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裏的生產隊
一
我站在黃河大道南側鐵路局門前賣閉眼。染上這種嗜好，已有些年頭了。我賣閉眼不是為了看熱鬧，不是因為無聊，而是為了證實我的一個判斷：在社會大動**後的轉型期，心理疾病成為誘發精神病的主要因素。三年前，我在醫學院附屬醫院開設心理谘詢門診後，這種判斷像影子一樣跟上了我。我認為從病理學和心理學上解決理論問題，要比每天看門診更有價值。這絕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從本質上說是個社會問題。病例分析缺少普遍性，彌補這個缺憾，需要到熙熙攘攘的人流裏賣閉眼，我發現百分之九十的病人從沒去門診，而是像正常人一樣生活著。
一個中年漢子眨了我一眼。從這一亮的眼風裏，我捕捉到了我要找的東西。這種眼風帶有攻擊性。幾年前，北京市街頭，常發生因眼風攻擊導致的血案。報上把這些事件歸罪於浮躁心理、文化素養太低，我以為這種結論是瞎子摸象得出的。漢子盯著我死看，像牛經紀相牛一般用眼風捏我的骨骼、肥瘦。我感到很不舒服，也用正眼打量他。身材適中，寸頭沒戴帽子，一條深灰圍脖像個擺設，裹在藏藍色半新不舊的風衣衣領外，兩頭耷拉在胸前，裏麵的土黃皮夾克不知叫什麽東西塞得鼓鼓囊囊，深藍的褲子下麵，是一雙大約半個月沒擦過的，樣式早過了時的三接頭黑色皮鞋。
漢子看著看著，眼睛裏津出一層亮光。這是正常人都具備的驚喜時的本能的生理反應。我正疑惑這個陌生人為什麽看見我要驚喜，漢子一拳搗在我的左胸上。
“桑塬！不會錯，桑塬！”
我錯愕他竟叫出了我的名字，一時又想不起玩伴、朋友或是我的病人。
“你是……”
“我是張東升，看你啥雞巴記性。也難怪，二十幾年了，我過的啥球日子，早不成人樣了。”
透過二十幾個年輪在他身上滾過的印痕，我終於認清了少年東升的輪廓。再次寒暄後，我和他交換了名片。沒容我們反芻一星半點少年時期的往事，兩個身材五短、裝束怪異的青年來和東升咬了一陣耳朵，東升匆匆和我告別，獨自走進鐵路局的大門。兩個青年轉身奔向西邊的一個工地。不一時，幾十個人一字排在一段新砌的齊腰高的磚牆一側，隻聽哼唷一聲，磚牆訇然倒下了。雙方爭吵了一陣子，並沒有出現我擔心的械鬥的場麵，人群作鳥獸散了。我立即聯想到關於東升這些年的一點消息：他因為什麽事情蹲了幾年大獄。我心裏一悸，拿起他的名片一看，頭銜位置上寫著：“中州市向陽區生產隊隊長。”
過了一個月，張東升突然出現在我的家裏，和上次一樣的裝束，一臉匪相鑲在門框間的空氣裏。一想起那天的場麵，眼睛裏就露出了狐疑。他竟感受到了。
“當了名醫，小眼也變成B超機了？”牛眼如炬，盯我片刻，旋即一笑，扔下手中的大旅行包，“我肚子裏有根彎彎腸，你桑塬還不清楚？如今我是正經人，一級政府官員，不是來打劫的，來看老同學，你怕個球！”
“我是在想，你怎會一下找到這裏。”
他並不接腔，在我剛分到的兩室一廳房子裏巡視了一遍，大剌剌一屁股坐進沙發：“醫學院這麽大座廟，聽名頭你也不是小神，一周掛牌門診兩天的名醫，小四十了吧，咋還叫人塞在鴿子籠裏，憋不憋氣呀？”
這事用不著解釋。我淡淡笑笑，拿起茶幾上的喜梅煙，抽出一根遞過去。
東升半天不接，嘖嘖幾聲：“日怪，恁多病人認得你，還窮酸成這樣。你沒聽人說：六類人手術刀，擦屁股也舍得用紅包。別抽雞巴那，抽我的。手術刀和手術刀還能不一樣，日怪。”
我接過他的紅塔山，解釋說：“我手裏沒手術刀，也不是醫生，是副教授。”
“這就對了，窮得像教授一樣。哎，不對，那你掛牌門診診個啥？”
“按摩推拿一天，心理谘詢一天。”
“按摩我懂，教授了，還做這種粗活兒，多失身份，跟澡堂子的搓背的有啥球區別。心理谘詢又是什麽玩意兒？”
我隻好說得通俗易懂：“心理谘詢，就是和病人聊天，從他說話中看他哪裏出了毛病。”
東升並沒糾纏，點上煙說：“我說嘛，按摩能按出個名醫？還是有兩把刷子的，昨天看電視新聞，看見你和省長副省長在一起，今天一大早去醫院找你，才知道你今天在家裏辦公。桑塬，別那樣看我，我那檔子事你恐怕早聽說了，那是個冤案，有工夫再跟你細說。你要信呢，就給我倒杯茶，不信，我就拍拍屁股走人。”
我忙伸手按住他，“別，別！家裏待人接物，全是你弟妹張羅，甩手客官我做慣了的。”說著，給他沏了一杯茶。
他眯眼眨眨我，“看來交你這個朋友錯不了。”正說著，他的腰裏嘀嘀嘀地叫了起來，翻出BP機看一眼，“你的電話在哪屋撂？”
“我沒裝電話，吵得慌。”
東升拉開皮夾克，摸出一隻大哥大，按著號碼說：“信息時代了，電話離不了，不就是幾千塊錢的事兒。喂，我是張隊長，有啥事你說。”聽了一會兒，罵起來：“小雞巴蘿卜頭兒事，呼我幹啥？我留的有話，上午我有要緊事辦，你耳朵塞驢毛啦？我聽清了，他告到北京，也翻不起大浪，白鶴莊老少爺兒們心裏有秤，他紅口白牙能翻天不成？別再囉嗦了，我在用大哥大和你說話，一分鍾十幾塊呢，不當家你不知柴米貴，掛了吧。”
東升這種作派，顯然是富得流了油。中州市比起我少年時的中州，不知膨脹了幾倍，當年的白鶴莊，早成了新城鬧市的一部分，東升靠什麽用得起BP機、大哥大呢？
東升把裝進衣袋的大哥大又拿出來：“這是全世界直播，想不想找個遠處朋友說幾句？”
“一分鍾十幾塊呢，我可消受不起。”
“看你心眼兒小的，放不下個屁，”東升也不勉強，收了大哥大，“我哪裏會笑你窮酸，我一絲不掛的樣子你又不是沒見過，在你跟前我敢燒包呀？”
我忙給他續了茶水，要堵他的嘴。
東升拉開旅行包，抱出六條紅塔山、四瓶五糧液擺在茶幾上：“看來看去，也隻剩你這一個真朋友了，吃肉喝湯，我決不會忘記你。農民兄弟玩大哥大，名醫兄弟抽喜梅，別人會怎麽看？”
看來東升是有求於我了。一個人的脾氣、性格，多少歲月也不容易把它打磨去。少年時，每逢考試前夕，東升都要給我行賄，條件是我用小紙團保他考試及格。那些時候，他送的是一杆紅藍鉛筆，一把鉛筆刀，一把水果刀什麽的，或是送一隻他用芭茅花莖精心編成的小鳥籠子。少時這些小用品、小玩物，至今想來猶如一隻小白兔，很溫馨的，眼前這一堆煙酒，不是老虎，起碼也是一隻狼了。我心裏有些不快。
“張隊長還用參加考試呀？要是看病，用不著拿這些，這是我的規矩。”
“你日鬼的精能！這些事你還記著，證明我沒錯看你。”他把煙酒分成兩半，“春節剛過，上門不興空，這一半算是帶的年禮。這一半嘛，按咱倆的老規矩，誰也不能談價錢，答應也得答應，不答應也得答應。”
“要是讓我幫你搶銀行，禮是不是太薄了一點？”
“你抬抬手就能辦的小事情。”東升呷一口茶水，來龍去脈說了個清楚。
白鶴莊一九五八年有耕地三千八百多畝，眼下隻剩下五畝多了。這點地早被高樓包圍在城裏，東升派兩個人在那裏種菜蔬。二七幹道開通後，這五畝地恰好臨街，處在黃金地段上。眼見是塊肥肉，區市兩級許多個單位都盯上了，正設法買到這塊地。
“這還不好辦，誰給的價高賣給誰呀。”我輕描淡寫道，“原來你是靠賣地發的家呀，這可是掠奪性經營，早晚要坐吃山空的。”
“你把我看成敗家子兒吧？”東升猛嘬一口煙，“你可是冤枉了我。這地不賣，就得白送。奶奶的，要不是白家當權時白白送人一千四百多畝地，我這生產隊現在肯定是全國首富。賣地是殺雞取蛋，這個道理咱懂，我這生產隊還開著七八個工廠商店呢！這幾畝地我暫時不想賣。為啥？今年這種地一畝三十八萬，明年至少要翻到八十萬，做什麽生意能有這種利潤？”
“你放著不賣就是了。”
“哪有這種便宜事！市城建局有個狗日的，限我們國慶以前動工，要不然就強行征用，能放嗎？”
“那可怎麽辦？你今年賣要虧一百多萬呢！”
“這不是來找你了嗎？”
“東升，你這不是發瘋了吧？我一個小醫生，醫個病還可以，這種事我可辦不了。”
“我早合計好了。”東升胸有成竹道，“你能給省長說上話，這事就能辦成。如今是官大一級壓死人，你讓省長給市裏打個電話，過問一下這片地，市裏、區裏就不敢怎麽樣。熬過這一年，我買一套四室一廳商品房送你。”
我撲哧一聲笑了出來：“東升，省長能是我這種小人物支使的？這事我可幹不了，你送給我八室兩廳的房子，我也幹不了。”
“昨天電視上，我還看見你跟省長說話哩。”
“那是開會，說的是能擺在桌麵上的事……”
東升把半截煙朝地上一摔：“你膽子還沒雞眼大，不過叫你動動嘴，拿捏雞巴什麽架子，我要能跟省領導說上話，還能難為你？如今這社會，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剜到籃子裏的才是菜，拳頭硬的是爹，蹲大獄那幾年，我隻悟出了這個道理。你看你屋裏這家當，都是什麽年代的物件兒！小時候我總覺得你會比我有出息，昨天看見你和省長在一起，以為你是個多了不得的人物，原來你盡弄些虛的。聽我勸一句吧，如今機會遍地都是，這時不抓，什麽時候抓？說句幹脆話，這忙你是想幫不想幫？”
這件事又不違法，當然可以試一試。我說：“我總得去看看那塊地吧？要不我見了省長怎麽說？”
東升狡黠地一笑，伸手拍我一巴掌：“這還像個朋友。其實，你隻用給省長秘書說好了，讓他假傳個聖旨，說省政府看中了這片地，下麵誰敢放個屁！又不是讓你幹什麽違法勾當，不過是騙騙人而已。走，現在就去看吧。下個月就有咱自己的車坐了。”
二
鐵絲網圍著那一方地，地上鋪著一層綠綢子一樣的菠菜。紅磚砌出的兩間火柴盒樣的房子擺在綠綢子的正中，房子邊上有一口機井，架著一台破舊的水泵。歪脖槐樹剛剛吐出的新綠，把陽光剪成一片細碎的斑駁灑在黃土地上。這情景終於喚醒了我的記憶。
這裏原是華中平原的一部分，如今叫南邊那鱗次櫛比的高樓生生割了下來。記得有一年秋天，東升和我還在這片地裏捉過鵪鶉。那時，黃豆正可燒吃，我們把四五隻鵪鶉關進鳥籠，掛在這棵歪脖樹上，燃了黃火燒毛豆煮鵪鶉蛋吃。也就是那一天，我知道了東升的最終理想。我說他其實很聰明，隻要用心，成績肯定不比我們這些城裏孩子差，這樣每次抄我的卷子，就不該進城裏上學。白鶴莊辦的有小學和初級中學，我不明白東升為什麽舍近求遠。東升答道：“我爹讓我將來接他的班，當大隊支書。我們張家在白鶴莊是小姓，白家人多，這才送我過街進城上學。隻要在市裏混個中學畢業，當兵入了黨，白家人多也枉然。我數學沒抄過你的吧？這也是我爹讓我好好學的。我們張家人當支書，他們白家人就當大隊長和會計，支書不會算帳可不中。”
想著這一幕，我不由得伸手拍拍老槐樹，歎口氣。
“桑塬，你發啥癔症？”
“我想起初二那年秋天在這裏吃毛豆了。”
“大年初二吃毛豆？你說的啥球鬼話！”
東升顯然徹底遺忘了這件事，我陡然覺得無聊起來，四下一張望，看見房子周圍長著十幾株茁壯的植物，心裏一陣發緊：“東升，你膽子可真大，種大煙幹什麽？”
東升大咧咧道：“大煙殼殼吃火鍋用，籽籽又能治肚子痛，種這幾棵，啥大不了的事。販毒、吸毒，政府還管不過來呢。”
我無言以對。
沉默了一會兒，東升談起了他這二十幾年的經曆。他表現出的傾訴欲令我吃驚，直覺告訴我：東升患有心理疾病。我認真傾聽著，不肯放過一個細節，直到日薄西樓，東升才驚呼道：“天爺，我倆午飯還沒吃呢！沒想到你對這些陳穀子爛芝麻有興趣。走，到我隊部那兩家菜館喝兩盅。以後有你聽煩的時候。”
“你忘了我是醫生，搞心理分析研究的，聽不煩。”
東升說的兩家菜館，與他的瓜葛隻是兩個老板租了他生產隊的房子。按理說，隻要老板沒有拖欠東升的房租，東升去吃盤小蔥拌豆腐，也該掏腰包付賬的。可是，東升在菜館裏，表現出得比老板還老板。這地界已算中州市的鬧市區，又是傍晚時分，自然是吃客盈門。
我倆走進左邊的川菜館，老板模樣的肥胖中年人一臉爛笑迎了過來：“張隊長今晚吃個什麽菜？炒好了，我讓小二給你送辦公室去。”
東升一把拉我過去：“胖子，你可別寒磣我！你知道這是誰？我光屁股時就交下的朋友，市裏大名鼎鼎的醫生，省長、市長家的常客，來你這裏吃飯，是賞你一個臉。什麽辦公室，好像我偶爾吃你一頓就吃窮了你，小氣成啥樣了？雅座侍候吧。”
我看見胖子嘴角的肌肉跳了幾跳，為難道：“雅座有人預訂了，張隊長，你的客人不多，是不是將就一下？”
張東升鼻孔哼了哼：“將就？胖子，這大堂能是我這位朋友坐的地方？吵得鱉窩一樣。雅座客人沒來，明天吃一樣嘛！年終我手指頭一緊一鬆，也不是一桌兩桌飯菜錢。”
老板竟妥協了，他朝兩個女子喊道：“還愣著幹什麽，去雅座侍候張隊長。”
沒想東升還沒完，又對胖子說：“你去給隔壁粵菜館老林說一聲，叫他做個清蒸河蟹送來。”
在雅座坐下後，我忍不住問他：“人家交了房租，你再這樣胡吃海喝合適嗎？”
“有啥不合適！”東升奇怪地望著我，“打著燈籠找不到的巧宗兒，他還不識相！這地是白鶴莊的地，這房是我張東升當年冒家破人亡風險貸款蓋的房，租給誰不租給誰，一年租金多少，還不是我紅口白牙說了算？你隻管心安理得吃喝，這兩個王八蛋外省人黑著呢，這個虧他們不會吃。”
菜的味道不錯，我卻吃得毫無胃口。一個動**的時代過去後，複仇心理普遍化，更多的時候，這種心理表現為自私，有的就帶有攻擊性，以損人為前提。正是基於這種判斷，我認為這種時期多數人患了心理疾病。我和東升的生活、思想、行為，已無絲毫共同之處，作為朋友交往的前提已不複存在。如果把這次重逢當作天意，它的作用恐怕隻是為兩個少年玩伴的友誼畫個句號。那個腳踩方口手工布鞋，身穿手挽布扣對襟上衣，四季都留著茶壺蓋寸頭，英姿勃勃的美少年張東升是我的少年朋友，眼前這個不農不工不官不商不洋不土的中年人，到底與我還有什麽關係呢？我答應為他的五畝地去和省領導說情，實際上是和他進行一種交易。這麽做值不值呢？可是，我又不能對東升身上那種獨特的東西視而不見。他是受過大磨難的人，如今成了社會的主要角兒，這種主角的表演，會為我們這個時代留一部什麽樣的心靈史呢？在我的病人中，近一兩年，事業上取得成功的人多了起來，有癔症患者，有隱性精神分裂患者，他們的病都深深地打著他們個人曆史的烙印。張東升肯定能為我的研究提供一份新的資料。我還得與他交往下去。
吃過飯後，我要去趕公共汽車，東升生氣道：“你這個大忙人，我拉你出來一整天，又有那麽大的事求你，讓你坐公共汽車回家，日後我見到弟妹，你讓我的臉朝褲襠裏裝呀？我一定要看見你上出租車。”
我聽得一陣心裏熱，不由得伸手搭在東升肩頭上說：“東升，你應該注意一下外部形象，這身裝束太像個生產隊長了。”
“我本來就是個生產隊長呀，貨真價實的農民。”
我忙說明：“你這個生產隊長，已不是原來那種生產隊長，你這一身打扮，與你用的大哥大、BP機，不般配，置幾套行頭，什麽場合穿什麽。”
東升在昏暗裏齜出白牙笑了，說：“中！幾千塊錢的事兒。”揚手招來一輛出租車，塞給司機兩張票子，“桑塬，那件事你可要用心。事辦成了，不管明年漲多少，都按百分之十給你提成。”
不管這件事顯得多麽可笑，我還是被東升的話深深感動了，握住他的手說：“東升，你今後想發達，恐怕要靠生產隊這三個字。都市裏董事長、總經理多如牛毛，你這個隊長可不多，物以稀為貴。”
妻正在家裏等我吃晚飯，見我酒足飯飽的樣子，埋怨道：“連個條子也不留，我正要到報社登尋人啟事呢！”
我把情況簡單說了，笑道：“東升支書沒當成，終於還是當了生產隊長，難道真有劫數不成？”
“這麽大的都市裏還有生產隊？真是怪事。”
“那天接了他的名片，我也覺得奇怪。一九五八年擴大的城區，都有這種生產隊，生產隊長手裏拿有征地合同，隻不過，大部分生產隊很快就城市化了。東升這個生產隊，絕對是個例外。白鶴莊是個很大的村子，一九五八年大約有兩千人，村址就在鐵路局西南那一片，我以為它早消失了，沒想到它的生命力這樣頑強。現在，東升還是個標標準準的農民，沒有中州市戶口。白鶴莊還有十八個這樣的農民，他們組成這個生產隊，直接受向陽區領導。”
“東升他們靠什麽生活？”
“賣地，租賃房屋，辦工廠。”
“正經生意人嘛。”妻說：“又是你小時候的同學，這個忙應該幫。其實，隨便省裏哪個領導過問一下，事情也就解決了。”
“從來沒辦過這種事，恐怕不好辦。”
妻不以為然：“東升這事求到你，算是求對了人，就看你能不能放下架子了。聽你這麽說，東升是個仗義的人，你要把這事辦成了，說不定他真能兌現。”
我心裏一沉，立時有些不悅：“動動嘴明年拿十幾二十萬，這不是都市天方夜譚嗎？再說，這種事我怎麽好對人開口說。”
“有什麽難為情的！”妻鼻子哼了哼，“你如今也算名醫了，班上忙個賊死不說，下了班，省長、市長、部長，說叫你去就叫你去，義務按摩幾百次了吧？這點小事，他們也該幫你辦一辦。”
“這麽做合適嗎？”我自言自語著。
“有什麽不合適的。”妻冷笑道：“你打聽打聽，市裏有你這種身份的醫生，哪個還住兩室一廳？為自己的事，我絕不會要你破例，如今是為朋友，說得過去了。前兩年我要停薪留職辦舞蹈學校，你攔住不讓幹，如今各種舞蹈學校爛了街，想當你的賢內助也當不成了。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反正你不去求人，歌舞團也在傳說咱家占了多大的便宜。”
妻這番話說得我心裏疼，我正是不想當個按摩師虛度光陰，才轉向心理分析研究的。不能說妻的這番話沒有一點道理，我無償為官人、官太太、衙內按摩推拿時，心裏收獲了幾多虧空？幾年來，我沒為自己的事張過一次嘴，如今也好利用這件事，檢驗一下我在這些官員心目中的分量。
星期六下午，省委宣傳部梁部長派車來接我去給他夫人治腰椎間盤突出。部長夫人是中州有名的才女，在全國要算一個二流知青作家，近年來為了創作，得了這個病。實話說，全市那麽多官員找我治病，也隻有這個病人對我有點吸引力。部長夫人畢竟和我一樣下過鄉，共同語言要多得多。
部長夫人俯在**，照例發了一通牢騷：“這個病再好不了，我這輩子恐怕真的要被等掉了，文學史也他媽的太殘酷，提起知青文學，吝嗇得隻提三五個人，要是提十個人，我也用不著這樣拚命。”
梁部長插話道：“你也不用想不過，史書曆來隻記各行業頂尖的人物。”
部長夫人尖銳地笑了幾聲：“你還不如我呢！得意什麽？中國搞一本官吏傳，出十卷本，也輪不到省委宣傳部長。你到時候青史有名，恐怕還得依靠我下麵這部書。”
老夫少妻間的這種爭鬥，我見多了，笑著打圓場道：“女才郎貌，郎才女貌，你們全占了。嫂子這病，壞就壞在一個要強上。”
梁部長討好道：“桑醫生把你治好了，咱們比翼雙飛。”
部長夫人在我身下咯咯了幾聲。我立即想起了東升說的那件事，心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梁部長不管，你張東升可別怪我不夠朋友。
我說：“我的任務艱巨呀，嫂子這病，多看看綠色，常過田園生活，很快就會好。古時候的文人，沒有得這種病的。其實這種病是一種城市病。”
部長夫人說：“說得好！滿眼的鴿子籠建築，看了心就煩，如今這中州，往哪裏過田園生活呀！”
我說：“市區裏還真有個生產隊，有五六畝菜地，四周被高樓包圍著，去那裏看看，感覺好極了。”
“真有這樣的生產隊呀？”梁部長先問起來。
“是的。”我又用力推了兩把，“今天就這樣了。這個生產隊在向陽區，隊長張東升是我初中時的同學。這些年，他們靠賣地積累了不少資金，開辦有工廠、商店。不過，這五畝地恐怕保不住了，很多單位要買這塊地哩。”
“不能賣！”部長夫人穿著衣服道，“給都市留點活力吧。”
“張東升也不想賣，不過，他一個小生產隊長，恐怕擋不住。”
梁部長若有所思了好一會兒，問道：“他們生產隊還有多少人？固定資產有多少？”
“還有近二十個沒轉城市戶口的農民，生產隊的形式保留得很完整。他們具體有多少資產，我說不具體，大概有幾百萬吧。東升有大哥大、BP機，聽他說還要買輛小汽車。”
梁部長喃喃自語道：“都市裏的農民，又曾經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現在有大哥大、小汽車，比我還闊綽嘛。一個人平均幾十萬元，在中州是很富的單位。是個人物，真是個人物。有機會我得去訪訪這個張東升。”
部長夫人道：“到時候可別忘了帶上我。”
三
轉眼到了夏初，我已經把東升和他的生產隊徹底遺忘了。部長夫人聽了我的勸告，去北戴河療養去了。
一日，我讓妻在家幫我整理病曆，兩個不速之客來了我的家。
兩個電信局的工人帶著一部高級錄音電話，進門就要施工。中州市電話號碼升成七位數後，每幢住宅樓都安裝了分線盒，裝電話已不是多難的事。可是，我們確實沒有交過申請，怎麽就大躍進到了施工階段呢？我讓工人拿出各種單據一看，用戶一欄果真寫著我的大名，隻是我的單位變成了中州鐵路局綜合服務公司，付款一欄，赫然寫著“轉賬”二字。
“這是怎麽回事？是誰開的這種玩笑！”
“張東升呀。”妻把一張收費單據遞給我，“你看，經辦人一欄寫著張東升的名字呢！”
“莫名其妙！我要出去給他打個電話，他的名片呢？”
“看你急的，”妻說，“讓師傅把電話安好，你想找張東升還不容易。問清楚了，再決定要不要嘛。”
我隻好同意兩個師傅施工。
電話安好後，我立即撥了東升的大哥大號碼。聽出他的聲音，我大叫道：“東升，你搞什麽名堂，這台電話是怎麽回事？”
“狗日的，是不是今天才裝上？”東升說，“遲了一個星期，早知道這樣，上星期請他們的那頓飯還不如喂狗。電話機子不錯嘛，你的聲音一點都沒變。”
“東升，你冷不丁給我裝個電話幹嗎？我怎麽變成鐵路局綜合服務公司的人啦？我膽子小，你可別嚇我，說不清楚，我可要扔電話了。”
“桑塬，你狗日的盡給我裝蒜！”東升聲音大了許多，“你還想當活雷鋒呀！你幫我張東升這麽大的忙，我給你安個電話算雞巴啥？我要是不還你這份情，我還是個人嗎？告訴你，那塊地沒人敢搶了。桑塬，你小子真有能耐，一弄就把我弄成個典型了。”
我越聽越糊塗，對著話筒央求著：“東升，要不你過來一趟，那件事怎麽就辦成了？”
東升公雞打鳴一樣笑了起來：“雞巴船彎在這兒呀！你是爭理吧？這個理也該爭一爭。我爹拚雞巴一輩子，不過才當了個大隊支書。你說幾句話，我搖身一變就成了區政協常委。我已經弄清楚了，區政協常委相當於副縣級。我是該親自到府上謝你才對。前幾天梁部長還來過呢。”
“哪個梁部長？”
“省委宣傳部梁部長呀。你和他那麽好的朋友，他來我這裏視察，也沒給你提說過？”
我拿著話筒聽呆了。
“桑塬，這裏說話不方便，等會議結束了，我請你作陪，好好請省報譚記者吃一頓。前天他在省報上給我寫了一大版，以後這生意好做多了。有人來了。”話筒裏傳出“吭吭吭”的聲音。
“東升，你裝什麽鬼！你到底在哪裏？”
等了一會兒，東升急匆匆說：“我在中州賓館茅坑裏蹲著。正在開政協會，上午單個發言，再有兩個代表就輪上我了。大哥大一嘀咕，我趕緊捂著肚子朝廁所裏跑。咱是個新常委，要注意影響，懷裏揣大哥大開會，這不是燒包嗎？剩下的話見麵再說吧。這泡假屎屙的時間太長，屙成井繩了，我得去會場準備準備。這兩天電話可得關了，總不能老是假裝屙屎吧？又有人來了。”
東升那邊壓了電話。
我想象著東升這個時候裝作係褲帶的滑稽相，不禁笑出聲來。東升有極上乘的表演才能，上中學時，即興表演常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那時候，我很為他沒有實現一名演員的抱負而感到遺憾，背地裏常喊他小支書，以表示我對他恨鐵不成鋼的情緒。每次喊他，他都樂滋滋地聽著，隻是提醒我不要當著別人的麵喊，怕傳到白鶴莊白姓人的耳朵裏。想起這些往事，我多少理解了東升現在的得意。
“你笑什麽？”妻問，“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塞給電信局工人二十元錢，讓他們買包煙抽，送他們出了門。轉念一想，我又覺得這事對東升不一定是好事。他這些年，人生的最高理想一直處於抑製狀態，如今一下子實現，心理會出現失重現象，這是精神抑鬱症轉化成精神分裂症的基本條件。我曾對中舉時的範進作過病理分析，得出他曾患有癔想病的結論。在我收集到的上萬份病曆中，有半數以上的人在苦難時撐了過來，當他們重獲自由時，他們的心理以這樣那樣的形式崩潰了。省作協有個作家，二十歲作長詩名噪文壇，二十一歲被打成右派，二十二歲被追加反革命罪，判徒刑十五年，四十二歲被平反昭雪，進入第二個創作高峰期，女友如雲，一年當二十年來過。五十歲後，這位作家又因收藏兩千餘件女人**胸罩聞名中州。事發後他自殺未遂，現在他正在我這裏進行心理治療。東升能不能經受這種成功的考驗呢？我有點為他擔心起來。
“桑塬，”妻喊我一聲，“你一會兒笑，一會兒皺眉頭，出了什麽毛病？”
“毛病？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和梁部長說了幾句閑話，那五畝地不但沒人買了，東升竟當上了區政協常委。這部電話，他說是他的一點心意。”
妻的眼睛倏地一亮，說：“東升還真講交情，如今這社會，過河拆橋的人太多了。我想，交這樣的朋友，沒什麽壞處吧。”
“能有什麽好處！這電話費竟要另外一個單位支付，誰知道背後還有什麽交易。”我從茶杯裏挖出一團茶葉子嚼著，辨不出是苦是香。
妻說：“幹嗎把事情想得那麽複雜？你幫了張東升的忙，他還你一個人情，如今流行這個。流行的東西，總有它的合理性。”
“我總覺得這不大正常。”
“你是病人見得太多了，別疑神疑鬼了。”
我找了一張前天的省報，第二版果真登了一篇通訊《都市裏的生產隊》。文章占了一整版，標題是通欄手書，規格之高，實出我的意外。東升說的譚記者，竟是部長夫人。到底是作家，文章寫得十分動情，白鶴莊人顯然被部長夫人美化了，他們養狗養雞的傳統被根除，竟顯出了一種悲壯。部長夫人在這裏好好地詛咒了都市文明，把東升的生產隊當作世外桃源來謳歌了。文章裏引用東升的話，多半是廣告性言語，十幾項沒受孕的工程，也讓他說得有鼻子有眼。我已經習慣了時下推出典型的做法，並沒有覺得出格，也不特別為東升高興。
星期四上午，東升拎著一隻微波爐來了，一身質地考究的深灰西服，兩個扣子都扣著，“金利來”領帶的尾巴斜在右麵一側兩個扣子附近，朝上一看，領帶是紅領巾的打法，鬆鬆垮垮，皺皺巴巴在下齶下麵擰出一個疙瘩，腳上的皮鞋樣子極瘦，蓬頭垢麵的。一個解放軍中士緊跟著他走了進來，手裏拿著東升的大哥大。我有點詫異，一時沒找出合適的話，隻是讓他們坐下。
妻從裏屋走出來，笑吟吟地道：“是張隊長吧。”昨晚東升打電話說今天要過來，她執意要認識認識，今天沒去歌舞團上班。
東升顯得手足無措，喉嚨裏咕咬著奇怪的響，結結巴巴說：“是，是弟妹吧？”
東升麵對女人時的表現叫我好生納罕，在我的想象中，東升是腰纏萬貫的新貴，應該不乏和女**往的經驗。
東升立即嘖嘖連聲，“咦，到底是跳芭蕾的，要不是桑塬說過你們兒子在杭州跟他外爺上學，我怕是要把你認作侄女子。真是人跟人不同，我那屋裏的，愛人，論年紀，大不了你幾歲，倒像是你的媽了。”
妻看上去很高興，說：“老了，老了，不好看了，快坐下來喝茶，喝茶。”
東升並不坐，拉過中士說：“小李子，門也認清了，這是你桑老師，這是你師母，看清楚了，你去忙你的吧。你把大哥大隨身帶著，我啥時叫你，啥時你來接。別跟你那小鴿子玩忘形了，誤了我的事。”
中士連聲答應，轉身出了門。
“東升，啥時候學會變魔術了？”
東升坐下來：“車已經上了牌子，小李子是專職司機。原想買個半舊的上海玩一玩，這一當政協常委，身份不一樣了，換了這輛新桑塔納，耽擱了一個月時間，要不，我怎麽會這麽長時間不來看你們。”
我擔憂道：“東升，涉及軍隊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
“你這話是啥意思？”
“冒充軍人，可不是小事。”
“桑塬，你也太小看人了。”東升說，“這種事我怎麽能去幹？別說現在咱也算是個有身份的人，坑蒙拐騙的事，十年前我也沒幹過。過個小李子不是假的，車上的軍牌也不是假的。你咋會想到這個岔道上！”
妻打圓場道：“桑塬跟你開玩笑呢！那小李子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看就知是個真的。”
東升解釋說：“如今這社會，不好混，凡事都得備七八個心眼。有車的人不多是不是；不多，別人心裏就不平，交警、公安、保安，專愛找私人車的麻煩，一看咱是農二哥，肯定掄起快刀宰。我的司機是軍人，車牌又是軍隊的，出點小問題，誰敢扣咱的車？”
我還有點將信將疑：“這事就那麽容易辦？”
“容易？雞巴容易！我又沒個將軍舅爺，靠關係咱根本辦不成。這是撞在槍口上的便宜，不撿白不撿。鐵路局南邊伊河路有個兵工廠，做服裝的，想用一用圍牆外麵和大街之間的空地修個店麵，對外出售軍服什麽的，找到我要給個方便。我提的條件就是給個軍牌，配個司機。其實，這事能辦成算是僥幸，我哪裏不明白軍隊欺不得？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咱懂，他們要占，我也隻能幹瞪眼，軍工廠不比鐵路局，咱懂，不能跟人家耍橫的。所以，我才說這事辦成是運氣。”
“雞巴權。見縫紮針，打擦邊球。六十條說得明白，解放後土地都歸國有。國家是啥？先前公社大隊就是國家。各個單位征地，都和大隊簽字畫押，合同地契就留在大隊了。這些地又不是有零有整劃出去的，剩下的邊邊角角，日子一久，都想占了。咱有十幾個農民，這地就屬於咱。農民活命靠啥？靠地唄。他要蓋房，咱不讓他蓋，鬧出事情，官司打到京城咱也占理。國家總不能讓咱這十幾號農民餓死吧？”
“這裏麵還真有學問！”我不由得歎道，“這部電話，恐怕也是用這些邊角地換的吧？”
東升得意地笑了笑：“我爹在世時，常對我說，精一門手藝，就能吃遍天下。你靠行醫吃飯，弟妹靠腳下功夫吃飯，我隻能靠地吃飯。一馬平川的地，靠的是侍弄，會種瓜得瓜，會種豆得豆，有的家養豬興，有的家養雞發。這一圈到城裏，什麽都不靈了。外國城市還準養狗，這裏狗也不能養的。說起生產隊，城裏人一想，不是雞鳴狗叫，就是蘿卜青，青淩淩。我這生產隊，這十八般武藝都吃不開了。開始想著沒地了，做別的文章，辦過草帽工廠，幹兩年，草帽不興了。後來又做茶壺塞兒，又做兩年，不靈了，為啥？高壓水壺滿街都是。想做別的吧，哪有力量和城裏人競爭。走投無路，轉回來又琢磨這地，沒想還真整出點名堂了。那一次在鐵路局門口見你，正和鐵路局服務公司較勁。他們想修店麵，招呼也不打一個，當我張東升是個二百五呀？在這塊地皮上混了幾十年，絕過食，請過願，使過絆子耍過橫，次次都贏。那邊我讓人推牆，這邊我去找鐵路局局長，把當年的征地合同朝桌上一擺，讓他看著辦。沒過幾天，服務公司經理去找我了。結果他答應安排我兩個遠房親戚到他的公司上班。後來一想，還不解氣，就讓他們給你安了這部電話。我說你是我們生產隊聘的高級顧問，理上就說得過去了。”
妻說：“張隊長，桑塬點子還真不少，當個顧問，對他搞研究也有好處。”
我心裏暗自叫苦，又不好再拒絕，隻是咬著牙白了妻子一眼。
東升說：“弟妹說得對。桑塬提醒我要靠生產隊三個字發達，果真就有那個意思了。邊邊角角的地，總有用完的時候，那時該咋辦？梁部長那次去視察，指示我要把目光放遠一些，要做城市新農民，把生產隊磨成一顆中原明珠。如今我才後悔當年書讀少了。桑塬隨便一出手，我張東升就變成一個人物了，這才叫能人。”
話說到這種程度，我隻好順水推舟了：“這是什麽話，你我朋友多年，在一個城市，相互照應一下，也該。”
“我不會要你這些錢的。”
“咋！”東升瞪起牛眼，“你是不是信不過我？要不我給你留個字據，你這樣說話我可要惱你了。”
“張隊長，”妻給東升剝了一隻香蕉，“其實，你有這份心意也就夠了，給得太多，我們怕擔待不起。”
沒想到東升竟動了感情，喘了幾口氣道：“我在監獄裏，什麽惡人沒見過？這些年，那些年，什麽險惡沒見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我就是這麽一個人。出獄後這十幾年，我苦掙苦挨，為的是什麽。我有了錢，還是什麽也不是。本來，我打算就這麽活球一輩子算啦，你們拉了我一把，黨籍問題有人過問了，被冤坐牢的事也有人過問了。沒有今天，我就是成了億萬富翁，也是個勞改釋放犯。桑塬，你說這能是錢可以買的嗎？我知道這都是因為我如今成了典型、政協常委，才有這個合法洗刷自己的機會。這個機會是誰給的？是你桑塬，我要是忘了這一點，我還是我爹掂球做的嗎？”東升嗚嗚地抽噎起來。
我發現我低估了那幾年冤獄給東升帶來的傷害。東升這種表現，有極大的普遍性。一個生命的正常流程被扭曲後，隻要這生命的細流沒有中止，它的力量根本沒有消耗掉，一旦時機成熟，它就要以合適的方式顯示自己。從這一刻起，我把東升當成一個病人看待了。我不知道能為他做些什麽。即便要做，也要等我知道了東升全部的心靈傷痕後才能決定。我拍拍他的肩頭說：“東升，把肚裏想倒的東西都倒出來吧。”
東升鼻子一嗡一嗡，號啕一陣，突然罵道：“操他媽！”
接著，他如泣如訴地講述起來。他在戈壁灘為了入黨九死一生的冒險經曆；他在牢裏搞同性戀的隱私；他出獄後得到白鶴莊的最高權力時的步步血痕，都使我驚悸。作為一個心理醫生，我並不是沒見過更深重的苦難。我一直認為，消滅生命並不是最殘酷的。我需要一批證據，來證明這一點。東升的經曆，放在當代中國，它有極高的典型性。正因為我發現了這一點，我才感到悲涼，他畢竟是我的朋友。
中午吃飯時，妻教會了東升怎樣打領帶。
妻說：“嫂子讀過大學，怎麽沒教你？”
四
所有偉大的東西都有魅惑力，哪怕偉大的苦難和偉大的罪惡。我熱愛有魅力的生命，這就是我當初選擇學醫的唯一動機。藝術也崇尚苦難和罪惡，但它設置柵欄，我不喜歡中間的麵紗。藝術有點葉公好龍，它在展示苦難和罪惡之後，隻具有淨化這一種於人類有益的功能。醫學在飽覽苦難和罪惡的奇觀後，多半能產生根治的良方。
我該認真觀賞一下東升了。支書坯子、要黨票不要命的戈壁灘戰士、片警、勞改犯、同性戀者、低層陰謀家、都市生產隊長、腰纏萬貫的大款、區政協常委，直到今天，東升完成了以上形象的塑造。將來呢？東升將來最終要完成一件什麽樣的雕塑呢？在東升以往的曆史中，沒有清晰可見的主要特征，每一段都呈現出模糊性和多義性。心理學認為，一個成熟的生命，其行為受一種處在無意識狀態中的心理定式製約。東升的心理定式是什麽呢？如果他被捕前的經曆起了主導作用，他將來或許能成就一個政治家，經濟決定政治，已成為一種世界潮流。如果勞改時期積澱的力量占了上風，東升又會朝何處去呢？東升多舛的命運，是天性使然，還是環境的塑造？
我必須對東升的重要曆史片斷進行梳理。
東升在戈壁灘幾乎用生命換來黨員這個身份那一刻，他心裏在想什麽？他在想張家父輩苦鬥時的艱辛了嗎？他在想張家政權在白鶴莊的固若金湯嗎？東升在那個年代，屬於政治上早熟的一類人。東升他爹這個老牌政治家，在東升踏上西去列車的時候，已經給他打上了鮮明的生命底色。東升走進部隊的目的，隻能是一個：入黨。要當支書，必須入黨。
但是，東升還是能選擇別的道路。這得需要環境的塑造。這個時候，軍隊的現狀沒能阻止東升朝自己的理想前進。東升入伍第二年，中蘇在珍寶島打了一仗，穿越沙漠地區的實戰演習關係著國家利益，必須要搞。大規模演習前，要搞模擬試驗，看一看戰士的生命極限到底在哪個地方，以便決定中蘇戰爭全麵爆發後，部隊從沙漠穿過，迂回到敵後的行軍路線。東升報名參加小分隊，是在拿生命賭火線入黨。要不，就無法解釋二十年後，東升談起這次死亡行軍時眼睛裏閃爍的恐懼。七天後，他成了八個幸存者中的一員，他贏了。他贏了之後，唯一一個念頭就是盡快回白鶴莊。
東升在白鶴莊生活了四個月，父親馬失前蹄，被免去支部書記職務。此時，東升自小就開始追逐的目標突然消逝了。我認為，他對戈壁灘的恐懼隻有在這個時候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靈上。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才開始考慮在戈壁灘付出的代價值不值這個問題。老牌農村政治家因為說了一句對林副統帥充滿感情的醉話，他的政治生命就中止了。這種殘酷的現實，把他送進一個心理頹廢期。心理學告訴我們，人在這種時期極易走向反麵。東升決定來一次脫胎換骨，徹底走出土地，變成一個城裏人。實際上，他是在嚐試學會遺忘。第二年春天，支書坯子張東升去一個派出所當了片警。這一年，白家在白鶴莊的權力較量中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老支書在一個淒苦的冬日裏含恨而逝，生前，老支書沒有留下任何遺言。
緊接著，東升被拋入了另一個軌道。
“趙副局長為他侄兒的事，不該把我朝死裏整。周指導員為什麽要落井下石，我更不明白。我想，有些人生下來心就是黑的吧。”
我很重視東升重複兩遍的這番話。他的結論重視了問題的一個方麵，忽視了另一個方麵。他忽視了當時的社會大環境。其實，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都能問為什麽的。鐵路局醫院外科醫生扒兒媳**要化驗精液，恐怕不能問為什麽。兒媳婦偷人，兒子不急，老子急，為什麽？這恐怕也是一個斯芬克斯之謎。
問題是這個場麵恰恰讓穿著警服的張東升看見了。張東升沒問為什麽，直截了當對那個挨打的女人說：“你打他不過，你爹、你哥、你弟弟呢？”
問題是這女人照著張東升的話做了，驚動了派出所。這起民事糾紛的問詢筆錄上，記下了女人這樣一句話：“張片警要我找人打他的。”
女人這句供詞本來傷不了張東升一根汗毛。
偶然事件發生了。張東升這一段經曆中，充滿了偶然事件。
一個月後，趙副局長的內侄與人發生爭執，先動了刀子，案子恰恰出在東升管轄區。本來，這件事可以把張東升推到趙副局長親信的位置上。他隻用在審訊筆錄上做點文章，很容易就能達到這一目的。趙副局長確實給了東升這個機會，當麵塞給張東升一個紙條。張東升看後，隨手把紙團扔進了廢紙簍。這一行為並不構成對趙副局長的傷害，甚至可以解釋為張東升在銷毀罪證。中午，張東升在一個同事家裏喝了幾杯酒後，去審了這個案子。他記著趙副局長的條子，放了一個姓趙的，寫了“拘留十五天”的處理意見。偶然的事發生了，張東升忘了內侄外侄的區別，而與趙副局長鬥毆的青年恰好又姓趙。這樣，張東升的一係列行為就構成了對趙副局長的傷害。
必然結果出現了。一個星期後，外科醫生好端端地，卻住進了醫院，那件民事糾紛變成了刑事案件。審理的結果，張東升成了主犯。兩個月後，他被判三年徒刑，卻被關押進一座重要罪犯監獄。
三年後，東升出了獄，發現自己的城市戶口已不再存在。他又回到了白鶴莊。
一個警察和一群殺人搶劫犯住進同一個號子，所受的待遇可以想見。我有個病人，是個刑滿釋放犯，他家裏人介紹說，他出獄後，幾次回到監獄附近，後來就有了重新犯罪的行為。經過半個月的治療，我發現他是一個受虐狂。在監獄裏，他挨了五年打，出獄後，與苦難有了距離，他透過這段距離，發現了苦難的**。靠他自身的努力，他已經無法抗拒這種**了。我對他的病毫無辦法，當我知道他小時候很懼怕他父親這一曆史後，我約見了那位已經年邁的父親，希望他能重新建立他的權威。半年後，這位病人自殺了。做父親的在一次盛怒下，用木棍打斷了病人的一條腿，因這次失手，父親再沒動兒子一根指頭，病人無法再次挑起父親的憤怒，他選擇了死亡。正因為這樣，我並沒有追問東升在監獄裏的詳細情況。他對這一段生活講得極少。在這極簡約的講述中，他重複了這樣一個細節：開始的半年，他靠馬桶睡，每天負責倒馬桶，每天晚上，獄頭罰他把頭插進尿桶倒立，唱完三首歌才準睡覺。東升自殺未遂後，管理人員才把他換了一間牢房。
這段時間，我給東升通了幾次電話，他的農民娛樂城項目一路綠燈被批準了，隻等第一期款子到了他的賬上，就可以動工。我為東升感到高興，平心而論，我寧願看到東升能通過自我調節，把苦難帶來的心理痼疾變成一截永不發炎的盲腸。我不希望他在我的研究中提供一份新的證明材料。右派作家後來表現出的觀**癖，在我看來是他在漫長的二十年裏性壓抑積澱的結果。他的病已成為不治之症，因為他已經過早地在生理上喪失了男性的功能，心理虧空被放大了。在和這位作家的誘發式交談中，我曾指出，他錯過了一個曆史性機遇，沒能充分重視他聲名鵲起那段時間和一個年齡上可以做他女兒的青年女作家的戀情。我曾經用一個月時間，反複研讀了這位女作家失戀後發表的大量的作品，發現她也有病。
有很多次，我真想中止這種研究。我發現，進入的愈深，我就愈痛苦。幾乎所有的病人，都是各個行業的最優秀的代表。正因為他們的優秀，他們看到了社會的不完整性，看到了人性的弱點，看見了法律的漏洞，他們都是行動者。
過了近一個月，小李子突然來到我的家。
“是不是要開奠基禮了？”
“不是的。桑老師，下午打了起來，郝院長要告狀，張隊長要我接你過去討個主意。”
我顧不得收拾案頭的病曆，急忙跟著小李子下了樓。
東升一個人坐在辦公室裏抽煙，看見我進來，踩了煙頭罵了起來：“銀行這些王八蛋，貴賤隻給兩百萬，加上我的家底，這大樓也隻能蓋成一小半。我去找市長，市長說如果這個項目基本上由國家投資，就沒多大意思，銀行答應給兩百萬，已經破例了。他讓我設法自籌資金。把我渾身骨頭削成扣子賣，又能賣幾個錢？我心裏本來有氣，這姓郝的還不給麵子。”
“你怎麽能動手打人呢？”
“我沒動手。手下幾個人不會辦事，打出了紅傷，他告到區裏了。”
“你找我來做什麽？叫我來給你擦屁股呀！”我坐在辦公桌前，翻看一疊圖紙。
“傷勢不重的，這個姓郝的外強中幹，不會有大事。我找你來，是想合計一下娛樂城的事。這個大家夥怕是搞不成了。省設計院太黑，搞一個設計，問我要了十幾萬，房子蓋不成，這十幾萬不就泡了湯。”
“差多了。”東升打開保險櫃，端出一個模型，“你看看，漂亮不漂亮？二十二層，五層以下搞娛樂，六層當生產隊辦公室，剩下十六層搞賓館，一條龍服務，造價八千萬。”
“八千萬，貸款利息每年要付多少？”
“大概三百萬吧。”
“第幾年可以贏利？”
“大概第三年吧。”
我忍不住笑了起來：“東升，你這是蛇吞象！國家錢再多，也不敢讓你拿來打水漂呀。眼下恐怕隻有兩條路，搞股份製，會有人感興趣的；要不，就縮小規模。”
“股份製？誰當老板？當然是誰的錢多誰當。事兒辦成了，人家吃肉我喝湯，這種傻事不能幹！恐怕隻能縮小規模了。可是，蓋個小火柴盒子有啥球意思。”東升輕輕撫摸著那個精製的模型，“十幾萬呢，夢了一下就完了。我總得想法補上這個窟窿。姓郝的有錢，我會想辦法叫他吐出幾萬。走，到咱的館子喝幾盅。”
“東升，你這麽蠻幹可不行，你能有今天這種局麵，不容易，應該珍惜。”
“喝酒，喝酒，我又不是三歲小兒，大風大浪經得不算少了，沒什麽大不了的。你是顧問，等會兒我給你說說清楚，省得你睡不著覺。”
東升出獄後，過了兩三年讓老婆養活的日子。不知不覺中，白鶴莊人重新感覺到了經濟的重要。土地被白家無償送人了一千多畝，剩下的已不能養活自己，弄得幾百個青年待業在家。人們開始懷念老支書執政的那些年月，不滿情緒愈積愈濃。挨到大隊改稱村的時候，白家執政的人已走到眾叛親離的末路。這種懷舊情緒，終於把東升推到了前台，他當選為白鶴莊的村長。這時候，東升已不是黨員。因黨支部幾個成員正因受賄問題受審查，東升向區委提出白鶴莊不再設支部的要求。區委不同意，理由是全國所有的村都設有黨支部，白鶴莊不能例外。東升以退為進提出辭呈，並組織幾百人到區政府門前靜坐請願，區委隻好將白鶴莊由村降格成生產隊。東升取得了白鶴莊的最高領導權。
這一年，東升押上身家性命貸款蓋了這兩幢樓房。當時，郝院長隻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骨科醫生。郝醫生租了東升的一幢四層樓，辦了私立骨科醫院，開始一代名醫的自我塑造。東升因有這筆固定的房租收入，開始進行他的生產隊由農變商的革命。這種患難之交，在當代中國的都市十分常見，正是他們這種自發的聯合，促進了中國改革的進程。此一時，彼一時，幾年後，地價暴漲，郝院長那筆房租在東升眼裏隻能是小菜了。這時候，遺忘起了作用。東升拿著十幾萬換來的圖紙和模型，再看郝院長車水馬龍的醫院，感覺完全變了。當年的兄弟之情這時被一腳踹進了爪哇國。郝院長拿出合同書拒絕東升，東升的手下動了拳頭。
東升振振有辭道：“你沒見他的生意有多好。八年前，他三個床位隻有一個病人，現在一個床住倆，住院費他漲了三次。當年我眼窩淺，小瞧了他，簽了十五年的合同。這合同還有六年才到期，我遇到了困難，他看見了就該幫我，等我開了口，已經是他的不是了。我問他要五萬，不算多。要是前幾年，我早攆他出去了。”
“法律呢？東升，拿農民的習氣經商，能有多大發展。世界上沒有一個億萬富翁是靠這個辦法發家的。你這樣不講信譽，這個顧問我可不敢當了。”我真的動氣了。
東升忙賠笑道：“何必說這種話，我保證不動他一個指頭，這總可以吧？”
五
半個月後，東升專程到我家報喜。
“事情解決了，按你的意思解決了。”東升得意地說：“桑塬，這回解決得很文明，姓郝的乖乖吐了五萬元。這王八蛋黑著呢，第二天他又把床位費提了兩塊錢。”
我冷笑一聲：“你的事我不會再管了。我想不出你能用多文明的方法。你問他要五萬，他轉身問病人要五萬，你咽下這五萬元，也不怕噎死了！”
東升囁嚅著：“這個理我倒是沒想過。”
“那你這些天都想些啥？”
“出了這事，我才知道這區政協委員還有個好處，犯了案，區公安分局沒權抓我。我這下才明白有錢人為什麽舍得花錢買官銜，買的不是官銜，是護身皮。你是個螞蟻，三歲小孩都能捏死你，你要是個老虎，武鬆碰見也要嚇一身冷汗哩。當年，我要有現在一半的風光，姓趙的、姓周的也不敢下黑手。”
我心裏不禁一顫：東升終於想起監獄這段苦日子，接下來，他就會讓這個社會加倍償還。重複了多次的社會災難，都是這種心理之樹上結出的苦果。這種心理不來自人性，它紮根在一種文化中。作為醫生，我能認清這一點，可無力去改變它。但是，我又不能放棄我作為醫生的責任，我看看樣子樸實而狡黠的東升，歎口氣道：“你這種想法太危險了。為什麽老向後看呢？你住監的日子已成為曆史，無法更改了。區裏增補你當政協常委，是因你對社會作出了獨特的貢獻。省裏把你當典型宣傳，是因為你的生產隊成了集體致富的楷模。為什麽你不向前看呢？你逼郝院長，等於逼上千個病人。這個郝院長為什麽答應你呢？”
“他不答應不行。”東升說，“姓郝的隻租了我的房，沒租我的院子，我讓人鎖了院子大門，收過院費，姓郝的立馬慌了。當年簽合同，寫的有撕毀合同一方要賠償對方的損失。當年蓋這房，是想開旅館。開了幾個月，招來成群的野雞，我平生最恨嫖女人和賣×的女人，他一租租十五年，解決了我的大難題。想想也真不該打他。這樣逼了三天，他就下了軟蛋。”
他沒聽出來，兩眼倏地變得賊亮，一拍大腿說：“兔子急了能跳牆。好不容易搞倒了姓白的，不拿出點手段，江山能坐穩嗎？我一個進過大獄的人，白鶴莊老少爺兒們不嫌棄，我隻能豁出去了。開始跑戶口，他們說我們還有地，不給辦，鬧到市裏，才解決了四百個。這回我轉的全是老的和小的。剩下六七百青壯年，不好辦了，不耍橫的不行。小雞巴單位好辦，連懵帶嚇，都答應招幾個人進去。有個飲料廠不服氣，頂著不辦，我就讓人在他們廠門口打了一堵牆，那時城建局沒有現在操蛋，不愛管閑事，最後，他們乖乖收了我的十個人。鐵路局最牛，說早些年已經給過我們招工指標，不再管了。我一想，攻不下鐵路局，就要砸牌子，找十幾個老人到鐵路局院裏絕食。他們那塊地當年一分錢也沒花，我們有理由。這事驚動了北京，答應招我的一百多人。後來，地價漲了，賣一塊，搭幾個人，三折騰兩折騰，就剩下這幾個了。”
既然郝院長已經接受了這種“文明”，我還有什麽說的。東升策劃的是幾千人的大遷徙，很悲壯，時過境遷，再去品頭論足也沒意思。
我說：“東升，還是往遠處看看吧，世界著名的大實業家，事業發展到你的這種規模，心胸都變得闊大了。這些成功的人物，當年都吃過不少苦，他們都有個特點，能自己消化掉仇恨這種情緒。”
“你能不能說白一點，”東升央求著，“我那點墨水，你是知道的。生意上的事，這些年摸多了，水再大也淹不死咱，咱會水，怕個球。這種朝人上人奔的大學問，我一定聽你的。我總想，你一個醫生，能和首長、部長稱兄道弟，肯定有絕招。”
“東升，這麽說吧。山西清朝時商業很發達的，借錢實在還不起，這些大商人也不追究，幾萬兩白銀，還一把斧頭就結了。這必須要人格精神十分健全才能做到。不扯這麽遠了。你要是能做到愛上趙副局長、周指導員這樣的仇人，就上了一個台階，我也放心了。”
“你胡扯淡！我又不是女人，怎麽愛他們？”
“其實，我是想讓你忘掉他們整過你這件事。總想著這件事，心裏不會舒坦。”
“忘了這件事，我不成神仙了？”
我隻好用**療法：“你最好能想著名利雙收。將來，大財團恐怕要影響中國的政治。你現在的勢頭不錯，弄好了，當然也可以和省長、部長平起平坐。”
東升眼睛瓷了一下，說：“這下我弄明白了，你是讓我一手抓錢，一手抓名，不幹小鼻子小眼的事。是個好主意，是個好主意。”
東升絕對是個智慧的人，這件事又可證明。
到了年底，他打電話向我報喜，說他的名聲如今已出了省界，搞成了幾個大項目，其中就有和殘疾人基金會合搞的，產品將來能免稅，又說他已在某次市政協會議上被增補為市政協委員了。又隔了幾天，他又說，他的黨籍已經恢複，那個案子要不了多久就能翻過來。
我很為東升感到高興。東升在已經是個成功者的時候洗清曆史，大概不會產生心理失重感。作為醫生，又作為他的朋友，我為他感到慶幸。在這個前提下，東升很容易獲得一個健康的心態，他以後的路會走得順利得多。
這天晚上，我和妻專門為東升喝了酒。
妻說：“心理醫生，今天我看到一則消息，中國現在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有一多半是蹲過監的，最富的一個，當年差點叫槍斃掉，你說這是為什麽？”
我不假思索地說：“這是一群具備超常心理平衡機製的人，因為他們從苦難的煉獄中煎熬過，所以他們更加熱愛生命、更加珍惜機會。這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才有的現象，古今中外已有無數個例子說明這一點。”
“東升也是這一類人吧？”妻又問。
我沒有回答，或許是因為我對他太熟悉，不好下這個結論。
春節過後，東升的案子平反了。他在家裏設宴招待了我和妻子，第一杯酒，他敬給了他當牙科醫生的妻子肖英，當年他被捕後，周指導員三番五次去勸牙科醫生和東升離婚，牙科醫生帶著女兒等了東升。這就是東升為什麽把周指導員當成第二號仇人的原因。
春天裏，東升出乎我的預料，真的要和趙副局長、周指導員和解了。一天上午，他詭秘地把我拖上了他那輛桑塔納轎車。
他說：“我要讓你親眼看見我是不是進步了。能把仇人團結起來，心裏真受活哩。桑塬，你真是能人，想出這樣的樂子給我耍。殺死十個八個仇人，也沒有幹這種事痛快。墨水喝多了，到底不一般。”
我沒聽明白，對他說：“不是急事，我可不去，我忙著呢。”
“急事，當然是急事。”東升把我推進車門，“你讓我上檔次，上去了，你看不見，還有啥球意思。如今好話聽得多了，也不受用。區委書記見了我，大老遠就把手伸出來，一年前我哪裏敢想！不知道這是不是上了檔次。說上檔次了吧，又像不是的，我咋一見你氣就出不壯呢？”
“我是拉你去看我行善。當年的周指導員，三年前得了中風，半身不遂躺在家裏。人背時放屁能砸掉鞋子，他老婆的工廠也發不出工資了。兩口子從牙縫裏掏出錢供女兒自費讀財經學校，畢業半年多了，卻找不到工作。我決定聘這妮子到生產隊當會計，你說這個主意好不好？”
我無法立即回答，問道：“姓周的同意嗎？”
東升道：“原想這事好辦，誰知道姓周的倔著呢，死活不同意。我低三下四跑了四五趟，姓周的才鬆了口。每月我給他女兒開四百元工資，管吃管住，待遇不錯吧？我今天是去接那妮子上班，讓你做個見證，我張東升可是真心誠意幫他家的。”
小車七拐八拐進了一個胡同兒。周指導員家在一個大雜院裏，占著兩大間東廂房和一間小耳房。這裏是都市的羞處，四周的高樓已經宣布這種大雜院便是變成一塊舊城市的化石也不會有什麽改觀了。那個叫周小娜的妮子看見我們，立即笑爛了一張臉。東升過去小聲和周小娜嘀咕幾句，周小娜抿嘴笑了，笑得很自信。周小娜知不知道父親和張東升的舊怨呢？中年婦女給女兒裝了一些日用品，一再叮囑女兒要好好幹。一股嗆人的尿臊氣擠過舊布簾子刺激著我的嗅覺。我很想掀開簾子，看一看臥在**的東升的仇人。
婦人把一個六十年代流行的帆布旅行包遞到周小娜手裏，朝裏屋吼道：“別裝聾子了。張隊長親自來接小娜，你也該說句人話。當年你們幹的什麽事，看看人家張隊長的肚量。”
東升笑著說：“大嫂，我不會怪的，當年人家老周當過造反派司令，又是我的老上級，擺一擺架子也是應該的。日久見人心，我和老周肯定還會成為朋友的。”
一個中氣十足的男人聲音擠破簾子出來了：“小娜，你好自為之吧。”
婦人又罵了兩句，說屋裏又臊又臭，請我們出去。我想她肯定是怕東升變卦，心中不覺潸然。
東升能走出這一步，很不容易。我不由得仔細打量了他：西服褲線熨得筆直，領帶打得規規正正，背頭梳得一絲不亂，腳上的皮鞋一塵不染。回想起去年見的東升，竟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
東升孩子氣地笑著：“咋樣，是檔次吧？”
我說：“日久見人心呀。”
路過黃河大道火車票預售處，東升叫小李子停了車，拉我下去了。
太陽正懸在頭頂，灑下一片過了頭的春意。一個頭發花白的老頭兒坐在一張方凳上，手裏捏著一簇竹牌牌，木呆呆地盯著梧桐樹下一片花花綠綠的自行車。
東升走過去，摸出中華煙遞給老頭兒一支，指著我說：“這是桑教授大夫，和馬省長、梁部長稱兄道弟的人，今天我請他來做個見證，我要是有半點二心，斷子絕孫。”
東升吐了幾個煙圈：“我真的很感激你，我要一直在所裏幹，你說我能不能當所長？”
老頭兒眯著眼看了看太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什麽事我都想得通，你不要逼我，我都明白。”
“你是不是嫌工錢少？這好商量嘛。”東升抬起左手，看看無名指上的鑽石戒指，“五百塊行不行？看你老人家在這裏風吹日曬，我心裏真不是個滋味。其實，活兒也不多，送送報紙送送信，我一個初中畢業生，外地有幾個朋友，還是在牢裏認識的，都不識幾個字，一年能有幾封信？剩下的時間，你幫我看看有沒有什麽壞人進來，這是你的老本行，累不著。”
老頭兒似聽非聽的樣子，淡淡說：“習慣了，習慣了，不用你多費心了。”
東升悻悻地回到車上，忍不住罵起來：“給臉不要臉！這就是當年的趙副局長，清理三種人，把他免了職。聽說他當時就辦了退休，幹起看車子的活兒。我想讓他去給我看大門，他還不領情。桑塬，你說這仇恨可以消化，可我消化了，人家不消化，我有什麽辦法！我能想個啥辦法把他弄來看大門呢？”
“東升，”我憂心忡忡道，“仇恨可不是這樣消化的。”
“怎麽消化，怎麽消化？”東升朝我吼道：“你是又當巫婆又當神，還讓我活不活？”
六
鬼使神差，我又一次去了東升那畝菜地。十幾株罌粟花開得血紅。東升真生了氣，個把月也沒個電話打來。每次門診值班，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起東升。
在他的潛意識裏，仇恨絲毫都沒有消解。而是愈積愈濃了。東升這樣做，或許是他的複仇方式。他選擇了寬容作為手段開始複仇了。周指導員眼睜睜看著周小娜坐上張東升的小汽車去給張東升管錢，心裏就沒有虧空？趙副局長到底經得事多，要不然，新的傷害又產生了。
東升不救周家，周小娜下一步會幹什麽？她父親重病在床，她走的時候連去裏屋看一眼都沒看，也是個狠角。
妻對這件事有另一種看法：“周小娜明知東升是她父親的仇人，還是要去東升那裏做工，不是被逼無奈，就是有備而來。這個周小娜長得怎麽樣？”
“這個我倒沒太注意，你問這幹什麽？”
妻說：“如果她長相中等偏下，什麽事也不會發生。如果長得紮眼，又很**，到東升那裏工作，也挺好。”
“你這話說的，怎麽**了也好，一般了也好？”
“長相一般，就是生活所迫，要是那種性感少女，等於去了修道院。你忘了，東升是個不近女色的人。”
一個春雨綿綿的夜裏，東升半醇的樣子，闖進我家。一身衣服淋個透濕，像是徒步走了很長一段路。
他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跌進沙發裏，雙手揪著頭發，不住地說：“咋弄的，幹出這種事！咋弄的，幹出這種事！”
我遞給他一塊毛巾，“出什麽事了？”
東升嗚嗚地哭將起來，哭了一陣，輕輕說道：“我把她幹了，剛才我把她幹了。”
妻給東升倒了一杯熱茶，拿著我的一套衣服塞給東升，說：“張隊長，你不要命了，這種時候淋雨，快去裏屋把衣服換了。”
東升忙接了衣服去了臥室。
我苦笑一下，對妻說：“看來那不是修道院。”
妻哼了一聲：“男人的話真不能信。”
東升走出來，咧嘴擠出半個笑。我也不知該說什麽，僵在為什麽要用這樣的方式？
妻說：“東升，別把事情想得太嚴重。你現在是中州有名的大款，而有些年輕女子又太隨便，隻要以後能管住自己，嫂子那邊不說也罷。你沒聽人說，隱瞞是美德。”
我吃驚地望著妻子。
東升說：“我發誓隻這一回，弟妹，你說這事瞞著肖英合適嗎？”
妻沒回答這個問題，問東升道：“東升，這個周小娜求沒求過你辦什麽大事？”
東升愣了愣：“這妮子心大著呢，總是提說我缺少個理財的助手，常說她的一個同學如何能幹，我也沒在意這個同學是男是女。”
“這就對了。”妻說：“是個男同學，小娜想讓你也把他聘過來。她是為這才出此下策的。你現在是有身份的人，大嫂又對你有恩，不能把這事嚷個滿城風雨。這周小娜達不到目的，還是要糾纏你。先把事情按下一頭再說。”
我驚詫妻的冷靜，接著說：“眼下隻能這麽辦，先把這妮子穩住，要是真有這麽個男朋友，你就先把他聘過來，等事情放涼了，再作打算。”
東升答應連聲，夾著濕衣服走了。
妻長出一口氣，歎道：“你們這些男人呀。”
我等著她發表高論，不想她留個懸念，獨自去睡了。
等了三天，沒有東升的消息，妻打發我以取衣服的名義，突然去偵察一下。
回來後，妻問我：“東升的情緒怎麽樣？”
“挺好，你猜的很對，是有那麽一個男人，如今在開一家公司。”
“東升也沒說怎麽了結這件事？”
“沒有說。”
妻十分失望，一攤手：“這事用不著我們管了，一個巴掌拍不響。”
東升玩世不恭地對我說：“你是讓我對肖英守身如玉吧？周指導員摸過她，你知道嗎？小娜她媽說的。那個姓周的癱了後，一點照顧不好，他就說和哪個哪個女人睡過。現在好了，他叫小娜氣死了，還是自殺，這口惡氣是出夠了，小娜有什麽不好，大義滅親，屁股坐在我的板凳上。她愛我的傳奇經曆，愛我的成熟，甚至愛我坐過牢，把我當英雄一樣看，崇拜得不得了。誰不喜歡別人崇拜？英雄加美人，哪出戲不是這樣唱的？你今天這樣一套理論，明天那樣一套理論，還不是要找一個個聽眾？你是醫生，又搞什麽心理谘詢，聽眾多的是。我就不一樣了，遇到一個崇拜者不容易。走一步說一步吧。人就那麽幾十年，如今我才知道，女人和女人不一樣哩。”
東升表現出的無恥，我見得夠多了，並不覺著奇怪。倒是周指導員的自殺，讓我暗自稱奇。看來，我和東升的友情真的到了壽終正寢的地步了。
妻聽了這些，一反常態，表示不能輕饒了張東升，拉我去找東升的妻子肖英。女人在對待這種事情上表現出的反複無常，恐怕能算心理學的一大難題。
牙科醫生靜靜地聽了我的敘說，冷靜地道：“周指導員勸我離婚的事，我不該對他說。東升是個農民，對這事看得很重，出這種事，很自然。他要覺得小娜好，我同意和他離婚。東升是個農民，他一不能有權，二不能有錢，三不能出名，這是他的命。”
我和妻都覺得無聊了。回去的路上，妻一言不發。她所做的是從此再不打電話和朋友聊天，也不再使用那台微波爐。
在這段時間裏，我整理出了右派作家和東升的病曆，對他們兩人進行了比較分析。他們在麵對人生巨變時的殊途同歸的行為，受同一種文化的製約。每一個文化轉型期，慣性導致大批的人心理失衡。在舊的文化參照係裏，他們是被遺忘的星座，文化轉型後，他們卻按舊的標準在新的參照係中盡可能大的圈自己的領地。他們的心理一直處於失重的狀態，結局就別無選擇了。
接受這個現實十分痛苦：東升沒能成為一個例外。
六月中旬，張東升再次闖入我的視野。關於他的文章又一次上了省報頭版。
東升因私設公堂，致人終生殘廢被捕入獄。受害者鄒仁也因貪汙罪被捕，現保外就醫。貪汙案另一主犯周小娜也被捕了。省報對此案有詳細報道。三月間，白鶴莊生產隊隊長張東升招聘市財校畢業生周小娜為會計，同月即成為張東升的姘婦。四月底，周小娜舉薦市宏鳥文化公司經理鄒仁任白鶴莊生產隊財務部部長。五月，鄒仁夥同周小娜利用生產隊財務製度不健全的漏洞，貪汙白鶴莊生產隊公款七十四萬餘元。六月初，張東升覺察此事，但從賬上並沒看出絲毫破綻。因怕巨款失去，張東升派人抓了鄒仁嚴刑逼供，六月四日，周小娜逃出，到向陽區法院告張東升強奸罪，並報告了張東升私設公堂一事。四日晚，公安人員趕到現場，受到生產隊治安隊武力阻攔。此時，鄒仁雙手雙腳已終生殘廢。張東升被捕前，市、區政協已決定取消張東升政協委員資格。
妻唉聲歎氣道：“太慘了。東升真糊塗，人都抓住了，交給公安機關多好，這下弄了個二進宮。東升為什麽就不知珍惜呢？但願他下次出來能明白這一點。”
自由好比一個生靈，它能給人添上飛翔的翅膀，但絕對不能不好好待它。東升獲得自由後，根本沒把它當回事。這個孩子終於死掉了。人生能有幾個十年，東升出來後再養這個孩子，還來得及嗎？我沒有對妻子說破這一層，好讓她對從前的一個朋友存點希冀。
當晚，肖英來了，對我說：“東升很想見見你。”
第二天上午，我在拘留所的小號裏見了東升。他人雖憔悴，精神還沒垮掉。我隻是反複勸他安心服刑，爭取提前釋放。
臨走了，東升對我說：“早知今天，年初應該把那五畝地賣掉。姓白的一上台，賣了地就沒你的回扣了。那台電話，能用多久就用多久吧。”
我聽得眼眶一熱，捉住了東升的手。
東升撲在我身上，號啕大哭起來。