殺宋，洪回答：“這還不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袁麵露不悅，洪出總統府即告假赴天津養病。二十多年後，曾任袁世凱機要秘書的張一麐回憶，“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奮勇謂能毀之。袁以為毀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釀巨禍。”

刺宋案懸而不決，與刺宋案有關的人，卻在短短6年間俱歸塵土。會審公堂預審結束後，武士英被押送到上海地方檢察廳，之後檢察廳接到程德全命令，將他轉移到六十一團兵營。上海檢察廳廳長陳英原定於一周後進行特別法庭的第一次預審。不料預審前一天早晨武突然發病，醫生趕到現場時已經氣絕，驗屍結果是“屬非毒而斃”。越獄之後，應夔丞逃到青島與洪述祖碰麵，發表要求“平反冤獄”的通電，聲稱宋教仁是叛亂（“二次革命”）禍首，武士英乃為民除害，而他自己“因維持共和而幾喪其身”——某種意義上默認了自己與暗殺的關係。按袁克文的說法，應想向袁世凱效忠，請洪述祖引薦，袁假意答應赦免他的罪。於是應“放膽

入京”，據說還曾向袁討要勳位和賞金。次年1月，他從北京去天津，火車開到楊村突遇刺客，被刺於車中。袁克文承認這是袁世凱主使。

避過風頭之後，洪述祖化名前去上海隱居，離開青島前以一萬五千兩白銀的價格將一座別墅抵押給了一位德國商人。“一戰”中日軍占領青島，把別墅改造成料理店。德國商人找到了洪述祖，向他討債。媒體的追蹤報道暴露了洪的行蹤。

1917年4月，他剛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交保獲釋，就被宋教仁15歲的兒子宋振呂以及秘書劉白捉住送官。兩年後洪被北京政府大理院處以絞刑。在獄中他為自己寫了兩副挽聯：“服官政，禍及其身，自覺問心無愧怍；當亂世，生不如死，本來何處著塵埃。”“入地獄乃佛語；知天命是聖言。”

牽涉進刺宋案後，趙秉鈞自請免職，好不容易才獲得袁世凱的批準。第二年春，他死在家中床頭。對他的死因，曆來有諸多傳言，但多半認定袁世凱派人投毒。但趙秉鈞之孫趙純佑在1998年給族人的信中卻說，家屬親見趙秉鈞死於腦溢血，並沒有所謂的七孔流血，“後人作傳，妄加枝葉，引人猜疑袁因涉有加害之嫌，指為北洋集團離心之始。”

不過，等到南北議和，臨時大總統之位易手時，孫中山又開始讚成內閣製，努力

使並非“置信推舉”的袁世凱成為“神聖贅疣”。對於為什麽主張內閣製，一年後宋教仁在國民黨上海交通部的演講說得很明白，“吾人則主張內閣製，以期造成議院政治者也。蓋內閣不善而可以更迭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異之，如必欲變異之，必致動搖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製，而取內閣製也。”在日記中，他曾指責孫中山做事“近於專製跋扈”。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提交的第一份內閣名單未獲通過，因為黨內有不少人反對宋教仁出任內務卿，有些人甚至聲言非把他逐出同盟會不可。這種聲音，直到宋教仁被刺前也未完全消失。不管刺宋是不是袁世凱授意，事後來看他的確是最終受益者。

台灣史學家吳相湘綜合各種史料提出，當時宋教仁、黃興已計劃在正式總統

選舉中推舉黎元洪，而由宋以國會多數黨領袖身份出任總理掌握實權，將袁世凱

排斥在政府外。

宋教仁留給國民黨參議、《民立報》社長於右任的遺囑是，“諸公皆當勉力進行，勿以我為念，而放棄責任心。我為調和南北事費盡心力，造謠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受痛苦也是應當的，死亦何悔？”駐院陪護他的《民立報》記者周錫三曾聽他在神誌清醒時說，“吾不料南北調和之事，乃若是之難。時事如斯，奈何！奈何！”宋似乎認為，他的被刺隻因努力調和南北而被誤會。如此說來，他沒有將袁世凱視為行刺的主謀，因為袁不可能在這件事上“誤會”他。

更耐人尋味的是，宋教仁臨終並未提及孫中山，反委托黃興代擬一電發給袁世凱，慨歎“國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餘恨”，冀望袁能“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鑒納。”

宋辭世後，國民黨籍國會議員仍按原計劃北上。1913年4月8日，民國第一屆國會正式開幕。25日，參議院選舉國民黨籍議員張繼為議長，王正廷為副議長。但曆史已經悄然轉入另一條軌道。據國民黨籍議員鄒魯回憶，宋教仁死後，黨內其他領袖不能北上主持大局，北京國民黨本部群龍無首，不但不能聯絡其他黨派，甚至統一本黨也有困難。國民黨原是聯合各派而成，但老資格的同盟會遠比其他派別激進，相對穩健的派別不以為然，加上局勢低迷，許多人紛紛脫黨。由梁啟超等人策動，共和、統一、民主三黨合並為進步黨，在國會中聲勢頓增，國民黨聲勢日減。

在某種意義上北京政府與國民黨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一邊就刺宋案作法律論爭，一邊準備著武力解決的方案。6月，袁世凱先發製人，借口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等國民黨籍都督曾通電反對向六國銀行團借款，不服從中央，將他們免職。次月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偃旗息鼓。一度有望執政的國民黨，再度成為流亡海外的革命黨。

史學家唐德剛曾遺憾慨歎：宋教仁案“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製向法製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兩造，當時均缺乏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杆，就使曆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宋教仁之死令人痛惜。誠然即使他就任總理，中國當時的諸多問題與危機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這些問題與危機，或許會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承擔；議會民主、政黨輪替，或許會有機會在憲政框架內試驗、成熟。他的被刺，使這一稍縱即逝的機會長久地喪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