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我的心是一座孤獨的旅店
寫完這個故事，我沒來由就想起了那天和你的對話。你說：“我突然覺得，文學就是寫‘不合時宜’的東西。”當時我的回應是：“有時候人是要倒退著走的，倒退著走，才能看清沿途的風景。”你又說：“我想起我寫過的東西，沒有大城市，沒有年輕的愛情，都是些老去的滄桑的東西。所以你也是，你在寫你心中那些滄桑的東西，未必會被別人喜歡，但是敝帚自珍就好。”
這個故事也是這樣，我所有的故事都是這樣。我總是用一種往後看的目光注視那些發生的或者未發生的“往事”，不管這個故事裏的人生活在哪一個時空哪一個年代，一旦被我用文字凝固下來，他們就老了，他們活在老去時光中，他們是注定老去的生命。
所以我才會那麽固執地嵌進去一個發生在80年代的故事。
一個勞改犯和一個少女，一個和“南方旅店”有關的故事。
這些老去的生命先是在我的構思中，然後在書寫過程中，最後才是在你的閱讀裏活動起來。他們是有溫度的，而不是冷冰冰的紙片上的人。在我一遍一遍描摹他們的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停下來問自己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如何才能讓自己不要陷進去，如何才能讓自己跳出來審視那個世界？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冷漠和自私，我必須與他們相依為命。我是故事中那個“周岐山”，是那個“陳天璽”。我是活著的人，也是死去的人。趙淇和劉素彩，這兩個年輕的女孩子，她們是同一個人，甚至，就連陳天璽和周岐山也是同一個人。
這個故事裏隻有一對“情侶”（某種意義上的情侶），但是我必須將這三對“情侶”分開，分成彼此不同的三個部分，穿插敘述，才能將整個故事順暢地進行下去。“隻有曲折，才能通幽。”這是我寫《南方旅店》時遵循的一個原則。我的編輯問過我：“為什麽不簡單一點地講故事呢？”對啊，我也問自己，為什麽不簡單一點地講故事？為什麽要把它拆開，再重新組成這麽複雜的結構？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的答案不是“因為這樣具有挑戰性”。不是的，一開始我隻想講一個婚慶店和一個喪禮店（我不知這樣稱呼那種賣花圈、紙錢和壽衣這些喪葬用品的店是否合適）的故事。這個故事的雛形是在2010年的時候產生的，那時我剛開始寫第三本長篇《歡喜城》，那時放寒假在家，有一天我坐公車路過一條街，那條街上有兩三家連在一起的賣婚禮用品的店，它們和周邊賣衣服的、賣電腦和賣快餐的鋪麵緊緊挨著，就像一張固守著舊時光總也不肯離去的臉。我仍舊記得，那些鑲著金邊、繡著繁複精致圖紋的朱紅色旗袍帶給我的“靈光一閃”。我那時就想，為什麽不寫一寫婚慶店的故事呢？由此，我又很自然地想到了做為對立麵的“喪禮店”。所以，我一開始的想法是：我要寫一個婚慶店和一個喪禮店的故事，婚慶店有個美貌的女孩子，喪禮店有個癡情的男孩子。你想想看，這兩個店，一個代表喜慶，一個代表悲傷；一個連著生，一個連著死。這兩個店的一男一女一旦相遇在一起，一旦相愛了，該是多麽驚心動魄的事！這是我當時的念頭，這個念頭讓我著實激動了好一陣子。後來，隨著時間流逝，我逐漸冷靜下來。我覺得，我不能這樣子去寫，一來我無法虛構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二來，我覺得這樣子寫的話太過單薄，骨架撐不起，血肉也就失去了依附。
於是，故事就成了你現在看到的樣子，我像擰麻花一樣，將它們擰在一起。在一個文本裏，我安置了兩重空間，一重是在相距當下較為遙遠的80年代；另外一重，則發生在剛過去的這一年裏。一個過去式，一個進行時。一開始我打算用第三人稱來講故事，但怎麽寫都覺得不順，於是我換一種方式，讓自己成為那個記者，那個帶著一身悲戚的記者，由他的一雙眼來看陳天璽和劉素彩，由他的閱讀來掀開《南方旅店》的神秘麵紗。他的聲音就是我的聲音，他講故事的方式就是我的方式。
真正的《南方旅店》，是那個篇幅隻有一個中篇長度的文本。
它並不是獨立完成的，我一邊寫外麵的故事，一邊構思裏麵的故事，就像兩段從不同位置開始朝中間挖掘的隧道，我必須保證精準，必須使它們剛好就在某一個處打通。有時周岐山和陳天璽這兩段敘述中斷了，我就跳進《南方旅店》裏，讓敘述的河流重新流動起來。
這是我寫得最艱難的一次。這半年來，一天最多隻能寫一兩千字，其餘的時間，閱讀、上課、做其他事情；一天二十四小時，如果能有一兩個小時是情緒飽滿且狀態不錯的話，那就是再好不過的了，更多的時候，我隻能像一個憂傷滿懷的農夫那樣，擔心地裏收不了莊稼，於是隻好對著空空****的土地發呆。
所以，這也是寫得極慢的一次。
寫的過程中，我看不到盡頭，就像一個獨自行夜路的人。我不知道這部小說什麽時候能寫完，也不知道故事寫完之後，它是不是我想要的樣子。特別是藍瑛那部分故事，最難寫，我真是挖空了心思，走路也想著，吃飯也想著，我不僅要把自己當成那個虛構的小說家，模仿她的口吻，用她的腔調來講故事；還要時時考慮，這個小故事和外麵的大故事之間是怎樣聯係起來的，我要用怎樣一種方式才能讓它們銜接起來，融為一體。這是最讓人頭疼的，有好多次我寫不下去了，對著文檔裏密密麻麻的字句極度沮喪，這些篇章、這些字句忽然就變成了一群螞蟻，爬向我，啃噬著我的骨肉，攪得我坐立不安，疼痛難耐。
不過幸運的是，我撐過來了，從黑暗的夜晚，從光亮的白天，從密不透風的窒息之中，從豁然開朗的暢快之中，我撐過來了。我用了那麽大的力氣在寫，寫完之後又花了半個月的時間通讀，推敲，修改那些細枝末節。從來沒有一個故事讓我如此癡迷，我反複地和我身邊的朋友講，直到我自己也信以為真，這個故事是真的，裏麵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情節，都確確實實發生過，隻有這樣，我才能給予自己信心，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敲打鍵盤，將這個故事講下去。
《南方旅店》裏的趙嘉軒和藍瑛，是一麵鏡子，就像水一樣，他們照見了另一重世界的影子。這是我書寫時候的一個設想，我想把發生在兩個不同年代的故事並置在一起，並且讓它們產生微妙的聯係——至於這個設想能否實現，我也說不準。我隻負責講故事，並不負責解釋，人生沒有標準答案，更何況一部小說？
所以，不管你說這是一個故事也好，兩個故事也罷，都沒有關係。
隻要你有足夠的耐心將它讀完，我就沒有遺憾了。
在這篇後記即將結束的時候，我還想再和你講一小段故事。
在一個紀念三毛逝世二十周年的電視節目上，三毛生前的好友公布了她寫的最後一封信，信裏說：“小熊，我走了，這一回是真的。在敦煌飛天的時候，皓平，我要想你。如果不是自製心太強，小熊，你也知道，我那375把鑰匙，起碼有一百把要交給誰。”那個好友說，他形容三毛是一間旅館，有375個房間，所以前台接待處有375個格子，共放著375把鑰匙。她就是如此豐富的一個人，但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每個房間裏那些豐富的內涵，所以她孤獨。
我想，或許《南方旅店》可以是這樣的意象：她有著豐富的內心世界，有很多把鑰匙，但是你隻能打開一個，於是你注定聽不到其他房間的歡笑和哭泣，你注定要獨自麵對這個房間裏住著的“感情”，她可能適合你，可能極端地與你相悖，甚至可能傷害你造成死亡，但是你隻能與她相對，要麽，愛上她，要麽，毀滅她，要麽，毀滅你自己。
直到寫完這個故事，我才想起這些，我終於明白了，原來“旅店”是一個多麽孤獨的意象。在這個故事裏，我寫了愛情，也寫了死亡，所以小說的英文名才叫Love and Death in Southern Hotel，南方旅店的愛和死亡。我隻是一個孤獨的匠人，我用想象來搭建一座南方旅店，她有很多的房間，很多的房間還沒滿人，所以，歡迎你，住進來。
2012年7月13日淩晨
於暨南大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