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一千三百分之一

啊，鬆山！我又回來了。不知道還有沒有這樣的機會呀。我們都老了，老得隻有碎片一樣的回憶，成天和戰死在這裏的戰友們的冤魂吵吵嚷嚷。他們總在我的耳邊說，嗨，秋吉君，你這個在聯隊裏專事記錄戰績的家夥，難道把我們的聯隊忘記了嗎？

我怎麽能忘記？戰時我就是我們聯隊的乙秘書，甲秘書是龜田中尉。他是在昭和十九年（1944）九月鬆山守備隊“玉碎”的前兩天戰死的。當年在鬆山擔負守備任務的不僅有我們113聯隊的部分單位，還有炮兵、工程兵、通信兵、衛生防疫給水等兄弟單位。唉，“玉碎”聽上去像櫻花飄落那般淒美，壯麗，可對當事者來說，那真是一段悲慘的經曆啊。有人蹲在塹壕裏嚶嚶哭泣，有人上吊自殺，有人給重傷員和“女子挺身隊”（慰安婦）發升汞片，讓他們拌在飯團裏，溶化在水裏服毒自殺。還有的人在把戰死的戰友手指切下來，在專門的“化學燃燒毯”上燒成遺骨，期圖帶回日本，軍官的則是從手肘處砍下來。那些燒成白骨的手指遺骨，一堆堆地裝在白布口袋裏，嘩啦嘩啦作響，就像車站裏吵吵嚷嚷鬧著要回家的人。挺身隊的姑娘們，和我們守備隊的官兵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平時帶給我們很多快樂，化解我們思鄉的憂愁，打仗時為我們送飯、送彈藥，甚至還直接參加戰鬥。但我們卻不得不殺死她們。她們死前懷裏還抱著一包一包的“軍票”，但那還有什麽用呢？有個叫江代的，是個朝鮮姑娘，她和一個伍長真心相愛了，肚子裏那個孩子據說就是這個伍長的。伍長一個月前就戰死了，她說要回到日本去，把伍長的孩子生下來。但在最後關頭，她哀求說升汞水會讓肚子裏的孩子中毒，你們也給我顆手榴彈吧。可我們那時都是從敵人的屍體上撿手榴彈，哪舍得給她自殺呢？這個可憐的女人，找了一根木棍從喉嚨裏捅了進去。但她怎麽捅得死自己啊，一個士兵實在忍受不了她的慘叫，就上前去幫她……她捧著肚子在地堡裏打滾的樣子，真是慘啊！

塹壕裏戰友們的屍體鋪了一層又一層，浸泡在泥漿裏，都腐爛了，到處是蛆，人踩在上麵就像踩在膠泥上。花花綠綠的腸子、心肺沾得腳上到處都是。可能是腐臭已經麻痹了人們的鼻子，竟然沒有一個人會感到惡心、嘔吐。我們的士兵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新兵時練刺殺，經常真刀真槍地用支那俘虜來當靶子，那時他們該吐的都吐幹淨了。那個年代的日本軍人是世界上神經最粗壯的士兵，可以忍受任何最惡劣的環境，戰勝任何人間的苦難。一點屍臭算什麽，肚子餓瘋了時，日軍士兵還敢吃自己死去的戰友身上的肉，高黎貢山上的日軍守備隊就這樣幹過……啊，實在抱歉，這樣齷齪的事情現在說來真是不敢相信，但這就是那時的實情。日本緬甸方麵軍的司令官牟田中將就說過：要培養最勇敢的士兵，重要的是要讓他們盡快成為精神病人。

他們真是做到了，在鬆山和龍陵，日軍幹了很多瘋子才會幹的事情。軍醫官不打麻藥活活解剖戰俘，期圖看到一個人能夠忍受痛苦到死亡的全部過程，如果生生切掉胃會流多少血，切掉幾節腸子又會怎樣。俘虜在手術台上慘叫，他們卻專注地用計量杯接傷口上淌下的血，仿佛綁在手術台上的不是一個活人，而是一頭豬。給抓來的老百姓輸馬血，觀察人的反應。人會不會像馬那樣跳躍著跑呢？不會。人隻會眼球突出，麵赤耳紅，七竅流血。這不是實驗，純粹是惡作劇。有個軍官命令把戰俘推到一個坑裏用亂石砸，以求找到如何砸死是最快致命的。細菌實驗也做過，但那是軍隊裏的最高機密，我們普通士兵不知道；我隻知道他們做過梅毒實驗，慰安所的一個從緬甸熱帶地區交換來的慰安婦患了一種奇怪的梅毒，他們就抓來一個中國男人和她發生關係，觀察他的感染情況，然後又抓來他的妻子，又觀察他妻子的感染情況。這對夫妻全身潰爛後來才知道自己成了試驗品，他們雙雙上吊自殺了。

實在抱歉，芳子小姐，一再讓你感到惡心了。戰爭就是這樣，現在看來如此沒有人性，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因為大家都這麽做，獸性似乎就不可逆轉了。人內心中都有一個魔鬼，是戰爭釋放了這個魔鬼。它來到了一群柔弱、落後、麻木、愚鈍的中國人中間，有的人順從，有的人反抗。無論哪一種中國人，都挑起這個魔鬼更大的惡。況且這種惡有一個堂皇的理由，解放亞洲各民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看看中國那時的貧窮混亂，看看那些沒有受到過絲毫教育的戰俘，我們那時真有當解放者、拯救者的自豪。尤其是，我們抓了那麽多的戰俘。在我們看來，他們總是輕而易舉地就放下了武器，抓個支那兵俘虜比兒時玩遊戲還容易。

我們怎麽處置俘虜？正常情況下送戰俘營嘛，非正常情況，就不好說了。怎麽區分這兩種情況？比如我們新到一個地區，十天之內，士兵們可以任意燒殺搶掠，軍官也不會管。因為這是戰時狀態嘛，這就是非正常情況。十天以後，我們開始擔負起維持地方治安的責任，軍隊就有紀律了，就進人正常情況了。所以那時很多士兵都願意出去掃**，雖說是打仗，但總是像春遊一樣充滿快樂啊！

是的，我們在鬆山上也殺了不少重慶軍的俘虜。非正常情況嘛，自己都沒有飯團了，哪還有俘虜的？我現在還記得有兩個大約不會超過十五歲的小兵，就像我現在的孫子一般大小。這兩個小孩子是在我們夜襲重慶軍的陣地時被俘獲的。有個叫大澤的曹長逗他們，你們想家了嗎？他們嚇得直哭，說想。大澤曹長就說，那我送你們回家吧。當時還有人為這兩個娃娃兵說情，大澤曹長，算了吧，放他們走。但大澤曹長是個行事果斷的家夥，他說，放了他們的話，明天就要挨他們扔過來的手榴彈了。就用刺刀把他們捅穿了，然後扔出塹壕。他們的哭聲都還帶著兒童的嗓音，瘦得腿還沒有我們的胳膊粗。

不，在鬆山被俘的日本軍人沒有一個是被殺掉的。重慶軍比我們更講人道主義，這一點我們應該感到羞愧。戰爭的天平，是不是終會傾向於更人道的那一方呢？可戰爭本身又是殘酷的。這真是一個悖論。但日本無論如何，再不能要一支充滿獸性的軍隊了。這不能讓我們大和民族的子孫驕傲。

現在回憶起那場戰爭，我常常分不清自己當年是否也患有精神病？戰爭對每個老兵來說，不僅是一場噩夢，也不僅是烙在心上的一道傷痕，即便結了疤痕，創傷之血還沒有淌盡，它還是癌細胞，任何藥物都難以抑止。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正視這個噩夢吧。人活著的勇氣，並非是頭上有了白發，額頭布滿皺紋時就逐漸弱小，相反地會越來越堅韌，越來越有責任感。我們日本國戰後重生，再度躋身世界強國之列，我作為戰爭的幸存者也才明白，我能活下來，就是為了讓我寫下聯隊的戰史，既寫下當年日本軍隊的惡，也寫下我們聯隊的光榮。我還要找回我的戰友們的骨骸。讓我的戰友們的靈魂，重新得到祭奠；讓我們被焚毀的聯隊旗，再次飄揚在每一個死去的聯隊戰友的靈魂裏，飄揚在還活著的聯隊老兵心裏，飄揚在日本國民的精神裏。我的肩膀上背負著戰死在這裏的一千三百多個戰友的靈魂，我是那一千三百分之一啊！

但這談何容易。80年代以前，中國不開放，日本人根本不可能來到這裏回訪，更不用說來慰靈祭奠了。直到1976年，我們日本國駐緬甸的大使第一次從仰光飛昆明，才在飛機上首次於戰後看到了鬆山。真是不容易的“遙祭”啊。我們在緬甸戰場，連每一匹戰死的馱馬都立了碑紀念，馬的名字，來自何處，服役的部隊，隨軍征戰的地方，如何戰死的，都記得清清楚楚。但在中國，在滇西戰場，我們戰友的遺骸到今天都還胡亂葬在這怒江峽穀不知名的荒山野嶺上。我們能不慚愧嗎？能不焦慮嗎？

中國的“**”結束後，中日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封閉的大門開了一條縫，我們這些在這裏作過戰的老兵都想回來看看。但也不容易，1979年隻讓我們到昆明，昆明以西的地方都不對外國人開放。那時的中國真是落後啊，似乎和我們當年離開時沒有多大改變。公路、汽車、房屋、街道、橋梁，大多是破破爛爛的。可以看出他們那時既閉塞又驕傲，既虛弱又自尊，仿佛大夢初醒的一個虛胖巨人，身帶各種頑疾，但極其好麵子。這種弱者的自尊就像一個肥皂泡，一碰就炸裂。到80年代以後，我們被允許到大理了，卻不準再往西，理由是那邊條件艱苦。我們按他們的要求，說了無數的好話，道歉、鞠躬、反思戰爭，批判軍國主義等。中國人就是喜歡聽一些他們報紙上需要的話，但我們絕不輕易謝罪。他們總是異想天開地想把我們當作反戰的宣傳工具。戰爭的罪責算不到我們的頭上，但我們也不認為自己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他們根本不理解我們是軍人，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是軍人的職責所在，是一個人一生的榮譽。我們何罪可謝？我們確實不希望中日再有戰爭，我們對反戰的理解和他們有本質的區別。我們反思那場戰爭，隻會反省自己為什麽沒能取勝，怎麽會按照他們的思路去反思呢？戰勝我們的是美國人，又不是中國人，他們不過是搭上了美國人那兩顆原子彈的順風車。這段曆史真是荒謬啊。日本政府都沒有向中國政府謝罪，更沒有向當年和日本交戰的其他國家謝罪。我們這些老兵何罪之有？一個武士即便被打敗了，也是受人尊敬的。日本跟中國打了那麽多次仗，中國人還是不懂什麽叫戰爭。大約是因為他們過去隻出優秀的儒士詩人，不出勇敢的武士吧。

但我們還得跟這樣一個大國交往。跟中國人打交道要有耐心和技巧。我第一次來時，很不受歡迎，但有一次我無意中道出自己曾經是日本共產黨員，嘿嘿，他們就對我另眼相待了。喝酒時還叫我同誌，好像天下共產黨是一家，其實我們日本共產黨早就放棄了暴力鬥爭，走議會民主的道路，和他們根本不一樣。不過我還是借此跟他們拉近了關係，共產黨的官員開始私下裏接收我送的禮物。電子表、東芝盒式收錄機、原子筆、巧克力等；而對那些普通老百姓，一個電子打火機就讓他們稀罕得不行了，那時我們回訪團的成員每個人身上都裝有幾十個電子打火機，見到對我們友善的人就送一個。當那些得到好處的中國人臉上現出謙卑感激的笑臉時，我們仿佛找到了當年在這裏當主人的感覺了。

喲西，有誰能想得到啊，中國開放僅僅幾年之後，東芝公司、索尼公司、豐田公司、三菱公司，輕易就征服了中國，他們的產品比當年天皇陛下的士兵走得更遠更廣大。那時不要說中國人對我們日本電器如何崇拜，你在上海機場一出海關，圍著你要兌換日元或美元的人就像狗一樣，轟都轟不走。哪怕隻是給他們兌換十日元，他就可以為你做任何事情。要知道當年能從我們手上兌換到外匯的人，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中國人。我們日本人在中國大陸重新贏回了尊重，你隻要說是來經商投資的，他們對我們甚至比那些從台灣回來的國民黨老兵還更好一些。簡單說，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至上的國家。跟中國人打交道，搞商貿是不是比戰爭更好呢？

不過，我們施舍這些小恩小惠，主要還是想化解敵意、隔閡，甚至仇恨。但他們還是不允許我們去鬆山戰場，隻是專程派人從鬆山上取來泥土，讓我們帶回去。我們把來自鬆山的“靈沙”帶回了日本，分給鬆山守備隊的遺族。多少遺族手捧“靈沙”淚流滿麵啊，這樣的情感中國人永遠不會理解。中國真是一個奇怪的國家，他們不重視戰死者的靈魂，敵方的不重視，自己的好像也不管。可中國人明明是個奉行“慎終追遠”的民族，看看他們對自己親人的葬禮就知道了。

一直到1984年，中日關係逐年升溫，中國也更開放了，我們終於被允許以旅行者的名義來到龍陵和鬆山。但我們受到嚴密的監控，每一個旅行團成員身邊至少有三到五個中方人員。我們被告知無論是在鬆山戰場還是龍陵戰場，都不準做任何祭祀活動，包括不準帶水酒、飯團、菜肴等祭奠用品上山。我們隻有在房間裏麵對鬆山跪拜祭奠。有一個團員動靜搞大了，在祭祀時失聲痛哭，還高唱當年的征伐歌謠，結果被隨團的中國翻譯告發了，他受到了嚴厲的警告，差一點被提前遣送回國。

1987年，我第二次來到中國，經多方打聽，終於在龍陵見到了趙先生。我怎麽能忘記他呢？我們算是“生死之交”的老對手。我的肩膀上還留有我們在鬆山搏鬥時他撕咬後留下的肉坑。每當撫摸這個肉坑，我就會想起他。先是恨，慢慢就變成思念了。天皇陛下的“終戰詔書”下達之時，我還被關在昆明的戰俘所。有一天看守我們的美國憲兵忽然帶來一個重慶軍的少校軍官，竟然是老冤家趙先生。他也在昆明養傷，臉被燒壞了。那天我們談了兩個小時，開初我以為他是來羞辱一個戰敗者的，但後來我發現趙先生畢竟是有教養的人，他跟我談未來，說和平後你回到日本，要好好幹。我們都是戰爭的幸存者，也是各自國家的棟梁，要為自己的國家努力建設啊。再不要戰爭了。我當時真的很感激他。他還在第二天專程前來送給我一副眼鏡。因為我的眼鏡腿早就斷了，一直用膠皮膏藥粘著。他還送我一枚扣針紀念章，上麵有一句箴言，我至今還記得——“人道高於一切”。中國人啊，當他們是勝利者時，他們有一顆溫軟的心；當他們是失敗者時，他們又有一個弱者極強的自尊。但無論何種情況下，他們的尊嚴很脆弱，就像今天森本冒犯了他們最敏感的東西。他們的反彈常常是不講道理的，非常極端的。他們認定的事情，輕易不會改變，哪怕他們的觀念明顯地落後於時代。

人們說趙先生坐過很長時間的監牢，但他麵對我的追問從不多說任何原因。他變成一個沉默寡言的老人了。他下午像山洪暴發般說了那麽多，真是讓我驚訝。在我的印象中，他年輕時似乎不是這個樣子。我曾經問過趙先生，你們鬆山戰役陣亡者的碑在哪裏，陵園在哪裏。他竟然不肯回答，仿佛有什麽隱情。隻說在大地上，有他們陣亡將士的血骨，就有他們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驕傲。還有比鬆山更大的豐碑嗎？這是詩意的反詰，你卻可以看出這是不負責任的搪塞。趙先生是個對中國文化很有造詣的人，但我看他戰後沒有做他應該做的事情。他也老了，老得兩手空空。這個國家在戰後是怎麽一回事，看看趙先生的命運，或許有值得思索的地方。

我發現我越來越喜歡這個老對手了。我和他討論李白和杜甫，受益匪淺啊。但這個人很傲慢，盡管中國有句老話叫“不打不成交”，我認他做朋友，他卻始終有所保留。這些年中國變化很快，中國人的變化更快。趙先生卻像一個還生活在過去時代的人。我為什麽會喜歡一個總是在我麵前頑固地保持著驕傲的人？因為我預感到他將是我晚年未竟之事的一個障礙。我必須要先征服他。

是的，這些和我要寫的聯隊戰史有什麽關聯呢？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嘛。我們鬆山守備隊“玉碎”在趙先生這樣的中國軍人手裏，不算恥辱；我們現在為他們捐建學校，就是換了一種身份回到鬆山。這是一次勝利的大反攻啊！

明天，給學校剪彩以後，我要去鬆山找他。我第一次去看望他時，給他帶去一台彩電、三千元外匯券作為見麵禮，但趙先生拒絕了我送的禮物。這個人心中怎麽還有那麽深的恨？我一直為他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