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山東戰場（交代材料之二）
交代者：趙廣陵，又名趙迅，廖誌弘，國民黨軍隊偽第8軍103師309團中校副團長兼一營營長
登陸艦在泛著白色泡沫的大海上顛簸航行，官兵們大都是第一次看見大海，也是第一次乘坐美國軍艦。艦上的夥食相當不錯，但都吐出來了。美國黑人水兵不厭其煩地衝洗著汙穢的甲板和狹窄的樓梯。暈船的士兵走到哪兒吐到哪兒，實在令人害臊。我也是如此，在和一個美軍少校聊天時，肚子裏忽然就翻江倒海了，他正告訴我他們如何在短短兩個月之內，運載國軍及其裝備往返穿梭於中國沿海的九龍、珠海、寧波、上海、青島、秦皇島，還有台灣的高雄、基隆等港口。“航程都夠回到美國了。”美軍少校說，我掏出手絹來想捂住那些從喉嚨裏噴薄而出的嘔吐物，但為時晚矣。那個少校善解人意地給我指明衛生間的方向，但我還是吐了一路。
從香港九龍碼頭登上美軍第七艦隊的登陸艦出發，就像一次駛向地獄的旅行。我們營的一個下士剛一上船，忙亂中槍走火，一槍崩掉了自己的半個腦袋（或許這是一次自殺，但我們情願認為是槍走火）。不祥之感從此籠罩著全營官兵。按美軍的規矩，在艦上死去的人要海葬，這個士兵的同鄉聲嘶力竭地大喊，我們一同出來的，我要帶他回家，他的媽媽在等他。我不得不讓人把這個不識趣的家夥捆了起來。當那個士兵裹著白色屍布的身軀被投入大海時，美國海軍的隨軍牧師念了一段祈禱文，一個十二人的儀仗隊對空鳴槍，而我們的人卻呆呆地觀望。我們從來不知道尊重一個普通士兵卑微的生命，就像我們不珍惜好不容易得來的和平。
在我的勤務兵的身邊，有一個大郵袋，那都是本營官兵收到的家書。我接到的命令是：在抵達目的地之前，家書不得分發給士兵們，以免影響士氣。我問下達這個愚蠢命令的團政工部主任：“難道我們是人販子嗎？”他回答說：“不，是牲口販子。”現在看看運兵艙裏那些擁擠在一起神情黯然的士兵，與即將被屠宰的牲口又有何異？
我們的目的地是青島，我們將去驅趕膠東一帶的共軍。上峰說日本人投降後，八路到處搶占政府的地盤，擴充自己的實力。我們第8軍從昆明空運到南寧，又從南寧馳騁到廣東，到處是歡迎我們的人群，到處是抗戰勝利後的喜悅和自豪。人們都知道第8軍是英雄之師，抗日之師。進廣州時，我們的士兵還穿著草鞋、粗布軍裝，但美國人一夜之間就給我們換上了全副美械裝備，從汽車、大炮到坦克、裝甲車，從皮鞋、手套、圍巾、雪地防護鏡到鴨絨雙層睡袋、毛衣毛褲、哢嘰布軍裝。一些笨到吃屎的家夥把皮手套當襪子，還怪人家美國人腳趾怎麽會那麽長。搞得我們要專門辦培訓班，讓那些中下層軍官學從打領帶到擦皮鞋的技能。一支國家的軍隊，怎麽能永遠與土氣和沒文化為伍呢？世界上最漂亮的製服，絕對應該是軍裝。無論在廣州還是香港，我們去舞廳跳舞，老板從不收我們的門票錢，舞女們把我們當英雄，即便像我這樣麵目全非的人，周圍也全是崇拜的眼光。有一天我和兩個下屬在廣州一家餐館吃飯，結賬時堂倌說，老總，你們的賬隔壁桌子上的一位女士已經幫你們買過了。我起身向那位長得非常漂亮的女士致敬，說這世上從無女士為先生們結賬的慣例。她回答說，我聽到你們談論打日本人的事。老總們是國家的英雄。那一刻，我為自己是國軍軍官而自豪。
但在茫茫大海上，我已沒有了那樣的自豪感，我更為自己的前途擔憂。我傷愈後重回軍隊，是為了打日本鬼子，可等我們的部隊整編好，小日本卻投降了。我們剛剛贏得了榮譽，又迫不及待地在這榮譽上啐了一口，也許將來還要把它踩在腳下的汙泥中。在九龍時，我是負責接收美械裝備的聯絡官，那些令任何一個軍人都眼熱的坦克、火炮、軍車和各式槍支彈藥，堆積如山，散發出冷峻奪目的暗淡光芒。它們將統統被裝上船運往北方，去打共產黨。一天，第8軍軍長李彌來視察裝運情況，我問他：
“軍長，兩兄弟鬧矛盾，再怎麽也是家裏的事，現在外人來幫助一個打另一個，總不太好吧？”
李彌軍長瞪了我一眼，“共匪跟我們不是兄弟。人家早認俄國人當大哥了。”
那我們就要認美國人當爹了？中國，你自己家裏的事情為何總搞得如此不堪？盡管美國人在抗戰時是我們的盟軍，給我們莫大的幫助，還救過我的命，但那是抗戰，我們有共同的敵人。現在我們去和共產黨軍隊打仗，是兄弟鬩牆，又是另一回事了。部隊裏不少中下層軍官甚至普通士兵，當他們穿著簇新挺括的軍裝、背負著還散發著機油清香味的武器登船時，我看到了他們眼睛裏的迷惘。而僅僅一年前在滇西戰場上，部隊開拔前線打鬼子時，士兵們的眼睛裏隻有一種東西——仇恨。
我沒有跟李彌軍長爭辯，我們都是在戰場上把對方的生命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作為一個少校軍官，我當然要絕對服從一個中將軍長的命令。我們是一群被馴服的羔羊，漂泊在同胞之血的大海上，沒有光榮，隻有恥辱。我情願這蒼茫的大海上都鋪滿日本鬼子的屍體，我們跟他們的仇還沒有完。我的行囊裏就有一首我的聯大學長、詩人穆旦剛剛發表的詩作《轟炸東京》——
我們漫長的夢魘，我們的混亂，
我們有毒的日子早該流去，
隻是有一環它不肯放鬆，
炸毀它，我們的傷口才能以合攏。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軍人，都不能理解我們中國軍人對日本鬼子的恨。穆旦兄，我的好學長，我浴血抗戰的好戰友，我多想和你一起直搗黃龍、生擒日本天皇。如果抗戰還沒有結束，如果這艘美軍登陸艦載著我們直撲大海對麵的那個蕞爾島國，我會第一個衝下軍艦。可是啊，我似乎搭上了一條錯誤的船，行駛在錯誤的航道上。方向舵不在我的手上，我隻是這個混亂時代的過客。
我們在青島登陸，還沒有來得及享受這座頗具殖民風格的海濱城市，部隊就開拔到膠東一線。到處都是八路的地盤。他們挖斷了公路和鐵路，阻止國軍去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我和他們並不陌生，多年前就打過交道，“破襲戰”是他們的拿手好戲，過去用來對付日本鬼子，現在卻針對國軍了。而國民政府為了和共產黨搶地盤，甚至不惜讓從前的漢奸隊伍搖身一變，成為維持治安的國家軍隊。我們幹的事情，不僅讓老百姓痛恨，連戰敗的日本人都瞧不起了。我們進入一個縣城時，一個已經向八路軍交出了武器的日軍大尉不無傲慢地說：“我們戰敗的，承認；你們的和平，不會有。三十年後，我們的，還要回來。”
這個狗雜種小日本，老子真想給他一把刀，跟他來一次決鬥。
作為戰勝國軍隊，去接受戰敗國軍隊的投降，本來是一件多麽令人驕傲的事情啊！這是數百年來的中國軍人從來沒有過的光榮。我們在戰場上時，為了讓鬼子繳槍投降，把嗓子都喊啞了也從未遇到一個主動投降的日本兵。現在大批的日本人忽然就像沒有了魂兒，孤魂野鬼一般一群一群地待在臨時戰俘營裏，他們曾經滿臉的驕橫、凶殘、剽悍都沒有了，從軍官到士兵，個個都顯得謙卑、沉默、孤單。戰敗的軍隊就像被打斷了脊梁骨的狗，這種遭遇我們也有不少，但我們最終是勝利者，這足以讓人自豪終生。我們讓日本戰俘去修被八路破壞了的鐵路，大熱天他們幹得汗流浹背，卻找不到一個偷奸耍滑的人，仿佛是在為他們的國家修路。八路有時來偷襲我們，躲在遠處放冷槍，要是沒有命令撤退，這些日本戰俘從不會驚慌失措，該掄頭的掄頭，該抬枕木的抬枕木。說實話，我欣賞這樣的軍人，臨危不亂，處變不驚。有時我們為了保證修路的進度和這些日本戰俘的安全，不得不用裝甲車上的機槍開路，向可疑的地方掃射。看著我身後抱著雙手觀戰的日本戰俘，我真不知道自己在為誰而戰了。那個曾經挑釁過我的日軍大尉有一天似乎為了討好我，說：“八路的，土槍土炮的幹活，隻能嚇鳥兒的幹活。我們的修路，狠狠地修路的幹活。”我斜著眼看著他，盡量掩飾自己心中的羞愧，對他喝道：“幹活去，少他媽囉嗦！”
為了打通交通線，我們不得不靠武力進入一些村莊。這些赤色化了的村莊從村長到婦女、兒童，頭上都戴著八路的灰布軍帽，腰間紮著從日軍身上扒下來的寬牛皮帶。老百姓似乎都站在八路一邊，這不能不讓人心驚。如果說抗戰時期他們是土八路的話，現在他們的裝備和遠征軍時期差不多了，他們在八年抗戰中壯大了，就像一個少年在別人不察覺的時候，忽然長成了一個精壯小夥子。
在一個叫劉莊的地方，八路正規軍的一個連試圖阻止我們，但我們開著裝甲車緩緩進莊，用上麵的重機槍和小炮對準他們，還用大喇叭告知他們撤離。說我們是政府的軍隊，奉命前來維持本地治安，等等。那時毛澤東和蔣委員長還在重慶談判，八路軍從法理上說還是國民政府的一支軍隊，都是同一政府的武裝，怎麽能兵戎相見呢？我接到的命令是，八路如果敢開第一槍，就以叛匪對待，格殺勿論。
在我們強大的武力威懾前，八路退卻了。他們總會在撤退之前跟我們喋喋不休地爭辯，說這些地方過去都是他們的遊擊區，他們在這裏跟日本人周旋的時候，國軍在哪裏？我告訴他們，日本人不是你們一家打的。蔣委員長說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中國很大，到處都是戰場。國軍在滇緬戰場打鬼子時，你們又在哪裏？
那時有個很常用的詞匯“摩擦”，延安的廣播電台總是指責國軍是“摩擦專家”，在山東，在晉察冀，在東三省，國共雙方一邊談判一邊不斷發生“摩擦”。在宴會桌上高舉酒杯高調唱著和平時，桌子下卻你踹我一腳我絆你一腿。李彌軍長的說法是：“摩擦嘛，國共之間打日本人時都在搞，現在搞一搞又何妨？你總不能讓‘軍調部’的那些人沒事幹喝茶吧。”
開初時，我們和共軍的“摩擦”有些像小孩子掐架，先互相謾罵，試探對方，但還不至於大打出手。我們要代表政府進入八路當年的遊擊區，恢複國民政府的政令、軍令之統一，八路當然不聽這一套。但我們就像當年的日軍，仗著自己有坦克裝甲車，把八路從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一座縣城又一座縣城威逼出去。後來八路開始反擊，他們沒有坦克，但他們人多，甚至可以動用上千的老百姓，圍住我們的一個排或一個連，用唾沫星子把國軍趕走。我奇怪山東的老百姓為什麽那麽討厭我們，兩個月以前我們走到哪裏都是鮮花和激昂的口號啊。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瓜皮爛水果中撤出了自己的部隊。我們是國軍，總不能向老百姓開槍吧。
李彌軍長對我的怯陣大為光火，把我叫到軍部申斥了一頓，他說美國人給你裝備的是燒火棍嗎？是根燒火棍你也得打他幾棍子呀。我說我怕捅了婁子，八路又把我們告到“軍調部”，給政府的談判抹黑。那時在青島就有由國府、中共和美國人三方組成的“軍事協調小組”，專門處理國共之間的摩擦。我在前方都能聽到他們的爭吵聲。
軍營裏人心浮動，配屬到連隊的政工人員每天晚上都要召集官兵們開會，講共產黨如何勾結蘇俄，赤化中國，妄圖以共產主義取代國父的三民主義，如何在自己的防區裏捕殺士紳、掠奪私產，共產共妻、毀滅傳統。而我們國軍是王者之師，吊民伐罪，維係國統，懲治叛亂。我不知道這些講演會對士兵們的作戰勇氣有多大幫助。有一天我在上廁所時聽到兩個士兵的談話，一個說，土八路那邊是不是少女人，要幾個人合用一個老婆？另一個回答道：哪個男人不喜歡多搞幾個女人，我們這邊有錢的人還娶幾房姨太太呢。土八路窮，就要把那些姨太太搶過來大家共用，所以窮人都往他們那邊跑。
敢情。先前問話的士兵說，那我們是有老婆的人和沒老婆的人在打仗。可是我也沒有老婆啊。
唉，這些全副美械裝備的壯丁兵，我連訓斥他們幾句的心思都沒有了。共產黨辦的《新華日報》，抗戰時期我們都可以讀到，上麵的那些社論常常讓人熱血沸騰。正如共產黨人說的那樣，我們的國家要是有了民主體製，哪裏還會有內戰？哪裏還會有軍閥、獨裁以及政府的腐敗？當一個社會有了不同的政黨或政見，人們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反對的聲音，甚至真理的跫音。人們用語言反對你，總比用槍炮對著你好。抗戰勝利後，共產黨一直在呼籲組建聯合政府，民主憲政，人民自由選舉。我知道這於蔣介石來說，無異於與虎謀皮。如果說在抗戰時期，我對共產黨的主張還認識模糊，認為大敵當前，軍令、政令必須統一，才能有效抗擊日本鬼子的話，現在我對那些專製、獨裁，不讓別人說話的冠冕堂皇的說辭深惡痛絕。弱小的一方希望用民主來分享權力，而強大的一方，則要用拳頭來把民主打得頭破血流。民主是個美麗的女人，有人要精心打扮她，有人卻要強暴她。兄弟們哪，有沒有老婆是個人的問題，有沒有民主憲政，要不要和平建國，才是國家的難題，戰爭的根源。
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懷疑自己是否站錯了隊。
膠東的冬天真是冷啊，大地荒涼，群山蒼茫，寒風刺骨，萬物肅殺。而比凜冽的北風更讓人心寒的是，我從延安的電台中聽到，昆明的軍警竟然圍攻西南聯大，向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開槍扔手榴彈。這是我們國家的軍隊幹的事情嗎？昆明警備司令部的司令關麟征曾經是抗日戰場上赫赫有名的戰將。但我敢向老天爺發誓：如果一個將軍命令他的士兵向手無寸鐵的大學生開槍，那他所有的榮耀都被玷汙了。他完了。這樣的人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個報應遲早要來的。
1946年新年剛過不久，收音機裏傳來了讓人振奮的消息，國共兩黨終於簽訂了停戰協定。我們就要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了。部隊裏上下都在談論停戰後的打算，一些青年軍官計劃重新回去上大學，沒有上過大學或因戰爭中斷了學業的，隻要有複員證，都可以免試進大學。我也在規劃自己的生活，盡管這將是一個並不輕鬆的未來，但我可以脫下這身已不讓我感到光榮的軍裝了。
但李彌軍長卻還在我的肩章上加一顆星，晉升我為中校副團長兼一營營長。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作戰室，說：“廖營長，你差我一個婁子。”
我一頭霧水地看著他，問：“軍長，我沒幹什麽呀。”
李彌軍長詭秘地笑笑：“軍人什麽都不幹，國家養兵做什麽？給我捅婁子去。把你上次丟的那個村莊給我奪回來。”
我就不明白了，“軍長，國共不是已經簽訂了停戰協定了嗎？你讓我去打共軍，這婁子捅得就大了。”
“你把婁子捅得越大，上麵越高興。”他解下腰間的皮帶，丟到作戰桌上，讓我跟他到地圖前，指著我撤出的那個村莊說：“這些土包子，打他一下再說。你以為共產黨會像大學教授那般愛和平？別相信停戰協定上那些文縐縐的屁話。”
命令下來了，我營以一個加強連配屬兩輛裝甲車、五門山炮進攻那個叫深水井的村莊，另外兩個連策應。據情報和我自己的判斷，那裏隻有共軍正規軍的一個排，還有一些不值一提的遊擊隊武裝，連炮都沒有一門。我估計從發起進攻開始，一個小時就可結束戰鬥。我希望我們甚至都不需要開槍開炮，把裝甲車直接開到八路的房子前，讓他們起床走人。
但這是我八年的軍旅生涯中最丟臉的一次戰鬥。我方部隊在淩晨攻進深水井村後，忽然遭到共軍足足一個團的反包圍。天知道他們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顯然人家早有防備。李彌軍長有句話說對了，停戰協定都是他媽的“文縐縐的屁話”，一個兄弟把另一個兄弟徹底踩在了腳下，才會有真正的停戰。我開著吉普車，冒著蝗蟲一樣飛舞的子彈，帶著增援拚死營救，最後隻救出了上尉連長陳濟民。一個加強連啊，二百多號弟兄，都作了內戰的第一批冤死鬼。
我號啕大哭，自受傷以來，我以為我已經不會哭了。跟日本人打時，心中隻有恨，從來沒有淚；而跟共軍打，我隻感到冤，感到恥辱。“一覺醒來，和平沒有了。”這是著名的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當時說的話，各大報紙都拿它做標題。我就是那個讓梁漱溟先生在“一覺醒來”痛失和平的人。
軍部軍法處的憲兵一根繩索把我和副營長高舜、上尉連長陳濟民綁了，直接送到軍部的拘禁室。據說李彌軍長暴跳如雷，親自下命令逮捕了我們。軍事法庭的審判很迅速，不過是走了一次過場；結果很幹脆：槍斃。
好吧，既然都在幹陰間的活兒，這一天早晚都會來到。不是死於陣前，就是死於軍法，這是當兵的人的不二選擇。隻是作為一個軍人，背後挨一槍，已是莫大的羞恥，況且還是作為敗軍之將被人綁著行刑，況且還是死於自家兄弟的一記耳光！別忘了，我隻是個用自己的屁股當臉的人。
有負蒼生，死有餘辜；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
行刑的時間定在第二天早上八點。晚飯很豐盛，有酒有肉。但我們三人誰也吃不下一口。陳濟民還在淚水漣漣，不是哭他自己，而是哭自己連隊的弟兄。他說營長，二百多人站成隊列看不出人多，可要是死在一堆，就是座屍山啊！這個剛從陸軍大學畢業一年的上尉，打日本人時沒撈著放一槍，卻不幸成為第8軍參加內戰打響第一槍的倒黴鬼。還有比這更不走運的人生嗎？
那個夜晚陰風慘慘，星光黯淡。我的腦子一片空白，回憶任何往事都是一股股錐心的痛，比我當年在美軍醫院蘇醒過來時更為難受。如果一個智力還算正常的人，莫名其妙地幹了最糊塗、最愚蠢的事情，由此闖下彌天大禍，並注定成為人生恥辱汙點、遺憾終生的話，那麽，毀一次容，就已經是上帝最輕微的懲罰了。我為什麽不戰死在抗日戰場呢？那樣還落得個抗日英雄、為國捐軀的一世英名。我那些犧牲在抗日戰場上的生死兄弟，真是太幸運了。
晚上九點，李彌軍長提著兩瓶酒和一包美國牛肉來到我的囚室。他不來，我也會請求見他一麵，將心中未竟之事托付於他。至少，我們還有一段生死情誼吧。李彌軍長讓副官和衛兵等在外麵，給我斟滿酒後，冷冷地說：“是老頭子的侍從室下的命令要殺你們。你要知道，這一仗他們一直在盯著。”
“不用解釋啦，軍長。我隻求速死。”
“兄弟，不打這一倒黴的仗，你可能也活不長。”李彌軍長喝了口自己碗裏的酒，“憲兵從你的行囊中搜出了毛澤東的書，《論聯合政府》，這些書也是你這樣的國軍軍官看的？你跟我玩什麽把戲？”
“毛澤東還和委員長一個桌子上吃過飯喝過酒呢，軍長。我讀一讀他的書也罪不該殺吧？和平、民主、統一、團結，實行憲政，軍隊國家化，不打內戰。共產黨在提，國民政府也在提，全國的老百姓都在翹首盼望。我以為我們馬上就要和共產黨成一家人了，共同建設一個全新的中國。可我們還在這裏刀兵相見自相殘殺，天理難容啊軍長！”我想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還有什麽話不能說。
“你真是個書生，哪像個革命軍人。”李彌軍長仿佛有些生氣了，“我李彌畢生遵循國父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教誨，追隨蔣委員長實現三民主義。共產黨那些主張，不過是師從他們的俄國主子罷了。我還不比你清楚？有沒有一個政黨的治國大計，要依照外國人的模子來建造？民國十六年朱德在南昌叛亂，我還隻是朱德軍官教導團的小排長，我黃埔四期的同學好多都跟著去了，林彪就是。朱德還親自來動員我參加，可我李彌那時不是認為他們成不了氣候，而是我不相信他們那一套，我隻信仰三民主義。共產黨隻會搞亂中國，就像現在。”
我沒有想到李彌軍長還有這樣一段與我相似的人生插曲。也許在這個主義紛爭的時代，像我們這樣有思想的軍人，當軍隊從屬於某個政黨時，都會為自己究竟該站在哪一邊而矛盾。如果當年他真的參加了那場叛亂，現在會不會像朱德、林彪那樣，站在國軍的對麵？唉，亂世濁流中，命運其實簡單到就是一個銅板的兩麵。
“軍長，我也篤信三民主義。可是這麽多年過去了，國家為什麽還這樣亂？不能都怪共產黨吧。”
“唉，兄弟，一個家庭兄弟多了還鬧不和呢。”我知道如果我不是個死囚，李彌軍長不會像個政工人員般苦口婆心，“當年我們追隨國父中山先生的遺訓光榮北伐，鏟除列強，打倒軍閥，剿滅赤匪，統一中國之大業即將成功時，日本人來了，等我們打敗了日本人，共產黨坐大了。哪個擁兵自重的大軍閥不是打著為民眾的旗號，行的卻是封建割據占地盤的勾當？九一八事變後，大敵當前，共產黨還在江西搞什麽蘇維埃共和國哩。一個國家軍令、政令不統一，怎麽能不亂？那些投降了的日本人如何看我們？你來繳他的槍，我來受他的降。剛一勝利就自亂陣腳，成何體統！勝之不武，不如不勝。麵對外侮，中國軍隊之敗，哪次不是敗在自己人手上？一個一萬來人的整編師麵對一千來人的日軍大隊，我們有三千人不會打仗，三千人害怕打仗，三千人屬於別的派係，還剩下多少人敢拿著過時的武器和日本人死拚？日本人縱然一千人，感覺也隻是一個人。可你看看我們第8軍在鬆山作戰時，軍長和副軍長不是一個派係的，軍長指揮不動師長，團長又不聽師長的。這仗怎能打得不艱難？軍隊尚如此，國民複如何？你別忘了國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實現，需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兄弟失和，當家長的總得把鬧事的逆子先降服了，大家才可能坐下來談民主與憲政吧？”
“要是那個逆子鬧得有一點道理呢？”我冷冷地問。
李彌軍長用他那雙豹子眼足足盯著我看了半分鍾，然後氣鼓鼓地說：“我要槍斃你。”
我鎮靜地回答道：“我知道。我的命是你給的。”
他歎了口氣：“我的命也是你給的。”
我說：“不值一提了，軍長，我們兩清了。”
“他媽的，”李彌軍長忽然顯得煩躁起來，“好兄弟，我不得不槍斃你。”
“槍斃吧。”
“把你捆起來，跪在地上，一槍打穿你的後背。”
我冷冷地看著他，就像麵對黑洞洞的槍口。我感到好笑，一個身經百戰的中將軍長，竟說這小孩子的話。
李彌的臉上也有塊傷疤，不過沒有我臉上的疤痕那麽難看。他臉上的傷疤在抖動。“你這個家夥，真的不怕死？”他嘀咕道。
“我是個無臉的人，還有什麽顏麵活在這個世上。軍長，兄弟唯有一事相求，乞望恩準。”
“講。”
“兄弟我投筆從戎，本為殺日本鬼子，為國家民族效力；自追隨軍長後，風雲突變，不得已參加內戰，一戰而敗，死有餘辜，個人身名已不足惜。但兄弟辱沒廖氏家風，愧對列祖列宗。兄弟我……廖誌弘今後何顏進廖氏祠堂？”
李彌軍長擺擺手，“你不要說了，我讓他們給你家下‘榮哀狀’便是，我還會去函地方政府予以烈士撫恤。”
“那麽……”我思忖再三才說，“兄弟再請軍長開恩，將陣亡時間寫在抗戰勝利之前，並把政府頒發給我的抗戰勝利紀念章和因功而獲得的四等雲麾獎章及勳章頒發證書，一同寄予家父。廖誌弘……死也瞑目了！”
李彌軍長怔怔地看著我，仿佛麵對一支槍口。我起身，高舉酒碗，筆直地跪在他麵前，“軍長，請答應死囚之托！”
“準。”他輕聲說。
“軍長，謝了你這碗送行酒了。”我端起酒碗，一飲而盡。
李彌軍長也端起酒碗喝幹了酒，“啪”的一聲將碗砸在地上。“你我生死兄弟一場，就此別過。”
我忽然有些傷感，也把麵前的空酒碗砸了，說：“謝謝軍長，來世有緣再做兄弟。軍長你多保重。”
但我背時的命運就像一個強頭強腦的叛逆少年，總是與我的祈求相悖。李彌軍長出人意料地像部署作戰命令一般一字一句地說：
“十二點以後門口的憲兵將會睡覺，你去政工部，那裏的門不會鎖。桌子上會有一張空白的複員證，本軍的關防章在抽屜裏。你自己填上名字蓋好章。給我記住，廖誌弘明天就被槍斃了，複員證上你最好重新寫一個名字。沒有複員證你過不了那些關卡。回去繼續念你的《楚辭》吧，誰是你的教授？聞一多？嗯，這位先生名氣很大，黨國可不太喜歡，你要離他遠點，跟隨他做學問，不要和他攪和政治，這不是你們這些書生幹的事情。你這西南聯大的高材生，當初真不該投考黃埔軍校。”
我仍跪在李彌軍長麵前，無法起身。眼眶裏有股熱熱的東西在打轉。
李彌軍長站起來，轉身就走。到門口時他頭也不回地說：“我最討厭做的事情，就是給手下的兄弟寄陣亡通知書。媽的，這次老子不幹了。”他重重地一摔門，但我還是聽到他用雲南話道出了心裏真實的憤怒：
“這小狗日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