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拒絕遺忘

寫下這個標題時,其實我心裏很沒有底。因為我不知道“遺忘”這個怪物是否就偷偷地躲在我的腦海深處怪笑,隨時用它強大的力量,讓我的腦子一片空白。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常常自嘲:記性不好了。想不起當時是怎麽一回事了。從忘記一首古詩、忘記一個人,到忘記剛才還在手邊的東西——鑰匙、打火機、某本書。似乎頭上的白發越多,遺忘生長得就越快。它就像一條慢慢長大的狗,總是與你如影隨形。

個人的遺忘終究是一己私事,一個族群、一段曆史的遺忘,則茲事體大矣。

2011年的秋天,我應邀去騰衝參加中國抗日遠征軍“忠魂歸國”的公益活動,十九具葬身緬甸的遠征軍士兵的遺骸,在官方的支持和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幫助下,幸運地被挖掘出來,隆重迎接歸國。稱其為“幸運”,是因為二戰時期為國捐軀在緬甸的中國遠征軍人數至少在十萬以上。六十多年過去了,這些為民族存亡而戰死在異國他鄉的抗日英雄,幾近被遺忘,被漠視,被冷落。終於在21世紀到來之後,這段塵封的曆史才逐步被一些有良知的中國人慢慢打開,就像在一間塵埃密布的老屋,有人翻出一部厚厚的書,輕輕拂去上麵的灰塵,小心翻開一頁頁發黃易碎的紙片,一段段曾經被刻意隱匿的曆史,一個個英氣勃發的人物,慢慢向我們走來。

主辦方邀請了一批仍健在的抗戰老兵,和我們一起迎接他們戰友的忠魂。當這些衣著樸素、顫顫巍巍的老兵在騰衝國殤墓園站成一個方陣時,當他們蒼老的目光迎回自己戰友的骨骸時,當飄零他鄉的英魂終於魂歸故國、入土安葬時,我見證到了某種感天動地的震撼——眼淚從天而降,悲慟自心而起。剛才還萬裏無雲的天空,轉眼淚飛化作傾盆雨,密集的雨絲伴著人們眼中的熱淚灑落大地。這雨中的葬禮似乎在喚醒人們不要忘記在六十六年前那大雨如注裏的戰場,不要忘記那風雨如晦的世界裏一個民族救亡圖存的呐喊,不要忘記那些穿著草鞋就走向抗日戰場的普通士兵……墓園裏蒼天掩麵,鬆濤低鳴,大地哭泣,墓碑無言;人世間為雲為雨,枯槁以滋,皓首白頭,往事依稀。

那是我第一次走近那些像國寶熊貓一樣珍貴的抗戰老兵,他們被遺忘已經太久太久,像不孝人家裏被冷落在屋子一角的老父親,訥言、落寞、淒楚、孤單、清貧,隻生活在自己的回憶中,眼前的繁華世界與他們無關。

如果說一個人的人生經曆就是一部書的話,那麽,一個老兵呢?

2010年我完成了自己耗時十年的“藏地三部曲”之後,一直在尋找新的創作方向。並不是非要超越或突破什麽,隻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活著。對一個以寫作為生的人來說,沒有東西可寫,就像沒有仗可打的士兵一樣空虛。現在好了,一群打過仗的老兵,站在時光的盡頭,頻頻向我招手。

說到那些經曆過戰火的老兵,我們總會想起那句名言:“老兵永遠不死,隻會慢慢凋零。”這是一個怎樣“凋零”的過程,可能沒有哪個作家可以完整地呈現。我大約采訪了二十來個老兵,收集整理了五十多個老兵的人生檔案,涉及雲南、四川、貴州三個省的抗戰老兵。當我走向那些可敬的老兵們時,我發現他們最小的已經八十八歲(騰衝老兵盧彩文),最高壽的一百一十五歲(龍陵老兵付心德)。麵對他們,我隻有“相見恨晚”的遺憾。大部分老兵都在九十歲以上,一些人已經耳背眼花,口齒不清;一些人早已行動不便,意識模糊。當然也有思路清晰、腰板硬朗、眼神有力、軍人儀表依稀可辨的老兵,他們的目光,尚能洞穿曆史的塵埃,看到往昔戰場上戰友的身姿,他們心中的戰場,仿佛硝煙還沒有散盡,彈痕累累的勝利旗幟還在飄拂。不過,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僅僅一年的采訪中,我就目睹了兩個老兵的“凋零”。昆明老兵李昌樞和龍陵老兵付心德,在我采訪他們都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相繼仙逝。李昌樞老人送我的一箱他家鄉的酒還沒有喝完,還有這個老人家精心栽培的文竹,因為家徒四壁的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報社會各界對他的關愛,就養了一盆又一盆的文竹,分給去看望他的誌願者。似乎是,過去總是他受社會改造、受社會監督、向社會交代,雖然他為國家民族做了那麽多,但這一點點來自人間真情的關愛,於他來說還不適應,還有些誠惶誠恐。他分給我的那盆文竹我一直養在書房裏,在我寫這部書時,我會時常想起這個參加過台兒莊血戰、四次長沙保衛戰等諸多大戰役的老兵,盡管後來蹲了二十多年的監獄,但依然儒雅溫和、風輕雲淡,在清貧孤寂的生活中頗有“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豁達開朗,就像這盆素雅碧綠的文竹,平凡普通,小處見大節,靜處湧綠波。可是當你聽到這個九十六歲的老人還能清晰準確地複述當年在戰場上勵誌殺敵的口號——“朝後死,遺奧萬年!朝前死,為國爭光!當兵的上了戰場,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發東西下來,就大吃大喝。錢不夠,就問家裏要。”這時你會感到一個鐵血男兒身上的熱血,並不因為年齡的衰老而衰減半分。百歲老兵付心德,我去看望他時他已經意識模糊,喪失了話語能力,隻能成天躺在**,下午陽光好時才由他快六十歲的小兒子背出來曬曬太陽,像一個蒼老的老嬰孩,掙紮在混沌不清的世界,在絢爛的陽光下沉默無言,兀自默數死神的腳步。這個從淞滬會戰一直打到滇西戰役的河南籍少校醫務官,堪稱一部抗戰曆史的“活字典”,當時被人們稱為中國最高壽的抗戰老兵。他見證的曆史,我們絕對難以想象,他經曆的戰火,足以讓那些胡編抗戰“狗血劇”的人汗顏。但是,那天的采訪有一種令人感慨萬千的失敗。老人一言不發,隻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所有的曆史信息都來自老人的兒子轉述——所幸父輩的光榮與苦難,會像血脈一樣的傳承下去。但最為神奇的是,在我們交談的過程中,已經喪失了語言能力幾年、形同植物人的付心德老人忽然用悲憫的目光望著我,含混不清地說:“我打過日本人!”

就這一句話,感天動地,洞穿曆史。

在我采訪的大多數抗戰老兵中,他們的命運和李昌樞、付心德老人大體相似,他們打贏了抗戰,是戰勝了日本侵略者的驕傲勝利者;但他們在自己的第二次“抗戰”——人生命運之戰前卻幾乎都失敗了。先是幾十年黑白顛倒的政治運動,然後是不可抗拒的衰老、貧困、孤獨、病痛乃至死亡,一步一步吞噬他們曾經勇敢血性的心。在這一場與命運的“抗戰”中,他們注定是悲情的失敗者,但他們作為曾經的抗戰老兵,沒有倒下,沒有喪失做人的尊嚴。他們活下來了,就是人生中不小的勝利,即便是慘勝也罷。他們是命特別硬的一群,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數年,天天與死神打照麵,然後政治運動、勞動改造幾十年,等世道清平,人間回歸正義和理性,他們卻老了。白發覆滿了他們曾經不屈的頭顱,世道摧毀了他們當年的理想和雄心。盡管老兵們終於迎來為自己正名的那一天,久違的勳章重新佩戴在他們佝僂的胸膛,鮮花、掌聲、榮譽、關愛紛至遝來,但不知這是一種幸運,還是一種殘酷?他們光榮的人生經曆,過去不敢說,到他們能說的時候,又遺忘得差不多了,甚至不能說了——就像付心德老人那樣。從被迫性遺忘到自然性遺忘,前者是被政治打敗的遺忘,後者是被時間戰勝的遺忘,這個過程多麽令人觸目驚心。他們隻是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個老兵,沒有忘記自己的軍禮,盡管在他們行禮答謝社會的關愛時,已經不能挺直腰板,並攏手指,但他們作為一個老軍人的骨頭,老而彌堅。他們顫抖著抬起右手行軍禮,似乎是在向我們表明:老兵永遠不死。

全世界參加過反法西斯戰爭的老兵,隻有這一群,最不一樣。

曾經參加過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出征緬甸,敗走過野人山、後來又終生滯留在緬甸曼德勒的老兵張富鱗有一句讓人刻骨銘心的話:“我們不害怕死亡,害怕的是遺忘。”

因此,我在作品中借主人翁的口說:“衰老不是我們的敵人,貧窮孤獨也不是,死亡更不是,遺忘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過去我們是裝作遺忘,現在不想遺忘了,它卻強大得像當年的日本鬼子。我們得跟它打又一次‘抗戰’了。”

我希望自己能加入進這群老兵的第二次“抗戰”,雖然他們的陣容會越來越小,人數會越來越少。但我知道有許多富有良知感、責任感、同情心、大愛心的中國人正加入進這場和老兵們一起抵抗遺忘的戰爭。他們中有人文學者、曆史學家、社會誌願者、商人、媒體記者、作家、詩人、公務員、機關幹部、藝術家、教師、企業家、自由職業者。他們對老兵的關愛,對那段被隱秘曆史的挖掘和梳理,常常讓我這樣的寫作者感動莫名、受益匪淺。他們大愛無疆的行動時時刻刻為那些飽經滄桑的老兵們彰顯著社會正義、公道、溫暖和中國人的良心。人們沒有忘記這些為國家民族浴血奮戰的老兵,這段曆史就不會被遺忘。我也在這本書裏寫道:“曆史就是這樣一步一步地越走越近,它的真實常常在人的想象力以外。它可以被扭曲,被遮蔽,被掩埋,甚至被刪除,但隻要有一條小徑通向黑暗中的曆史,隻要大千世界裏有一個人拒絕遺忘,曆史就是被碾壓為齏粉,它的本來麵目依然能夠還原,它光彩奪目的那一麵依然會在朗朗乾坤中熠熠閃光。”

我在這部作品中試圖用一個人的命運來還原某段曆史。都說曆史是人民創造的,當這個“人民”具體到某一個個體時,正視這段曆史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對真相的梳理甄別。對我們每個人來說,記憶是個多麽易碎的東西,丟失、紊亂、錯覺、誤記、模糊、刻意回避直至再也想不起絲毫,這些困境我們都時常要麵對,更何況那些耄耋老兵。但值得慶幸的是,有些連上一步台階都需要人攙扶的抗戰老兵,當回憶起橫戈躍馬的崢嶸歲月,回憶起戰場上的部隊番號、作戰位置、槍械型號、戰死戰友名字,乃至戰場上的一朵野杜鵑、一場大雨、一發炮彈落下來時的真實心理,卻敘述得清清楚楚,生動活現。也許血與火的歲月,在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際,血脈賁張奮勇殺敵的光榮,在人一生的經曆中殊為珍貴。即便它們曾被政治運動所扭曲,被漫長時光所稀釋,它們仍然如散落的珍珠般在老兵們的記憶中仔細收藏。真應該感謝這些珍貴的記憶碎片,它們串起了曆史,還原了戰場,更真實了一個個平凡普通的抗日英雄。正是他們拒絕遺忘,才留給我們如此寶貴的曆史財富。

我在書中還塑造了一個日軍老兵的形象,這不僅僅是為了抗拒那些泛濫於世的所謂“抗戰狗血劇”,而是試圖向讀者解讀參加過侵華戰爭的一個普通日軍老兵,與我們的老兵有什麽不一樣,以及今天他們對那場戰爭的態度。他們曾經是戰場上殊死搏殺的對手,多年以後,當他們以老兵的名義再度相逢,又該是怎樣一種景象?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日本電器比當年的日本侵略軍走得更遠。那時中日關係還算是蜜月時期,不少日軍老兵衣著光鮮地重返滇西戰場。禮儀之邦裏的國人,曾給予他們應有的尊重。但我可以肯定的是,剛剛打開國門不久的中國,一些人看這些日軍老兵時,更多想到的是東芝彩電,鬆下洗衣機、冰箱,索尼相機等,哪怕一個膠卷,一台磚頭卡式收錄機,都會讓國人嘖嘖連聲,全然忘記了他們曾經侵華的曆史身份。當年回來的那些日軍老兵,甚至用一個小小的電子打火機、一支原子筆,就可以博得一個中國人的好感。日本這個國家與我們有那樣多的曆史血債,現在又在全球化浪潮、市場經濟、物欲世界裏如此糾纏不清。即便到了21世紀的今天,中國已經初步實現了小康社會,國家正在逐步強大起來,但中日關係因為釣魚島、因為靖國神社、因為曆史教科書等紛爭不斷,日本極右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為侵略曆史翻案,打算重蹈軍國主義的道路。中日再戰一場的言論已經不是新聞。但另一方麵,我們身邊那些高喊“抗日”的現代人,在去了一趟日本後,大都被日本社會的文明、現代、民主、法製、秩序、誠信、整潔以及種種社會生活細節震撼了,無言了。我相信許多人與我有同樣的感受,一個難題擺在我們麵前:我們究竟該如何認識戰前和戰後的日本?

為此我專門去了一趟日本,在大阪入海關時,我同樣被震撼,不是因為即將踏進日本這個國家,而是我的在等待入關的同胞,在海關大廳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海關甚至專門配備了懂中文的引導員。而我的同胞們鬧鬧嚷嚷、滿不在乎,皮夾裏的現金和各種銀行卡給了他們自信或者自負。他們或許前一天還在癡迷於各種抗戰“狗血劇”,但此刻他們就像來自另一個國家的人。他們是旅行團,也是購物團。我並不是反對國人到日本去旅行或購物,我也絕非一個狹隘偏激的民族主義者,我隻是為國人的健忘、輕浮、驕奢感到不解和心痛。

而日本人卻從沒有遺忘。無論是在圖書館、書店,還是東京臭名昭著的靖國神社,你都可以看出他們對戰爭的反思與我們所期望的大相徑庭。在大阪的書店裏,關於二戰的書籍也不少,隨便翻閱幾本,你就會發現他們對這場戰爭還在津津樂道,每一場失敗的戰役都是光榮的、悲壯的,戰死的士兵們如櫻花飄落般淒美。如果說他們有所反省,隻是反思自己為什麽沒有打贏,日本國民為此付出了多大的犧牲,以及二戰後新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日本是該服從還是拒絕。不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發動了戰爭,而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這是全民投入的戰爭,是一個民族和世界的豪賭。在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我看到一篇日軍老兵的回憶文章,其大意是日本在二戰的敗北不過是打輸了一場戰爭而巳,日本並不因此就永遠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其中有句話直接用中文就可辨認出來,“宿命對決”。我仿佛看到了這個日本老兵眼睛裏那絕不認罪、永不服輸的冷硬目光。

在這個信奉神教的國家,神社遍地,有如我們的寺廟,它們或在風景秀麗的山岡,或躋身於都市的高樓林立中。如果拋開我們所憎惡的東京靖國神社,你會在其他神社裏看到這個民族如何敬畏自然、崇尚家庭倫理、祈求五穀豐登的那種東方式的平淡溫和,這種虔誠和我們一模一樣。但在東京靖國神社的“遊就館”裏,你就不明白日本為什麽要那麽固執地抗拒曆史道義、歪曲曆史真相,無論是東條英機還是一個神風敢死隊員,或者一個陣亡的普通士兵,在那裏麵都被當作國家英雄供奉,他們的遺物、書信、照片等,都被賦予了悲壯英勇的色彩。我甚至還看到了當年在滇西戰場上被擊斃的日軍最高指揮官的名字和照片,騰衝戰場的藏重康美大佐和鬆山戰場上的金光惠次郎少佐,他們都被當作“玉碎戰”的英雄單獨陳列。我對這兩個敵酋再熟悉不過,在我所看到的史料裏,多少血腥罪行都與他們有關。但日本人永遠看不到,也視而不見。在東京靖國神社還有一尊塑像讓我驚訝不已,是當年東京大審判時國際法庭一個大法官的,他叫帕魯,印度人。正是他在國際法庭上對絞死日本戰爭罪犯帶頭投了反對票。因此日本人把他當“國際友人”或者“正義的化身”,專門為他在靖國神社裏塑像。我終於明白了,在大日本帝國、大和民族、軍國主義這些宏大詞語下,我的數千萬同胞的血,不要說感化他們,就是讓他們有一絲悔意,也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東史郎是我們熟知的敢於懺悔的日軍老兵,但當年參加侵華戰爭的幾百萬日本軍人,就隻有一個東史郎。這說明了什麽呢?

我在東京期間,安倍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法令。國內輿論洶湧,而這邊卻雲淡風輕,大街上沒有抗議,也沒有遊行。要麽日本人認為這是政治家們的遊戲,要麽就是這一切都很正常,因為日本對二戰後的國際秩序選擇了“拒絕”,到了敢於說“不”的時候了。我那些日子在地鐵裏,在大街上,在商場,看到行色匆忙的日本人,謙和有禮的日本人,實在不明白這個民族為什麽沒有曆史痛感。不但輕率地忘記帶給別人的痛,也忘記了自己的痛。直到有一天我在東京靖國神社外麵看到一群剛參觀完神社的穿小學生製服的孩子,他們蹦蹦跳跳,天真爛漫,就像我們兒時戴著紅領巾去某個曆史博物館、革命紀念館接受教育歸來。我方明白:一段曆史,永遠有兩種以上的詮釋。隻看你從哪個角度、從屬於什麽政治目的、用什麽方式來灌輸給下一代。

日本人其實是有選擇性地遺忘——忘記帶給別國的災難,卻牢記自己的不幸。

目前,對抗戰曆史的重新挖掘、發現、梳理、研究以及藝術表現方興未艾。作為一個寫作者,我首先秉承尊重史實的態度去學習,其次,就我目前所認識到的這場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戰,不僅有武力的抗爭,還有文化的堅守。當年日本軍隊在戰場上並不把中國軍隊當作實力相當的對手,但他們麵對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卻既心虛又暴戾。他們是翻手把老師打倒的學生,但又知道自己並沒有老師深厚的學識和涵養。日本軍人太知道軍事征服中國易,文化征服中國難。他們在戰爭一開初就轟炸南開大學,洗劫北大、清華的圖書館、實驗室,後來又轟炸遷到昆明的西南聯大。沒有哪個國家的軍隊會專門對學府重地如此野蠻地痛下辣手,這種對文明、文化的摧殘正是他們試圖改變一個國家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核心的野蠻戰爭邏輯。“亡國亡種”是那個年代中國人的噩夢,也是每個不願當亡國奴的中國人心中的警鍾。戰爭被打敗了還可以再來,“種”被改變了,那才是我們萬劫不複的災難。所幸的是我們的民族毀家紓難、抵禦外侮的堅韌不屈和眾誌成城的傳統美德,遠不是日本帝國的戰略指揮家們所能料到的。他們在中華文化麵前,永遠是學不到位的學生。因此,我在作品中特意表達了我對西南聯大的那批大師們的敬意,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潘光旦、曾昭掄、張奚若等。盡管我對這些大師們著墨不多,但正是他們身上體現出來的中華傳統文化的品質和光芒,感召了一批批投筆從戎的聯大學子,他們是我筆下的主人翁,是我由衷欽佩的熱血報國、集家國情懷於一身的青年知識分子。現在還生活在昆明近郊安寧市的老兵吳魯,就是我書中主人翁的人物原型。這個大學二年級就棄學從軍、投考黃埔軍校的青年學子,一生坎坷傳奇,受盡磨難,卻像一泓清水般平靜、通透。每當我去拜訪這個九十七歲高齡的老兵,既可以聽到戰場上的故事,從軍生涯的艱辛,還能與老人探討魯迅、沈從文的作品,講一講大學裏的先生們。我想從老兵吳魯身上,我們會明白為什麽長達十四年的抗戰堅持下來,勝利終究屬於中華民族。

有一個美籍華人得知我在寫這部書時,在我的微博上留言:“國之重器非金非玉,是兵對國忠,是國對兵義,是兵不懼死,是國不敢忘。”真應該感謝這位不知名的網友,他萃取了一個我死而國生的士兵與他的國家的關係。

麵對那些日漸“凋零”的老兵,國不敢忘,國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