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隨著專案會的深入，本案的細節也逐漸清晰起來。

展峰又陸續出示了幾份DNA報告。經比對，在吳培根家中提取的生物樣本，跟賊幫最後一名被害人癩麻完全吻合。這至少證明了狗五等六人的失蹤，跟他絕對脫不了幹係。有了實質性的證據，抓捕吳培根就顯得迫在眉睫。可讓嬴亮頭疼的是，吳培根這人已銷聲匿跡十六年，要想找到下落何其困難。讓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打破僵局的卻是會上一直沒有開口的隗國安。在現場勘查時，就他沒有什麽實際的工作，出於好奇，他從裏屋跑到外屋來回看了看，這讓他注意到一個細節：堂屋裏，有一張長約一米五的長條桌緊靠北牆。本來這種擺設並沒有什麽稀奇，可是受呂瀚海影響，每當遇到老式家具，隗國安都習慣近距離觀察觀察，倒不是為了查案，純粹就是看看是不是紅木或黃花梨。

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在研究木料材質的過程中，他竟無意間發現桌麵上有星星點點火燒痕跡，痕跡附近散落有一小撮稻米。再往白牆上看，又能發現泛黃的煙痕。痕跡呈大寫的V字形，中間有大片留白。從留白的麵積可以判斷，這裏明顯曾懸掛過一個相框。按照當地風俗，隻有拜祭有養育之恩的長輩才會在香爐中放入稻米。凶手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還不忘帶走香爐和遺照，那麽這個人到底和凶手是什麽關係？

為了搞清這一點，展峰找到了吳培根曾經的好友，那位弄丟乙醚的藥房老板翟國慶。據他的說法，吳培根很少提及他的家世，從認識他那天起他就一個人。吳培根的住處他曾去過幾次，也留意到了堂屋的香爐。他隻能回憶起照片上是位老婦，但他並沒有詢問吳培根跟逝者的關係。他隱約記得，有一次在上香時，吳培根喃喃自語，稱逝者為“陶奶”。

“他在逃跑時，沒有帶走身份證，說明證件對他的用處不大。雖說那時候火車、汽車還沒有實名製，但外出務工，必須出示證件。既然不帶，表明他有一個可以給他提供生活來源的地方。”司徒藍嫣說道。

“20世紀初，跑路的人有兩種選擇：要麽去大城市，要麽就選擇偏遠農村。吳培根自知大城市賊幫活躍，選擇前者的可能性幾乎為零。而農村多為同姓宗族關係，外人很難長住，除非有親戚投靠。”隗國安也補充了自己的看法。

為了溯源，專案組幹脆把吳培根的戶籍檔案全部找了出來，在翻閱紙質檔案時，司徒藍嫣發現了一張手寫的火化證。該證是吳培根遷戶時提供的，內容為證實原戶主已死亡，無法到派出所辦理分戶手續。火化證上的逝者信息，終於讓專案組發現了端倪。

死者名叫陶華芝，1929年8月1日生，病逝，火化日期為1993年3月6日，享年65歲，在落款的位置，隱約可以看到一行小字：大橋縣殯儀館。

…………

TS市九區三縣，這個麵積較小的大橋縣最為偏僻，被一條柳平河隔絕，早年縣裏的居民進趟城，要擺渡四十分鍾，時至今日，那裏車輛通行還要依靠渡船運載過河。因為出行不就，為了方便居民，縣裏麻雀雖小五髒俱全，醫院、學校、火葬場等公共基礎設施十分完善。

1993年陶華芝去世時，計算機還沒普及，對於早年銷戶的居民，戶籍係統查不到任何信息。好在大橋縣殯儀館每年火化的逝者並不多，檔案室內保存著建館以來的所有資料，專案組從這裏得到了一個模糊的地址——大橋縣陶圩村。

一波三折後，該村的老村長陶士德總算給專案組提供了些線索。

陶士德說：“陶華芝和我平輩，比我大10歲。她丈夫死得早，兩人一直沒有孩子。當年有人勸她改嫁，可她就是不肯，守了大半輩子寡。培根是從十裏開外的吳家莊討來的。據說，孩子生父從外地拐了個女子當媳婦，女子給她生下一子後，卷了家裏所有的錢跑了。孩子生父因為這個犯了神經，把孩子一丟也跑了。那個年代沒有計劃生育，家家戶戶都五六個，負擔都不輕。這個孩子隻能先寄住在村長家裏。當年，我去鄉裏開會時，村長見人就問有沒有合適的人家，好給孩子討條生路。我回村後就找了陶華芝，她滿口答應要養這個孩子。抱回來時孩子已上了戶口，所以名字這些年就沒有改，一直叫吳培根。”

展峰問道：“陶華芝去世後，吳培根有沒有回過村子？尤其是在2003年前後。”

陶士德想了想，說：“回來過，還住了一段時間，後來就再沒見過。”

嬴亮問：“去哪裏了知不知道？”

“不是很清楚。”

“他外地還有沒有親戚可以投奔？”

“他哪兒來的親戚……哦，對了，我想起一件事。”

嬴亮忙問：“什麽事？”

陶士德回憶說：“俺們村有一位跟培根差不多年紀的小夥，出車禍去世了，戶口一直沒注銷。他們家跟陶華芝是親戚，按輩分培根跟小夥還是表兄弟，培根臨走時，說他準備外出打工，可他的身份證弄丟了，補辦需要很長時間，就拿走了小夥的身份證。我是聽人閑聊時說的，我當時還懷疑培根會不會犯事了。”

嬴亮心中一緊，“小夥叫什麽？”

“陶鑫，他父親叫陶啟運，按輩分還得管我叫叔。”

結束問話，嬴亮迅速核實了陶鑫的身份信息，不出他們所料，直到上個月，這個“已死之人”竟然還能查到相關物流信息。

“這下可算找到你了。”嬴亮一樂——地址俱在，這家夥就是甕中之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