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V 後遺症
這些都是發生在三年前的事兒了。我現在住在凱盧阿，離我哥哥康拉德不遠。這是一個夏威夷島上的美麗海濱小鎮。我住的地方在奧涅瓦街，這個街區離海灘相當遠，更是遠離繁華喧囂，不過公寓很寬敞，而且對夏威夷來說，算是便宜了。而且它靠近庫烏雷路，這是一個重要原因。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就在庫烏雷路上，而這就是我的心理醫生掛牌看診的地方。
愛德華·布裏斯韋特說他41歲，不過他看上去就像30多歲。等你到了61歲——今年8月我就到這歲數了——你會覺得25歲到45歲之間的男人女人看上去都像是30歲的人。很難把那些剛剛度過頑劣20歲（至少我那段歲月是這樣）的人當回事，但我一直努力配合布裏斯韋特醫生，因為他的治療對我幫助甚大……但我不得不說，抗抑鬱藥幫助更大。我知道有人不喜歡這種藥，他們聲稱這些藥片會讓他們的思想和情緒變遲鈍，我可以做證，確有其事。
感謝上帝，確有其事。
多虧了阿康，我才認識了布裏斯韋特醫生，阿康放棄吉他去搞體育，又放棄體育去研究天文……盡管他還是一個排球猛將，在網球場上表現也不錯。
我把這本書上每一頁的事情都告訴了布裏斯韋特醫生，毫無保留。他基本不相信，當然，哪個心智正常的人會信呢？但是把故事講出來卻是一種解脫！故事中的某些元素會讓他停下來思考一下，因為那些是有據可查的，例如丹尼牧師。即便是現在，隻要你用穀歌搜索那個名字，還是能出來將近100萬個結果；不信你就自己查一下。他的治療是否真實依然有爭議，但是連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治療都尚有爭議呢——據說他在世時治好了一名法國修女的帕金森病；他去世六年後，還為一名哥斯達黎加女人治好了腦部動脈瘤。（真奇妙！）[14]查理的許多治愈者身上發生的事——他們對自己或對別人的所作所為，也是可以查實的，並非憑空猜測。愛德華·布裏斯韋特認為我是把事實編進了我的故事裏，以添加可信度。去年年底有一天，他引用了榮格的一句話便足以概括：“世界上最偉大的虛構症患者都在瘋人院裏。”
我不在瘋人院裏；在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完成治療後，我可以自由離開，回到我安靜而充滿陽光的公寓裏。為此，我很感激。我也慶幸自己還活著，因為丹尼牧師的很多治愈者都死了。在2014年夏到2015年秋之間，他們中有幾十人自殺了。或許有數百個——無法確定。我不由自主地想象他們在另一個世界重新醒來，在咆哮的星辰下**行進，被恐怖的蟻兵驅趕著，我很慶幸我不在此列。我認為，感恩生命，不管出於什麽原因，都表明這個頭腦清楚地抓住了要領。我的部分心智已經一去不複返——被“切除”了，看到瑪麗·費伊病房那一幕後就像被截去了手腳一樣失去了部分心智，這是我必須學著去習慣的。
每周二和周四，2點到2點50之間，我都要說上50分鍾。
我真能說。
在暴風雨過後的那個早晨，我在山羊山度假村大堂的一張沙發上醒來。我的臉很疼，**快憋不住了，但我卻不想到餐廳對麵的男衛生間去。那裏有鏡子，我不希望看到鏡中的自己，哪怕是無意瞟見。
我走到外麵去小便，看到度假村的一輛高爾夫電瓶車撞上了門廊的台階。座椅和簡陋的儀表板上都有血跡。我低頭看看自己的襯衫，發現有更多血跡。擤鼻子的時候發現鼻子已經腫起來了，深紅色的血痂從鼻子上脫落下來，掉到我手指上。原來是我開的高爾夫球車，撞了車，碰了臉，但我卻完全不記得出過這事兒。
如果說我隻是不想回天蓋附近那個小房子的話，那真是過於輕描淡寫了，但我不得不去。上高爾夫球車，然後開起來並不難。把車沿路開進樹林卻十分困難，我每次都得停車去把斷枝移開，再開就更難了。我的鼻子一抽一抽的，腦袋因為緊張性頭痛而砰砰作響。
門依然敞開著。我把車停下，出了電瓶車，起初我隻能站在那兒揉我那腫脹的鼻子，直到又開始出血。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風暴已經衝走了所有的炎熱和濕氣，隻不過門裏麵那個房間除外，那裏是一個陰影之穴。
沒有什麽可擔心的，我告訴自己。不會出什麽事兒的，都結束了。
可是萬一還沒結束呢？萬一還會出事兒呢？
如果她在等著我，隨時準備伸出那人臉做成的魔爪怎麽辦？
我強迫自己一級一級走上台階，當烏鴉在我身後的樹林裏發出刺耳尖叫時，我畏縮起來，抱頭尖叫。唯一使我堅持沒有逃走的就是，我知道如果不看清楚裏麵到底有什麽，瑪麗·費伊的臨終病房會讓我的餘生不得安寧。
那個長了單個黑眼球的翕動中的惡心怪物並不在房裏。查理的最終病人的屍體還像我上次見到的那樣躺在那裏，她的睡衣上有兩個子彈孔，屁股下麵的被單上還有兩個。她嘴巴大開，不過並沒有可怕的黑色凸出物的跡象，但我沒有試圖說服自己這全是我想象出來的，因為我清楚這不是。
那個金屬頭箍，現在已經暗淡無光，還箍在她額頭上。
雅各布斯的位置變了。他沒有側身抱膝蜷在床邊，而是靠著房間另一頭的牆坐著，頂著五鬥櫥。我第一個想法是原來他那時還沒死。此處發生的恐怖事件導致他又中風了，但卻沒有立即致命。他爬到了五鬥櫥那邊，最後死在了那裏。
或許如此，可是他手裏卻拿著槍。
我盯著這把槍看了很久，皺著眉頭，努力回想。我當時想不起來，也拒絕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醫生提出的用催眠療法來還原封閉的記憶。一部分原因是我害怕催眠會從我大腦黑暗區域裏釋放出的東西，更主要是因為我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一定是這樣的。
我扭轉查理的身體（那恐怖的表情仍印在他的臉上），讓他麵朝瑪麗·費伊。我已經打了五發子彈，我很確定，但隻有四發打在她身上。有一發打飛了，依我當時的精神狀況來看，這並不奇怪。可是當我抬眼看牆的時候，發現上麵有兩個彈孔。
我是回過度假村，前晚又來過？是有這種可能，但我不認為我能勉強做到，即便是有些意識中斷。不對，我應該是離開前就把場景布置好了。然後我才回去，撞了高爾夫球車，跌跌撞撞上了台階，在大堂睡著的。
查理沒有拖著身子爬過房間，是我把他拖過去的。我把他靠著五鬥櫥支起來，把槍放進他右手裏，然後朝牆上打了一發。警察終會發現這離奇的一幕，他們不見得會去檢查他的手上有沒有槍擊殘留，但如果他們查的話，就能查到。
我想把瑪麗·費伊的臉蓋上，可是所有東西都必須原樣不動，而且我最想做的就是逃離那個充滿陰影的房間。但我又停留了片刻。我跪在我的“第五先生”身旁，摸了摸他細瘦的手腕。
“你本該收手的，查理，”我說，“你早就該收手了。”
但他可能收手嗎？說得輕巧，這樣我就能把責任推到他身上。可是我也要責怪我自己，因為我也沒能停手。好奇心是很可怕的，不過這都是人性。
太人性了。
“我壓根兒沒去過那兒。”我這樣告訴布裏斯韋特醫生，“我當時是這樣決定的——隻有一個人可以證明我去過。”
“那名護士，”布裏斯韋特醫生說，“珍妮·諾爾頓。”
“我認為她除了幫我之外別無選擇。我們必須互相幫助，也就是口徑一致，說我們當時一起離開了山羊山，是在雅各布斯開始說瘋話，說要拔掉瑪麗·費伊的呼吸機時走的。我相信珍妮會附和我的，也是為了確保我對她參與的那部分閉口不言。我沒有她的手機號碼，但我知道雅各布斯有。他的地址簿在庫珀套房裏。果不其然，我找到了她的號碼。我打了個電話，直接進了語音信箱。我讓她給我回撥。阿斯特麗德的號碼也在他的電話簿裏，所以我又試了一下她的。”
“又是語音信箱。”
“對。”我雙手捂住臉，阿斯特麗德可以接電話的日子已經到頭了。“是的，沒錯。”
事情是這樣的。珍妮把高爾夫球車開回度假村，上了她的斯巴魯，馬不停蹄一路開回芒特迪瑟特島。她此刻隻想回到溫暖舒適的家，也就是回到阿斯特麗德身邊，毫無疑問，阿斯特麗德就在那裏等著她。她們的屍體是在前門內側被發現的。阿斯特麗德肯定是在珍妮剛走進家門的時候就拿菜刀一刀插進了她喉嚨，然後又用刀割開了自己的手腕。她是橫切開的（不建議這種做法），不過深深切進了骨頭裏。我想象著她們躺在那已經風幹的血泊中，珍妮的手機在她包裏響了一陣，然後是阿斯特麗德的手機在廚房的刀具架下響起來。我不願去想，但卻停不下來。
並非所有被雅各布斯治療過的人都自殺了，但在後來兩年裏，很多人都這樣做了。並非所有的人都殺死愛人來陪葬，但半數都是這樣；我是調查後得知的，而且我告訴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他認為這些不過是巧合而已。這並沒有那麽容易，不過他樂得駁斥我對於這一連串瘋狂、自殺和他殺所給出的結論：妖母需要犧牲品。
帕特裏夏·法明戴爾，那位往自己眼裏撒鹽的女士，視力恢複到了足夠夜間在**悶死她年邁的父親，然後開槍打爆她丈夫和她自己腦袋的地步。埃米爾·克萊因，吃土的那個人，槍殺了他的妻子和兒子，然後走進了車庫，把剪草機的機油倒了自己一身，然後劃了一根火柴。愛麗絲·亞當斯，在克利夫蘭帳篷複興會治好癌症的一位，拿著她男友的AR-15自動步槍進了一家便利店，開槍掃射，殺死了三個路人。彈夾打空之後，她從口袋裏取出一把0.38英寸口徑的“獅子鼻”（左輪手槍），張嘴朝上齶開了一槍。瑪格麗特·特裏梅因，丹尼牧師在聖迭戈治好的一個病人（克隆氏症），從她的九層公寓的陽台上把她的繈褓中的兒子扔了下去，然後自己跳下去。目擊者說當她摔下來的時候完全沒有發出叫聲。
然後就是阿爾·斯坦珀。他的故事你可能了解，怎麽可能錯過超市小報的勁爆頭條？他邀請了兩任前妻共進晚餐，但其中一位，好像是第二任，碰上了塞車，結果來晚了，算她走運。斯坦珀的這處住宅在韋斯特切斯特，門開著，她就自己進去了，她發現斯坦珀的第一任前妻被綁在飯廳的一把椅子上，頭頂凹陷了進去。這個沃-利特斯樂隊前主唱從廚房裏出現了，揮舞著棒球棍，棍子濕漉漉的，沾滿了血和頭發。第二任前妻尖叫著逃出房子，斯坦珀在後麵一路狂追。在住宅區的街道上跑到一半兒時，他倒在了人行道上，心髒病突發身亡。沒什麽好奇怪的，他體重嚴重超標。
我敢肯定所查到的並非所有案子，這些案例分散在全國各地，淹沒在美國日漸習以為常的無意義暴力事件之中。布裏能夠查出其他案子，但即便她仍是單身，住在科羅拉多州，她也不會想幫我的。布裏·唐林-休斯現在不跟我來往了，我也完全諒解。
去年聖誕節前不久，休打電話給布裏的母親，請她到他大房子裏的辦公室來。他說他有個驚喜給她，他的確做到了。他用電燈線勒死了他的老情人，把她的屍體抱進車庫，拖上他那輛老式林肯大陸的副駕座位。然後他坐到方向盤後麵，發動了引擎，調到一個放搖滾的電台，在封閉的車庫裏吸尾氣自殺了。
我答應過布裏遠離雅各布斯……她知道我對她撒了謊。
“假設你說的全是真的……”愛德華·布裏斯韋特在我們最近的一次治療中說。
“你竟敢這麽說。”我說道。
他微笑起來，繼續說：“這並不表示你所看到的地獄般來世情景是你真正看到的。我知道這景象一直在你心頭縈繞，傑米，不過看到異象的人多了去了，包括《啟示錄》的作者，拔摩島的約翰。有許多老年男女，甚至小孩子都聲稱自己窺見過薄紗之外的世界。《天堂真的存在》就是基於一個差點兒喪命的四歲小孩兒所看見的來世寫出來的。”
“科爾頓·伯波，”我說道，“我讀過。他說有一匹小馬駒，隻有耶穌能騎。”
“隨你怎麽開玩笑，”布裏斯韋特聳了聳肩，“他所說的很容易被人拿來取笑，但伯波還遇到了他胎死腹中的姐姐，這是他之前不知道的。這一點是可以查實的。就跟所有那些殺人之後自殺的案例一樣可以查實。”
“殺人之後自殺的案例有很多，但科爾頓隻是遇到了一個姐姐而已，”我說，“區別在於數量。我沒上過統計課都知道這一點。”
“我很樂意假定那孩子看到的來世的異象不成立，因為同樣的假定可以支撐我的命題：你看到的異象——貧瘠的城市、蟻人、黑紙般的天空——同樣不成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明白。而且我也樂意采信。”
我當然願意。誰都願意。因為人終有一死，想到我死後要去的地方，這給我的生活蒙上的不僅是陰影而已；它使我的人生顯得單薄而沒有意義。不，還不光是我的人生，是所有人的生命。於是我死死抓住一個念頭，這是我的四字真言，早上起來念一遍，晚上睡前念一遍。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妖母騙人。
有時候我能信……但也有一些原因讓我有所保留。
總有些跡象。
在我回到尼德蘭之前——我在那裏發現休謀殺了布裏的母親然後自殺，我開車回了哈洛的家。我這樣做有兩個原因。雅各布斯的屍體被發現後，警方可能會與我聯係，讓我講講我在緬因州做了什麽。這似乎很重要（雖然最後他們並沒問），但還有更重要的：我需要一個熟悉的地方的舒適感，需要那些愛我的人。
但我未能如願。
你還記得卡拉·琳內不？我的小外侄孫女。2013年的勞動節派對我一直抱著，直到在我肩上睡著的那個；每次我走近都向我伸出手臂的那個？當我走進我出生成長的老房子時，卡拉·琳內坐在她父母之間一把老式高腳椅上，我小時候可能也在上麵坐過。小姑娘見到我之後開始尖叫，劇烈地左右搖擺，要不是父親把她抓住，她可能會摔下地。她把臉埋在胸前，用盡氣力尖叫不已。直到她祖父特裏把我領到門廊，她才停下來。
“她這是搞什麽鬼？”他半開玩笑地說，“你上次來的時候，她那麽依依不舍。”
“不知道。”我嘴上這麽說，心裏卻清楚。我本想在這兒住上一兩晚，吸收一下正常的氣息，就跟吸血鬼吸血一樣，不過看來是行不通了。我不知道卡拉·琳內在我身上到底感覺到了什麽，但我是再也不想見到她那張驚恐的小臉了。
我告訴特裏我隻是順道過來打個招呼，連留下來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要趕一趟去波特蘭的飛機。我一直在劉易斯頓，錄諾姆·歐文跟我說的一個樂隊的演出。他說這個樂隊有潛力紅遍全國。
“真的嗎？”他問。
“沒戲，一點兒戲都沒有。”我裝模作樣地看看手表。
“別管那飛機，”特裏說，“總有下一班的。進來跟家人一起吃頓晚餐吧，我的好弟弟。卡拉會靜下來的。”
我不這麽認為。
我告訴特裏我要在狼頜錄一場演出，絕對不能錯過。我跟他說下次吧。而當他伸出雙臂時，我緊緊抱住他，我知道這輩子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我當時還不知道那些殺人之後自殺的事情，但我知道我背負了一些有毒的東西，很可能接下來的日子裏都要背負著它。我最不想做的就是讓我愛的人被毒物感染。
往我租的那輛車走的時候，我停下來看了一眼草坪和衛理公會路之間的那條泥沙帶。衛理公會路多年以前就鋪好了，但那條泥沙帶卻跟我當年玩我的玩具士兵時一樣，那是我姐姐送我的六歲生日禮物。1962年秋的某一天，我跪在那裏玩士兵，一道陰影遮住了我。
這陰影還在。
“你有沒有殺過人？”
愛德華·布裏斯韋特多次問我這個問題。我知道這招叫“遞進重複”。我總是微笑著告訴他沒有。我固然是往那可憐的瑪麗·費伊身上打了四發子彈，但這女人當時已經死了，而查爾斯·雅各布斯則是死於一次致命的中風。如果那一天沒發作，過一陣兒也會發作，而且很可能是在年前。
“你顯然也沒有自殺，”愛德華微笑著繼續說，“除非我麵前的你隻是我的幻覺。”
“不是幻覺。”
“沒有自殺衝動嗎？”
“沒有。”
“有沒有在理論層麵思考過？比如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者是無法入睡的時候？”
“沒有。”
這些日子，我的生活遠算不上快樂，但是抗抑鬱藥為我設定了下限。自殺沒在我考慮範圍之內。而且鑒於死後可能出現的事情，我希望盡可能活久一點兒。還有些別的事情。我覺得，無論對錯，有許多我需要贖罪的地方。正因如此，我還在試圖多做好事。我在阿普普街的海港之家做湯廚。我每周有兩天時間在凱奧盧道上黑雁麵包房旁邊的“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商店做誌願者。你要是死了，就沒法兒再彌補什麽了。
“告訴我，傑米，為什麽你是那隻另類的旅鼠，沒有同類那種跳崖的衝動？為什麽你有免疫？”
我隻是微笑著聳聳肩。我可以告訴他，但說了他也不會信。瑪麗·費伊是妖母走進我們世界的大門，但我是那把鑰匙。開槍射擊一具屍體不能殺死任何東西——妖母那種不死的存在是不可能被殺死的——可是當我開槍的時候，我把門給鎖上了。我不光是嘴上說不，也在身體力行。如果我跟我的精神科大夫說某個另一世界的存在，支配者之一因為我說了“不”而把我救下來，留著日後終極末日複仇時再用，精神科大夫聽了之後可能會考慮強製安排我住院。我可不想這樣，因為我還有另一個責任，一個我認為遠遠比在海港之家幫忙，或者在“美好願望”給衣服分類更重要的責任。
每次與愛德華的治療結束後，我都用支票跟他的接待員結算。我有財力這麽做，是因為那個前巡回搖滾吉他手轉型的錄音師，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富人了。真諷刺，不是嗎？休·耶茨死後無嗣，留下了大量的財富（祖祖輩輩流傳下來的）。有一些小額遺產，比如給莫奇·麥克唐納、希拉裏·卡茨（又名“星燦佩甘”）的贈款，但是他的大部分遺產卻是在我和喬治婭·唐林之間分。
鑒於喬治婭死於休之手，光那筆遺贈，財產律師的律師費就相當於他們幹20年的費用了，而且沒人來製造事端（我當然不會去添亂），所以沒有法庭糾紛。休的律師與布裏取得了聯係，告知她，作為死者的女兒，她有權要求索賠。
不過布裏無意索賠。辦理我這邊事務的律師告訴我，布裏稱休的錢是“被玷汙”的。或許如此，但我拿走我那份卻毫無歉意。一部分是因為我沒有參與休的治療，更主要是因為我覺得我也被玷汙了，與其在窘困中被玷汙，不如舒舒服服地被玷汙。我不知道喬治婭的那幾百萬下落何方，也無意查明。知道太多並不好。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
當我一周兩次的治療結束並付清賬單後，我離開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的外層辦公室。外頭是一個寬闊的鋪了地毯的大堂，排列著其他辦公室。右轉就能回到大堂，出了大堂就是庫烏雷路。但我沒有右轉，我向左轉了。認識愛德華純屬巧合，我最初到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是為了其他目的。
我沿著走廊往下走，穿過芳香馥鬱管理得當的花園，那花園就是這套設施的綠色心髒。患者坐在這裏享受夏威夷的穩定陽光。許多人穿戴整齊，有些隻穿著睡衣或睡袍，有幾個（我看是新來的）還穿著醫院的短袖無領病號服。一些人在交談，有病友在聊天的，也有跟看不見的朋友在說話的。其他人隻是坐著，直直地看著花草樹木，兩眼空洞，隻有那種被人喂藥喂到傻掉的眼神。有兩三個病號有護工跟著，免得他們傷害自己或他人。我經過的時候，工作人員通常喊我的名字跟我打招呼。他們現在跟我已經很熟了。
在這個露天門廊的另一頭是柯斯格洛夫堂，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三個住院部之一。另外兩個是短期住院部，主要住的是藥物成癮的病人，通常住院28天。柯斯格洛夫堂是給那些需要長期治療方可康複的病人提供的，如果他們還能康複的話。
跟主樓的走廊一樣，柯斯格洛夫堂裏麵的走廊也寬敞而且鋪有地毯。跟主樓一樣，這裏也是涼爽宜人。不同的是牆壁上沒有畫，也沒有背景音樂，因為這裏的一些患者有時候會聽到一些聲音，低聲說著髒話，或是給他們下達邪惡的指令。在主樓的走廊上，有些門是打開的。在這裏，所有門都緊閉著。我哥哥康拉德一直住在柯斯格洛夫堂，到現在將近兩年了。布蘭登·馬丁精神病治療中心的管理員和他的主治醫生主張將他移到一個為更永久的地方——曾經提過毛伊島的阿羅哈村，不過我至今一直拒絕。在凱盧阿這裏，我見完愛德華之後，就可以去看他，多虧了休的慷慨饋贈我才負擔得起他的費用。
不過我必須承認，走完柯斯格洛夫堂的走廊對我是一種考驗。
我盡量在爬樓梯的時候盯著自己的腳，不用看路是因為我知道從中庭門口到阿康的小套房正好142步。我並不總能成功——有時候我會聽到有聲音小聲喊我的名字，但多數時候可以。
你還記得阿康的愛人嗎？夏威夷大學植物學係的那個**。我之前沒寫他的名字，現在也不打算寫了，如果他來這裏看過阿康，哪怕一次，我可能都會叫他的名字。不過他沒有。你要是問他，我敢肯定他會說，我的上帝，我為什麽要去看一個想殺我的人？
我能想到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阿康當時心智不清，或者說根本就是失心瘋了。當他用一盞燈擊中**的腦袋後，他跑進浴室，把門反鎖，然後吞下了一把安定片——一小把。植物學**醒過來後（血淋淋的頭皮需要縫合，不過此外無礙），他打了911報警。警察趕到現場，砸開洗手間的門。阿康昏了過去，在浴缸裏打著呼嚕。急救人員給他做了檢查，連洗胃都懶得給他做。
阿康沒有拚命想殺死植物學**或是自殺——這就是另一個原因。不過當然，他是雅各布斯醫治的第一批人中的一個，很可能是第一個。他離開哈洛的那天，查理跟我說，阿康幾乎是不藥而愈，其他都隻是略施小計。“這是神學院裏教的技能，”他說，“是我一向在行的。”
不過他撒了謊。那次醫治是真的，正如阿康現在的半植物人狀態一樣一點兒不假。這一點我現在算是懂了。被查理誆的那個是我，不止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盡管如此，你還是知足吧，對不？在我喚醒妖母之前，康拉德·莫頓一直在做觀星研究，度過了很多快樂的年頭。而且他還是有希望的。他畢竟打網球（雖然他從來不說），而且正如我前麵說過，他是一個“排球怪物”。他的醫生說，他的對外反應有所加強（不知道在房裏能有什麽外部刺激），護士和勤雜工進房的時候，不大會看到他站在角落用頭輕輕撞牆了。愛德華·布裏斯韋特說，康拉德或許可以完全清醒過來；他可以複活。我選擇相信這一點。人們說，活著就有希望，我對這句話沒有異議，但我覺得反過來也通。
有希望我才活下去。
每周兩次，跟愛德華治療結束後，我坐在我哥的套房客廳裏，再跟他多聊一會兒。我跟他講的一部分是真的——比如海港之家一次騷亂引來了警察，在“美好願望”慈善二手店運來了一大批幾乎全新的衣服，我終於看完了《火線》全五季。也有一些是編的，比如我跟黑雁麵包房一個女服務員在談戀愛，還有我跟特裏用訊佳普（Skype）煲電話粥。我每次到訪都隻是獨白，而非對話，所以不編不行。我的現實生活不夠我說的，因為這些日子裏，新鮮事兒貧乏得就像廉價旅館的裝飾品一樣。
結束的時候，我總說他太瘦了，讓多吃點兒，總跟他說我愛他。
“你愛我嗎，阿康？”我問。
到目前為止，他都沒有回答我，但有時他會微微一笑。這也是一種回答，你同意不？
4點到了，探訪結束了，我按原路走回中庭，那裏的陰影——棕櫚樹、牛油果樹和中心的又大又歪的榕樹投下的影子開始越來越長。
我數著我的腳步，偶爾看一眼前麵的門，但其他時候還是緊盯著地毯，除非我聽到有聲音喊我的名字。
有時候我能置若罔聞。
有時卻做不到。
有時候，我不由自主地抬頭，看到醫院淡黃色的牆變成了遠古灰漿固定的灰色石牆，上麵覆著常春藤。常春藤已然枯死，藤蔓看上去就像骷髏伸出的手。牆上的小門被遮蔽著，阿斯特麗德說得沒錯，不過它就在那裏。聲音從牆後傳來，從一個古老生鏽的鎖孔中透出來。
我堅定地繼續往前走。我當然要繼續往前走，無法想象的恐怖就在另一邊等著呢。不僅是死亡大地，還有超越死亡的大地，那裏充斥著瘋狂的顏色、怪異的幾何形狀和不見底的深淵，支配者就在深淵裏過著它們無邊的獨居生活，思考著無盡的邪惡念頭。
門後就是虛無之境。
我繼續走著，想著布裏最後一封電子郵件裏的對句：那永恒長眠的並非亡者，在奇妙的萬古之中，即便死亡亦會消逝。
“傑米，”從隻有我能看見的那扇門上的鎖孔裏，傳來一個老女人的輕聲細語，“來吧，在我這裏得到永生。”
“不，”我告訴她，正如我在異象中告訴她的一樣，“不要！”
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好。不過最終還是會出事兒的。總是要出事兒的。等到出事兒的時候……
我就會去見妖母。
2013年4月6日—2013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